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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

作者: 凯·赫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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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诉说


  我经常问自己,怎么没有能早一点看到克丽斯蒂娜身上发生的变化呢?答案是简单的,但只是在和很多家长交谈之后我才能忍受它;我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是个吸毒者。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能够,我就遮住自己的眼睛。
  我的男朋友——那个从我离婚之后就和我同居的男人——早就有所怀疑。可是我对他说:“你这是在瞎想,她还是个孩子呢!”这大概就是最严重的失误:总是想象着我们的孩子“还不到这步田地”。其实,自从克丽斯蒂娜变得孤僻,自从我发现她越来越避免和我们接触,在家里呆不住,而是与朋友们外出过周末,我就该开始给自己提问题了。至少,我该想想她为什么会这样。我把很多事都看轻了。
  很可能,当人们要上班工作,便不能有足够的精力照料孩子,总是盼着清静,看见孩子走自己的路,心底便相当满意了。当然,克丽斯蒂娜有几次回家晚了,但她总有合理的托辞,我也只好相信。就像她越来越不听话,让我觉得是年龄关系一样。所以我想:这会很快过去的。
  我不愿意限制克丽斯蒂娜,因为我早已受够了这种限制。我曾有过一个十分严厉的父亲,在我长大的海斯村里,他是一个显要人物,是一所采石场的场主。他对我们的惟一教育就是禁止。例如我不幸地提到男孩子——仅仅是提到——就会挨上两记耳光。
  我永不会忘记那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和一个女伴在散步,两个年轻人在离我们100多米远的后面跟着我们。而正在此刻,纯属偶然,我的父亲从这里经过。他猛地停下,从车里跳了出来,在大街上就抽了我两个嘴巴,把我塞进汽车,带回家中。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有两个男孩子在我们后面走路!这使我愤慨。当时我16岁,我惟一的念头就是:如何溜走。
  我的母亲,一个心地慈善的妇人,但她可没有发言权。家里甚至不允许我自己选择我的职业。我梦想成为一个助产士,而我的父亲却强迫我学商业,为的是我能给他管理账目。就是在这时候我遇到了理查德,我后来的丈夫。他比我大1岁多一些,正在接受农业培训。他注定要管理地产,而这也是为顺从我的父亲。起初,我们不过是伙伴。但我的父亲当然要阻止我和他会面,而他越是竭力阻止,我越是顽固。事到最后,我只有用惟一的办法来赢得我的自由:怀孕——不得不出嫁。
  此事发生在我18岁的时候。理查德马上中断了他的学业。我们离开本地,到北方去,在他父母居住的村庄安了家。我们的婚姻是个彻底的失败。从一开始,我就没能够依靠他。甚至在我怀孕的时候,他都整夜整夜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只想他的小汽车和他那宏伟的计划。好像什么工作都不配他干。他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总是在唠叨,在战前,他家有钱有势:他的祖父母曾拥有一家报社、一间珠宝店。一家肉店和大片的领地。
  他顽固地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企业。一会儿他想做成一笔运输交易,一会儿又想去销售汽车;还想和他的一个朋友合伙,成立一家园艺——苗圃承包店。但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合同的初期阶段。所以,在家里,他就拿孩子出气。我的劝解毫无作用,拳头还是雨点般地落在孩子们身上。
  过日子所需要的钱大部分是我挣来的。那还是克丽斯蒂娜快4岁的时候,我在一家婚姻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时候,我不得不在周未加班——因为有些合同要签定——这时理查德就帮我的忙。两年之间,一切还算好。后来,理查德跟我的老板吵翻了,我丢了差事。理查德决心自己开一间婚姻介绍所——一项辉煌的计划,地点在柏林。
  我们是在1968年迁居的。我盼着这次环境的变化能成为我们这对夫妇的新起点。但是,等待我们的不是预想的漂亮的住房,华丽的办公室,而是克罗比小区两间半房子,而且地处近郊区。理查德没能凑足开业所需要的资本。以往的生活又从头开始,他把他的怒气都发泄在我和孩子们的身上。有一回,那是在偶尔走运的时候,他在贸易界干了一段时间。但是从内心深处,他不能像克罗比小区其他的居民那样,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小人物。
  我常常想到离婚,但我没有勇气干到底。爸爸留在我身上的不多的自信心已经让我的丈夫摧毁了。
  幸运的是,我很快在柏林找到了工作,当一名办公室职员,每月薪金整整1000马克。受人尊重,能重新干点什么的感觉给了我某种力量,我不再事事依靠我的丈夫了。我开始发现,他的妄自尊大相当可笑,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好几次,我们试着分手,但都没成功。我还恋着他——可能因为他是我第一个男人,当然也因为孩子们。我没有为小家伙们在托儿所找到位置,再说,我也付不起托儿费。所以,我得知理查德不时地留在家里也挺高兴,因此,我总想改变我的决心。终于,到了1973年,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挽回我的过失了,我去找律师,并提出了离婚。
  我希望克丽斯蒂娜将来不会走我的老路,过着我过去的那种生活。从她一落生,我就发过誓:绝不能让她像我那样,为了脱离家庭去嫁给自己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我要当个模范母亲。而后来,可能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显得无能为力。
  离婚一经提出,头一件事就是我得找一间新的公寓,因为理查德拒绝搬走。我找到了一间,月祖金600马克(车库在内。但我没有汽车,车库又有什么用呢?)。对我来说,这太昂贵了,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总之,我想离开丈夫。不论花多大代价,要让我和孩子们开始新的生活。
  理查德没钱支付抚养费。我只有一件事可做:自己去想办法。我常说“只要需要,我就去加班加点工作。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时两个姑娘,一个10岁,一个11岁,而在她们的整个童年,她们只见过一问用少得不能再少的家具——而且还都是旧货——布置的住房。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沙发,不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家庭环境使我打心眼里难受。
  现在,我离婚了,我要改变这一切。总之,我要有一所住我们三人都感到舒适的精心布置的住宅。我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为了能够不时地给孩子们买点礼物,买几件漂亮的衣服,还为了在周未出去走走的时候不必大多记挂着开销多少而工作。
  我拼命地。狂热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孩子们有了一间房子,里面彩色的糊墙纸和家具都是她们按自己的口味选择的。1975年,我还给克丽斯蒂娜弄了一套带音响设备的电唱机。这一切都使我喜气洋洋一我终于能够让孩子们舒适一点了,我感到十分幸福。
  我经常在下午从办公室回来的时候给她们带一件小礼物回家,都是些小玩艺。我很高兴能在一些大商店里给她们买点东西……那往往是推销品,一个滑稽样子的铅笔刀啊,新奇的小玩具啊,甜食啊,她们跳起来搂住我的脖子。这让我觉得总是在过圣诞节。
  当然,今天我知道,这是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的一种方式,因为我照管她们大少了,这只是一种补偿而已。我真不该那么看重金钱,与其那么工作,不如多照料一些自己的孩子。今天,我还是不很理解我的态度:我为什么要丢下孩子不管呢?礼物不能代替其它的东西。既然孩子们需要我,我本可以靠社会津贴过日子的。但是这样使我觉得不光彩:我的父母早就告诉过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靠国家来养活自己。也许我应该要求我的前夫支付抚育金,我不知道。总而言之,为了寻求内心的虚荣,我自寻苦头,却看不到真正的先于一切的东西。我白白地在这方面找原因。思前虑后,我总是这样地责备自己:我过分地让孩子们自顾自了。而克丽斯蒂娜肯定更需要引导和支持。她比她的妹妹更不安稳,更敏感。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有着向邪路滑过去的危险,虽然我对我们周围,对小区里发生的事看得很清楚。每天都有争吵、酗酒,在小溪里发现一个醉得要死的男人。妇女,甚至未成年人不算什么稀罕事。但是我没想,假如给他们一个好楷模,假如不让他们由着性子干,孩子们就会有好榜样可学——那么一切都会平安大吉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道路是不错的。早晨,姑娘们去上学,中午她们自己准备午饭,下午,她们常到动物俱乐部去,两个女儿都喜爱动物。
  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挺好,除了有的时候孩子们和克劳斯——他是我的男友,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之间因为妒嫉发生点不愉快。我愿意在工作。家务和孩子之外留点时间给他。可以这么说,他是我寻求平静的避风港,也是在这里,我又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多地委身于他,我把克丽斯蒂娜的妹妹送到她父亲那里去了。理查德感到孤独,就用应允她一大堆东西的办法来吸引她。
  克丽斯蒂娜只好只身一人上学去了。她开始结交一些坏朋友,可我一点也没有发觉。她和她的女友凯茜一起度过下午。从她的年纪来说,凯茜算是一个明白事理的女孩子,她的妈妈还不时地照料一下这两个姑娘。我们是邻居,有时克丽斯蒂娜到她家去、有时候凯茜到我家来。
  她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正是开始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试一试的年纪。所以,晚上她们到“俱乐部”去,那是一个基督教堂资助的青年中心,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指责的事情。我以为,在那些人中间,克丽斯蒂娜只会受到好的影响,甚至在我做着最坏的噩梦时,我都没有想象到他们在那里吸大麻。
  相反地,当我看到在妹妹走后变得郁郁寡欢的克丽斯蒂娜又变得活泼时,就更放心。自从她交了凯茜这个朋友,她又开始有笑容了。有时她们起劲地说些蠢话,我也忍不住笑了。我怎么能够料到,她们的快乐、她们的疯笑都是大麻或其它什么毒品在作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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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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