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寻梦网首页文学书苑人物传记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15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作者: 戴煌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5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第三干渠的方位,在小云山东边六七里地。我们就住在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空屋子里。我们第一排住的这间屋,中间砌了一道大半人高的大墙,大墙两边,各有一溜木板铺成的大通炕。这比睡露天和小窝棚不知强了多少倍。
  但是没料到,朱麻子对我在二干渠的连队帐篷里向他提出的建议仍耿耿于怀。到小云山的第二天晚上,趁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他给大家训了一次话。他说:
  “你们当中,现在歪风邪气很活跃!有人自以为比党还高明,反对大跃进和放卫星!”这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辩论辩论……”
  他也许想咋唬大家一下,要大家服服帖帖地任由他们摆布,为他们去“鞠躬尽瘁”地争面子。然而,大家在当天晚上的“辩论”中,竟一泄多日的闷气。尤其在我们这个班——第一排第一班,可以说全部畅所欲言,诸如反对得不偿失的做法,反对任意骂人侮辱人等等,都一吐为快。许多人在发言后都还缀上几句这一类的话:反对这些错误做法并不等于反对“大跃进”,而是要真正地、更好地“大跃进”。
  这时我已注意到,朱麻子正坐在大墙外边第二班的炕头上,竖着绿呢狐皮帽的护耳,在倾听大墙里边我们这个班的发言。由于大墙到处漏烟,屋内乌烟瘴气,烛光又昏暗,班内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可我不但注意到了,而且在发言时还特别有意多说几句给他听听。我说:
  “根据我们现在‘放卫星’之类的做法,我看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是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毛主席在有关文艺问题的一篇讲话中曾说过:任何一种东西,都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的领导方法,是最糟糕的领导方法……”
  我满希望朱麻子能够多少开点窍,但他听了我的话,气嘟嘟地一声不吭就走人了。
  三天后的晚上,他找一帮人开了个小型“紧急会”,随即召集全连到食堂去,对我开“批判”大会。他让我在食堂中间站着。这是在北京的“反右斗争”中都不曾有过的场面,尹队长又叫人往食堂中间的横梁上拴绳子。我心想:“怎么?这些家伙想学土匪强盗们那样,把我吊起来吗?!”
  结果不是。他们是让人把搁在地上的马灯吊得高高的。
  隔了不大一会,悬在半空中的马灯悠悠晃晃。坐在灯座暗影下的人们就像幽灵般忽隐忽现,好像我们不是在人世间开会,而是在地狱中等待阎罗王的判决。
  朱麻子讲话了:
  “今晚我们开个会,开戴煌的会。几个月来,他一直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高速度,反对放卫星。他看不起我们领导,看不起我们党,说放卫星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还说党报上登的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都是胡说,是‘异想……异想……’唔,对,是‘异想天开’;还说我们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报上说的,亩产五万斤、十万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至少在20世纪绝对不可能。’大家说说,他这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要不要和他划清界限?要不要对他进行批判?”
  朱麻子讲完了话,那些参加了会前小型“紧急会”的难友都随风转了舵。我们班的班长,本是个相当明智的人,平时在私下也和我一样,对若干反常现象也都慷慨陈词过。他对我的评价是:“看问题敏锐,敢于仗义执言,对党忠心耿耿。”可是这时,他却说我这也是“暗箭”,那也是“暗箭”。后来我才知道,他平时在私下和我议论这、议论那,原来都是套我的话,一转身都要跑到队长、指导员们那儿去“汇报”的。
  接着发言的人,一般都是应付一下朱麻子了事,只有很少几个人,胡批一通,语无伦次。
  然而毕竟更多的人比较正直老诚。他们虽然不便站起来为我辩护,但是能不发言的则决不发言。原总政文工团搞舞台装置的刘世才同志,本来也是在朱麻子召开的小型“紧急会”上被指定发言的一个,此刻他却在食堂一个旮旯里的暗影下装着打磕睡。参加小型会的他们班长当场叫他,“刘世才,你说说吧。”他也只当没听见。
  我们的副排长兼二班班长梁文华——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大会开始时被朱麻子指定向全连介绍我的所谓“错误”,他竟说我的劳动态度一贯很好,许多意见也是很正确的。气得朱麻子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右倾”。那好,他就立即接过“右倾”这话茬儿,检讨起他自己的“右倾”来,似乎“忘了”朱麻子要他“批判揭发”我的这档子事。
  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地方戏曲处、对地方戏曲小有研究的辛若平,在“五一水库”与我共抬一筐土到四筐土的老伙伴,虽然站起来批了我一通,但是一散会,他又向我表示道歉:“我是在小型会上被朱麻子指定发言的呀,实在是迫不得已呀,请原谅!”
  ……
  会后,朱麻子要我写出“书面检讨”。我觉得我那都是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知说的话,没什么好“检讨”的,硬是拖着不动笔。不久,我们全连进山拉爬犁,向山下的公路边运木头,我就更不写了。同时对这次所谓的“批判会”,我也不再耿耿于怀。我父亲是位中医,我小时候,他也教我念过几个月的医书。我知道中医学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优则气聚,悻则气乱,恐则气下”,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内伤七情成大病矣”,而情绪达观,胸怀坦荡,对身心大有种益。因之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不该干的事决不干——不写“检讨”天塌不下来。

                  二

  上山拉木头,是1959年1月底。
  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木头将被运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筑,迎接国庆十周年。其中特别坚硬的富有花纹的木料,将做人民大会堂的地板和装饰板,所以大家更鼓足了干劲。
  我们先打掉山下沼泽地的塌头墩,把一些坑坑洼洼铺满冰雪,修好十几米宽的爬犁道,然后才开始运木头。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罢早饭,每个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萝卜条的窝窝头,先从爬犁道向上跑几里地,到达伐木林的木材堆积场,通过斜架在爬犁一边的两根粗木杠,把一根根大脸盆口粗细的长约六七米的带皮的圆木,连撬带推地架到爬犁上,码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好档木杠,然后用粗麻绳上下捆好绞紧成一体,使其一路不论怎么颠簸也不散架。
  我们这个班,由我驾辕,其他十个人肩上套着绳扣,分在两旁,沿着爬犁道,像俄罗斯画家列宾画的“伏尔加河纤夫”那样上身前倾,两脚后蹬,使出全身力气,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离云山场部只有三公里的名为“十八公里”的积木场,从那里再让汽车把木头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然后装火车运往北京。
  ①离最近的火车站18公里而名。
  爬犁道全长20多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马鞍形,有时还要在较高的山包上回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们在路旁靠近小河边的雪地中抠出一些枯树枝燃起黄火,烤窝头,化雪水,用霉干菜和酱油精、辣椒粉熬点汤进午餐。吃罢午餐,我们继续围着将熄的簧火,有的卷“喇叭烟”,有的望着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则望着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头,忧伤地哼起《贝加尔湖之歌》。
  这是我们流放生涯中的“主题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大家就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合唱——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按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大伙尽兴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铲几锹雪压灭了黄火的余烬,又脱下棉袄棉裤,摆开“伏尔加河纤夫”的架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继续向前拉。待来回一趟,跑完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营地时,往往都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蹓蹓,免得伤血淤积。这时前面返回一张牛拉空爬犁。赶牛人叫赵超群,原文化部电影局的英俄文翻译,把我拉了回去。
  我们的宿营地在100多米高的山坡密林中,原是云山畜牧场的老电锯厂。牛爬犁只能停在山脚下,赵超群又急于在山下的牛棚里先给牛喂料饮水。我只好找了一根小树棍,独自一个人一步一拐地往山上挪。挪到了半山坡,遇到了在我们伙房里做炊事员的原《世界知识》女编辑丁金葵。她得知我小腿负了伤,立刻上前要背我。她身材矮小,又是女同志,我岂忍心让她背?我只能让她搀扶着慢慢走。
  平时我收工回来,不管多累,走这300多米的慢坡路,只要十来分钟;这一次,我足足走了将近两小时。小丁子把我一扶进我们的大宿舍,就去连部报告请医生。
  朱麻子一听是我负了伤,没等了金葵报告完毕,就恶狠狠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刚才站在伙房后面,亲眼看到他自己走回来的,现在到连部这几步路,他就不能走啦?去,叫他自己来,不准别人扶!”
  小丁子气得满脸通红,回来把这些话学给我听,我默然良久。我想在过去的战争中,我们对负了伤的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的人——还都讲宽厚与人道,而今我忍受着巨大委屈,满心继续为国为民出力时不幸负了伤,却有也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如此待我,这是为什么?!
  我越想越忿然,坚决不让小丁子扶我,自己到连部去。但是善良的小丁子,宁可冒犯朱麻子,也坚决搀扶着我,到了连部才松手。
  连部的那位被大伙叫做“医生”的人,实际上只是个卫生员,轻浮而傲慢。他具有云山畜牧场某些医护人员的共性:对一般职工,尤其对我们这些落难人,缺乏起码的人道与同情。
  他给我浮皮潦草地看了看,捏了捏,也像朱麻子似地那么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吃点消炎片,涂点松节油就行了!”但在小丁子的再三要求下,他才老大不乐意地给我开了休息三天的假条。
  可是从第二天起,朱麻子就想要我出工了。他每次见到我都要斜着眼问:“怎么样?好点啦没有?”别人还以为他突然变得对人很关心,而我很清楚,他骨子里是在“启发”我马上就出工。
  他见我没理他,到了第三天就憋不住了。在当晚全连评比流动红旗的大会上,他竟说我的这次负伤,是一大事故,应由我本人和我们全班负责,不能扣除应该出工的人数。这就意味着这几天尽管全班只有10个人出工,仍然要按正正个人计算应该完成的任务。这么一来,我们全班明明是第一也变成第二了,流动红旗被当场收了回去,给了他的“得力干部”田振兴掌管的第二排的某个班。
  我立刻明白,朱麻子的这一手不过是醉翁之意。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红旗、表扬、奖励之多少或有无,尤其是“领导印象”之好坏,对将来的能否摘帽子具有重大影响。朱麻子正是利用人们这种迫不得已的心理状态,挑拨全班对我的不满,想让大家认为是我拖了大家的后腿。同时他也摸透了我的脾气:绝不拖累任何人,一定会带伤出工,宁可自己多受点折磨。
  所以,尽管有不少好心的难友要我再歇几天,我还是没等三天的假歇满就出工了,只是不能再驾辕而已。
  这时候,朱麻于偶尔下山逛逛,见我又和大家像“伏尔加河纤夫”们那样,尽量向前倾斜着身子,使劲拖拉着沉重的爬犁,他远远地阴笑着,再也不问我“怎么样?好点啦没有”了。
  当然,对待所有不满其奴隶主行为的人,他是“一视同仁”的。像在《智取华山》中扮演侦察参谋的北影演员郭允泰,夏天打草时偶然失手被大钐镰划破了小腿,常常化脓疼痛难忍,朱麻子也让他一瘸一拐地拉爬犁,毫不怜惜。
  托尔斯泰在《复活》中说过:“我们讲到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说他善良的时候多,残忍的时候少;聪明的时候多,愚蠢的时候少;勇猛的时候多,冷淡的时候少,或者刚好相反。”我认为,朱麻子们恰恰属于“刚好相反”的一类,但也恰恰是那种时代某些领导者眼中“好样的”!

  ------------------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文学书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