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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帅刘伯承

作者: 陈石平

第24节


  刘伯承的“死讯”——中央社的专利,只要国军还在打仗,就要不停地播!播!!播!!!

  战争是个变幻莫测的怪物,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捉摸不透。
  这不,几个月来在晋冀鲁豫战场上,国军与共军杀了好几个回合,孰胜孰败,孰赢孰输,各自心里都有数。可是,国民党的中央电台却天天广播“国军屡战屡胜”、“共军节节败退”的消息。更有趣的是,每隔十来天,就有“刘伯承仓皇逃走”、“刘伯承中弹殒命”、“刘伯承被国军俘获”的爆炸性新闻。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每一条好消息都像给国军不断注射的“兴奋剂”。尽管许多官兵不相信这些新闻,却有不少人亲眼看到“刘伯承”“狼狈逃窜”的镜头:
  某村庄,凌晨共军突然撤走,遗留物品甚多,似仓皇逃遁。
  土路上车马杂沓,到处撒满粮食、物品、还有文件若干……
  国军“王牌”第五军、第十八军的侦察官员见此情景,也按捺不住兴奋的情感,仿佛已经看到要把刘伯承、邓小平赶过黄河的景象。
  其实,刘伯承早就看出了敌人妄想逼我连续作战的企图,决定走出一步退棋。他诙谐地说:“对发了疯的野牛,不能跟它角抵角。我们要机动歼敌。只须留几个小团跟蒋军周旋,主力要大踏步转移,到后面休整。”
  一位参谋报告说:“对‘黄河小组’的美国人怎么办?”
  所谓”黄河小组”,是由美国救济总署出面,以救援黄河水灾的名义来到中国的。刘伯承早就知道其中有不少美国人是专门替蒋军搜集情报的。他们经常以勘察地形为名,乘着吉普车到处乱窜,把地形、道路和我军军情通报给蒋介石。
  “美国人?哼!”刘伯承轻蔑地一笑,若无其事地说:“他们是来搞‘救济’的,当然不能赶走。让他们自由自在地跑,不要理睬。”
  部队快速向北撤去。可战士们发现,这次撤退跟以往大不相同,指挥员不要求有整齐的队形,甚至要大家装得“狼狈”些。而刘伯承看到这人马杂沓,车辙混乱的状况,却露出满意的微笑。
  “怪!”许多战士交头接耳,感到迷惑不解。有几个调皮的战士,竟然向刘司令员提出责问。刘伯承避而不答,反倒对三纵的指挥员说:“部队要走得再轻快些,要把大车翻倒放在路边,粮食也不要那么多,可以往地上撒……”。
  这样一来,队伍里的疑问也多起来了。刘伯承司令员却依然满怀信心,一直朝前走着,还风趣地和大家搭讪说:
  “哎,前面到啥地方了?”
  “大名县。”
  “古时候这里是啥地方哟?”
  “马陵道。”
  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说:“对,前面就是马陵道。哪个来摆咙门阵’,讲一段孙庞斗智。”
  战士们面面相觑,不敢应承。大家知道,刘司令员博古通今,深谙古今兵法,在马陵道讲孙庞斗智,其中必有用意,便一齐要求说:“请司令员摆一摆!”
  刘司令员也不推辞,一面朝马陵道“败退”,一面讲起了几千年以前,孙膑用“减灶”示弱的谋略,诱歼魏军数万兵马,逼得庞涓自杀的故事。
  果然,“黄河小组”的一些美国先生向蒋军送去了“重要”情报,说共军“狼狈北窜”,后方“十分空虚”。蒋军一听,鄄城一带确实没有共军,估计共军已由菏泽、巨野公路向濮阳、清丰北逃。于是,严令“王牌”第五军和第十八军火速挺进,大胆深入。
  待敌军乖乖地钻进我军布置的“口袋”,刘伯承马上命令部队:“向西南进发”。
  不到几天功夫,敌人所谓的“王牌军”全部被第二野战军分割包围。经过激烈的交战,共毙伤蒋军3000余人,俘获5500余人。战士们扛着战利品,乐呵呵地说:
    “马陵道上摆奇兵,
    孙庞斗智又一轮。
    先施‘拖刀计’,
    牵住‘王牌军’;
    再杀‘回马枪’,
    全歼‘豆腐兵’。”
  看来,播发假消息、假新闻也帮不了国军多少忙。像刘伯承这样九死一生的战神,压根儿就不把“死”字放在心上,也可以说是超凡脱俗了。所以,国民党方面不断报道刘伯承的死讯、伤讯。刘伯承则不断地创造惊人的战绩。真邪!
  当时,新华社的战地记者曾针对敌人宣传机关多次造谣刘伯承将军负伤、逃遁,战死,作过战地采访,其中有一段报道如下5
  “刘伯承将军总部浸润在紧张而冷静的气氛中,发电机的马达隆隆作响,街上电线纵横,通讯设备极忙碌,刘将军在一幅巨大的地图前,以电话指示机宜,记者以‘中央社’捏造刘将军牺牲的广播稿出示,刘将军一笑置之,继续其电话指挥,他正创造一个惊人的战果……”
  记者所指的“惊人的战果”就是即将开始进行的巨金鱼战役。
  1946年11月底到12月初,蒋介石为配合伪“国大”召开后的声势,在南线战场伸出了两个拳头,准备与我军决一死战。一个拳头伸向苏北,以徐州绥署主任薛岳指挥12个整编师(军),28个旅,分四路对华东我军进攻;一个拳头伸向豫北冀南,以郑州绥署主任顾祝同指挥4个整编师(军)、10个旅,分两路东西并进,向冀鲁豫我军进攻。两个战区由陈诚统一协调。
  看国军的气势,是要打一个大仗。以挽回过去失利的面子,压制住共军的发展势头,看看这个阵式罢:向豫北进犯的是王敬久的整编第二十七军(辖第五军、整编第七十五师)王仲廉的整编第二十六军(辖整编第三十二师、整编第八十五师)共9个旅,由东明、滑县向预北、淄阳、内黄进攻。另以整编第四十师一个旅和暂编第三纵队由安阳向冀南大名进犯。两路敌人齐肩并进,寻机与刘邓军主力决战。
  敌在豫北战场的部署煞费苦心,顾祝同的目标是夺取平汉线上重镇、我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以实现其打通平汉线的计划,兵锋所指却并非邯郸,而是绕道豫北,走了一个“)”字形。其企图有二:一是将我军压向豫北、冀南,与华北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协同,两面夹击我军,打开华北大门,尔后再拍兵东调华东战场。二是先置邯郸而不取,使我军有后顾之忧,背着保卫邯郸的包袱,不能远离邯郸,从而可抑留我军于黄河故道以北,割裂我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战略区的联系,配合徐州绥署苏北作战。
  国民党战略家们的如意算盘是“一箭三雕”:打开华北大门;歼灭或抑留共军;打通平汉线。
  乖乖!表面看来,老蒋的这一招着实厉害。可是,他那里晓得两个拳头伸了出去,却敞开了鲁西南这片胸膛,为其最后失败埋下了伏笔。
  管他呢,国军还有几百万人,有美国老板,怕谁?!干!11月28日,国军由两门镇、滑县北犯。12月上旬,进至豫北濮县、清丰、内黄一线,并向冀南大名推进。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了打破敌人这次进攻,迅速扭转战局,并抑留该敌于中原地区,使其不能东调华东战场,决心集中力量于豫北地区寻机歼敌。刘、邓首长率二、三、六、七纵队同这批敌人周旋了20多天,曾几次准备好战场,拟在淄县、清丰、南乐地区,寻机歼灭王敬久集团一部,但终因该集团以数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加之连日下雨,地面泥泞难行,而没有打成,只是锻炼了部队的脚板,欣赏了马颊河畔南乐、清丰一带秀丽的风光。
  当然,战争不是儿戏,打仗不是游览。尽管许多作家把革命战争史描写得轻轻松松,把刘伯承写得神乎其神,而实际情形却是严酷的。
  12月中旬,敌人占领了濮阳、临漳、大名,离邯郸只有几十里地了,情况吃紧,我后方机关开始转移。
  仗怎么打?战机何在?在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所内,刘伯承陷入了沉思之中:“很明显,这样僵持下去,不仅不能抓住或制造战机,给敌以打击,反而使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陷于被动,遭到打击。”
  想到这里,刘伯承的目光转到了军用地图上的鲁西南地区。突然间,刘伯承目光一亮,大声对站立一旁的作战参谋唤道:“马上把鲁西南敌人分布情况送来。”
  不一会儿,作战参谋有条不紊地向刘、邓首长汇报了鲁西南敌人的情况。
  “黄河故道以南的鲁西南地区,仅有敌方先觉部整编八十八师两个旅,位于徐州西北的金乡、鱼台、丰县地区,以防守徐州西北门户。敌整编第七十五师一个旅和第四区刘汝珍残部,摆在郓城、菏泽、东明、考城及其以南地区,护卫开封。敌暂编第四纵队两个支队分别在定陶、巨野守备。其余敌人多是地方土顽。”
  说到这里,邓小平政委接过话来:“这个地区原为我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除一些县城外,广大乡村仍为我地方部队和游击队控制。而且,这个地区是敌徐州集团和郑州集团的接合部,敌两个集团互有矛盾,协调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战略地位颇为重要,可直接威胁陇海铁路和徐州,我军一旦有所动作,敌人恐怕坐不住了。”
  说完,刘伯承、邓小平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已定下一条妙计: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敌进我进,插入敌人纵深薄弱要害之处。”
  正当紧要关口,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给刘、邓首长打来电报:
  “华东主力在宿迁附近已获大胜,第二步准备西进,进逼津浦与徐州。”这次华东大胜,就是12月13日至19日陈毅、粟裕组织指挥的宿北战役,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等部2.3万余人,击毙敌师长戴子奇。毛主席指示刘、邓:“如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祥)、巨(野)、金(乡)、鱼(台)、成(武)等地,调动五军、七十五师而歼灭之为有利。”
  最高统帅部和刘邓的意见不谋而合。于是,刘、邓大军开始向鲁西南疾进,千军万马如同一把尖刀插向国军敞开的胸膛。
  刘伯承是位举轻若重,远虑深谋的战略家。但是,每当作出一个新的决策后,便显得格外轻松、坦然。进军路上,刘伯承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讲起了“围魏救赵”的典故:
  “蒋介石重兵向我解放区腹地进攻,想侵占我们的邯郸。我军既不在冀北恋战,又不回顾邯郸,而是大胆向敌兵力空虚的鲁西南进攻,威胁徐州和陇海线,逼敌回援,这不正好是‘批亢捣虚’‘直趋大梁’吗?这样既可救邯郸,又可牵制在中原的敌军,这就是我和邓政委的作战决心。”
  战局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刘伯承的预言,在我军南线强大攻势和陇海线、徐州之敌告急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将进攻豫北的王敬久和王仲廉部撤至陇海线,邯郸之围得解。
  中央社越是播刘伯承的“死讯”,人民解放军越是打胜仗;人民解放军越打胜仗,中央社越是频频播发“死讯”。这是1946年冬季中国战地新闻战的一大特色。为着传播正确的消息,戳穿中央社的谎言,新华社著名记者朱穆之、李普也频频出动,对刘邓大军作战地现场采访。
  朱穆之去采访时,正值鄄城大捷后。自1946年8月以来,刘伯承亲率边区健儿,驰骋于广阔的冀鲁豫平原,纵横进退,所向披靡。总计蒋军在边区被歼灭者凡十三个半旅,二十一个保安团,被俘者有师长(原军长)赵锡田以下官兵四万余名。
  加上鄄城一役,战果尤为可观。朱穆之趋赴前线某地访晤刘伯承将军,并转达新华社总社的祝贺及敬意。刘将军精神焕发,当即纵谈目前战争的形势。刘将军议论精辟深邃,又谐趣横生。
  “三个多月来,我们以冀鲁豫十七座空城,换得蒋介石六万多人”,刘将军微笑地说:“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罢,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
  记者写道:刘将军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之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仍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巨野战役即为一例。当我歼灭蒋军西线主力整三师及四十七师共四个旅后,蒋军西线全线崩溃,其占领我东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东明重归我手。因此,蒋军主力被我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军将不仅无力进攻,也将无力防守。在我保存的优势兵力攻击下,终将所占城镇全部都吐出来。刘将军认为目前此种形势已日益接近,再消灭相当数目的蒋军主力,我军大举反攻的局面即将出现。接着,刘将军用冀鲁豫前线的变化来说明了这个道理。冀鲁豫前线的国民党军王敬久九个旅,刘汝明集团六个旅,孙震集团七个旅,共二十二个旅,其中被我歼灭者有刘汝明集团三个半旅,孙震集团七个旅,王敬久集团亦被我消灭约一万人。现存国民党军十五个旅,而其中八个旅也已被我所重创。刘将军说:“看蒋介石能有多少个八个旅,能有多少个六万人,如果他愿意,我一定还可再拿几个空城换得他的第二个九个旅,第三个九个旅,第二个六万人,第三个六万人。”
  记者的报道也为刘将军的幽默所感染。“刘将军更精辟地指出,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们不在必要时毅然放弃某些城镇,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刘将军称这种战法为牛抵角战术,挨打战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战术”
  刘将军笑着说:“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丢掉了,而蒋介石却拾起来背上了。他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蒋军在冀鲁豫现仅残存的十五个旅中,有十个旅就被迫固守着十七个空城。仅余五个旅可作机动部队。如果蒋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部队被我个个歼灭的危险就更大。如果减少机动兵力,增强守备兵力,那么就无法进行作战。相反,我军因无防守城镇之累,部队集中机动,随时可以优势兵力攻击与歼灭其任何一点。这一个矛盾,国民党是极难解决的。这种形势最好的说明了蒋军的兵力已极分散,其攻势已达顶点,其在战略上的主动已开始转入被动。”刘将军极深刻而又诙谐地说:“蒋军暂时占领的那些城市与碉堡,都是我们最好的钳制部队,它们替我们把蒋军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等待我们一个个去消灭呢!”
  记者就中央社鼓吹的“国军接连胜利,且采用‘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最新战术的”的消息提问时,刘将军说只有兵力十分充足,这种战术方能收其效果。但今日蒋军兵力已极空虚,一个月前蒋军主力第五军及整十一师遭受挫败后,东拼西凑,仅调来整七十五师两个旅的疲惫之师,以后即再无补充。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集中进攻,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御护漫长的补给线,是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其结果必为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此次鄄城战役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记者深为刘将军的坦诚与自信所折服,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刘将军承认蒋军火力颇强,但他认为由于我军夜间作战及突然迫近白刃格斗,战斗全凭刺刀肉搏,蒋军的重兵器,几陷于无用之地。尤其蒋军士气很低,每次战斗,很多放下武器。因此纵有美式装备,也无法改变其必然失败的命运。
  至此,刘将军特别指出我军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军士气旺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刘将军特别赞扬守卫龙(土固)集的战士,他们以寡敌众,敌人进攻的火力虽有如一片火海,而他们坚守阵地达十一昼夜,始终未后退一步,完成了上级的任务。刘将军认为这也说明了如果我们必要坚守那一点时,我们是不可被攻破的。
  刘将军在军事上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早为中外所称颂,而他对每一个战役的指挥,英明远识,谨严缜密,尤为每一个将士所叹服。前线某高级军事干部说:蒋军作战,其指挥官与其说是白崇禧、陈诚,毋宁说是刘将军。
  1989年夏季的一天,笔者到新华社新落成的记者大楼,访问著名记者李普老先生。李老先生精神矍铄地告诉笔者,他正在写作一部《忆刘帅》的长篇专著,几十年来深入研讨刘伯承元帅的主要成果将收入其中。他一边找出有关资料向我介绍,一边侃侃而谈:
  “1946年冬天,一个不曾预期的机缘,把我带到了刘邓大军。11月21日,我第一次访问了刘帅。然后作为随军记者,在刘邓野战军中工作了约近两年。
  那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剿灭”共产党的军事部署,8月,最后揭下了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和平、进行军事调处的假面具,国内和平已经无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准备出上海版的计划,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11月,我被派到华东解放区采访,我和一位女同志从上海经南京、北京,飞到邯郸,准备由晋冀鲁豫解放区走到华东去。
  日本投降以后,邯郸曾经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首府。我们到达邯郸的时候,晋冀鲁豫中共中央局和军政领导机关又搬回了农村——太行山东麓的冶陶镇,属河南省武安县,在邯郸西侧约六十公里。我们到了冶陶,从中央局听说前方马上又要打大仗。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当然首先去抓这条大新闻。这里所说的将在前方打大仗的,就是刘邓大军。那时候它的正式名称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来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是它的司令员,邓(小平)是它的政治委员。讲到这支部队的活动和业绩,他们两位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老部下说得很形象:刘邓就是刘邓。这两个字中间,顿点都加不进去。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正是我第一次访问刘帅的那一天,1946年11月21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讲到了这次战役,讲到了刘和刘邓。那天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周恩来同志关于国共谈判最后破裂的报告,他刚从南京撤回延安。毛主席在会上说:刘邓19日已经开始反攻了。我们有办法。是半年到一年的问题。已经过了五个月(6月到11月),还有七个月。将来问题的解决,还是靠刘伯承,再打几个胜仗,事情就好办。今后半年到一年,再消灭它七八十个旅,两党力量就平衡了。达到了平衡,要超过它就比较容易。我们第一年内线作战,第二年就可以到外线去——安徽、湖北、河南和四川的一部分。”
  李普老先生接着点燃了另一支香烟,两眼放射着睿智的光芒,一板一眼地强调说:“毛主席这样讲刘帅,显然绝不是指刘帅一个人,也不是仅仅指刘邓两人和那一支部队,而是指整个人民解放军,指还是只能靠武装斗争解决问题。不过,刘帅在解放战争中以及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和独特的伟大贡献,也是确凿无疑的。对于我来说,正好碰上这一天,却实在是太凑巧了。
  我们登上一辆运载弹药的大卡车从冶陶镇出发,在大雪纷飞之中去前方,去刘邓野战军总部。
  这次采访是不期而遇,我事先毫无准备。我们党的许多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将领,大多充满传奇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而那时我对刘帅的经历,仅仅知道在1927年南昌起义和后来红军的长征中,他是总参谋长。此外,日本投降以后,他和邓政委指挥晋冀鲁豫军民打了两次大胜仗,两个月之内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大规模进攻,对于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点,我和当时重庆新闻界某些人一样,倒是多少注意到了。
  第一次是上党战役。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为抢夺胜利果实,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9月间蒋介石命令阎锡山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刘邓在九十月之交当头一棒,全歼了他13个师,共三万五千多人。那时候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才迫使蒋介石同意在10月10日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这个又被称为《双十协定》、以“坚决避免内战”为核心的文件,实际上是这样打出来的。
  第二仗是平汉战役。平汉铁路贯穿于晋冀鲁豫解放区。蒋介石极力要占领华北,抢夺东北,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因此,他在这里下的本钱极大,晋冀鲁豫解放区又首当其冲,在10月间爆发了平汉战役。刘邓大军激战10天,全歼蒋介石两个军共2.3万余人,同时争取了高树勋将军一万多人起义。
  蒋介石又一次全军覆灭,这才迫使美蒋认识到他还没有准备好,只得再施权宜之计。这样便出现了有美国政府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并作为主席的‘三人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出现了1946年1月10日签订的两党‘停战协定’,然后出现了大约半年之久的国内和平。
  我们当然不能说当时形势的这种发展,全是刘邓大军这两仗打出来的。这种形势的出现,还应当归功于其他解放区军民的胜利,特别是首先应当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但是刘邓大军处身于自古以来号称‘四战之地’的这个重要的战略位置,使它承受了当时极大的压力。迫使它打了整个解放战争中最初的两次大仗,从而对当时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些,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得这样清楚,只能说多少注意到了而已。现在再回头一看,如果这两仗没有打好,打败了,特别是如果刘邓没有当机立断,报经中央批准先打上党一仗,一开首就去迎击平汉之敌,整个形势的发展恐怕会是大不相同的。
  那天刘将军不在总部,正在前线指挥作战。果然,一次新的战役已经打响了。这就是滑县战役,又称濮(阳)滑(县)战役。刘将军同意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看他,那是在抵近战场的地方。
  第二天下午我们从总部前往,小吉普车的行程约近两个小时。
  那是滑县战役的第三天,这次战役历时四天,共计歼灭蒋军两个旅,一万一千八百多人,其中生俘旅长杨显明以下八千多人。
  刘将军的前线指挥所设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们走进村边他的临时办公室。大概是刚下过雪的缘故,房间不大却很敞亮。他站起来迎接我们。屋里生着一盆炭火,他叫我们一起围炉而坐。
  我们也叫他‘师长’。最初,显然是受了同志们中间那种气氛的感染,同时大概也多少带有入境随俗的意味。但是经过这次访问,我就深深感觉,对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位老前辈,没有比‘师长’更贴切的称呼了,越到后来,我对这点体会越深,至今回想起来更是这样。”
  李普老先生欠了欠身子,掐指算了一下,说道:“那年他54岁,在刘邓全军各级领导人中,年事最长。他身材略高,微胖,显得很结实,比我从照片上看到的和想象中的形象年轻得多。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蓝布棉军装,戴着棉军帽,动作矫捷而又稳重,果然气宇不凡,显出大将军的风度。他戴着眼镜,我看不清他的眼睛,只见他脸上堆着微笑。这是那种慈祥的微笑,胜利的微笑。
  那种慈祥的笑容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使我感到很亲切,竟像见到了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和我同行的那位女同志的反应尤其如此。我们竟没有很快提出事先拟好的问题,却像向家里的老人那样诉说起自己的心事来,说:我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不懂得军事,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后来谈话转入正题,当他回答我们提问的时候,我们又冲口而出,问了一些很外行的问题。他一面不厌其烦地解答,又一再微笑着鼓励我们说:‘不要紧,慢慢来,有许多事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他那语气使我感到他十分体贴人。当他鼓励你的时候,也不着痕迹。”
  “我们在指挥所交谈,可以听到前线的炮声,刘伯承同志仍是那么从容,好像手下的千军万马不是在战斗,而是在操练和演习一样。”李普老先生告诉笔者说,“过去我看过不少历史书,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人物的传记读过不少,我从未见过像刘帅那样指挥若定的军人。”
  感谢李普老先生把历史的镜头拉成近距离的特写,使我们探寻到刘伯承若干克敌制胜的秘诀。回到家里,我又翻阅了1946年1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其中有一篇《刘伯承谈蒋介石》,署名是新华社记者李普。文字不长,特录于下。
  刘伯承将军以猛虎掏心战术打击蒋介石停战令以后的偷儿行为,四日之内歼灭了他一万一千多人。战役开始的第三天(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允许我们到他的前线指挥所去看他。他穿着一套崭新的灰色棉军服,动作矫健,比我所见他的照片胖一些,而且大出我意外,比我预想中的他要年轻得多。他首先告诉我们这次战役的经过:蒋介石一面下令于十一月十一日中午起停战,一面密令他侵占滑县一带的部队继续前进,相继侵占濮阳。“这是偷儿形式”,他说,“他想以他的停战令麻痹我们,可是我们不上当,他越下令停战,我越当心他吃我,对蒋介石这种人,鲁迅的《推背图》说得好,他说什么话,你要从反面想。”当时的形势是这样,这一线从东到西是三个大据点,何冠三的河北保安第十二总队以朱楼为依托,江匣锋的一二五旅以邵耳砦为依托,杨显明的一〇四旅以上官村为依托,大家伸出手来向濮阳方向偷摸,各各伸展出来二十多里,建立了许多小据点。“我们打法也怪”,刘将军微笑着说,“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我们从他们的手边擦过,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根朱楼、邵耳砦、上官村,一下子解决消灭了他们的旅部和总队部,俘虏了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和总队长何冠三。”他顿了顿接着说:“蒋介石,你不能以人情常理来推断他,他就是不做人的事,要学《推背图》。”他提到这次在杨显明的旅部,得到蒋介石一个密令,停战令以后仍旧继续进攻,但是严禁发表战报。这时候,这位老革命家的表情是很复杂的,有勇者的愤慨,智者的镇静和仁者的热忱,热忱地教人不要上当。他允许我们到战地去看看蒋介石的工事。“那是很坚固的乌龟壳,这就是蒋介石的乌龟战术。”他说:“我们固然不容易打进去,但是从旅长到伙夫要爬出来也很困难,你可以想到那是多么结实!”我请他以权威军事家的资格谈谈蒋介石的战略战术,他说:“他这乌龟战术即所谓步步为营,另外还有一套是并进长追。从内战以来,他打我们就是这两套东西。从今年八月十日以来一百天内;我跟他打了五仗,消灭了他十一个旅。第一次陇海之战,他是步步为营,我干掉他两个旅;第二次定(陶)曹(县)之战,他改成并进长追,我干掉他四个旅;第三次张凤集之战,又是并进长追,送掉一个半旅,所以这次又换成步步为营,采取所谓战略的进攻,战术的防御了。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都带一点,这就是所谓翻过来牛皮楂,翻过去楂牛皮!”这是一句四川土话,和蔼的老人和我们一起大笑了。“他的致命弱点在于这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已是人民的时代。”他说:“无论哪一国的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的小子机动兵力,比如说吧,一比九已经太多太多了。你要卖国独裁剥削,非压迫人民不可,人民已经晓得反抗,你就更得加强守备兵力才能控制,否则人民就不听招呼了。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五军、十一师这样的完全美械部队都拿来守备,太不合算。同时,他们没有日本人强,日本人一排一班可以守个地方,而他现在规定一营人都不打仗。他们对我们有三怕: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白刃战是士兵们不“敢,夜战、野战呢,怕士兵们跑,士兵都是抓了来的,再好的飞机大炮也要人拿呀!谁来给你当兵。他把军队集中到前线来,后方空虚怎么办?老百姓发生民变怎么办?”他一再地说:“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我们独立民主和平的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农民都起来了,当兵进行爱国自卫战争,这就是制胜的根据。”最后,关于城市得失问题,他说,“这是很简单的算盘,比如他拿一百五十个旅,我拿一百五十个城,一个换一个,等到我把这一百五十个旅消灭完了,这一百五十个城不还是我的!”他又为我说了一个故事,他说:“老百姓很容易懂得这个道理,三个星期之前的鄄城之役时,鄄城有一个老头子问他的儿子:到底消灭了没有,怎么消灭的?儿子说:消是真的消灭了,旅长活捉了起来,他亲眼看见的,另一个老头子插嘴说:“这办法最好,东消灭他一股,西消灭他一股,等到他没人守城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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