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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妓女吸毒者

作者: 凯·赫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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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丽斯蒂娜自述


  我一想到又得重新依赖海洛因就感到厌恶。可是,戴特莱夫吸毒后沉醉于虚幻之中,我要不能这样,我俩无法互相交流,彼此就像互不认识似的。所以,当戴特莱夫又拿可卡因给我时,我就接受了。我们拿注射器,决心再也不吸毒了。我们以为自己过去还未吸过毒,以为完全能够轻而易举地戒掉。但是,就在这时,我们已经又在考虑如何才能弄到第二天早晨用的毒品。
  糟糕的事又重新开始了。只是我们没意识到自己一开始就会陷到这种地步,还以为能把握一切呢。
  有一阵子,戴特莱夫为了我俩去干活儿。当然,这没有持续多久。于是,我又不得不再去街头拉客。不过开头我的运气好极了,我接的客都是过去的常客,这样使我感到不那么恶心。
  戴特莱夫见我又不得不去拉客,就把我带到约根的家里。约根在柏林的工商界小有名气。他很有钱,还经常与议员们共进午餐。他已经三十出头但仍显得很年轻。他讲的话用的词全与年轻人一样,而且他也了解年轻人的事儿。他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当官儿的”完全不同。
  我第一次到约根家里时,见到20多个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木桌旁,桌上的铁制烛台上点燃着许多蜡烛,还摆满了各种名酒。他们什么都谈,气氛轻松。而且还注意到坐在桌旁的男男女女们个个都很漂亮。约根像是个头儿。我心想他大概艳福不浅。这套住宅的豪华使我吃惊,里面的每件东西都值很多钱。另外,尽管阔气,主人却还是那么和蔼可亲,我觉得这真不错。
  我们受到朋友般的接待,尽管我们是那里惟一的吸毒者。我们聊了一会儿,一对男女问是否可以洗个澡。约根回答说:“当然可以,淋浴室就是为了洗澡的。”
  淋浴室紧挨着起居室。这一另一女朝那走去。有几个男女也跟着他们走进浴室。不一会儿,他们走出浴室,光着身子来要浴巾,我心里想:这伙人真不论!他们似乎相处得很好。将来,我和戴特莱夫也搞一套这么豪华的房子,我们也邀请这么一帮可爱的朋友。
  不一会儿,几个洗完澡的男女在屋里走来走去,他们全裸着身体或者仅在腰上围块浴中。然后他们互相接吻。一对男女走进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大得出奇的床。一条宽敞的走廊从容厅直通卧室,因而可以看到卧室里发生的一切。在那对男女做爱时,其他的人也来到这张大床上。一些男人开始与女人做爱,还有一些男人与男人做爱。有几个人就在桌子上干开了。
  我明白了:这是一处淫乱群居的聚会。他们想让我和戴特莱夫也加入进来,但是我对此毫无兴趣,我不愿意让随便什么人来吻我。他们的举动并不令我感到厌恶,看见他们这样寻欢作乐,甚至我还感到一点刺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单独与戴特莱夫在一起。
  我尤其欣赏他理财的手腕。这大概是他身上最使我感兴趣的地方,他给我讲他如何去投资,钱就几乎自动地越滚越多。同时,他又很大方。他不直接付钱给加入淫乱群居聚会的其他人,但有一天,我看见有一个家伙向他要了几千马克去买一条超短裙。约根开了张支票给他,并说:“拿着,你的紧身超短裙。”我有时候去约根那儿,纯粹是去看看他,我不向他提什么要求,他也不向我提什么要求,他是我惟一的这样的顾客。我有时晚上在他那儿看电视,这样一来,我觉得世界并不是那么坏。
  戴特莱夫和我又回到吸毒圈里。我们不再去参加淫乱群居聚会,对于那些我们已经不感兴趣。我不去地铁动物园站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闲逛。站台上有一百多个吸毒者,他们在卖可卡因。有几个厚颜无耻的流氓专门找吸毒者。但那里主要是一个碰头的地点。
  我们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与他们聊天。有时,我又窜到另一伙贩毒者中间,我的自我感觉好极了。我在地铁站台上溜达就像一个明星置身于一群明星之中似的。我看见一些上了年纪的妇女挎着印有大商店名称的塑料包,惊恐地盯着我们,她们是真的害怕。我心想:“我们这些吸毒者要比她们强。这里生活很艰难,人们随时都可能死,再说人也活不到老。然而这种生活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总之,我喜欢这种生活。”我盘算着我要铮的钱。我一天需要100马克,完全是为了买可卡因。加上其他的开销,我一个月的支出达到4千马克,因此我必须弄到这笔钱。足足4千马克,这相当于一个公司老板的薪水。而我呢,14岁就要搞到这么多钱。
  当然,我只能去拉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但是,当我沉醉在吸毒后的恍惚之中时,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太难忍受的。说真的,我只不过是应付顾客。总之,他们的钱花得不合算,总是由我定条件,我不接吻。
  这里有比我花销更大的吸毒者。据他们所说,他们每天需要4克海洛因。这样他们一天就得花500至850马克。可他们总是有办法搞到这笔钱。他们比一个总经理赚的钱还多,而且还不会被警察逮住。我经常与这些大吸毒者往来,高兴时就去选帝侯街地铁站找他们,与他们随便聊天。
  以上就是1977年1月至3月间我的感情与想法。至少我沉醉在吸毒后的虚幻中时是如此。总的说来,我感觉不是很好,但也不是太难受。我还能够让自己沉醉在无数的虚幻中。我重新吸毒,完全陷进去了。我无所顾忌,什么都不怕。
  以前,我什么都怕,从我父亲到我母亲的朋友,从那个可咒的学校到老师,从大楼里的看门人到交通警察,以及地铁的检票员。现在我已是无所畏惧的了。我甚至对有时在地铁站台上巡逻的民警无动于衷,至今,我已躲过了所有的大逮捕。
  那个时期,我也常常与一些吸毒者来往,他们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对可卡因的渴求简直令人作呕。例如阿特兹和卢浮。阿特兹是我的第一个男友,在戴特莱夫之前爱上我的第一个小伙子。1976年,在“音响舞厅”的时候,卢浮、阿特兹都是我们吸大麻团伙中的旧友。阿特兹和卢浮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的时间比我稍微早一点儿。目前,他们住在一套铺地毯的漂亮房子里,有客厅,有双人床。卢浮甚至有了份真正的工作,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干粗活儿。他们俩对我说他们在肉体上从未依赖过海洛因,甚至还戒过一、两个月的毒。我相信他们,虽然我每次见到他们时,俩人都完全陷在吸毒后的恍惚中。
  我把阿特兹和卢浮看作榜样。我不愿意再回到我戒毒前的状况,那时身体完全垮了。我也想像阿特兹和卢浮那样做。戴特莱夫和我有一天也会有一套漂亮的房子,有大床,有带地毯的客厅。
  再说,这两个小伙子也不像其他吸毒者那样好斗。阿特兹有一个情妇,叫西蒙娜,很漂亮,她不注射毒品。但是他俩依然很合得来,我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很喜欢去他们家,跟戴特莱夫吵了架,我就去他们家沙发上睡觉。
  一天夜晚,我心情比较好,回到家里,在客厅里碰上了妈妈。她一言不发递给我一张报纸。我全明白。每当报纸上报道某人死于吸毒过量的消息时,她总是这么做。这使我感到紧张,我不愿意读这类消息。
  我还是接过了报纸。报上说:“装配门窗玻璃的学徒工安得烈·w(17岁)想戒毒。他的女友,一位16岁的年轻实习护士试图帮助他。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在那套他父亲曾花费大笔钱为这对年轻人准备的漂亮房子里,年轻小伙子自己注射了过量的‘能致死的毒品’。”
  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我不愿意相信此事。但是,一切都很清楚:装配玻璃的学徒工、套房,女友。安得烈·w,不可能弄错:原来说的是安得烈·维左内克,是阿特兹。
  见鬼。我脑子空空的。我嗓子发干,感到不舒服。这不可能。不会是阿特兹。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他对吸毒向来都无顾忌。我尽力克制自己,不愿在我妈面前流露出这条消息对我的震动——她不知道我又开始吸毒了。我拿着报纸溜迸寝室。
  最近我没有见到阿特兹,我只是从报纸上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那已经是上个星期的事了,他用了过量的毒品,然后到了医院。西蒙娜在医院等他,她切断了自己的静脉。人们把他俩救活了。阿特兹临死前去过警察局,揭发了他所认识的毒品转卖商,其中包括两个被称作“孪生姐妹”的姑娘,她俩总是有极纯的可卡因。接着他又写了一封遗书。报上登了这封遗书:“我将把自己除掉,因为一个吸毒者带给父母朋友们的只是忧虑、烦恼和失望。吸毒者不仅是在自我毁灭,同时他也毁坏了其他人,谢谢,我亲爱的父母,我最可爱的西蒙娜。从肉体上讲,我仅仅是一块废物。成了吸毒者,一切都完了。然而是谁造成了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青年人的不幸?我十分关注那些有朝一日想试一试的人:我试试怎么样?看看我吧,可怜的傻瓜们,看我变成什么样了。别了,西蒙娜,你的一切忧虑都将解除了。”
  我躺在床上,自言自语说:“瞧,阿特兹曾经是你的第一个朋友。现在他已长眠地下了。”我没有哭,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不可能再有丝毫真正的感情。
  第二天下午,我与其他吸毒者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人为阿特兹伤心。在吸毒圈里,那已经不时髦了。而且有些人还埋怨阿特兹。因为他揭露了贩卖上等可卡因的转卖商(他们已经坐牢了)。这样一来,他应该说欠了许多想吸毒的人的债。
  最意想不到的是,可怜的阿特兹死了一个星期之后,以前从未碰过海洛因的西蒙娜居然也开始给自己注射毒品。几个星期以后,她放弃了她实习护士的工作,开始拉客。
  卢浮是几个月以后死的,1978年1月,过量的吸毒。
  阿特兹的死结束了我们这帮吸毒者的黄粱美梦。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吸毒帮中的明星,不再庆幸自己注射毒品而不会被逮捕。恐惧与不信任感在我们吸毒帮中冒头,因为大家都认识阿特兹。以往,如果大伙儿一块注射毒品,注射器就不够用,每个人都想第一个注射。猛然间,大伙儿都互相推让想排在最后一个。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害怕。实际上每个人都怕得要死:如果那玩艺儿太强,又太纯,如果它还含有士的宁或其它什么脏东西,那可要命了。因为不仅仅过量的毒品能致死,而且高纯度或太脏的可卡因都能致死。
  总之,又是无法摆脱的困境。一切都像阿特兹遗书中所描述的一样。我最终也毁了我妈。我高兴时又开始回家,我妈在等我。接着,她吃了几片安眠药以便能睡上一会儿。我看她要不是不停地服镇静剂,已经支撑不住了。
  我越来越相信我的结局将会同阿特兹的一样。时常只要我发现一丝希望之光,就连忙紧紧抓住。我有一位我很喜欢的老师莫克先生。他曾让我们排过一出戏——就像舞台上的剧一样——一个年轻人在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例如雇工人时的交谈。我们中间的一人演老板,我演求职者。我不害怕老板,交谈中我很快就把“球”又踢给他,弄得扮演老板的小伙子很尴尬。同时我对自己说:“大概你也要学会从生活的困境中脱身。”
  莫克先生还领我们去职业指导中心。我们在中途停下来观看盟军队伍游行。那些男同学们对坦克、技术以及类似的东西感兴趣。可我不喜欢,那些东西会发出可怕的嘈杂声,又只能用来杀人。
  但是我很喜欢职业指导中心。我仔细阅读了与动物打交道的有关职业的材料。第二天下午,我与戴特莱夫又去了一趟职业指导中心,索要有关这方面的复印件。戴特莱夫也发现好几种使他感兴趣的职业;他跟我一样,很喜欢与动物打交道,甚至包括农村中这方面的职业。我们开始较多地思考这个问题,几乎忘了我们需要钱去买下次的毒品。
  不久,我又出现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对职业的向往又显得很渺茫了,但我总是把职业指导中心的材料放在我的挎包里。可是我如果继续这么混下去,甚至连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第二天一早,我买了一份《花花公子)杂志,坐地铁去上学。我是为戴特莱夫买的,他很喜欢这份杂志,但我也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花花公子)这份杂志——说真的,现在看来真不可理解,但在当时,在我们看来,这份杂志所展示的是一幅干净世界的画面。正常的性生活,漂亮的姑娘,毫无问题。没有同性恋,没有无赖,小伙子们用烟斗抽烟,开着赛车,腰缠万贯。姑娘们与他们睡觉,因为她们高兴这样做。有一次戴特莱夫对我说,这些都是编的,是荒谬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阅读这份杂志。
  那天早上,在地铁里,我从这份杂志上读到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我没有全弄明白,因为我完全处在恍惚状态中——我早上刚注射了一针毒品——可是我被故事描述的气氛所吸引。故事发生在很远的某地,那里天空湛蓝,骄阳似火。当我读到那个漂亮的姑娘焦急不安地等待她的男友从办公室归来时,我泪水盈眶,并且一直哭到地铁到站。
  课堂上,我不停地想入非非。我很想与戴特莱夫一道走得远远的,远远的。下午我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我把所想的告诉了他。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叔叔和婶婶在加拿大。他们住在一个大湖旁边,四周只有树木田野,他们肯定会留我们住下的。但是他说在走以前,我最好是完成我的学业。他先走,去找工作——在加拿大,这不成问题——这样,等我去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住上漂亮的木房子。即使他买不了,也可以租一幢。
  我对他说,我也很想完成学业。再说,我在班上学得也不错。今后不能再开玩笑,我要专心学习,拿一个好的毕业证书。
  戴特莱夫与一个顾客先走了。我留在那儿。突然两个家伙从我身后冒出来:“你在这儿干什么?”我立刻明白了:是便衣警察。我不怕警察:因为至今他们还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几个月以前,我与其他年龄跟我相仿的女孩们在地铁动物园站拉客,警察天天在那儿查巡。但是他们只注意带着瓶子或香烟条的东柏林的人。这些人是警察追踪的目标。
  我很沉着,回答悦:“我等朋友。”
  其中一个便衣警察说:“你在拉客吧?”
  我说:“不,你想到哪儿去了!你看我像那号女人吗?”
  他们问我的年龄:“14岁。”接着又想查看我的身份证。我提醒他们注意,16岁才发给身份证。
  看上去像个警长的便衣命令我把我的塑料包交给他。他从包里搜出的第一件东西是勺子。他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
  我回答:“吃酸奶。”
  但是紧接着他发现了注射器和剩下的东西,他们把我带到警察局。我不怕。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把一个14岁的少年投进监狱。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屋里,恰好在警长办公室的旁边。我甚至不打算扔掉藏在我的牛仔裤小口袋里的可卡因。我连扔掉可卡因的力气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来了,给我脱衣服——全被脱光了,包括裤权和胸罩——满身搜查,最后在牛仔裤里发现了可卡因。
  一个警察用打字机打了份详细的报告,又把副本放进一个大文件柜里。这下可好,我算是被定为吸毒者了。但是,警察们待我还和气,他们对所有的吸毒者都重复着这样的话:“怎么样,小姑娘,你干吗要这样呢?你才14岁。一个年轻姑娘,又可爱,可惜已经毁了一半……”
  我不得不把我妈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他们通知了她。
  我妈下班后五点半来到了这儿,精疲力尽。她与警察交谈——警察总是那些现成话。“唉,孩子们,”她说,“我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我曾试图帮助她戒毒,但她不愿意停下来。”
  这是什么话!“她不愿意戒毒”!我妈完全站在了警察一边。她什么也不明白,也不了解我,更不知道海洛因。我当然想戒毒。但那又怎么样呢?这我倒很想让她给解释一下。
  从警察局出来后,她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还到哪儿游荡来着?——在地铁动物园站吗?——你很清楚,你不应该去那儿。”——“我在那儿等戴特莱夫。我这点权利大概还是有的吧?”
  她命令我:“不准再见这个不想工作的无赖、怪人。”接着她又问:“你去拉客了吗?”
  我把她臭骂了一顿:“你疯了?你再说一遍试试看。谁让你提这种事?你把我当成妓女啦?”
  她不再吭声。但是,打那以后,我的自由受到限制。我母亲冰冷的样子给我印象极深。我害怕她撒手不管我了,的确,她不想再帮我了。可她又是怎样帮助我的呢,就会教训我:“不准再去地铁动物园站。”“不准再去见那个无赖戴特莱夫。”
  她把我领回家。我第二天一早可卡因没有了。清晨,她从床上把我拖起来,盯着我:“瞧你的眼睛,孩子,一点儿神都没有。你好像一脸的焦虑和失望。”
  当我母亲一去上班,我就赶快照镜子,我第一次看到自己毒瘾发作后的神情。我的眼睛只剩下瞳孔了,又黑又阴沉。实际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感到热,擦了把脸。我又感到冷,就跳进盛着滚水的澡盆里,我不敢出来,外面太冷了,我不停地往盆里添热水。我必须度过这段时间,坚持到中午。早晨,在地铁动物园站什么也找不到,一个顾客也拉不到,也没有人给你注射一针毒品。早上谁也不会有可卡因。总之,能卖给你毒品的人越来越少,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到处钻营想办法:他们也越来越难弄到所需的毒品了。甚至戴特莱夫也常常无能为力。至于其他人,即使有,他们情愿扔进水沟里也不愿意给你。
  毒瘾折磨得我越来越难受。我挣扎着爬出澡盆,在屋子里翻腾,想搜出一点儿钱来。客厅门锁着:一声敲门声,进来的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以为我在砸他的唱片。很久以来,我就学会了用一块弯板撬锁的技巧。客厅里一分钱都没有。我突然想起我妈收集的全新的5马克的票子,她放在一个啤酒盒里,搁在厨房的碗柜上。
  那盒子真沉。我拿着手都发抖。因为我的毒瘾犯了,再说我想到这是偷我妈的钱。我第一次这么干,我总认为这么干太可耻了。但是,我和其他吸毒者一样,毒瘾上来忍受不了。例如戴特莱夫的朋友贝尔恩德几乎把他父母的东西都卖光了——电视、电咖啡壶、电动刀。一切可以卖的他都拿去卖了买可卡因。我至今只卖过我的手饰和唱片。
  5马克的钱票在盒子里滚动。四分之一克海洛因的价钱刚刚降下来:从45马克降到35马克。我计算着:我需要七张票子,由于我接客时,每个客人一般都给我40马克,除了买海洛因,我还剩5马克,这样我每天可以放回一张票子到盒里。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把这些钱全部还清,我妈也不会发觉。接着,我带着7张5马克的票子溜出家门,来到柏林技术大学餐馆——早上只有在那里才能搞到海洛因。
  由于我母亲每天晚上检查我的胳膊,我就在手上注射。老是在一个地方打针,那地方出现了一块硬皮,我对我妈说那是一块伤口,总也愈合不了。但她终于还是发现了一处新鲜的针眼。我承认了:“刚打了一针。我只是偶尔打一针;很少打,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
  我妈狠狠揍了我一顿。我也不反抗。再说,我对此无所谓。总之,她把我当成坏透顶的人了,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我的机会。她本能地找到了这种好办法。由于一个吸毒者只有在堕落到底再也不行时,才准备认真地去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或者去自杀,或者去寻找哪怕是仅有的一点微小希望来自我解脱,来戒毒。显然在当时,我远远不能懂得这点。
  我妈又找到了另一线希望。她送我去外婆和表兄家里度了一个月的假,可能以后经常会这样做。外婆住在汉森乡下。我既高兴又优虑:我怎么能与戴特莱夫和注射品分得开呢?但是我只得服从。然而我获准最后一夜与戴特莱夫呆在一起。
  柏林的最后一夜使我的精神振作了一点儿。与戴特莱夫过了一夜之后,我对他说:“我们俩总是在一块儿。我想利用度假的四个星期彻底戒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希望你也这么做。我返回来时,我俩都变成新人,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戴特莱夫同意了。他说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正准备告诉我。我已经知道怎样搞到戒毒药,过两天,他就开始找工作,不再在街上游荡了。
  第二天,在动身去外婆家开始新生活之前,我打了一针上等的毒品。到达那几时,我的毒瘾还未发作,因为情况不太一样。在农场田野这种环境中,我的身体有种陌生的感觉。一切都刺激着我,我的小表兄想爬到我的膝盖上来,后来我发现乡下的厕所很有意思。
  第二天一早,毒瘾的综合症状全在我身上出现了。我溜到屋外,逃进森林里,鸟的叫声敲打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只兔子也吓了我一跳。我爬到一座观望架上去抽烟。可我连把烟抽完的劲儿都没有。如果我能死在这儿该多好啊!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拖着身子回到屋里,倒在床上。我对外婆说我得了流感。她同情我,但对我这副可怜相,她并不怎么担忧。
  我床头上有一幅张贴画: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握着一只注射器。下面有一句话:“瞧,这就是下场。都是好奇所致。”我的表妹告诉我这幅画是学校里的人给她的。我不知道我妈已经把我的事告诉外婆了,我盯着注射器,我只看得见它——其它的,文字和那只手都看不见。我想象那支针管里灌满了上等的可卡因。注射器仿佛离开了画面,朝我走来。我盯着那支可恶的注射器看了好几个小时,我几乎成了疯子。
  我表妹来看过我几次。她故意装着没有看到我的那副模样。她想让我听流行歌曲,她以为那大概能让我轻松一些。想起来,外婆家那样关心照顾我,真叫人感动。
  戒毒的第一天显得那么漫长,没完没了。我不住地叹息。我梦见一个我在柏林见过的家伙。老是梦见他,他全身裸露。他的脚烂了。他的双脚全黑了,几乎瘫了,快走不动路。他发出一种恶臭,令人不敢接近,哪怕隔着两米远也难以忍受。人们叫他去医院就医,他只是笑笑,像具死尸。实际上,他在等死。这个家伙的影子老是缠着我,眼前总是浮现他的影子,除非我眼前冒出注射器,或处于毒瘾半发作的痛苦中时。一切又像第一次那样:我大汗淋淋,发出恶臭,呕吐。
  第二天早上,我坚持不住了。我拖着身子走到村里的电话亭,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伤心地哭泣着,央求她让我回柏林。
  我妈显得很冷淡:“哦,不行了吗?可你不是说你只是偶尔吸一点毒吗?那就不应该有那么严重。”
  我投降了。但她只同意通过快件给我寄点安眠药。我知道在邻近的一个小城里可以找到海洛因——那是我第一次在这里时知道的——可我没有力气走到那儿去。再说,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一个吸毒者离开了他所熟悉的环境,就等于完全被隔离了,不知所措。
  我的毒瘾幸好只持续了四天。在这之后,我感到彻底地空了,甚至都感觉不到身体从毒品中解脱出来了。柏林让我厌恶,但是在村里,我也并不觉得那是自己的家。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不再有我的位置。我尽力克制不去这么想。
  为了得到恍惚感,我只好用安眠药——我妈很晚才寄来,为的是在戒毒中用——和苹果酒(外婆家有满满一酒窖)。我胃口大开——吸毒者和其他人没有两样。早餐,我要吞进入5个小面包,下午还要吃整整12片蘸果酱的面包。夜晚,跟往常一样,在凌晨2、3点钟以前我是睡不着的,我又要吃贮藏的水果酱,李子酱、桃子酱、草毒酱,并把奶油抹在上面。
  由于这种饭量,我很快长了10公斤。我的裤腰带都系不住了,臀部也长圆了,外婆全家都很高兴。我的胳膊和腿依然顽固地像以前那样瘦骨零丁。这些我不在乎。我快成了善饥症患者。不久,我的牛仔裤也穿不进了。我表妹把她的那条方格子的可笑的裤子借给我,这种裤子我在柏林时,从11岁起就不再愿意穿了。这个我也不在乎。慢慢地,我加入了村里孩子们的圈子。但这在我看来好像是在做梦:一个吸毒者,一部精彩的电影,然而打出剧终的字幕还得有一段时间。
  我从不谈吸毒,再说我也不去想它了。我不想破坏这部精彩电影。但是我的毒瘾期一过,我就给戴特莱夫写信,让他给我寄海洛因。我甚至偷偷在信封里夹了20马克。我劝戴特莱夫戒毒后,我又干这事!话说回来,我到底没有寄那封信,因为我怕戴特莱夫不给我寄海洛因,反倒拿那20马克去自己注射毒品。
  我几乎每天骑马,由我表妹陪着游览周围的古城堡,我们也和村里其他孩子一道在采石场玩,采石场以前是属于我外祖父的。这个采石场被外祖父喝酒“喝光了”,他死于酒精中毒脑溢血。我母亲的童年也不容易。
  据我外婆说,采石场某处原先有扇铁门,门后堆放着家谱,保存了好几代的家谱。于是,我们几乎每晚都去找这扇门。工人们有时忘了拔下推土机的钥匙,于是我们就开着推土机在采石场里找。我表妹与我同岁,我俩相处得很好。我给她讲戴特莱夫,就像一位普通的热恋者在谈她的情人。我告诉她我与戴特莱夫睡过觉。她表示完全赞同。
  她给我讲了一个名叫杜斯多夫的小伙子,他每年夏天来这儿附近露营。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但是他想与她睡觉,可她没有依他。她问我这样做是不是傻瓜。
  我说不是,她是对的,最好是她把贞操留给她真正爱慕的人。我表妹以及她所有的朋友都来向我诉说他们的问题。我简直成了克丽斯蒂娜——出主意的人:我给他们讲如何处人处事,告诉他们尤其不要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他们的问题在我看来很可笑,但我仍然认真听着,而且我总是能够给他们提建议。一谈到别人的问题,我真有办法。只是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
  一天晚上,戴特莱夫打来电话。我高兴得快疯了。他告诉我他正从一个顾客家给我打电话,一个很健康的家伙,所以可以在电话里多聊一会儿。我告诉他我在戒毒的日子里,差点儿成了疯子。我问他的情况。他还没有戒毒,真见鬼。我对他说我很高兴不久就能见到他。他答应给我写信,谁知他写不写。戴特莱夫不想写信,但他后来又从那个顾客家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这次通电话后,我再次相信戴特莱夫和我就如同夫妻了。我们患难与共,已经结合在一起了。夜晚,我躺在床上,老想着他。只想他一个人。就像在祈祷。我计算着我们重逢的日子。
  外婆按时给我零用钱。我几乎全省下来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做,节省钱,我向来做不到。但这次我做到了。我攒了40马克。我把它们藏起来,我的40马克——40马克,对于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是买一针毒品的价钱,也是我向嫖客们要的价钱。
  我自言自语:“这不可能!你正在节省的钱不是为了你的第一针毒品做准备的!”我跑去给自己买了一件值20马克的T恤衫,仅仅是想摆脱这不祥的40马克。因为我到乡下,就是为了彻底戒毒。
  假期的一个月很快过完了。我妈打来电话:“你还想在那儿呆一段时间吗?”我冲口而出:“不。”如果她问我:“你愿在那儿呆一辈子吗?”我大概还会考虑一下,从一开始,我就把这段生活当成梦幻,开头是恐惧,结尾平静而温和。而且这也只能持续一个月,我心里明白,早有准备。现在我想回到戴特莱夫身边,因为我们已经像一对夫妻了。
  我动身那天,外婆和表妹劝我带着那条方格裤子,这裤子现在我穿着正合适。我固执地换上我的牛仔裤,线缝都绷开了。拉链也拉不上。没办法,拉链让它敞着,我就这么回柏林。我穿上我的黑色长外套———件男式外衣,穿上我的高跟鞋。一切准备好了。我重新穿上了我的吸毒的服装。
  我回到柏林的第二天,就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都在那儿。却没有阿克赛尔。他大概与一个老无赖在一起。
  两个小伙子热情地欢迎我。他们的确很高兴见到我。尤其是戴特莱夫,一眼就能看出。我问他:“戒毒顺利吗?你找到了个好工作?”我们仨人全都大笑起来。
  接着我问:“阿克赛尔哪儿去了?”
  他们很奇怪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戴特莱夫低声说:“你不知道?阿克赛尔死了。”
  真想不到,我惊得差点儿出不上气来,我对他们说:“嘿,别开玩笑了。”但是我明白这是真的。
  现在轮到阿克赛尔了。以前每个星期,阿克赛尔在那间吸毒的陋室里给我准备一张干干净净的床和被子,而我总是给他带一盒金枪鱼——很蠢的东西——他给我买达努纳酸奶。我与戴特莱夫吵架后,阿克赛尔是我惟一可以信赖的人。我想哭一场时,他那儿是我惟一的去处。因为至少他没有伤害过吸毒帮中的伙伴或向谁挑衅过。
  “这是怎么回事?”
  戴特莱夫向我解释:“有人在公共厕所里发现了他,针头还扎在膀子上。”这两个小伙子提起阿克赛尔的死,就像在讲一个陈旧的故事。似乎他们不想提这事。
  我不停地在想那些金枪鱼罐头盒。我心想我再也不会买它们了。突然我想到戴特莱夫:你现在住在哪儿呢?戴特莱夫告诉我:“阿克赛尔的母亲已经把房子卖了。我现在住在一个顾客家里。”
  我说:“哦,见鬼!”这消息几乎与阿克赛尔的死讯一样震动了我。有一阵子,我自认为已经彻底失去了戴特莱夫了。
  他继续说:“这是个不错的家伙。他年轻,25岁左右,没有情妇。我对他谈过你,你可以往他那儿。”
  我随戴特莱夫去买可卡因。我们碰见一些伙伴,我不停地对他们说:“真讨厌,在阿克赛尔身上发生的一切真讨厌。”但其他人没有反应。于是我只能自言自语又重复了三、四遍:“真讨厌,阿克赛尔发生的一切。”
  接着,我们来到公共卫生间。戴特莱大想立刻打一针。我给他帮忙。我等着他给我一点儿可卡因。我大概是想当面拒绝,说一声“不”向他显示我现在是多么坚定。但他没有给我。我还在为阿克赛尔的遭遇苦恼。戴特莱夫准备针管,又强烈地勾起了我的欲望。仅仅打一小针,大概不会损害我,还可以帮助我忘掉阿克赛尔,也不去想戴特莱夫睡在一个顾客家的事。
  “又开始啦?”戴特莱夫对我说,“我还以为你早已戒掉了。”“是的,朋友。我不住地打哈欠。你倒好,呆在家里,那当然容易。我在乡下时,你戒过毒?不是真的吧。伙计,我向你保证我戒过。这只是又开始,非常需要一点儿可卡因。”
  戴特莱夫说:“戒毒也不难。我想什么时候戒都可以。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你不要再重新吸毒了。”
  他边说边给自己注射。他在针管里给我留了一点儿。这足以使我神魂颠倒——我很长时间没有沾一点儿毒品——也几乎能使我忘掉阿克赛尔。
  我比第一次陷得更快。我妈什么也没有察觉,她很高兴看见我长得这么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保持住了增长起来的体重。
  我经常去沃尔弗家,就是戴特莱夫多次讲过的他的那个顾客。我不得不去那儿,除此以外,我和戴特莱夫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同居的地方,我第一眼就讨厌沃尔弗。他爱戴特莱夫,当然就嫉妒我。我和戴特莱夫争吵时,他高兴得发狂,而且总站在戴特莱夫一边。这让我很生气。戴特莱夫与沃尔弗在一起时,是当丈夫,他让沃尔弗去买东西,命令他做饭洗碗。我被这一切激怒了。我很愿意由我来为戴特莱夫买东西做饭。
  我对戴特莱夫说,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但他回答我,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沃尔弗总的来说还不错,没有其他顾客那么讨厌。
  戴特莱夫对沃尔弗发号施令,尽给他颜色看,常常大吼大叫:“我愿意住你这儿,是你的福气。”只有当戴特莱夫急需钱时,他才到沃尔弗床上去。我和戴特莱夫与沃尔弗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和戴特莱夫做爱时,他就看电视,或者干脆转过脸去。他是纯粹的同性恋者,不能忍受看见戴特莱夫和我睡觉。我们仨人已经堕落到极点了。
  如果最终戴特莱夫也成了同性恋者怎么办?我总是想这个问题。一天晚上,我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戴特莱夫身无分文了,就去找沃尔弗。我独自睡在另一张床上。戴特莱夫熄了灯,这种时候他总是这么做。我觉得过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觉得听见了戴特莱夫在喘气。我起身点亮一只蜡烛。他俩躺在被窝里,好像正在乱摸。这简直是对我和戴特莱夫关系的一种损害:戴特莱夫不应该让他乱摸,我气极了,很想让戴特莱夫与我在一起,但我无能为力,我朝他们大吼:“这大概不太好吧。”
  戴特莱夫不说话。沃尔弗气坏了,熄掉蜡烛。戴特莱夫整夜都与沃尔弗在一起。我呢,哭得把枕头都打湿了,但没有哭出声,我不愿让他俩知道我在伤心。第二天一早,我又气又伤心,决心与戴特莱夫彻底分手。吸毒越来越损害了我们的爱情。
  总之,我明白了,只要我们继续吸毒,戴特莱夫就不可能只属于我一个人。我不得不与他的顾客们共同拥有他,特别是与沃尔弗一道。从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我重新开始每天拉客——不可能去干别的——由于我总是急需钱,所以我不再能够在我的顾客面前拿架子,也无法再由我来给他们定条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尔弗家。因此,我又开始与吸毒帮中的其他人交往,尤其是与巴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们相处得并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想不停地谈自己,丝毫不愿听别人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例如,巴普西不厌其烦地大谈街头广告牌上一个破折号的含义,可施特拉和我急着想讲讲我们怎样被一个卖主给骗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给了我们。但我和施特拉同时想讲,每个人又想按自己那套讲,于是我俩又争吵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交谈时,结局总是如此,谁都不让步!我们每个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讲叙。因为说真的,这正是我们吸毒帮中不再存在的东西。以往彼此还能理解。现在全完了。惟一的办法是向警察讲叙自己的冒险经历;我们又都恨警察,这些坏蛋。我在这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选帝侯街地铁站。戴特莱夫和我刚从一个顾客家里出来。我俩很高兴,没有干什么就得了150马克,刚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们已经买了可卡因装在口袋里,还剩了不少钱。我发现地铁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车进站了。我惊慌失措,拔腿就往车厢里钻。戴特莱夫也吓坏了,紧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着了一个上年纪的人,他大叫起来:“干什么,该死的吸毒鬼!”这是他的原话。报纸对地铁站发生的这一切大肆渲染,闹得人人皆知。
  两个便衣警察跟在我们后面进了车厢。很显然,我们的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本来不会发现我们:一些人涌向我们,抓住我们的衣服,一面发疯似地大叫:“警察先生们,他们在这儿!”——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是在大搜捕。我感到自己像一个西部片中的违法者。我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一个警察对我们说:“用不着再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把戏了。跟我们走,快走。”
  他们把我们押进一辆小面包车里,带到警察局。警察很讨厌我,但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经被立过案。他们甚至认为无须再通知我母亲。他们把我划入不可救药的人的行列:他们又把二、三份报告添入我的档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时后警察放了我们。但把我们的可卡因搜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买。幸亏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后来,地铁动物园站的警察终于认准了我,他们便几乎不管我了。甚至有一个较年轻的带西德南部口音的警察对我还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眼前,吓我一大跳!但他却大笑起来,问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话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吗?”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没有看我的塑料包一眼。只是对我说:“这些天不要在这里游荡。否则,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出于客气,而只是一个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带进警察局,因为那里面的人不想为一个半死的14岁的少年写三十六份同样的报告。
  戴特莱夫和我在选帝侯街地铁站被抓住又放出来后,我们找到另一个贩毒商——我们熟悉的贩子找不到了。我们溜进温德费尔广场公共厕所里注射毒品。那里的设备大差了,没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我用抽水马桶里的橡皮碗,在肮脏的洗手池里洗针管。
  陌生的毒贩子卖给我的毒品用后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瘫倒在肮脏的瓷砖地上。我立刻又爬起来,但是好一阵子,我完全处在云雾里。
  我和戴特莱夫去“音响舞厅”转了一圈,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动,我则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个孔,我凑近吸孔,把两根吸管插进孔里,开始吸桔子汁,我眼睛发花,直要呕吐。我走进卫生间。
  我转回来时,碰上一个经理,把我当成可恶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着我走,又拉开一扇屋门,里面放着饮料箱,还有一把酒吧间的高脚圆凳。
  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从那家伙手中挣脱胳膊,向门口冲去。我已跑到街上,他还没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辆小汽车上撞。我没感到撞击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莱夫,很为他担心。他们知道我与戴特莱夫是一道来的,他进舞池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场上了。
  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有一天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不知为什么非常怕死。害怕孤独地死去。吸毒者常常孤独地死掉。经常是死在肮脏的厕所里。可我又很想死去。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期待。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我也不明白。一个吸毒者,干嘛活着?
  难道仅仅是为了自我毁灭,同时也毁坏别人吗?我想那天下午我真应该死掉,这全是出于对我母亲的爱。总之,我不清楚我是否还活着。
  第二天早上,我好多了,反正我又可以坚持一会儿了。我必须去见警察,否则他们就该来找我了。但是我没有力气一个人走去。我四处打电话找施特拉,后来在一个顾客家里找到了她。她同意陪我去。她母亲刚刚提醒过她,如果上警察局,就出不来了。但是施特拉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
  我俩坐在一个长走廊里的木凳上,乖乖地等着叫我进314号办公室。我像个规矩的小女孩似的走进办公室。我又行了个屈膝礼。一位女警察向我伸出手,非常和蔼可亲,对我说她有个女儿比我稍稍大一点儿,她女儿15岁。但她女儿不吸毒。哟,女警察在扮演慈母的角色。她问我的身体,又递给我一杯咖啡、一些糕点和苹果。
  这位警察太太总是一副慈母的样子,对我谈论其他吸毒者,并向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她让我看一些吸毒者和贩毒者的照片;我只是对她说:“我见过他们。”她说吸毒圈里的一些人曾对她说了我的许多坏话。她想用这一手来让我招供。我意识到我被这个女坏蛋骗了,但我还是招了,我说了许多,讲完后,又在证词上签了名。那上面许多事多少都是被她诱供出来的。
  后来,另一个警察来问我有关“音响舞厅”的事。关于这个我完全照直说了,我说出了我所认识的被“音响舞厅”引诱而吸毒的人,以及经营“音响舞厅”的那帮人的残暴。应我的请求,施特拉被带了进来,她证实了我所说的一切,并发誓敢于去任何一个法庭作证。警察太太不停地翻动着施特拉的档案,很快弄明白了施特拉的身份,狠狠斥责了她一顿。施特拉也回敬了她一番,我心想:“施特拉这样会被关进监狱的。”幸好警察大太该下班了。她要第二天再传讯施特拉。施特拉当然不会去。
  警察太太休息时对我说:“看来我们不久还会见面。”她很有把握地对我这么说,但声音还和往常一样温和。她说得这么直截了当,看来我没有希望了。
  我被这个女警察骗了,被她的咖啡。糕点和她的微笑蒙蔽了。我痛哭起来。
  我接了两个客,又去买了可卡因,然后回到家里。我的小猫躺在厨房里,它站不起来。它已经病了好几天。它看上去很凄惨,它发出的叫声真让人可怜,我想它大概也快死了。
  就像不再为猫担心那样,我对自己也不再担心了。兽医给了我一些牛血提取物,但是可怜的小动物不吃:碟子里仍然是满满的。
  我决定立刻给自己注射毒品。我准备器具时,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放了一点儿牛血在针管里,用它打进小猫的嘴里。小猫也不反抗。喂完小猫,我清洗了好一阵子针管。
  我注射了毒品,但效果不佳。我想死,可每次打针前,又怕得要命。也许是小猫的目光感动了我。人尚未充分生活就死去,太可惜了。
  我又看不见出路。自从我妈得知我又吸毒后,与我再也没有一句交流感情的话,我萎靡不振,她失望地看着我。警察也在监视我。我签过名的那纸证词足以把我提交少年法庭,我已经够判刑的了。再说,我可以感觉到,我被抛弃,我妈会很高兴。她明白她对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她不停地四处打电话,一会儿是社会服务机构,一会儿又是反吸毒中心。她越来越失望,因为她发现没有人能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她和我。她惟一的办法,就是威胁着要把我送到外婆家去,远离柏林。
  1977年5月的一天,我那简单的头脑终于意识到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短期内用过量的毒品,要么是彻底戒毒。我必须作出选择。我不能再依靠戴特莱夫,再说我尤其不愿让他来左右我的决定。
  我来到克罗比小区。找到“团伙之家”,这是由一个牧师领导的年轻人活动中心,我吸毒就是从那儿开始的。俱乐部已经关闭:它因为吸毒泛滥而应付不下去,不得不改为反吸毒中心。反吸毒中心仅仅是为克罗比小区服务的,吸毒现象在这个小城才出现两年,海洛因就把该城毁得不像样子了。他们给我讲述我早已知道的事:我只希望得到一种好的治疗法。他们给了我吸毒调查处和“西那依”这两个机构的地址,因为只有那里反吸毒的工作开展得比较成功。
  我不大相信。据说那些治疗法非常痛苦。头几个月比在监狱里还难受。在“西那依”,他们先给你剃头。照他们看来,这是开始新生活的第一步。把我剃成一个光头,我才不于呢。我最珍惜我的头发。我可以用头发遮住脸部。如果剃掉我的头发,简直就等于杀了我。
  再说,向我提供地址的那个妇女说,我还可能进不去吸毒调查处或“西那依”,因为没有床位。而且他们接收条件又很苛刻:申请者必须身体状况好,并且要自觉自愿地保证有决心戒毒。
  那个妇女还说,我这个年龄——刚刚14岁,还是个孩子——很难做到他们所要求的,实际上,还没有对吸毒少年进行治疗的方法。
  我想去“那科隆”。这是一个宗教界办的科学治疗中心。我认识几个吸毒者,他们去过那儿,据他们说还不错。只要你先交钱,就可以进去。接受治疗者可以自己打针,可以把唱片,甚至小动物带进去。
  那位妇女劝我再好好考虑一下,为什么那么多吸毒者都说“那科隆”的治疗法轻松呢,因为他们同时又可以随意注射毒品。总之,她没看见一例被“那科隆”治疗法治好的吸毒者。
  但是怎么办呢?我不可能被其它机构接收。她只好给了我戒毒所的地址。
  我回到家里,又拿针管给小猫灌了一点牛血提取物。我妈下班回来时,我告诉她:“我要彻底戒毒。去戒毒所,大约需要一年或几个月时间,我就会成为一个改邪归正的人。”
  我妈似乎连一个字都没信。但是她还是去打了电话,了解戒毒所的情况。
  我彻底投入到治疗中心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再生了。那天下午,没有顾客,因此,我没有钱买毒品。我想在进戒毒所之前自己先戒毒。我不想重新尝试毒瘾发作的滋味。我想先戒掉毒,以便比其他新人戒毒所的人先走一步。我希望立即向他们表明我是坚决要戒毒的。
  我早早就睡了。猫病得越来越厉害。我把它放在我的枕头旁。我为自己感到很得意。我独自一人就能戒毒,而且是自觉自愿的。其他哪个吸毒者能做到这点?我把决心告诉我妈时,她只是怀疑地笑了笑。我戒毒时她来看我,已经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她再也不相信了。我完全是孤立的。
  第二天早上,毒瘾发作了。可以说比前几次更糟糕。但是我确信我能够顶住。当我难受得要炸了似的,我自言自语:“这只不过是毒品在冒出你的体外。你可以活下去,因为你从此再不吸毒了。”我昏睡过去时,没有做噩梦,我梦想着我治愈后的生活该是美好的。
  第三天,痛苦难忍,然而未来的图景却越来越具体:我在准备我的中学毕业会考,我有一套房子和一辆敞篷车,我几乎随时开着它。
  我的屋子位于一块绿草如茵的地方,在一幢老式房子里。但不是资产阶级住的那种屋顶“高耸入云”,到处是灰墁的房子。不要那种带有宽大门厅的客厅、楼梯铺有红地毯、大理石、穿衣镜。刻有你名字的烫金字门牌的房子。我不愿意住带豪华气的房子。因为财富在我看来是欺诈。吵闹和压抑的同义语。
  我的房子是工人居住的老房子中的一套。它包括二到三间屋子,不太大,屋顶矮矮的,窗户小小的。楼梯是稍有磨损的木阶梯,很窄,两人穿行时都要碰着,屋里总是飘荡着做饭的味道。邻居们常来问长问短。人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很幸福:彼此不嫉妒,人人和睦相处,谁也不贪婪。总之,与富人不一样,与克罗比小区的工人也不一样。我的屋子是一所宁静的屋子。
  在我的屋里,最大的一间是寝室。我的床很宽,靠着右墙放,床上铺着深色床单。床两边是床头柜——有一个是戴特莱夫的——和棕榈木罐。另外,屋里摆满了花木。墙上贴着张画:一片沙漠,巨大的沙丘,以及一片沙漠绿洲。棕搁树下,穿着白衣服的贝督因人围坐在一起喝茶,很轻松。多么宁静。左边,窗户角下有一个窝,是我的一隅。我像印度人或阿拉伯人那样坐着,矮圆桌旁放满了坐垫。我就在那儿过夜,安静极了。远离一切嘈杂,无忧无虑。
  我的客厅与寝室相仿。有花草,有地毯。中间放着的一张大木桌,上面有草毒,周围是藤椅。邀请朋友们聚餐时,我做饭。壁橱里放着书本。是一些很好的书,由一些得到安宁的人写的,他们很了解自然与动物。这些书架是我自己做的,其它大部分家具也是我做的。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东西,家具的主要作用是实用。我的房间里没有门,只有帘子——门会嘎嘎作响,发出声音。
  我有一条狗,两只猫。我把我汽车的后座垫取下来让狗睡着舒服。
  晚上,我做晚餐,我时间很充裕,不像我妈匆匆忙忙地做饭。门闩响了,戴特莱夫进来。狗扑到他脖子上。两只小猫在他腿上来回蹭。戴特莱夫抱吻我,然后坐在桌边准备吃午饭。
  我在做梦。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做梦。以上图景对我似乎是近在眼前的现实。治愈吸毒后的现实。我想象不出会是另一番情景。以至于我戒毒的第三天夜晚,我竟对我妈说,等我治疗结束了,要搬回自己的房子里去。
  第四天,我感觉好多了,可以起床。我的牛仔裤兜里还有20马克,它使我心烦。20马克40马克的二分之一,如果我再有20马克,就够买一针毒品——进“那科隆”前的最后一针。
  我与小猫“谈话”。我对它说,它要单独呆上一、二个小时,没关系的,我又用针管给它灌了一点葡萄糖和洋甘菊剂——它吃不进别的食物——安慰它:“你也不会死的。”
  我很想在库丹姆大喊大叫并且逛个够。因为我一进了戒毒所就不可能再随便出来,尤其不可单独出来。我想最后注射一次毒品,如果在库丹姆没有海洛因,那就名不符实了。剩下的问题是那另外20马克。我必须拉一个客。但是我又不想去地铁动物园站。我不知道该怎样对戴特莱夫说:“你知道,我戒毒成功了。可是我还得去找一个顾客,因为我想买一针毒品还差20马克。”戴特莱夫肯定不明白,他又会挖苦我:“怎么样,你还是个吸毒者。”
  我坐在地铁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可以去勾引一个汽车司机。我这么想完全是为了那20马克,那样做是合算的。施特拉和巴普西经常这么干,但是我一向讨厌那么做。因为你不可能仔细观察朝你开过来的驾车人,只能随便上一辆车。
  最糟糕的是,有时落到拉皮条的人手里。他们常常装扮成顾客。一旦上了车,你就毫无办法。并非他们愿意拉女吸毒者,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女吸毒者花在毒品上的钱太多了。他们是想把她们驱逐出选帝候街,因为她们把整个毒品市场的价格抬得太高了。
  巴普西有一次就上了一个靠卖淫为生的人的汽车,那人把她关了三天。他玩弄够了以后,又把她转给其他男人,外国佬、醉汉,什么人都有。在这期间,巴普西当然毒瘾发作了。她那三天简直就跟在地狱里一样。但是她最终还是回到了选帝侯街。因为她是那儿的皇后,她有漂亮的脸蛋,平线条,没有胸,也没有臀部。
  职业妓女几乎与靠卖淫业为生的老板一样危险。波茨坦街,一般是下层妓女的聚集区,距离吸毒女子拉客的选帝侯街只有200米。她们时常驱赶吸毒的女子。如果抓住一个吸毒女子,她们就打她耳光,甚至用开水毁容。
  我走出选帝侯街地铁站。我怕得要命。我想起巴普西和施特拉的建议:“避开那些开赛车或庞大美国车的年轻人——这号人说不定就是靠妓女为生的人”那些上了年纪的人,打着领带稍有点发福的,就可以,尤其是如果他们戴着一顶帽子就更好。然而最理想的,是那些车后座上带着儿童坐椅的人:家庭里的模范父亲,出来正是寻找一点新鲜玩意儿,只是他们比我们更害怕。
  我走在通向“音响舞厅”方向的路上,没有沿人行道走,而是贴着墙边走,避免显出拉客的样子。但是,有个家伙立刻向我招手。我发觉他很奇怪,一副挑衅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他的胡子的缘故。我不理睬他,继续往前走。
  他看不见别的女子。因为还不到中午。我知道——巴普西和施特拉曾告诉过我——这会使他们急得发疯,这些家伙只有半小时的空闲,可又找不到女人。有时候,在选帝侯街上,顾客比妓女还多。已经有好几辆车在我身边停下,我装着没看见。
  我盯着家俱店的橱窗看。我又幻想了:我梦想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对自己说:“克丽斯蒂娜,你一定要镇定。20马克,必须赶快弄到手。快,全力以赴。”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精力集中,不能胡思乱想。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我身旁。后座上没有儿童坐椅,但是那家伙看上去不像邪门歪道的人。我没有多考虑,就上了车。我们讲好价,35马克。
  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
  但是,他们问了我妈一些问题。接收我之前,他们想把付钱的事先讲清楚:第一个月先付1500马克。我妈自然拿不出这笔钱。她答应第二天早上凑足了这笔钱交来,她只有向银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请求他们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答应了,这里他们不搜查你。不像别的地方,假如从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回来时。他们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点毒品交给他们。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励。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隔离室。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们发给我关于教堂的科学治疗法的理论书。这是个怪诞的教派。关于它的理论,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时此刻的确需要信点什么。
  两天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顿痛打,他们不再给她治疗,因为她不停地讽刺治疗法和负责治疗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缝,说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领我到了顶楼:“只要在这儿放几块垫子,就可以变成安乐窝,再有点儿酒。大麻,等等。”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到戒毒所来是为了摆脱困境,是为了戒毒,可是她却不停地谈论吸毒,毁坏戒毒所的名声。
  第二天,我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小猫死了。说完这个,她紧接着向我祝贺我的生日。这些对她来说很平常。我却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是的。现在我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钟:“它没有动。这么说你没有说谎,一切正常。”
  原来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测谎器。它是这个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总之,我很高兴挂钟没有晃动。对于我来说,这表明我感觉很好。为了摆脱海洛因,我准备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莱。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17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2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了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人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35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100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5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100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30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过来,问我是否想买这只狗。当然了。他要价70马克,我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同意40马克。简直太好了:我吸毒时又有一只狗了。施特拉给狗取名叫珍妮女士,我管它叫吉妮。
  我们在选帝侯大街的一家饭馆吃了午饭,吉妮跟我平分一块排骨。“间谍”到了约会时间就来了,他真给我带来了半克海洛因。真奇怪,这些值100马克呀。
  我们又去地铁动物园站,还是没找到戴特莱夫,但我们碰到了巴普西。我挺高兴,尽管我们经常吵架,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三个人来到露天咖啡厅。巴普西的脸色很不好,两条腿像火柴棍,前胸扁扁的,她的体重只有31公斤,可她的脸蛋还是那么漂亮。我向她讲了戒毒所,说那里面真不错。施特拉不想听我讲。她说:她生下来就是吸毒的,死也死在吸毒上。但是巴普西发火了,她以为大伙儿要一块戒毒。她父母和奶奶白白费劲在治疗吸毒的机构给她找了个床位,可她又溜走了,虽然她也想戒毒。她的状况很糟糕。
  我们聊了好一会儿,随后,大伙儿分了手。我牵着小狗吉妮,去一家很昂贵的商店买东西,因为只有它晚上还开门:我为狗买了两袋食品,为我自己买了一大堆快餐甜食。买完东西,我给戒毒所打了一个电话。他们命令我回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带一个朋友去,没有讲明是一条狗。
  我对此没有过多的思考,可我心里明白,我会回到戒毒所去的。我能到哪儿去呢?回家吗?我能想象得出我妈看见我半路偷跑口来时的脸色。我妹妹回来了,她不愿意在我父亲那儿住,所以她占了我的房间和床。流浪吗?我很少那样做。去顾客家里住吗?这意味着我完全得受人支配——像个机器人似地亲吻。我还没有在一个顾客家里过过夜。因为我总是在决心戒毒。我走上了返回戒毒所的路,因我别无选择。
  回到家——我们总是把戒毒所叫作“家”——他们对我很冷淡,但也没有说长道短。他们甚至对吉妮也没说什么。这里已经有12只猫了。
  我去地下室找来旧被子,在我的床边给吉妮搭了一个床。第二天早上,吉妮到处拉屎尿。它从不爱干净。这个小动物有颗痣,我也有颗痣。我喜欢吉妮,所以我打扫它的屎尿也不在乎。
  我立刻被加上补充训练。这个我也不在乎。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执行他们的命令。惟一使我烦恼的就是训练时要与吉妮分开。由其他的人照看它使我感到很不好受,因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狗。所有的人都跟它玩,它也跟什么人都玩——可以说,它是一个小妓女。人人都喂它,它眼看着长胖。但是,我是惟一与它谈话的人。现在,我总算有个可以说话的东西了。
  我又逃跑过两次。最后一次持续四天。我在施特拉家睡觉——她妈妈为了戒酒住在私人诊所。糟糕的生活又重新开始了:拉客。注射毒品。在这期间,我才得知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到巴黎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所措。怎么?那个可以说是我丈夫的家伙就这么溜走了,甚至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我俩早就向往去巴黎。我们曾希望在蒙马特租一个小房间,在那里戒毒。我们从未听说过巴黎的吸毒者,还以为巴黎没有这些。我们想象巴黎只有艺术家、高雅的人,人们经常喝咖啡、饮酒。
  戴特莱夫和贝尔恩德就这么去了巴黎。我没有朋友,我在世界上独自一人。我与巴普西和施特拉在一起,又开始那套把戏,为一点儿小事争吵不休。我只剩下吉妮了。
  我给戒毒所打电话。他们说我妈去那儿把我的行李拿走了。她也不管我了,我气极了:我要让他们看看。让所有的人都看看,我自己来救自己。
  我回到戒毒所,他们又收下了我。我全力投入治疗中,就像着了魔似的。我照着他们所说的一切去做。我真成了一个模范学生;我又得到了测谎器证实的荣耀,当我说到训练对我大有益处时,测谎器的挂钟从未晃动过。我对自己说:“行了,现在你快成功了。”我没有给我妈打电话。我借了一些衣服。我穿着小伙子的衬裤,这我不在乎。我不愿意求我妈给我拿东西来。
  一天,我爸打来电话。“你好,克丽斯蒂娜,喂,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刚刚得知你的地址,还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我很惊讶,你第一次对我感兴趣。”
  “告诉我,你还想呆在那帮家伙那儿吗?”
  “当然。”
  我爸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才喘过气来。他又问我愿不愿意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一块儿吃顿饭。我同意了。
  半小时后,我被叫进办公室。谁在那儿?我亲爱的父亲,好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见他。他跟我来到我与另外四个姑娘同住的房间。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是怎么口事,乱七八糟的?”他总是喜欢整齐。而我们的宿舍,同那里其他的宿舍一样,真是个又脏又乱的地方,床铺未叠,到处扔的是衣服。
  我们正准备去吃午饭,一个负责人对我父亲说:“你应该签一张单子——领走克丽斯蒂娜的契约。”
  我爸气极了,大声嚷道:他是父亲,只有他才有权决定他女儿应该呆在哪里。他女儿再也不到这儿来了。
  我退出来想到治疗室去,同时央求我爸:“爸爸,我愿意呆在这儿,我不愿意死。爸爸,我求求你,让我呆在这里。”
  戒毒所的人听见我们的叫声都跑来看,他们全部支持我。我父亲一边往外走一边大喊:“我要叫警察。”
  我知道他会这么干的。我爬上屋顶。那上面有一个专为通烟囱的工人留的类似平台的地方。我蹲在那里,冷得直发抖。
  真有两辆囚车开来了。警察和我父亲在屋里上上下下搜了一遍。戒毒所的人很担心,都在喊我。但没有一个人爬到屋顶上来。警察和我父亲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到我母亲的办公室。我哭着向她诉说所发生的一切。
  她用冷冰冰的口气说:“我对你碰到的一切事情完全不感兴趣。”
  “但是你是我的监护人。你不能就这么不管我。我不愿意让爸爸把我带走。我想呆在这儿,我再也不逃跑了,我向你发誓。我求求你,帮帮忙吧。妈妈,我应该留在这儿,否则,我就要死了。应该相信我,妈妈。”
  我妈用不耐烦的声音说:“不。我无能为力。”“咔哒”一声,她把电话挂了。
  我完全泄气了。接着我火冒三丈。我心想:“那好吧,今后我也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从来没有管过我,而现在他们又高兴来管我,这些白痴只知道干蠢事。凯西的妈妈阻止她女儿陷入泥潭。我那可恶的父母连举手之劳的忙也不愿意帮,却以为只有这样对我才好。”
  我要求加了补充训练,尽情享受了一番。我愿意留在戒毒所,可能今后我会成为科学教堂的一个成员。总之,我不允许任何人把我从这里领走。我再也不愿意任我父母把我毁掉。
  三天以后,我又与我父亲在办公室交谈了一次。我父亲来了,很冷静,解释说他应该把我带到社会保险机构的办公室去,因为要让那里偿付我在戒毒所的那笔费用。
  我回答:“不,我不愿意陪你去。我了解你,爸爸,你不会让我回来的,可我不愿意死。”
  我父亲给戒毒所的负责人看了一张单子。上面签着我母亲的名字,同意把我领走。戒毒所的总管对我说,他无能为力,他不可能违抗我父亲的意愿把我留在这儿。
  他建议我别忘了做练习,总想着去对抗毒品。对抗,是他们的关键词。总是应该较量。多么蠢啊!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可较量的:我要死了。我会坚持不住的。最多半个月后。我就会重新吸毒。我独自一人,是无法摆脱困境的。这就是我离开戒毒所时的想法,那是我最清楚地看清我的处境的一个难得的时刻。在我苦恼时,我相信戒毒所本来是可以挽救我的。我痛哭,绝望地哭泣。我受不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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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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