当齐国的齐景公靠边站，把权力输送给了田氏，鲁国的国君也变成了窗边族，具体地说，鲁昭公受到了来自季孙、孟孙、叔孙三家的挑战。这三家分别是两百年前鲁桓公（文姜的老公）的四儿子季友的儿子、大儿子庆父的儿子、三儿子叔牙的儿子所建立的家族，所以叫季孙、孟孙、叔孙氏，这里你需要记住“孟、仲、叔、季”四个字，它表示“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因为都是鲁桓公的后人，所以这三家也号称“三桓”。

三桓的发展轨迹，跟晋国从前的三郤差不多。所不同是三郤被其国君镇压下去了，而三桓却向上瓜分了公室。不过“三桓”并非生性残暴，非要赤裸裸地蚕食国君大权。实际上，他们如果不掌握一定政治权力就难以庇护其家族，仅仅依靠经济实力是不足以“保室宜家”的。三桓注重收拢人心，比如说“季孙”的第一任家长“季友”，是有名的贤人，第二任“季文子”更是贤名远播国外，他家里小妾都不穿帛，不涂雪花膏，厩马都不吃粟，更无来路不明的巨额存款。三桓作为卿大夫家族，也是自有封邑，采取土地租赁制、实物地租改革，代表了新的生产力方向，人们纷纷前来依附，三桓的盘子越坐越大，在封邑上招兵买马，各自拥有战车一千乘，抵一个中等诸侯国军了。如果是宋明清的皇权社会，大臣家里有这么多军队，早要定个谋反罪砍头了。但在大周朝的封建时代，卿大夫家族就是自有封地与军队的——封建嘛，分封给他们的（西方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也是这样，上层领主赋予下层领主土地和军队权益，比如法国内部就分封出许多小公国与伯爵国，诺曼底公国、香槟伯国、安茹伯国等等，类似我们的三桓，也出现了公国、领主的割据局面）。我们牛气的三桓，终于凭着势焰冲天的家族经济军事实力驱逐了国君鲁昭公，但国人并无异议，因为三桓比较开明。

鲁昭公在流亡过程中还一度骑马——这是史书上关于中原人骑马的首例。估计他像唐僧一样，骑着马，在徒众追随下流外八年，客死晋国。死后，他弟弟被“三桓”立为“鲁定公”，有名无实。于是，鲁国政坛的舞台上，三桓家族与国君一族一起蹦达。“三桓”的家族在兴起，国君的家族在衰败。最惨的时候，鲁襄公招待晋国使者吃饭，行射礼，想找几队善射的人都没有，只好去三桓家里借。

其实，君权旁落也不是坏事，它实际是“一元寡头政治”向“多元贵族联合体政治”（类似后来的罗马元老院）的递变，带有民主参与色彩。但东方人毕竟喜欢让一个人说了算而不是多人发言，我们伟大的“保皇党”大圣人孔子，因此非常看不惯“三桓”的分享君权，总是伺机咒骂他们犯上，骂他们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看见三桓谮用国君的礼仪和乐舞，孔子气得七窍生烟，于是提出“君君、臣臣”的主张，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谮越，以便实现隆主、集权。韩非子也说：“腓大于股，不能趣行”——小腿比大腿还长，人就没法走路了。“君君、臣臣”这套主张当然不合三桓的意。孔子带着自己的观点四处碰壁。但同样是这个主张，在随后两千年里，却成了皇权社会的专制集权统治者们餐桌上最受宠爱的一道“儒家”之菜。

孔子的爹，前面介绍过，是“逼阳大战”力举悬门的鲁国勇士——战斗英雄叔梁纥。叔梁纥虽然力大无穷，但死活娶不到老婆，直到六十六岁高龄才找了一个女生，很年轻，才二十，也就是孔子的妈。根据孔圣人的信徒宣称，孔子是他爹和他妈共同祈祷山神后怀孕的，未经父母交媾，是从上天下载的。这和五百年后的耶稣一样都是处女所生，非常纯洁。总之，孔子从胚胎时期就很离奇。

公元前５５１年，孔子生下来以后，他的肖像权又遭到践踏。人们把孔子说得长相奇丑，白眼仁多于黑眼仁，翻鼻露齿，脑袋上都是山丘。他妈妈一看，怎么下载了这么一个丑孩子啊，于是叫他孔丘。孔丘三岁那年，战斗英雄叔梁纥去世（没了爹的孔子是妈妈拉扯大的）。

孔子小时候干过脏活累活，又继承了他爹“叔梁纥”举城门的基因，所以力气很大。在中国，十有八九的人都认为，喔，孔子嘛！就是那个文绉绉的家伙啦。其实孔子不文绉绉，他是个举重的大力士。孔子喜欢“翘国门之关”，就是举起诸侯国城门的大门栓。一般城门四五丈阔，门栓合抱粗，几十斤重，一头搭在城门上，另一头用人力单臂举起（像手托炸药包那样），这就是“翘关”。孔子少年时候可喜欢这种举重运动了。一般知识分子给人的印象，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但这是知识分子进化到后来的样子，在春秋时期，士人是城市平民中的佼佼者，主要去卿大夫家里当主管（作文的），打仗的时候就入伍或带兵保卫社稷（作武的），当时文武不分家。士人也练射御，体格也仿佛武夫。是到了宋朝以后，知识分子的身子骨才坏下来，出门就受不了车子颠簸，官员上朝出门都改坐人力轿子，软和。

孔子十四岁，开始“志于学”。这时候，我国以西南的尼泊尔境内有一个城邦小国，它的太子则到了娶亲的年龄。这位太子娶到了两三个媳妇，整天在花天酒地的后宫里享乐，突然他发现媳妇们、婢女们的睡姿很不雅，嘴巴歪着还直咕囔，于是他被气得愤然出走。从此离家流浪，开始了锻炼成佛的悟道生涯。这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伟大的佛祖。佛祖出走的这一年正好三十岁，也算三十而立了。

孔子立得却很慢，一介平头老百姓而已，壮年时候只干过“乘田、委吏”这种仓库里的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ｃｌｅｒｋ，以及牛羊倌之类的小差使。

有一次，晋国人铸了刑鼎，把范宣子的刑法公布于众，遭到孔子的极力谴责。孔子的意思是这样的：刑法呢，不要写出来，而应该让国君含在肚子里——所谓口含天宪。这样老百姓才敬畏国君，因为国君的话就是法律。如果把法律刻在鼎上了，一是一，二是二了，老百姓就依鼎而行事，国君的特殊地位就从崇高跌落下来了。也就是说，倘使国君的脑袋顶上凌驾了一本法律，弄不好就成“君主立宪”了，即“君主权限屈从法律条文”，这很不爽，削弱了君权。还是实行君主专制更爽。这就是孔子的意见。晋国的保皇派叔向先生也持同样观点。

孔子一心火热保皇，抱鲁国君的脚，鲁国君却只给他一个冷脚。孔子一直到了五十多岁还是个白身，没有一官半职，倒是整天被孔子口诛笔伐的“三桓”给了孔子一个机会，让五十一岁的老孔子担任了“中都宰”（县长），开始了孔丘荒谬可怜而且短暂的仕途生涯。“三桓”不知道孔子是彻头彻尾的保皇派，开始还真把孔子当根葱，又提拔孔子当了司寇（国家警察局长）。得意起来的孔子立刻提议“堕三都”。堕就是堕胎的意思，意思是要把“三桓”自行武装起来的三座私邑，全部堕去城墙，从而使他们无法对抗国君。（孔子真是个处心积虑的保皇派呀。）

待“三桓”悟出孔子给他们“堕胎”的真实用意以后，三个城池已经堕了一半儿，三桓鼻子气歪，立刻举起小指头，一弹，把孔子弹下了野。孔子只要去周游世界。他的孙子后来在解释孔子的下野时替孔子避讳，说：“我听说君子就像鸟一样，受到惊吓就要飞走。”好像是孔子主动辞职似的。君子神经之脆弱，一至如此。是谁吓了孔子？不管怎么样，孔子一共担任了三个月的司寇（警察局长），这是他一辈子的全部宦海生涯。不过据说这三个月期间政绩显著：当时卖猪羊肉的人都不敢哄抬物价。有一个商贩，早晨给羊喂水，拉到市场去卖注水羊，在孔子教化下，也不敢了。还有一个人，他老婆是破鞋，他原本不以为意，在孔子教化下，他赶紧打了离婚。治安最好的时候，曲阜甚至“道不拾遗”。外地人到曲阜政府部门办事，不会遭到“拖、硬、卡”，章子很容易盖到。

这种“美政”（当然不排除这是孔子门生的吹嘘）对于试图称霸山东的齐景公是个压力，于是齐景公选了八十名会唱靡靡之音的齐国美女，组成歌舞团。穿着华丽的衣裳，坐上三十辆华贵马车，送文化下乡，跑到曲阜南门外开演唱会。季孙家的掌门人季桓子是个好色之徒，一天之内，三次化装到城外偷看演唱会，而且还拉着鲁定公一起去。真是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最后，季桓子和鲁定公瓜分了这些美女。孔子一看没自己的份，气得不行，遂挂冠辞职周游列国去了（哈哈，假的，这一句是我胡解释的）。其实，孔子下岗的原因，是与三桓矛盾水火不容。孔子总是苦心积虑地维护国君的地位，总是试图挽住国君正在日益丧失的东西。他一切思想的根本中心就是“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体现在反对三桓犯上。

围绕这个中心，孔子还有两个基本点，一是礼，一是仁。礼，就是三桓以及其它臣子用的音乐、舞蹈不能超过国君的规格，车马丧葬也要按照国君定给的标准，这就是礼。坐着的时候不许翘腿，见长辈不许咳嗽，国君招呼你，你不能等着备车就得赶紧跑去觐见，见国君必须衣冠整齐，不许磨蹭，凡此种种，就是礼了（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礼教）。它其实等于用一套标准化的程序来无形中维护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的特权地位，把下对上的服从固化在礼仪和习惯中。人们习惯了见了上级卑躬屈膝，也就不犯上了，不造反了。孔子维护既有等级制度万年不倒的“中心”，也就实现了。

比如说，有一次鲁哀公请孔子吃饭。席上，孔子抓起一把黍子就塞进嘴里。鲁哀公掩口而笑：“哈哈，这黍子是擦桃子毛的，不能吃。您弄错了”鲁哀公好心好意地把手教孔子怎么用黍子擦桃毛。孔子大怒：“黍子，是五谷之长，桃子，是水果之末。怎么能用五谷之长去擦水果之末！”这就体现了孔子的礼，连水果都分出等级，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更得维护。可怜的鲁哀公自己被三桓逼得非常之哀，君臣颠倒，还不注意把水果顺序也弄正。孔子附带着还呐喊：“老爹的地位也不允许动摇，家族内长幼之礼慢慢可以培养出君臣等级之礼。”有一次，有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父亲偷了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子回答：“老子偷羊，儿子应该进行隐瞒，这才叫为人正直呢！”后代人根据孔子的这个口谕，把“儿子控告老子”定为犯罪，从而导致了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孝顺”，孝到了懦弱不堪、失去创新挑战的地步。当老百姓的告当官的，也是犯罪。因为这些都不合“礼”。不过，这都有利于“维护既有的等级制度万年不倒”，这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啊！

孔子用以维护他“中心”的第二个基本点，就是仁。当国君的主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而是要起到道德楷模作用，用仁的力量带动各个等级都向善，大家都仁起来，下级也就不向上级造反了。孔子还给大家竖立了一个仁义榜样，那就是他的学生颜回。颜回不苟言笑、文弱无力、行为刻板、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而且很穷——光吃蔬菜，中年早衰，头发早白，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最后被饿死了。这却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仁义形象的代言人。颜回有什么可值得讴歌和学习的呢，最了不起是能够忍饥受穷罢了。孔子为什么不让大家学习能办事的管仲？而学习颜回？因为颜回老实、听话，具备“仁”的特点，是个大绵羊。这也就造就了未来中国人的温顺。考核干部要看他是不是仁，是不是很乖，很尊重上级，老实听话。这比业绩更重要。这固然“维护既有统治体系万年不倒”这个中心，但是代价是未来的中国发展停滞。所以，孔子是保皇派与守旧派。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孔子气得大骂三桓“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呆不下去了，辞官周游列国。他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既有的统治体系度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而且很多。在诸侯大国之间都有大道直通，这从商朝、周朝开始就开始营修了。路面经过人工夯实，军队出征动辄就是三五百辆兵车从这上边走，可见道路规模和质量不会差。对国道的维护修理也是政府专项职能之一，并且道上还设关口，向往来商人征收过路费（叫关税）。遇上军队来了，道边每三十里固定距离就有驿站传舍，供军人依附，露宿休息使用。传舍还有专用马车（相当于公共汽车）在国道上跑，但只给公家人预备，他们出差的时候（传递公文啊，出使它国阿什么的）使用。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这个道路及辅助设施相当完善，足够称为国道了。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具有减震性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如此就具备了一定弹性。

孔子长途坐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并创造了成语“接淅而行”。这成语的意思是：孔子一行人走路，刚把米下锅，没等做饭，又把湿淋淋的米捞出来继续赶路，接淅而行。很有一种苦迫中的风情趣味啊。然而，除了疲劳，孔子最终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

所谓儒者，其实是一种职业来的。即便是今天，每有祭礼、葬礼或者婚礼，就会有懂行的人在一旁指挥，喊号子，嗓门很大，里外张罗，象个导演。这在古代，就是“儒”。他们依照《周礼》，管理下葬仪式，象乌鸦一样肃穆地站在坑上，指挥喊号，这就是专业的儒。他们还有专业的工作服，叫儒服。不过儒家到了孔子以后，不光会主持丧事，也参与人事，教学内容也从办丧事扩大到了礼仪、射御、音乐、占卜，所谓六艺啦，学成以后不光主持丧事，其实可以去各国当官。不过，孔子弟子能当官的实在是少数，只能平时在家“各言其志”，过过嘴瘾。其原因我们在前边说阳虎的时候已经说了：春秋时代当官靠的是家族血统而不是才学。不过即便到了未来的战国时代，儒者因为对列国竞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照样很少出仕。那些通过应聘而一举当官的布衣之人，儒家极少，而兵家、法家、经济学家和纵横家则是主流。这些原初以主持丧葬仪式为拿手戏的儒者，最终能够主持一国政事，还要等上一千多年，直到科举制度大流行以后了。

由于儒者在春秋时代还远无出头之日，孔子的高级博士们就跟他一样都活的不爽。在孔子７０岁那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才２９岁，由于生活窘迫，营养不良，头发雪白，穷困死了。孔子悲痛连连：“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我的仁义代言人颜回死了！”去年，孔子唯一儿子死乐，孔子照样吃吃喝喝说说乐乐的，如今颜回死时，却比死了儿子还难过。

到了孔子第７２岁时，他可恨又可爱的弟子“子路”同志，也在一次大家族内斗中当了炮灰，死了。当时子路在卫国一个大家族里当主管，他的主子被“流亡公子”蒯聩俘虏了去。子路遵守“君君、臣臣”的等级意识，效命于主子，也不管谁是谁非，赶紧追救主子。蒯聩不放，子路便在台子底下放火。蒯聩派出两个大侠跟他格斗，子路武功还不错，是个莽撞的文人，可是不小心帽子的绳儿被打断了。子路想：“君子的帽子是不能歪戴的，这是老师说的礼。”（哈哈！）于是子路放下兵器扶帽子，被人家乘机剁成了肉泥。唉，他就这样活活被他老师“害”死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为子路的死而伤痛欲绝的孔子天天做恶梦。一天夜里，恶梦做得没完没了，不等天明，他就挣扎着爬了起来，拄着手杖在门口站着。他培养出来的一个博士但是下海经商发了大财的“子贡”来看望他。孔子长叹一声，有气无力地吟道：“巍峨的泰山啊，快要崩倒了；粗壮的梁柱啊，快要折断了；一代哲人啊——也要像草木一样地枯萎了。”子贡把他扶进屋里，安置在床上后，孔子对子贡说：“我梦见在一个很大的厅堂里，放着几口棺材。夏代人的棺材停在东阶上，周代人的棺材停在西阶上，商代人的棺材停在两个柱子中间。而我呢？却坐在两个柱子之间。我是商人之后（祖籍宋国，商的遗民国），如今和自己的祖宗坐在一起，怕要跟他们去了——我大概活不多久了。”孔子的病势日重一日，他的孙子和弟子们侍奉了七天之后，孔子悄悄地离开人世。

如今孔子的第七十六代孙还活着，是个小年轻，出生于美国，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他放弃了做孔子七十六代孙这个很有前途的职业，而宁愿勇闯台湾歌坛，被包装成“滚石新人”，大唱“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ｓｔａ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ｇｏ。”“Ｈｅｙ ｇｉｒｌ，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ｈｅｒｅ。”他就是Ｒａｐ歌星孔令奇。

这个穿着肥大牛仔裤只会唱“为什么你看到我就走，为什么那么害羞，那么秘密，那么摸不透，不应该哈过头，你干嘛都不理我”的ＡＢ。Ｃ。（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ｏ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唱的歌词都属于非礼勿听的范畴。什么“我变得懒惰，又特别脆弱，把所有的镜子都踩破，连你都一起搞坏，把自己逼到跳海，我居然开始吃起青菜，为什么非要等到分开”。

如果伟大的孔子（研究起古典音乐美得三月不知肉味）听到伟大的贤孙如此另类高妙的邪门小调，他老人家一定被气得在坟墓里要再死一次，直拿自己的“花岗岩脑袋”（文革语）去使劲撞墙的。

孔子在思想界有三大对手：老子、韩非子、墨子。这里我们只说说墨子，他猛攻了孔子的一个中心（保皇）及其两个基本点（礼、仁）。

墨子“尚同”，主张没有等级，反对孔子的极力维护旧有等级。他说，我们工人虽然出身不高（墨子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一样也有贤人，应该让这样的贤人主宰天下。或者退而求其次，组成联合政府，让贤人参政议政，做到“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这就否定了孔子的血统观和国君一族至高无上观。

那么，布衣参政以后，要把国家建设成什么样呢？墨子的最高纲领，凝结为两个字“尚同”，就是搞大同社会：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等级差异，人人相爱，社会大同，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别人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这也许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雏形吧，墨子是中国的马克思，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人。

墨子批完了孔子的中心思想，又狠狠批判了孔子那一套礼，斥责孔子的礼乐奢侈而无用。孔子要求厚葬，守丧三年，期间什么都不能干，墨子骂这种礼仪是对社会财富的白白浪费。从而使得孔子无法借助礼仪来维持既有的等级森严的统治秩序。墨子提倡艰苦朴素、刻苦自砺，苦行自虐：住茅草房，吃破菜破饭，穿破衣破裳，背着行李光脚走路，拒绝打出租车。他吃饭用的是难看的陶碗，碗里没肉，都是藜藿（当时的蔬菜），而且食求无饱。住三尺高的黑乎乎的茅草房，不穿丝绸，穿葛衣鹿裘，粗衣草鞋，日夜劳作不休，总之，向丐帮的“污衣派”看齐就是了。他还杜绝六情五欲，好吃的不要，好闻的不要，好看的不要，好摸的更不要，不许听音乐，反对礼仪，反对形形色色的奢侈，进而反对艺术（因为艺术往往也是奢侈的，雕刻、建筑、芭蕾舞、美术、煎炙烹调、青铜器、玉器、高台华榭，这都是奢侈的！）。

种种迹象表明，墨子作为最早的“工人阶级”，反对富人享乐，反对大家族垄断政府。

墨子还积极实践，组织了一个武士团体，去实现他朝思暮想的尚同（共产主义）。团体首领时称“钜子”（钜子这个词现在还在用，商界钜子。）中国古代第一个教会出现了，教父就是“钜子”墨子，对徒众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对干犯教规者，一道惩戒的命令下去，分散全国的追随者都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教会的主要功能是促使全社会都不听音乐，没有等级差别，天下大同，兼爱非攻。于是，这帮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意思是帮人做好事，类似王朔的“三Ｔ公司”，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当然，主要是替人解难，干预国际政事）。

于是这帮被称为“热腹”的家伙开始闯荡江湖，到诸侯列国去做官，积极宣导墨子主义，身体力行，参与时事，成为各国一股不小的在野势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墨子的死去，他们终于离墨子的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远，而变成了游侠帮派。一旦诸侯与卿相之间闹矛盾，互相打起来了，钜子就出来了，帮助其中某一方打击另一方，以效忠恩主、不畏生死为己任，号称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如赴汤蹈刃，死不旋踵。这种侠士风格一度风行战国时期。

终于到了汉朝的时候，国家统一了，墨家的这种准军事化组织不利于社会安定，被依法取缔。墨家的党徒只好奉旨参军，或者回家务农，老死于窗下。墨家终于销湮于历史，侠士变成历史的绝唱。

墨子本人还是科学家，他在全世界最早认识了光是直线传播的，记述了物体成影、光的反射、小孔成像、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成像等实验。他和他的追随者还认识到浮力、惯性、重力，给出了力的定义：“力，形之所以奋也。”与现代物理所谓“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正好符合！

墨子所阐述的时间、空间、静止、运动等概念，与牛顿的第一运动定律暗合，他还有轮轴和斜面的应用力学，并且比希腊的阿基米德早一百年研究了杠杆理论。墨子对战争攻防也有研究，善于防守（所以说“墨守成规”），曾经跟鲁班比赛攻防模拟演习。墨子在书中说，当敌人挖隧道进攻城池的时候，我利用风箱把在炉子里燃烧的芥末气体打入敌军隧道，熏死敌人。这是古代的芥子气。

是鲁班和墨子是同一时期。鲁班是木匠，发明了刨子、锯子、直角尺、墨斗。鲁班刨木头的时候，让他老婆用腰杆顶着木头。他老婆很不愉快，日子久了，鲁班就发明了一个带木橛的木凳，替老婆倚木头，这个东西现在的民间师傅还在用，叫“班妻”。鲁班的老妈也参与到发明的行列中来，她在干家务的同时，老是替鲁班捏着墨斗另一头的墨线，也很讨厌，于是做了一个小钩子，固定在木料的一端，鲁班从另一端绷紧墨线，一弹，就可以划线了。所以这个小钩子叫“班母”。

当然，鲁班还为楚国制造攻城云梯，和平主义者墨子前去与他斗法，挫败了楚国的战争阴谋。鲁班气不过，又做了一个木头的小鸟，里边装上永动机，使这个小鸟在空中连续飞翔三天三夜不停息。墨子就赶紧去车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削五寸之木，做了一个轴承，可以承载六百斤重压，然后他教育鲁班说：“你制造出来的东西，要有利于人民，才叫巧，无利于人民那就叫拙！知道了吗！所以你的飞鸟是奇技淫巧，光给富人家看着玩的，全然没有我的车轴有用！我的车轴是帮助劳动人民干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墨子最反对等级和奢侈了，批判了鲁班的小资产阶级情调。

鲁班很快被说服了，接受教育，从而放弃了对古代飞机的深入研究，改按劳动人民的需要而创造了，于是创造出了傻大黑粗的石碾子，就是现在倒霉的驴子蒙着眼睛围着绕得那个东西。

阳虎也是和孔子同一时期的人，趁这机会我们说说他。阳虎出身不高，是个能人，相当于王熙凤，泼辣厉害。阳虎作为三桓季孙氏的一介家臣，是如何发迹成精的呢？你可不要小看管家，当一个家族开始老朽坏败，子孙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混在脂粉堆里吟诗做赋、吸食鸦片时，这个管家就足以一手遮天了。季氏老东家“季平子”一死，阳虎就把少东家“季桓子”（就是跑到城门去看齐国美女演唱团的那位爷）给软禁起来，自己掌权。并且利用季氏的力量（封地和武装）逐渐主宰了整个鲁国。

阳虎为人勇猛、果决而又从容不迫，有野心也有才干，他在鲁国执政的三年，给文质彬彬的鲁国带来了虎虎生气：一改忍耐退缩的国策，在打退了齐国进犯的基础上，甚至北上进攻齐国（虽然结局相当于猫去进攻狗）。在攻打齐国的危急关头，鲁军看看不行了，阳虎想出个办法，假装没看见冉猛，故意说：“要是冉猛在，必败齐人。”冉猛听了，哇哇暴叫，猛扑敌阵（呵呵，阳虎此举有曹阿瞒之风啊）。

阳虎常常遗憾他的出身，以他的智商，应该比那些大家族的公子干出一番更了不起的事业，把他控制着的鲁国建设的更好。但是“三桓”家族作为国内割据势力，是个鲁国发展的绊脚石，于是他谋划着除掉的三个掌门人，以便独揽政府大权，并如他所宣称的，还政于鲁定公。这一点上，他和孔子想法一至，甚至他还请孔子出山来帮他。但是孔子的崇君是用文的，阳虎是用武的来。孔子跟他手段不同，没有谈拢。阳虎找了孔子两次，最终孔子谢绝了他。阳虎于是自己单打独斗，他把手中软禁着的季桓子偷偷押往刑场执行枪决，然后逐个解决三桓。但是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发生意外，季桓子好说歹说，把给他开车的驾驶员说得反水了，拉着他逃跑。阳虎的帮众追击，射箭不中，季桓子逃进孟孙氏大院。孟孙赶紧闭门，与外面的“阳虎帮”展开激战，从门缝中射死阳虎之弟。

阳虎临危不乱，掉过头，劫持了鲁定公（有头脑，当年范宣子也是如此），然后再次攻打孟孙氏。不料孟孙氏一番奋战，打散了“阳虎帮”。阳虎灭三桓的计划进展受挫。但阳虎临危不乱，他脱掉皮甲，不慌不忙地睡在大街上休息，让别人做饭。饭后，他退至泰山脚下的阳关大本营，准备跟三桓打持久战。

阳虎，一个单身匹马的人和一整个庞大沉重的大家族集团对抗，在这条羊肠小道上到底能走多远呢？答案是，没多远。几个月后，“三桓”大家族的部队进攻阳关，把阳虎围了三匝。混战之中，阳虎几乎要举剑自裁，守大门的搭救了他，放阳虎出城。阳虎一出去，反手就给了守门人一剑，气得后者哇哇大叫：我白救你了。

可是，当“三桓”盘查到底是谁放走了阳虎的时候，守门人因为受伤而被免于询问，甚至受了奖赏，这才明白过来，分外感谢阳虎这一剑。阳虎之智慧，常如此。

阳虎向北逃跑，亡奔至齐，齐景公一向很佩服阳虎，准备帮助他发兵击鲁，却最终被属下劝阻。结果，齐景公反把阳虎当做黑社会老大囚禁起来。阳虎连续两次获得逃脱。具体逃脱办法是这样的，他让自己的“帮众”把左近所有马车车轴全部刻断，用麻绳暂时缠好。阳虎次日在被押送途中猝然跳车飞逃，齐人追赶，车轴却全部折断。阳虎之脱逃，仿佛一个多智的“飞贼”。

阳虎逃到中原“巴尔干”地区，所到之处，一闻阳虎的“恶名”，都不敢留他，最后逃到晋国，在赵氏那里，赵简子力排众议，录用了他。他并且立功于赵家。赵家是新兴家族，开放的机制最终容纳了阳虎这样桀骜不驯的能人（类似从国企去了深圳）。也正是这种开放的机制，才保证赵家未来继续崛起。

其实，阳虎以一介家臣发迹，并无强大的宗族势力做依托，却能问鼎鲁政，在鲁国政坛纵横驰骋三年之久，显示了一介布衣要求参政议政的强烈愿望。然而，在那个以血统论高低，几大家族与国君一族承包政府一切政府肥缺的社会，阳虎地位的合法性岂能得到承认。然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胸怀大志之士，崛起于低微，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要展示自己的身手才华。一种大的变动，正在潜滋暗长。只是“布衣从政”这一“理想国”的来临，还要等到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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