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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科·夏奈尔传

作者: 马赛尔·黑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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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歌剧中的原型


  如果夏奈尔小姐同意出席以她的生平(或者说以她的名声)为题材的轻歌剧《科科》的首场演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出她在纽约受到欢迎的盛况。她踩着飞天而来的彩纸屑走上_百老汇大街。某些大人物喜欢在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街上踱步,还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塑像沾沾自喜。但是,由一位大明星扮演科科,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确实非同一般。科科没有受宠若惊,而且,应当说法国人的态度都很冷漠,也许一出关于碧姬·巴锋的轻歌剧才能使他们更为激动。
  在百老汇上演一出轻歌剧并非一件小事。上演计划是在米尔两兄弟埃尔韦和热拉尔的餐桌上形成的。埃尔韦·米尔曾经参与让·普鲁沃斯特的一切决定(警方一直在追捕让·普鲁沃斯特)。法国解放那一年,他怦然成了半官方的情报部长,报界新人在他那里竞相获取消息。政界人士、男女演员、电影制片人、剧场经理,还有那些能使鬼推磨的财界人物都常在米尔兄弟家中聚首。普鲁沃斯特在米尔兄弟家里看到许多地位正日趋巩固的新贵,这些人的面孔和名字已经或即将为人熟知。他们中有正在从占领后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让·科克托、即将改头换面的还没有出名的17岁姑娘分耕女特·巴尔多、马龙·白兰度、让·热内、玛丽·贝尔,还有当时正忙于创办报纸的雅克·沙邦一戴尔马。
  开始时,米尔兄弟居住的瓦雷纳街与科科的康邦街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神圣的地方都有一种有利于生存和再复兴的气氛。布景师热拉尔·米尔为他亲爱的科科在房间内放肝印度乌木屏风,四壁镇满镜子,使房间看上会空间奇大;镜中的一切都比例失调。中国瓷瓶巨大无比,庙就像明斯特森林中的真鹿一般大。
  多少新闻、戏剧和电影发源于瓦雷纳街?瓦迪姆在穷极潦倒时曾在这里住过,他带布莉吉特上米尔家吃饭。她的父母打电话来:我们的女儿在吗?午夜前一定要把她送回来,谢谢。热一拉尔·米尔看不惯克里斯蒂昂·马尔康和他的同伴穿燕尾礼服。阿纳贝尔(当时还不叫比费)在往花瓶里插玫瑰。卡庞蒂埃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可爱的模特姑娘,后来就娶了她为妻。莫里斯·谢瓦利埃带来了她的第一册回忆录。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瓦雷纳街。科科在那里遇到了制片人弗雷德里克·布里松,他决定把回忆录买下来,把它改编成自传体文学作品,一出戏,一部电影或者一台音乐喜剧。但是,她既不喜欢出书,也不喜欢拍电影。人们在挖掘她的过去,想透过她的一生找出一个真实的科科来,而这个真实的科科~直被她自己小心地深藏着,并且不断地在上面添尘加土。为什么不能改编成一出音乐喜剧来反映最具想象力的东西呢?《窈窕淑女》在拍成电影,创造了几百万美元的票房价值前也在百老汇风光过。对,就是该这么办。
  协议签订了。布里松想让他的夫人罗莎琳德·目塞尔扮演科科。科科觉得她太庸俗,说她像“一匹高头大马”。她说话的声音很大,美国记者听得很清楚。罗莎琳德虽然辞去了这个角色,但剧本仍留下了她的痕迹。剧本以1954年科科回归为素材,但科科却希望能见到她的早期生活,如在多维尔为奥黛丽·赫本改制第一件套衫,在姑娘和骑士的簇拥下在隆尚骑马奔驰,在结识才华横溢的凯瑟琳·赫本时自己又是如何自叹弗如的。剧本改编拉纳坚持要罗莎琳德·吕塞尔记住这样一个主题思想:
  “科科是一个为了自身的独立而牺牲了一切的女人。她虽然取得了独立,但陷入了孤独,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他的看法没错。
  ——这是悲剧的题材,埃韦尔·米尔说。
  ——那么就把它改编成一出音乐悲剧,拉尔内说。
  1965年拉尔内开始改编,他用了10年的时间说服科科。科科则委托勒内·德尚布伦与他商谈版权问题。1966年春,布里松到巴黎,随行的有拉尔内和作曲家普雷文。在普雷文钢琴伴奏下,拉尔内唱了《科科》中的主题歌。
  科科说:“剧中,‘我’没有什么动作,只是坐在那里看别人在我面前走来晃去。”
  戏的开场是她的父亲低头看着摇篮,在为她取个小名,最终取了“科科”,她的祖母念着这个名字,对她的小孙女说她会有名誉地位的,也会很有钱,但将是孤身一人。
  孤身一人!埃尔韦·米尔说,科科听到这段歌词时泪流满面。很少有人看到晚年的她哭得如此伤心。
  按照拉尔内的构思,科科在第一次服装展示会失败后,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位美国帽子商帮她走出了困境。他不仅使她的时装设计重新出现了生机,而且还为她带来了一批有钱的美国顾客。科科拒绝出席在百老汇的首场演出,原因是她不喜欢剧中人穿的是由塞西尔·比顿设计的“夏奈尔式”的裙子。
  她对我说:“在里兹饭店里,一些美国人围着我说:其遗憾,剧中人的服装不是由您做的。我们看这出戏原本是想看到些什么的。”
  我责备她没有去百老汇。
  ——难道您对别人是怎样看您的不感兴趣吗?我说。
  ——现在走来走去太复杂了,她回答说,到处都是人,最好的旅行是躺在沙发床上,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46年科科重返美国。”
  科科说:“我在48小时内领到了护照。我没有带贴身女佣。快到目的地时,我还在独自一人慢慢地穿戴打扮。这时船上一片嘈杂的搬动行李声。我想大概有什么重要人物在船上。我看到一个黑人拳击手(阿尔·布朗),人们等的也许就是他。他没有权利和我们~起在船上。离下船还有三刻钟,我不紧不慢地整理着行李,不打算第一个下船。这时有人敲门,我问是谁,但我没开门。这里不存在信任问题。外面有人隔着广l高声地说,有许多人在大厅里等我。我回答说我没有约见过任何人。门外的人大声喧哗,闹得船长也来了。当然我给船长开了门。他说是一些记者想见我。我说我这次旅行纯为私事,我不想见记者,况且我还没整理好裙子。船长说他要是事先知道有记者要来的话,他会把事情安排得好好的。他说:‘现在您看我该怎么办呢?他们至少有40个人,他们现在在大厅里等着。’我说:‘船长,这事可不好办,您看我正在整理行李。’船长说:‘行李我派人来帮您整理。’我遗忘了一支牙刷、一支指甲刷和一块香皂。我的贴身女佣原本应当替我放好的,她没有放。”
  记者们问她对时装新款式有什么看法。
  “我带了两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一套穿在身匕我对记者们说:‘你们看见了吗?’他们笑了,他们问我是不是还要做裙子。我说;‘由于战争的原因,我的公司关门了,我来纽约是为了推销香水。”’
  一位年轻妇女想知道去哪里用得上酒香水。科科回答说:
  “凡是去您想被人拥抱的地方时,都要酒香水。”这个回答使玛丽莲大受启发。
  科科说:“我和美国记者们建立了友谊。他们都是些孩子,我逗得他们笑声不绝。他们想知道早上我吃什么,我说:‘一支山茶花。’晚上吃什么,我说:‘绣球花。’我这么回答是为了返他们,丝毫没有哗众取宠,想当明星的意思。我们这个时代制造了两样可怕的东西:明星和模特。我对这两样东西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我想过饿了就吃,渴了就喝的平静安溢的生活。”
  1957年9月,她同意去达拉斯参加斯坦利·马科斯百货公司开业50周年庆典。马科斯授予她马科斯奖,以表彰她为设计高雅明快,富有艺术气息和吸引力的时装而作出的贡献。科科不想接受。马科斯也向克里斯汀·迪奥和埃莱娜·拉扎雷夫接了奖。科科害怕乘飞机,而且也不想适应它。勒内·德尚布伦邀请马科斯在拉格朗热城堡共进午餐。这座城堡是他的先人拉斐特将军的宅第。客厅里挂满着旧的海报,其中有一张是《哈姆雷特》上演时的(丝质)海报。哈姆雷特一角由英国的塔尔玛·麦克里迪扮演。在演员和莎士比亚的名字上方用大字写着:拉斐特将军将出席观看。
  ——如果您想把夏奈尔小姐吸引到达拉斯来,德尚布伦悄悄地对马科斯说,那就让她看这张海报,对她说……
  ——我明白了,马科斯说。
  他把科科拉到海报前:
  ——我来宣布:
  夏奈尔小姐将出席观看
  科科的重返使美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为科科在1939年失去世界时装之王的头衔后,又如此轻而易举地重新获得f这个称号感到惊奇。达拉斯的报纸以《科科像休格·雷一样》大字标题撰文把她比作体格·雷·鲁宾逊。
  科科说:“人们为我准备了一个惊喜。一天舰上,在盛大的招待会上,一对夫妇出人意料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男的扮成一头公牛,穿着一件礼服,两只角之间戴着一顶礼帽。女的扮成一头母牛,身穿白色夏奈尔服装,头披长纱巾。聚光灯使人热得难以忍受,但每个房间里都开着空调,感觉很冷。我很快就感冒了。我在头上放着一块手帕,在房间里走动。人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只要碰一下什么东西,都能发出美妙的音乐。我有5台电视机,我常用的是浴室里的那一台,屏幕上的广告做得像电影一样,让我觉得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真可怕。”
  她想会晤曾在电视上布道传经(总是谈对另一个世界的种种木安)的比利’格雷厄姆,她曾经随人去参加过一次聚会,但聚会上人太多。我嘲笑比利·格雷厄姆,科科为他辩护说:
  “他这个人很聪明,而且生逢其时。他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听众:看看我吧,我的牙长得很好,笑起来不惹人讨厌,因为没有人愿意向长得很丑的人学什么东西的。他还玩高尔夫球,表明他是时代的宠儿,而绝不是一个光会读《圣经》的老好人。”
  这是不是对我含沙射影的攻击?达拉斯之行给她留下的印象很坏:
  “要和2000多人握手,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这么干过。这不错,就是太累人了。斯坦利·马科斯先生把他的供应商和顾主都叫来了,他把夏奈尔小姐当作吸引人的手段,他们都听到过夏奈尔小姐的名字,但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再也不会让人把我当明星耍了。”
  她后来随人去了新奥尔良。她说:“这是美国最不令人烦恼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玩玩,因为我太累了。”
  她回忆加利福尼亚之行时神情极其愉快。乔治’凯塞尔和她同行,他们在蒙特里过了一夜。阳台面朝大海,有一个黑人在唱歌。科科说:
  “他老是唱一支曲子,我要他为我也唱一支。第二天我买了牛仔用品,拆了重做。我已经发了财,现在,我一想起旅途劳顿就讨厌旅行。我去瑞士是为了保养身体,而且因为我在那里有一处住房。虽然去瑞士的人越来越多,太多了些,我还是只喜欢瑞士。在美国我无所事事,美国人期望我们给他们带去新东西。我们应当为他们找出些什么。我们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些什么呢?一些小玩意儿。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豪华之物、真正的豪华之物。一个只知道舒适生活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百万富翁们在墙上挂画,他们可以花钱买画,把买画作为投资,美国人是这么说的,买回投资也成了广告。豪华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法国也没有豪华可言,在德国则豪华犹存。我去过一些城堡。简直难以置信,亲爱的,每张椅子后站着_名仆人,还有沉甸甸的银器。这才是豪华。在法国则是真真假假,真假掺半。”
  在美国时,她在火车上看到一家工厂的烟囱上写着:夏奈尔。
  “大概是我父亲的。”
  她不想知道得更多。
  她说:“没有美国就一事无成。美国人不喜欢的东西就卖不动。这很好,因为美国代表着青春和效率。”
  第Th次世界大战前的1931年,科科曾应塞梁尔·戈尔德温的邀请去过好莱坞。戈尔德温给她100万美元,要她为他的影星们提供服装。合同(未签)规定科科一年去好莱坞两次。合同遭到了影星们的反对,她只为格洛丽娜·斯旺森提供了服装,如此而已。科科说:“好莱坞只不过是展示胸部和臀部的圣米歇尔山。”
  在夏奈尔公司最困难的年代里,我见到科科的机会更多了。
  不久前的几次服装展示会;尤其是衬长裤的裙子展示会失败后,她深切感到这些失败都与记者有关。她说:
  “再也没有人关心夏奈尔了,你们应当和我一起来关心夏奈尔。”
  我离开普鲁沃斯特后,她对我的命运深表关切,有时她甚至还问起我的心脏情况依心动过速。
  通常,莉鲁·格伦巴赫负责与报界联络。有人问她你的职责是什么,她笑着回答说,她也希望有人给她明确。在夏奈尔小姐晚年时期,就数莉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最多。我是通过她的哥哥克里斯蒂昂·马尔康认识她的。
  莉鲁经常出现在科科的左右;要听小姐说话,和她一起吃饭,没有人在的时候还要把她带回里兹饭店。科科少不了莉鲁。但也常常赶她走开。
  她大声吼叫道:“行了,我不要做事马虎的人在我的身边。”
  她讨厌莉鲁的丈夫菲利浦·格伦巴赫,我的一位报界朋友。一般而言,她不喜欢看上去很亲密的夫妇,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格伦巴赫夫妇还领养了两个孩子,这对她也是刺激。
  她睡眠不好,吃也吃得越来越少。她还得了梦游症,有人曾经深夜在走廊里看见过她,她冷得发抖,有时还弄断了肋骨,划破了腿,撞破了鼻子,都是她自己包扎了事。
  她说:“如果请医生,医生就会要你去做透视,弄得你没完没了。”
  她做着手势对我说:“鼻子上的伤,只要把伤口两端这么一捏,伤口就合拢了。”她坐着时腿关节僵硬,要站起来才能使膝关节弯曲。
  科科说:“我可以站立,如果骨折了就站不起来了。一位美国朋友问我是否颈骨有毛病,这个笨蛋以为我股骨颈骨折了。”
  她对病痛有很大的忍受力。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在农村,他们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请医生,而这时往往已经太迟了。为了把她稳在床上,只好把桌子放在床垫上。
  她自己也说:“我叫人把床棚放在地上,这样,即使我掉了下来也不会摔得太重。有对我关节痛得厉害就会在睡梦中叫起来。我怕睡在床上,所以只好睡在椅子上,一不小心就会略的一下摔了下来。”
  她笑着用手摩擦着头部。梦游症使她想起了她的父亲:
  “我慢慢地从床上下来,还是那么迷迷糊糊。父亲把我抱上床,我很害怕,伸出双手高叫:‘他在这里。’父亲说:‘别瞎说,别怕,他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
  她接着又说,他的父亲不喜欢吃猪肉,也不许她吃猪肉。在奥弗涅时,人们有时三四个月不能去户外。
  她提起童年生活时,背景总是严寒和风雪,从来没有春天和夏天。也没有收获的季节。哦,收获季节是有的,那就是佃户带了东西向她的姨妈们交租。
  她埋怨我没有预先告诉她星期天早上我在欧洲一台有一档节目(原先是这样安排的):
  “您怕吵醒我吗?您总是怕这怕那的。我们是朋友,别这么快回阿尔萨斯写什么书,不要让人把自己忘了,应当和那些常常叨念着的人一起呆在旋梯上,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不要被人撵走。”
  旋梯!她原想使我理解些什么,但却用了这个表示相反意思的调。~个人失去了名望就会从旋梯上滑下去。她雄居时装界最高地位,令人觊觎不已,早就作好准备,不让出位置。
  她对我说:“我还要筹划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一次综合我以往全部成就的大展示会。”
  她的拇指和食指捏着衣服上的绦子说:
  “这套衣服我穿了10年了。”
  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这个预言使我警觉了起来。她说话时是认真的,我应当像儒安维尔关注圣·路易的十字军东征那样,密切关注这次展示会。当然,我错了,科科准备的服装展示会有5次。不过,她同意我和她一起操办的是最后一次。
  “办展示会应当先有构思,寻找主题,然后大家讨论,您会明白主题从何而来,您能学到许多东西。”
  一个星期六,她召集手下人在康邦街商谈。
  “没有人就没法工作,”她说。
  然而,科科有时是很孤独的。她说:“他们知道我在这里,他们如果有事问我只要来就是了。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我。这样就麻烦了,因为事情是边说边做出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展示会应当办得极好才行,否则就过时了。”
  科科是不是在作自我批评?
  “现在的人只是仿制,他们(这回显然是指服装设计师们了)想把一切都弄乱,但就是不知道该做什么。要改变时尚光把裙子做短是不够的。我不认为长裙很快会卷土重来,因为这与人们目前的生活不协调。巴黎已经拥挤不堪,但人们还是利用拥挤来推销汽车,每个星期天都有100多人死于车祸。这种情景使我害怕,使我不敢外出,我对我自己说,还是留在家里,就这样生活吧!
  没有转折,没有铺垫,她接着又说:
  “我在为新的女性寻找一种新的形象。”
  “在此之前你就没有感到需要有所创新吗?”我问。
  她皱起眉头斜眼看着我说:
  “您认为都过时了?”她躲躲闪闪地说:“我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做。有人对我说,不善待名时装设计师是不行的。我问他,时装名师是些什么人?是不是那些从美国来推销服装上的小玩意儿的年轻妇女?真是想得出!所有的人都疯了。”
  在她家里,一切都要经过她的手。她在事业上越是失利,她就越显得挑剔。大家都在暗地里反抗,用眼神说:“这个老婆子疯了。”
  科科邀请美国《妇女服装》报的一位同行共进晚餐。《妇女服装》报是一份专业时装报,在第三街的服装制造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报有一个版面的广‘告,费用全由服装制造商支付。这个版面的通栏标题是We love Coco我们热爱科科)。IOV6中的O印成一颗心。对科科来说,这是一件好事。这位同行和他年轻的妻子同来。同行的妻子漂亮、开朗、穿着超短裙,显得十分精神。科科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两根项链对她说:
  “您喜欢哪一根?”
  少妇选择了长的一根。从科科的微笑中可以看出,这是她意料之中的。从前科科卖帽子给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在她们用长柄眼镜翻来覆去验看时,科科就已能猜出她们要的是什么。时装不是艺术,而是商业行为。推销出去,待人高兴了,时装就被接受了。她快85岁了,这一套生意经还管用。
  她问《妇女服装》报记者:“照您的看法,将来的时装流行长的还是短的?”
  看上去她很重视他的回答。他预言流行的将是“短的”,这一使她十分不安。
  “我考虑得太多了。”
  她没有了睡意,脑子里出现了地朝思暮想的经过革新的裙子,但还认为是过了时。“我决不做超短裙!”
  她一只手放在腹部端坐着。制造商们给她亮出了质地上好的面料。她说:“他们为我织造了这些面料,我知道怎么使用。这些面料适合既有风度、又有钱财的有产阶级的需要。至于女孩子们,她们需要的是不太贵的东西。”
  这种阿飞式的时装,多么荒诞,令人叹息。难道这也算是灵感吗?
  “别仓促上阵,否则刚做出来就过时了。”
  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服装展示会,嘴里却说什么:蓬皮杜总统因为他的夫人穿了夏奈尔品牌的服装而信心十足;假期里,女工们都想同时度假;第四次世界大战不是已经开始了吗?一位社会新闻专栏记者恶毒地撰文说:54岁的凯瑟琳·赫本想取代84岁的夏奈尔小姐。
  “您说我该怎么办?亲爱的,我说过我95岁了,但我还想活到100岁,看尽人生。能活到100岁该是很有趣的。报刊都反对我,但我不在乎。”
  报刊都想把她拉进迷你裙的行列之中。
  ——不是有人对我说长裙已经不再时兴,不再有人穿了吗?
  ——不,穿的人越来越多。
  ——用不了多久,女人们都要裸体外出了,这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你们坚持的是什么了。亲爱的,不管怎样,吓唬三四个人是可以的,但男人们想娶的还是值得娶的女人。
  头天她还像迎接救世主似地接待了我,第二天就对我置之不理了。星期一对我还很信任,星期二就怀疑我做事雷声大雨点小。出版商道布尔代送她厚礼,一家美国杂志给了她100万美元,我呢,我该送她什么?到了星期三,她把这些都忘了。她的贴身女仆醒来时发现她睡在平纹细布的裙子上。她常常提到博伊,提到她的几次昏迷。她似乎看到自己立足的山顶变成了一垛墙壁。原来这是一张画着墙砖的纸片,是她自己看错了。她对我说:
  “这个侧影该换一下了。不要太直、太平了。时装就是要给女人一种幻觉,使她成为另一个女人,问题是成为什么时代的女人。”
  我说:“如果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要不要交给《玛丽一克莱尔》杂志?”
  科科回答说:“让·普鲁沃斯特人很好,他说刊登我的服装式样的那一期很好销,销量达到了顶峰。但是我为什么要给这些人送礼物?不久前,卢森堡广播电视台宣称我把公司卖给了美国人,我的朋友们从来不想起我,为什么我总是要帮助他们呢?”
  她收到一位很有钱的银行家的一封信,说他已经通知所有的服装商,不再为她夫人购买裙子付钱了。科科晃了晃信说:
  “他的夫人在我们那里买过4套衣服,都是他付的钱。他做得完全对,他的夫人再来时,我对她说:‘亲爱的,不能再赊购了。’她哭了,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样的女人。’我故意刺激她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的丈夫每月给你1万法郎买衣服你还要欠账?别说什么离婚不离婚的,要是真想定好那你一定是疯了,你对我说过你~无所有,等等,等等。温面的话。50年内不公布。”
  她还玩起了数字游戏:
  “办一个服装展示会要3.5万法郎。一套粗布服装出厂试穿前成本就要2000法郎。”
  她拿出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拍的照片:
  “那时我的头发式样和现在不一样,但是我还可以穿一件上衣。”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新著她只读了5页就读不下去了。她说:
  “我对她说:‘路易丝,你这位诗人,你就让我哭吧。’她很生气,我安慰她说:‘你知道,我是一个文盲。”’
  忽然她又提到了常和阿里·汗①在一起的从前的一位模特姑娘:
  “她人很好,不久前我碰到了她。我对她说:‘你不来看我,是因为钱财方面的原因,还是因为不喜欢夏奈尔公司?’她回答说:‘是钱财方面的原因。’她的先生去了阿根廷。我对她说:‘来吧,我还有两条裙子。’她高兴得搂着我的脖子。她的先生回来后,她立即又来买了两条裙子。我觉得这样很好。您也许不了解女人的劣根性,我认识几位不太富有的妇女,我给了她们一些折扣,但是在晚会上她们却穿着我的竞争对手们做的裙子,她们喜欢穿巴兰西阿加设计的衣服。这种品牌的衣服做工很差,但价格很贵,而正因为贵,她们才喜欢穿巴兰西阿加牌的裙子外出。”
  她很清楚,在这场竞争中巴兰西阿加是下了大赌注的。她说是巨额的资本支撑了这种阿飞式的服装。
  她说:‘有这种衣服的姑娘在电影里都成了大明星,其实她们的所作所为就像从前在街上拉客的妓女,丑态百出。”
  科科对付她们的武器还是从前用来对付竞争对手的那句话:“她们太脏了。”
  一个穿着阿飞式超短裙的姑娘要科科借给她一条裙子,科科对她说:
  “先去洗个澡,把头发也洗洗干净。”
  我提醒她说,你不是说过一切都已经过时了吗?她想着想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十分悲怆。时间就像古罗马的斗士一样,悄然无声地流逝。
  “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帮助我,我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干。”
  实际上和别人在一起时她也什么都干不成。她累了,眼袋浮肿,一条皱纹深深地刻在鼻翼和嘴唇周围。她在反复思考她的一贯准则:这种裙子是不是会有人穿:她准备再下一次赌注,为自己再办一次服装展示会,从此离开夏奈尔公司,不再勉强自己。但这可能吗?推出别的什么东西,参加服装商的活动,像他们一样买两年一度的彩票碰碰运气,我认为她不会这么做。
  有人对她说,卡丹也在做短裙。她说:“这样更好,好笑的事更多了。我看见一个傻大个女人穿了一条大腿露到这里(露出半条大腿)的裙子。她的腿长得并不难看,但这并不重要。我想对她说:‘姑娘,你是不是想找一个傻瓜当你的丈夫··。…如果我“有女儿的话,那么她的膝部应当长得极美,我才会允许她袒露。’”
  科科称之为耶耶派的阿飞服装是第一代不就任何问题征求母亲意见,试图标榜独立的姑娘们喜欢的服饰。但是怎样才能对她解释清楚呢?科科说:“100个妇女中,膝部长得极漂亮的只有一个。在美国,膝盖也可以用塑料再造。用不了多久什么都可以用塑料再造。”
  时间到了7月份。
  “再也没有比超短裙更难看的了,似乎布料用得多一点就会把人惹哭了似的。要不是我早就许下了明确的诺言,我也许会把公司关了,一走了之。但我还是要把我的事业进行到底。”
  服装展示会标榜是正宗古典,1000%夏奈尔式的。
  “我在力所能及的小小天地里努力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人们买也好,不买也好,我都不在乎。人是要有一点淡泊心的,而且永远不要丢弃。当然,也要有点文化修养。”
  她估计了会出现什么艰难险阻。
  她说:“时装界的日子不太好过,许多工场要倒闭。”
  A·莫利纳前来征求她的意见,她建议他做成衣。她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人们觉得你的东西全是老一套,那就完了。那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这种事让我摊上了,我就得辞退50—100个女工,她们就会不停地怨天尤人。现在的社会保险费翻了倍,我得付几百万法郎。我常常想问我的工场头头们:‘这个星期做了多少件?你们70个人都干了些什么?’我知道为什么人们说我已经100岁了,因为举办服装展示会的那些年是要加信计算的。不仅没有人帮助我,而且也没有人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对他们说:‘你们得注意,如果不好好干,你们就别想在夏奈尔公司得到什么。干得不好,还有什么贡献可言?你们从来没有发明过什么,连一条贴边也没有发明过,全是我,而且总是我发明的。”
  她总是很晚才到大厅里来工作,因为在灯光下她才能看得更清楚。公司的气氛很沉闷。当她的合作者们下班了,她也只好结束聊天,离开工作台。她想:难道工作不能正常些吗?于是她实施了轮班制。
  她对当班的工人说:“今天晚上你留下来吗?祝你好运。”工人们说她好像总是带着微笑来上班的。
  科科对我说:“我雇了一个时装设计师,我对他说:‘您会做什么,做给我看看。’他做的长裙口袋很多,很有独到之处,但是基本功不扎实,针脚不牢。我对他说:‘我的朋友,人都有胳膊,胳膊是要动的。’他不懂,设计师们做的裙子让人穿了动弹不得。他们还慢条斯理地说穿裙子原本是不能多动的。这种话使我大为吃惊。大家的想法和我不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对女工姑娘们说:‘找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听着,我有一句重要的话对你们说:切不可做愚不可及的事。”’
  她对我说:“您今晚就跟我们在一起,看看我们是怎样工作的。”
  展示厅里,地上堆满布料,桌子上全是饰物、纽扣、布条和羽毛,随手可以拿到。科科穿着一身淡灰褐色的套装。她说,这套衣服是旅行装,穿别的衣服不合适,因为她只有淡灰褐色的鞋子。
  一个嘴上有一圈胡子影的小伙子蹲在她的脚前,打开一只纸盒,里面放着一双蓝色的鞋子,但是科科拒绝试穿。
  ——真讨厌,这种鞋鞋帮太低,难看死了,又重得要命。拿一双我的旧鞋来。
  ——好的,小姐。
  ——你按着这里,然后……
  ——好的,小姐。
  好的,小姐。是,小姐。听到的只是一片唯唯诺诺的奉承话。一个裁料工受到科科的粗暴对待,科科稍不称心就对他大声训斥:
  “这件是工场里的样衣,我要的不是这件。这是你的包裹,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
  她的一双枯瘦的手把布料扯得嘎嘎作响,她把两端对拢,像用熨斗烫手帕似地用手在上面按了又按,然后把布料披在一动不动的模特身上。模特目光茫然,令人想起被掌钉的马匹。她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有时露出一丝笑容,犹如透过云层照在一潭死水上的阳光。科科扯了扯布料,别上针,再重新取下。做完这一切后,她就叫模特回到工作室门外的T型台上。有展示会时,模特就出现在这个台上。
  科科说:“顾客们就在那里观赏裙子。”她用手背抚摸了一下模特的胸部说:“这个模特胸部平坦,瞧,她没有胸部。”
  模特会怎么想?我没有胸部!可怜的老太!你最好关心一下你自己的胸部吧!
  科科说:“露出后腰是不能容忍的,瞧,后面翘了。”
  她的手在模特的臀部按了一下,说:“这里应该低一点。”
  她用皮尺量了量胸围:15,15不到一点。
  “这里添一点布料。不过布料没有了,没办法。”
  一个缝纫工大胆地抢白说:“有,在那里!”她生硬地说:“不,那不是。”
  她看了下挂在椅子背上的领圈和长统袜子,说:这种袜子洗了后会变成红色的。
  “是的,小姐。”
  “这种袜子不能用。”
  科科的镇静使我吃惊。
  她说:“我心烦时就不下来,也不让他们工作。”
  她很宠爱一个名叫让的胖乎乎的裁料工。一次,让和小姐一起为一件服装反复丈量,然后放上了展台,他走到她的跟前说:
  “我看还太长了点。”
  小姐问道:“怎么,我让你害怕了?”
  他的动作使她看了好笑。她突然高兴了,做着手势叫一位模特走到她的跟前,一会儿拆一件衣服,一会儿又拉扯另一件。她没有坐多久,就打发模特回去,对她说:“去把头发朝上束起来。”她撩起模特的一给头发说:“为什么让头发把脸遮住?你的脸蛋长得很美,额头、下巴也长得不错,不要让头发遮住你那漂亮的脸。”
  模特姑娘笑着说:“谢谢小姐。”但心里想说的是:可怜的老太。
  科科说:“平针织品是一种很难加工的布料,令人生厌。你们想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是从这种布料开始我的事业的。”
  她还在缠着那个“讨厌”的裁料工。
  “你为什么用丝光布?想浪费时间?我请了几个专家,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们的成本这么高。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衣服没有做好就拿出来试样,对顾客也是这样。该用粗布时却用了丝光布,只要三次试样你们却试了五次。”
  科科的脖子上套着一根细绳,上面挂着一把剪刀。可以这么说:这段绳索就是夏奈尔勋章的饰带。巴卡拉玻璃器皿厂200周年庆典时,卢浮宫里有一个展览会。科科应她的律师德尚布伦的请求,答应为一只酒杯设计花样。她选择了剪刀作为图案。高超的车雕技术使这一图案凸现在酒杯上,令科科赞叹不已。她问勒内·德尚布伦,能不能再看一下陈列在巴卡拉的“她”的那只酒杯。德尚布伦答应叫人给她送来,可惜几天后,科科就去世了。
  她手上玩着剪刀,谈论着一位被她看不起的服装设计师。
  “他是一个大笨蛋。他写了一些文章,说时装应当是一种冲击力量。他认为我讨厌他,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他并不了解,只知道为他工作的都是一些最差的裁缝,只是凑凑数而已。”
  有人在她耳边轻声地说:迪奥将推出100种新款式。
  她听了后说:“瞧着吧,50种服装款式以后就没有了,唉,这个行业算是完了。我自己虽然不在乎,但对法国来说,毕竟有损声望。法国有45000名制衣女工,她们也看时装杂志,这下也都完蛋了。她们是一股令人害怕的力量,是耶耶将军的政策造成了这种情况。人们积聚的是炸弹,其他的事一概不管。中国人在20年前就把束缚他们手脚的东西一扫而光,女人们靠了药丸的作用不生孩子,自己就可以玩个痛快。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对未婚夫妇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孩子应当由男方扶养。不知生母的孩子漂亮,有灵气;不知生父的孩子令人讨厌。你们的证件上都有你们生父生母的名字吗?”
  她口里含着一颗薄荷糖。
  她低声响咕着:“所有的枪都瞄准着我。”
  我说过,这不是伟大的小姐的最后一次时装展示会。展示的时间拉得很长,我周围的人全都不胜厌烦。但报界的反应却很好。我给《费加罗报》寄去了一篇专门报道,科科知道了很高兴。当时她蹲在楼梯上,我攀上楼梯对她说我很崇敬她。当然;不对她说清道理她是不会原谅我的。她简直成了一头令人怜悯的怪物。她自己把头发染得乌黑,穿着一套镶红、蓝边的白色衣裙,披着一条红披肩,但瘦骨嶙峋。形容枯槁,干枯的手指上戴着几只戒指,脖子上围着一根项链。她的周围没有一丝热气。登上镶满镜子的楼梯后,她停了下来。
  她说:“我总是在这一格楼梯上。”
  她的女工头说:“这格楼梯大家都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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