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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作者: 陈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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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生活



  在我和刘晓庆的爱情故事里,我时常会觉得自己如情圣一样攀上爱的峰巅。在一片玫瑰色中,在自己为爱的执著流出几许自得的时候,往往会突然从那么高的上面摔下来,狠狠地摔下来。就像在草原上纵横驰骋的时候,突然马失前蹄……那么突然,不容你有一点准备,就摔得鼻青脸肿,满嘴是干涩的尘土和草未。其中的原因就是,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一一赵雅氓。

  其实,本来我今天要讲的是三个人的故事,而且,我故事的结尾仍然也是三个人。

  当时看那些信是那样的真挚、坚定,可是每当我想起我那善良的前妻赵雅抿,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内疚,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在这个故事里,她:一直是被伤害的人,而她对这种伤害至今无怨无悔。

  在我们摄制组即将去上海的时候,我突然接到赵雅氓要回来的消息。她在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拍了大半年时间的戏,即将返厂了。这个消息使我非常害怕,我好橡是再也无颜面对她了…

  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我找到摄制组的领导死说话说地要提前走,这样,我就可以避免和赵雅理见面了。
  当时如果我不这么选择,也许那时我还能够拔出腿来,可是,这一走,这一次错过,我们的生命轨迹从此就越来越远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买了一张票。上车,赶到承德。
  这一次,我没有上次那样兴奋。一路上,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逃兵,像一个叛徒,我觉得自己灰溜溜的。

  我以前曾经说过,我第一次去承德是因为我对刘晓庆有诺言,但这不过是一个借口。是的,我对刘晓庆有诺言,但我对赵雅氓就没有诺言吗?当赵雅氓为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我没有对她许下诺言吗?而这些诺言都哪儿去了呢?当赵雅氓风尘仆仆地从外景地赶回来的时候,我又灰溜溜地逃走了,难道我不是个叛徒,不是个变节者吗?

  我真是不知怎样回答我自己。

  有很多人总是说,无怨元悔。扯他妈的蛋!人心里真的能无怨无悔吗?元怨无悔还是人吗?怎么会没有怨?怎么会没有悔?如果人们没有悔的活,所有人都会希望自己的来世过同样的生活,可能吗?我想不会。

  每个人都会在姓名。家庭、事业上等许多事情上做出许多次选择,难道这些选择不会有悔吗?人啊.有时只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我带着这种内疚和忏悔的心情,第二次来到承德。

  这一次,不管怎么说,我也不会住到三〇九房间去了,因为他们肯定会想到那个立柜,会想到那个下水管。因为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藏人,而且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找到借口去探察一番的。

  正好刘晓庆拍戏有了一个空当,我们跟摄制组撒谎说她的母亲要来北京,所以刘晓庆以此为借口,请了假和我一同回北京。
  离开赵雅氓的那种内疚,早就忘得烟消云散了。我和刘晓庆像两只私奔的小鸟,好像正逃离一个封建大院。

  我们连夜往北京赶。
  现在想起来。当时真穷!
  刘晓庆在承德连轴排戏,疲惫得不行,我自然而然要照顾她。那时卧铺也不好买,但我软磨硬泡,终于说服车长答应给我一张票。

  我送刘晓庆来到卧铺车厢,替她安置好,本来我只为她订了一张卧铺,没想到车长以为我也要,签了两张,但我却好说歹说,让他把另一张卧铺票卖给别人,搞得他很不高兴。

  晚上,刘晓庆蜷缩在卧铺上,盖着毛毯,我呢,坐在她的脚旁,半夜里她醒过来,对我说:“你也躺一会吧。”

  我就头朝走道,上半身搭在刘晓庆的脚上睡着了,刘晓庆伸过胳膊紧紧地抱着我的两只小腿,两人就这样一反一正在那窄窄的卧铺上随着车身摇晃着,摇晃着……唉!那是怎样的亲密无间,那又是怎样的共患难,同甘苦、心心相印的岁月啊……

  现在想起来,那只是为了省下区区五块钱!

  第二天上午,我们来到了北京。

  九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太阳火辣辣的。
  我们走出车站就登上一辆公共汽车赶到北新桥,手里提着一堆东西,脸上淌着汗,从北新桥菜市场的人口往家走。刘晓庆戴顶草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免得让人认出来。

  老伊是个很好的朋友,人很忠厚,在中国新闻社搞摄影。由于刘晓庆和他在《原野》里合作得不错,他又经常到摄制组拍戏,所以就把这个上级分给他的一居室惜绪刘晓庆住。

  离婚后,刘晓庆的所有家当都搬到了这里。

  说起来可笑,刘晓庆的所有家当不过是两个装满了衣服的纸箱子,还有一台去日本访问时带回的十九英寸的电视机,一台总是哗哗作响的落地风扇,再就是堆在老伊家墙角的一些书。
  那个阶段,我们谈话的中心,很多时候都是被“老大哥”占据着。刘晓庆对“老大哥”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她为他离开了她的前夫。但具体情况,我也知道得不多,因为从感情上,我很难接受另一个男人插在我和刘晓庆之间。
  那时追刘晓庆的人很多,除了“老大哥”,还有刚刚认识的一个国家的公使,还有当时某领导的儿子,他们都很明确地对刘晓庆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且都希望他们的追求能够有结果。

  对于这些事,刘晓庆当时是很矛盾的。

  虽然当时我们两个热烈地相恋着,但她总是劝我,你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也许她当时还没有“从自己失败婚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也许她从一开始把我俩之间的情感只当做一种浪漫的邂逅,或称为逢场作戏,露水夫妻,或者用现在的说法——弥补自己感情的空虚、寂寞难耐;也可能,哪一种感受都不纯粹、都不准确。但是有一点,她一直是清醒的,那就是诺言是不可以轻易许下的。这种矜持虽然有时被她的热情所推翻,但她的理智不断地提醒着她。
  其实当时,我和她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虽然我做错了很多事情,觉得无颜面对赵雅氓,但是,我真的有勇气离开家庭,离开她吗?而且,我已是一个父亲了,我对一个生命负有责任;另外,我在长影工作那么多年,不论是事业上,还是政治上,都有一定的基础,一旦离婚,这一切都将毁于一切。

  姑且这些都不论,我又怎么去面对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战友们呢?

  这个问题时时刻刻萦绕着我。虽然我们小心地避而不谈。但又总是情不自禁地涉及到。
  人的感情常常是那么犹豫不决,那么模糊不请,那么摇摆不定。但人们又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潜意识支配着,既有那种掉进深渊的颤栗和迟疑,同时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使你感觉自己可以和命运去抗争、可以改变一切,甚至有一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感觉。
  总而言之,那个阶段,我和刘晓庆的思想表现出了一种极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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