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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

作者: 陈香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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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我们陈家共有6个丫头(北方人称女孩为“丫头”)。我排行老二。大姐比我大4岁。她出生美京华盛顿,我是父母自美国留学回到北京,和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同住,生活较安定后才出生的。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也有一说是住在东总布胡同。我只知道这两个地方都是外祖父的住址,到底住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廖家人口虽然众多,但半个世纪的离乱,各散东西,大家对往事都有点模糊,远亲甚多,近戚则寥寥可数,而且多半年事已高,对五六十年前陈家与廖家的往事就无啥记忆了。
  和我较为熟悉的是九姨和十姨,她们是母亲的亲妹妹。
  九姨现定居美国康州,她嫁给广东钱家,丈夫是名律师,叫钱乃文,现已去世。十姨嫁一香港商人,抗战时离异,现居加拿大。七姨是一个神秘人物,很少和家人往来,据说现在住在上海,我已40年没和她见面了。六姨是去年才去世的,她嫁给许崇清,许曾任教育厅长,后来又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很有学问;他们的几个孩子都在科技和学术界颇有成就,到美国留学后就返回中国服务。我的表弟许锡挥现任中国中山大学校刊编辑,正着手写中国对日8年抗战史。希望台湾学者和他合作。我母亲是老二,和三姨感情最好,可惜她们两个都是红颜薄命。三姨患肺病去世,死时只有29岁。我的母亲则死于癌症,享年45岁。三姨嫁给外交家沈觐鼎,沈家是福建望族,但三姨丈和我的父亲当年大概都靠外祖父资助,因为我们两家都和外祖父母住得很近,而且我的父亲和三姨丈也常常要到岳丈大人那儿去求救,这是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后来求证于我的六姨、九姨、十姨,她们也说当年大家的确都靠外祖父提携。
  母亲名香词,适陈。祖父陈庆云,原籍福建,后来移籍广东。祖父曾任招商局局长,在香港算是大商贾。父亲是长子,踢名应荣。陈家也是一个非常守旧的大家庭,当年与外祖父私交甚殷,两人的妻子都有喜时,便相约若一儿一女则结为亲家,若都是男的或同是女的,则认为义子或结为金兰。后来陈家是男,廖家得女,为此我父母的婚姻是道道地地的指腹为婚。
  母亲去世时只有45岁,因此我们母女的恩情,可以说是很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15年中,有四五年我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接近。尤其是她去世前的一年,她在病中,缠绵病榻,都是大姐和我陪伴着她。父亲其时已被调到旧金山当领事,据说因在战时向外交部请假未获准,因此一直没有回来看母亲的病,内中情节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父亲如今年事已高,往事如烟,我也不愿多追问了。
  外祖母一共生了四男六女,长子不成器,可说是个败家子,为外祖父带来很多苦恼;长女就是母亲;老三是次女,即沈觐鼎大使(曾任驻日本、古巴、巴西等地大使)原配,年29岁即染肺结核,死于北平协和医院;老四是男儿,未成年即夭折;老五廖承鎏也做过外交官,与北平名媛贺小姐成婚。五舅母出身名门望族,仪态大方,我对她印象很不错,后来五舅在联合国做事,另与韩国女人相好,于是这段姻缘也告结束;老六、老七是女儿。许家儿女即我的表姊妹、表兄弟,都在大陆;老八是男的,现在美国;老九、老十都是女的,九姨嫁钱家,即广东名律师钱树芬之子钱乃文,九姨丈己去世,九姨住美国纽约,十姨现住加拿大,子女都非常上进。陈家、廖家都是大族,与我同辈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我数也数不清楚,更不要说是提名道姓了。
  母亲和她的三妹被送到英国留学,母亲因为喜欢音乐和绘画,因此又到了意大利和奥地利。在英国母亲和一位贵族发生了感情,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当时外祖父任中华民国驻古巴公使(那时两国还没有大使),便差人到欧洲把廖家的二小姐和三小姐接回古巴任所,并择定吉日举行婚礼,就这样完成了母亲的终身大事。母亲本来不肯,后来外祖父与她约法三章,让她婚后再到欧美读书,父亲也是在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后又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哲学博士学位。之后,父母亲到了华盛顿,大概父亲还想拿一个博士学位,而我的大姐陈静宜就在华盛顿出生。这是陈家和廖家的第一个孙子,虽然不是男孩,但两家都非常兴奋,要父母立即回国,因为担心小夫妻不会照顾孩子。
  父亲因为年少出国,在英美受教育,所以国学根底不深,后来虽然回国在北平做教授,当报纸编辑,又转入外交部做领事等职,但因为中文不能与人较高下,总有点吃亏。先母也是在欧美长大,上洋学堂,所以我上学时读中文只好靠老师,在家里除外祖父外,其余都是半洋人。连我的妹妹在抗战后期也都到美国读中学和大学。我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学校完成的,后来再到美国苦习英文写作与演讲及公共关系时,我已是两个小孩子的母亲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讲。
  祖母在我的印象中是最典型的旧式中国妇女,她缠了一对三寸金莲的小脚。有几次我在门缝中偷看她洗脚,那真是一门大学问,而且很费时费事:丫头先将一盆热烫的洗脚水端进祖母的睡房,然后协助祖母把那数丈长的白缠脚布一层又一层地解开。祖母坐在圆型的三脚凳上,光是解开缠脚布大的就要10多分钟,整个过程态度非常谨慎。祖母偶尔会叹一口气,那轻微的叹息,正象征着中国旧时代女性的无限哀怨!
  丫头若发现我和姊妹们在偷看“脚员,便向祖母说:”又来了。”祖母就说:“快到外面玩,这儿没啥好看的。”可是我们对这项每日进行一次的活动充满好奇,愈是不难看愈想看,据说当年祖父就非常欣赏祖母那双三寸金莲。可怜的中国女人,为了取悦男人,为了要做正室,只好忍受那刺骨的痛苦。
  据祖母说,她3岁时就被缠足了,当时痛得喊救命,但她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只好忍痛把这活罪一代一代地交接下去。祖母又说,半夜里,忍无可忍时常试着把缠脚布解下来,后来被她母亲发现了,干脆将她的双手也绑起来。这种痛苦维持了很久。刚缠脚不仅疼痛,而且无法走路,只好由丫头背着走。两三年后再学走路,一步一声哀嚎,有时痛得晚上想上吊,真是可怜。
  记忆中,祖母长年念佛吃素,每天清晨即起,烧香、拜佛、念经,佛珠很少离手,除了吃饭和吸水烟筒。
  祖母穿的衣服只有3个颜色,夏天白色,冬天是深蓝和黑色,好像终生带孝似的。但她的衣着非常简洁,而且无论是布是绸,总是洗得光亮整洁;头髻是”二妈妈”(祖父的二妾)每天早上替她梳理的,梳好后,用一种“刨花”使头髻发亮,跟我们现在用的发胶差不多。祖母很少出门,没有串门子的习惯,出门不是上寺庙烧香,就是去参加喜事和丧事。她知书识字,因此也读些古书。我小学六年级时开始看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京华春梦》,我把这两部书给祖母看,我想她一定看过了,因为有一天她说:“北京的戏子比广州的开放。”这可能是读过张恨水的小说后所得的结论。
  祖母30出头丧夫,57岁过世。在这20多年的岁月中,除了主持家务,念佛读经之外,不知她是怎样挨过来的。有些女人喜欢玩牌九、搓麻将,东家长、西家短地说是论非,祖母对此一无所好,我想诗中所谓“心如止水”正是祖母守寡的后半生的写照。
  如今女权抬头了,我们有了公开爱与恨的自由、跟祖母的时代比起来,委实不可同日而语了。更有甚者,在欧美国家同性恋也可以公开宣扬了。近年来同性恋运动的男男女女常常到街上游行,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政府的支持。最近有几宗同为男性结婚的妙事。1991年初在华府还有一对男子到市政府登记结婚,《华盛顿邮报》除写了新闻,也把两人的合照登在报纸上,堪称一绝。假如祖母还在,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作何感想。
  清朝男人玩女人、吸鸦片、聚赌……可能是与“父母在,不远游”有些关联。做父母的多半不愿儿子远游离乡,希望他们守在身旁,一方面可以帮助管理田产或生意,一方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好有儿子照应、继承家业,不致让外人欺侮家中妇孺。因为中国到底是个农业社会,不但要有儿子送终、传宗接代,还得靠子孙扫墓、继承香火。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男子可以有借口娶妾。做娘的想儿子守着祖业,不要东奔西跑,便容忍他们卧在烟床上,吞云吐雾,虽无壮志,最低限度不会大有精力去外边闯祸。这是一种多么愚昧的办法,久而久之,抽大烟已不光是有钱人家的专利,贫穷的人也来这一套,清朝的灭亡是注定了的。
  在中国较为高雅的男人玩花鸟、下棋、吟诗、饮酒唱和。
  女人的担子很重,因为她们不但要理财、担家计,还得为丈夫解决许多乡里间的大小事务。中国女人以前真不是弱者,虽在压迫中仍得挣扎求生存。我的祖母可算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她还算有远见,丧夫后把大儿子送到外国去读书,因为她不想大儿子受旧社会的影响,她已失去了丈夫,不愿儿子步其后尘,这一点我很佩服。
  再说廖家。
  廖家是广东惠阳的客家人。外祖母邱氏是外祖父唯一的夫人,而且两人相守至80多岁。外祖父廖凤舒,又名奉舒,号忏庵,讳思灵,别署珠海梦余生,与廖仲恺先烈是亲兄弟,同是革命党人。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任职,入外交部后先后任古巴公使和日本大使。清末曾被派往美国,而认识了邱家小姐,他们在旧金山结婚,外祖母受的是欧美教育,婚前从未到过中国,是个地道的土生华侨,和陈家祖母刚好是个鲜明的对比。外祖母穿的是法国服装、高跟鞋,祖母有的是三寸金莲;外祖母能用英、法、日、德、西班牙、葡国话与人对话,祖母则专念佛。外祖母养了两只哈巴狗,又坏又淘气,而且宠到极点,这在当年的东方社会并不可多见。
  外祖母弹钢琴、玩桥牌,回到中国又学会了搓麻将,但她最喜欢的是跳舞,而且常穿红缎做的高跟舞鞋,据说那都是在巴黎订做的。外祖母穿洋装、烫头发,喜欢用各种名牌香水,为此她的儿女们都有点洋化。外祖母读过很多英、法名著,也和一些英、法作家通信。早年在北京,外祖父娶了这么一位新潮女郎,使得廖公馆常常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外祖父也很自傲有这么一位出众的娇妻。
  外祖父精通外语,他的中文根底也极深,当年和梁寒操、汪精卫、叶公超等文人有诗词往来。抗日战争,廖公退休,避居上海。汪精卫投敌,组伪政府,一再到上海请外祖父出任伪外交部长,但为廖公婉拒。他在上海8年全靠变卖家藏古董名画度日。汪氏送年礼,廖公也不收。
  夫妇两人住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撞三层楼的弄堂房子里,与女儿女婿(上海名律师钱乃文)一同过日子。壮年时代的富贵荣华,以及北京时代外交部街上大宅车水马龙的盛况,都成了过眼云姻,但廖公处之泰然,日以诗文自娱,寄情诗酒,不为利诱不为名谋,更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我上中学时才开始了解母亲,对她生出一份无比的爱心。伦常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微妙而深刻的,它对于双方经常是一种考验,而在人类所有感情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心该是最无私的,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双向线或互惠的。我想小孩对父母的观感,多半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我们幼时最亲近的人,可能就是塑造我们一生的人。
  我对父母的感情很小就已形成。小时候,我和父亲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父女之情,甚至可以说,幼时父亲于我就像一个陌生人,仿佛我根本不认识他似的。后来自己年岁大了,为妻为母,方体会到我当时许多观念实在幼稚,可能甚伤父心。
  那个时候正值二次大战期间,我虽只髫龄,己饱受战乱之苦,很自然的,我认为我这样受苦他应该负点责任。记得即使在我们生活优裕时,他也经常对我们讲说贫穷的苦恼,教练我们要节省用钱。母亲比他达观豪爽,这也许和她出身名门有关。
  外祖父家里,很少讨论金钱这种小理,父亲则一生坎坷,经常为钱发愁,在这种情形下,很难将两人的观念拉近。父亲和我虽然不是非常亲近,但内心深处,我知道他是很爱我的,只不过表达方式比较特别罢了,也许他之所以不大愿意表露内心情感,为的是怕得不到回报或受拒。母亲和父亲的性格真是南辕北辙,我自小就常怀疑他们在一起是否快乐。
  现在父亲和我的继母贝茜定居在加州碧埃蒙,我也关注他们。此外,我也趁此犹未太晚的时候,向他二老表达我的爱与关心。有时候,我也告诉父亲我多关心他,然而这并不太容易,爱的感情是如此强烈脆弱,有时很难将它诉之于言辞,而且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切言辞都是多余,所谓尽在不言中。
  父亲老记着在特殊的日子打个电话来,比如说我的生日或感恩节等等,走到哪里,也不忘寄张小卡片,告诉我他爱我,也许他这样做,是想弥补我们之间那一段失去的岁月。但是,一心想取悦别人的人,却往往不知如何表露自己内心的情感,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父亲的悲哀,也是我的不幸。不过,虽然历经如许忧伤,我的小世界里,仍不乏爱的温馨。
  外祖父和母亲是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人,小时候我最敬爱他们。
  重温旧梦在儿时记忆中,母亲是那样年轻漂亮,外祖父北平的深宅大院,和日后父亲外放时我们在国外的家,都因为有了她,而倍增光彩。
  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颗美好无疵的钻石,聪明美丽,从各个角度散发迷人的光芒,但是钻石冰凉坚硬,她却清新温柔如一朵出水芙蓉,在我心目中,她代表着“淑女”这个词真正的含义。
  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都是在极优裕的环境下长大,从小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阿姨舅舅每年和母亲同到欧洲旅行,他们接受东西合璧式的教育,我记得母亲精通多国语言,外祖父常说她该是家中的外交官。
  就像许多大户人家的儿女,我小时候很少看见母亲,这情形尤以在当时人力充裕的国家为然。母亲社交活动频繁,都是需要花精神的,因此,她虽然爱儿女,却没有什么时间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北平外祖父家中的那几年,比我年长4岁的姐姐静宜早已上学堂,妹妹香莲比我小一岁,也和我玩不到一块儿,因此,多半时候,只有一屋子玩具和姨娘陪伴着我。
  每回姐姐或老妈子弄得不高兴的时候,外祖父就成了我唯一倾诉的对象。因为母亲经常不在家,他会抹干我的眼泪,说:“宝宝最漂亮,不要哭。”外祖父只给母亲和我取了乳名。
  我最喜欢听他讲故事,讲他第一次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经历,我百听不厌,有时候我倒在他杯里睡着了,老妈子就会来把我抱上床去。
  小时候,我大概是个倔脾气,最讨厌姐姐管我,我不听她话的时候,她总是说:“我要告爸爸。”我知道父亲一定护着她,因为她是老大。有时候,我给逼急了,也会说:“我要告诉妈妈。”听了这话,姐姐会带着揶揄的口吻说:“啊!你见不到她的。”这是实情,母亲经常午夜12点以后才回到家中,很少起来吃早餐,她不是外出购物,参加宴会,就是在家里忙着接待客人,我一直到上了学,才逐渐认识母亲。她去世前几年,我们非常接近,在那短短几年里,我对她敬爱交加。
  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
  记得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说一位穷酸表兄的坏话,她当即告诉我:“淑女应该居心仁厚。”接着她又说,“一个人的出处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义。”那时我还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含义。但她去世以后,我常常想到她的睿智,和她生前对我的训示。
  表面上,母亲一径是那么高兴愉快,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她并不是真的快乐,事实上,她即使在笑的时候,也有点悲哀的样子。中国有句俗语:自古红颜多薄命。母亲和她妹妹维德丽亚就应了这句谚语。母亲撒手人寰时,才45岁。阿姨死得更早,29岁就离开了人世。记得我13岁生日过后不久,母亲就病了,那段日子回想起来,恍若昨日。1937年到1941年,抗日战争早已爆发,但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在1941年12月7日,因此,对其他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41年冬天。
  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进攻华北,我们一家从北平逃到香港,我还记得我们住铜锣湾金龙台。我们在香港安顿下来后,父亲单独前往美国新墨西哥州任中华民国驻新墨西加利领事。临行前,父母向我们解释,我们必须留在香港继续学业,待父亲在新墨西加利安定下来,就会接我们去团聚。日本侵占华北,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荡然无存。我现在怀疑,当时父亲没有接我们去的原因,可能不在住处无着落,而是经济拮据所致。在中国战时公务员的待遇低得可怜。早几年,父亲从来不靠薪水维持8口之家的生计,抗战开始后,情况才有了改变,但那时候,我只是个孩子,对家中经济发生问题,毫无所悉。不过,从母亲那儿,我感觉得出,事情有点儿不对劲。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不断地从保险箱中取出她的首饰,却很少见她戴用,偶尔,我听见她在电话上和陌生人谈论某几样首饰的价钱,心中极为不安。
  一个春天的下午,放学回家途中,我想着要母亲给我买一件和同班同学雪莉一模一样的绿外套,都种款式很特别,雪莉是我的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读书,一同做功课。
  回到家,我听到一个陌生女人在客厅里和母亲谈话。那女人嗓门很大。她说:“陈太太,就是这个价钱了。这对钻石手镯很好,也难找到。不过这年头,有闲钱来买这样东西的人也不多呀,你将就这个价钱吧。”
  其后我又听到母亲低声和那人说些什么,我站在门角,女佣要我走开,我死也不肯。
  我无意中发现了母亲的秘密与苦恼。
  幸好母亲忙着变卖东西,老佣人又因为我不听她话,在那儿生气,没有人注意到我,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暗地里下决心要做个好学生,努力求学,将来奉养母亲,永远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当时,这也许只是孩子气的诺言,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在金钱方面,从来不愿孜孜为利,同时,对于那些锱铢比较的有钱人,常常为他们惋惜。
  我照顾母亲、奉养她老人家的心愿,在母亲进医院检查身体时,就注定永无实现之日,她进医院还是好好的活人,出来时即被送进了殡仪馆,这一切就恍如昨日。还记得那天早上,上学前,我和平常一样到母亲房里向她说再见。通常,时间那么早,她都还在床上,但那天,她早起来了,正在收拾衣服,整理出一只箱子。我对她说:“我以为你只检查一天就回来了。”
  母亲说:“也许要好几天。”然后她搂着我说:“假如我要在医院待久一点,你会照顾家里和妹妹们吧?”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妈,您别担心。”接着我说,“也许我该留在家里,等您进了医院再走,或者今天就不要上学了。”她说:“不,你现在还是去学校,下了课再来医院看我。”
  空气中仿佛弥漫着一丝悲凉的气氛,我觉得孤单极了,但为什么,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如果当时我若是知道不到一年时间,整个家计和照料4个幼妹的责任,将落在我一个人肩上,我除了孤单外,或许还会不胜惶恐。
  整整一天,我人在课堂,心不在书本,恍恍忽忽上了一节又一节的课,老师在上面讲,我心神不能集中,根本听不进去,只焦急地坐着等下课。4点钟,铃声一响,我头一个冲出教室,老师把我叫了回来,问我为什么这样没规矩。依照旧式传统,学生一定要等到老师下课后才得离开,我难为情极了,眼泪几乎夺眶而出,记得我转过身去,用全班同学都听得到的声音,吼着:“我妈病了!”就跑了出去。
  从学校搭乘公共汽车赴医院时,我初次尝到了贫乏的滋味。我口袋里只有一毛钱,是从学校返家的车票钱,如果我要从学校坐车到医院,回家就得走路。我决定先走到医院,因为两相权衡之下,从学校到医院距离短,从医院到家距离要长得多。
  我几乎是跑着去医院的,迎着冷风,双颊感到一阵阵刺痛,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只知道急于见到母亲,我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和她如此接近。人世间凡是能够有机会相爱的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幸福,因为一旦人天永隔,那就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了。可叹的是,我们少有懂得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这是人之常情。
  走进医院,我直奔母亲的病房,她躺在床上,半醒半睡。
  我走上前,向她请安:“妈,我来了,您好吧?”她回答:“我很好。
  医生还要作些检查,得在医院再耽搁几天--完了之后,就可以回家。”她接着又说:“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她握着我的手,好像是向我保证,不会有问题,但她的声音却不能令人心服,我有个预感,她没有把事情全部真相告诉我。
  30年代后期,大家对癌症所知不多,事实上,我敢说替我母亲治病的那些医生对这种病的了解也有限。如果没有战争,如果不是日本侵略中国,我相信父亲或外祖父一定会让母亲接受最佳的医护治疗,她的病也许可以治好,或许她不会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中国战事己进行了漫长的4年,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在炮火下,奋勇作战,为国捐躯,各地都成了火线,触目皆是家破人亡的惨剧,儿童在饥饿边缘挣扎,伤员乏人照顾,人问凄惨,莫过于此。精疲力尽的士兵从战场穿过冰霜泥浆,一步步爬回家,但是回到家中,哪儿是自己的家?已不复可辨。外面的世界对这些好像一点不在意,让中国单独打它的仗战争夺去了我们的一切,包括经济援助。没有钱,要给母亲较好的医护治疗,谈何容易?在当时,简直不可能,唯一支持我们活下去的只有勇气与决心,它使我们相信希望在明天--冬尽春来——黑夜之后即是黎明。
  我一直伴着母亲,直到护士进房要我离去,他说:“小妹妹,天色已晚,你该回家睡觉啦。”我对她说:“我若回家,你会照顾我妈妈?”她说:那是当然,你别担心。”母亲笑了,对我说:“你长大了,不再是小孩了,因为我还仰仗你帮我照顾这个家呢。”我当时哪里知道以后的6个月,我会每天放学之后,就得到医院去呢?我从学校直接去医院,陪母亲一直到黄昏时分,有时我困极了,却不敢睡去,唯恐一合上眼,她会在我睡着的时候,悄悄离开人世。
  那时我常想如果外祖父在那儿就好了,他一定知道该怎么办,但当时外祖父母还在北平,二老觉得自己年岁已大,精力已乏,无意离开老家,何况他们即使逃到香港,又何以为生?
  所有产业投资都在大陆上,带不出来。当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仗一打就是8个年头。抗战期间,沦陷区人民和外界通信几乎完全中断,一封信穿过敌人阵线,到达收信人手中,至少得要一年半载,多半时候,信件中途就遭遇变故,永远到不了目的地,投不到收信人。
  我们一到香港,就想尽办法和外祖父联络,但均属徒然。
  我替母亲担心的同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外祖父,这或许是因为他老人家一直是这个家的支柱,无论直接间接,我们全依赖着他。外祖父那时对留在敌后,也许有点后悔,但是要离开沦陷区已经太迟了。一直到1945年7月,太平洋战事结束后,我们祖孙才在上海再度团聚。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妹妹们在做功课,佣人也在等我。两个佣人在我们家已经很久了,非常关心母亲的病情,妹妹们年纪都还小,懵然无知,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把医院里的事情和她们讲,姐姐念护校,平常不住在家里,我虽只比妹妹香莲长一岁,却必须肩负起主妇的责任。
  有段时间里,母亲的病况既未好转,亦未恶化。两个礼拜之后,我去见主治大夫,他是母亲的一个远房表亲,不过年纪大得多。他看到我一个13岁的小女孩去和他谈母亲的病情,十分惊讶,但是我告诉他,我还有个17岁的姐姐,也会和他谈。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父亲呢?”我告诉他,父亲在新墨西加利任领事,不能请假回来,当时我对政府的战时法规不甚了解,但对父亲不能回来探望病中的母亲,心中有说不出的气愤。
  母亲住院那几个月当中,主治大夫从来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她究竟得了什么病她吃不下,睡不着,身上觉得痛,整个人一天天消瘦下去。起先他们告诉姐姐和我,母亲也许得了胃溃疡,接着又怀疑内脏出了毛病,迟迟不能决定是开刀呢,还是不开刀。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永远没法了解,母亲在医院病了这么久,为什么父亲始终没有回香港看一看,难道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如果是为了钱,我相信他一定可以从朋友那儿周转一下,我在心慌意乱的同时,更觉得伤心不已,我们还只是孩子,就得负起成人的重担,战争再残酷,也不该消除人的感情啊!我这样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渐渐原谅父亲当时所做的和他没有做的一切。
  母亲的身子愈来愈弱了,冬尽春来,但是春天并没有带来阳光或希望。那是一个没有花朵的春天,大夫终于告诉我们,母亲得子宫癌,动手术已经太迟了。我连那是什么病都不知道,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癌症这个名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已是奄奄一息,大部分时间,身上疼痛难耐,有时护士给她注射吗啡止痛,真叫人不忍卒睹,我想陪着她,和她一道受病魔的煎熬,却不忍见她痛苦万状的样子,有的时候,她痛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会高声叫护士再给打一针,这时我会跑出病房,心中有无限的害怕与惊恐,而大人们让一个小女孩面对这一切人间的惨剧,又是何等不公与残忍!亲戚朋友未看看,又走了。唯有我,每天放学,就去医院陪母亲,我在病房里做功课、吃晚饭,等病人会客时间终止时才回家。我多希望有个人和我在一起,让我倚在他的肩头,哭诉心中的委屈,但是身边没有一个人,香港的亲戚朋友嗅到战争的危险,多半已到大后方——重庆或昆明——去了。
  母亲死前一周,大部分时间已不省人事,我记得一个飘着细雨的午后,我带了一束她最喜爱的康乃馨去医院看她,她在睡觉,我坐在床边静静地陪着她。黄昏时,她醒了,仿佛知道我在旁边似的,向着我说:“宝宝,让我握看你的手。”我握住她的手——可怜全是骨头,她紧紧抓着我,好像害怕我会走掉,那一刻,她的神智很清楚,而且想和我说什么,但是声音非常微弱,像是耳语一般,我说:“妈,您休息会儿——别多说话。”她将我的手抓得更紧了,“让我说,过了今天晚上,我可能没法和你说了。”难道她已知道自己时间无多?难道她是要向我交代后事?生何其奥妙,死又何等哀伤,然而我们都将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仍记得母亲对我说的话:“宝宝,你就要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我走了之后,希望你能好好照顾妹妹。”我哭着喊:“妈;您不要离开我们。”她说:“宝宝,勇敢点,你会把这个家照顾好的。”接着,她又气喘吁吁地说:“我唯一的遗憾是不能看着你们姊妹长大成人,我真想念留在北平的外祖父母,再见到他们时,别忘了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对我说话,当天晚上,她陷入昏迷状态,再也没有醒过来。
  晚祷时,我常会问:“啊!上帝!我们的祈祷有用吗?”但是谁来回答我?此外我知道,自己需要母亲,远胜于她之需要我,我感到害怕,但是她已无法消除我心中的恐慌,母亲的大限之期将至,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星期天早上,姐姐和我到了医院,好像母亲有意选中这个我们两姊妹都会在她身边的日子,她咕哝了几个字,但是我们都听不出她讲了些什么,几分钟之后,护士摸摸她的脉搏,告诉我们,她已经走了。姐姐和我跪在床边,不住颤抖,欲哭无泪。中国人常说,福乐遭天忌,我知道母亲不愿意死,我知道她不愿意离开我们,但天意如此,夫复何言?这是一段漫长旅程的结束,也是我生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章,母亲死了,我却必须面对许多可怕的明天。
  以后的岁月里,母亲的死使我和外祖父母更加亲近,同时将我和父亲与继母的距离拉得更远了。母亲死后,我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不一定是我想要这样做,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亲戚朋友的帮助有限,姐姐和我必须安排一切丧葬事宜,结算医院的帐单,选墓地、墓碑,对一个像我这种年纪的孩子,那实在是一段痛苦又可怕的经历。失去母亲的打击,很可能使我变得愤世嫉俗,幸赖朋友们始终如一的关爱,我才没有消沉下去。有时候想起来,中国及其人民在长期战争中受尽日本军阀的欺凌,母亲能在战事进行到一半时离开人世,未始不是幸运,成千上万的同胞吃不饱,穿不暖,至少我的母亲能作永远的安息。
  母亲去世后,我成了一家之主,每月靠港市300元,维持全家生计。现在我才知道,母亲为何要变卖首饰,6口之家,单靠3oo元微薄收入,怎能活下去?有件事我永远忘不了,妹妹香兰和我都想学钢琴,但家里一个月只能匀出10块钱缴钢琴学费,换言之,只能一个人去学,我决定牺牲自己,把机会让给香兰。日后,我的经济能力足够负担学钢琴的费用时,我却抽不出时间来了。
  1941年,又有一项改变,我发现自己无法兼顾家务与学业,在父亲首肯之下,我和妹妹们都进了圣禄女书院住校。
  每月每人食宿费50元,五姊妹总共250元,剩下的钱,每人分得10元——衣服、书籍和其他日用品都包括在内。那段时期,如何使收支平衡,成为每个月的一大威胁,我对自己发誓,有朝一日,我如果有了钱,再也不要做预算,我算是做到了。
  母亲死后,我常在星期天做完弥撒之后,步行很长一段距离,去到母亲墓前。有时候,我的感情似已枯竭,空洞洞的一片,我总是驻足良久,不忍离去,我意识到,她的梦想和希望,已在不知不觉中传给了我。
  晚上,躺在宿舍狭窄的木板床上——蓝色的床单,蓝白色的墙壁,我会思潮起伏,茫茫来日,何处是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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