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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儿女

主编: 贾芝

同窗情


刘凯
她,离开我们已经七八个年头了。她是个普通人,和同时代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出 学校随军而后转业地方,先是文工团员,后来从事医务工作。她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生 活着; 最后又无声无息的结束了一生。她的死也是平淡无奇的。为了给患脑血栓、半身不 遂的丈夫寻找一种治病的中草药,从西安到一个县的路上翻了车。在她合上眼睛的时候, 没有哭,没有笑,也没有留下什么话。这不过是尽了她当医生和妻子的责任。 靖康,姓何,老家西康,生在上海亭子间,长在边区窑洞里。她的爸爸周文,30年 代是鲁迅的门生。鲁迅在杂文中称他是“有为的青年”。他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作为 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长期奋战在文艺战线上。1935年,他随党中央长征到陕北。他是 陕甘宁边区第一个面向工农兵的报刊《大众报》的创始人。创刊伊始,毛泽东主席亲笔 给他写信鼓励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靖康在父亲的熏陶培养下,从小养成活泼、热 情而又坚强的性格。她喜欢歌唱和文艺,对工作总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对人对事真 挚、诚恳而又严谨。 40年代初,有一次举行联欢演唱会。两个穿戴一样,长相俊秀的小女孩手拉手唱起 了《东北流亡进行曲》。当她们唱道“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时,原来欢乐的气氛 骤变,她们自己哭了,阿姨、教员哭了,小同学们也跟着哭了。事后,人们知道她们是 姐妹俩,姐姐叫何文康,妹妹叫何靖康。我们见了她都叫她们“会唱歌的小姑娘”。 我和何靖康“真正”认识是1946年在延安中学的时候。 那年,我们先后插班考入延中十三班。我们都是新生,又都来自晋绥,父辈们也是 熟交,因此,无形中就比别的同学更亲近些。说也凑巧,在窑洞教室里,我们又被分配 在一张课桌上,自习课我们的座位是面对面。我们还有个共同爱好,就是喜欢看报纸。 《解放日报》副刊上的人物通讯、诗歌和《边区群众》文艺副刊《万花山》里的小花朵, 是我们每期必读的。我们都有一个小本子,总是把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摘抄下来,还常常 互相传阅。同学之间的友谊、感情,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来了…… 在班上,她是个普通女学生,但也有不普通处。她和别的女同学打扮不同。学校是 实行供给制的,男女同学发同样的灰色土粗布衣服。女生为了有别于男生,在穿戴上有 三项“改革”:一是用一根针把帽子别在后脑勺的头发上;二是腰里扎一条细毛绳;三 是春末秋初和整个夏天,把袖子挽在小胳膊以上。这在当时,是极为时兴的,它的确较 好地表现了女性美。但何靖康却不讲究这些,她和男同学一样,不是剃成光头,就是留 个小平头;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她老穿一件又肥又大的夹衣。到冬天,腰里也和男生一 样,扎一根麻绳,不是图好看,只为取暖和每天出早操方便。每次出操,她也总是跟在 男同学后面,跑在女同学前面。因此,男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假小子”。农村姑娘 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 在同学中最早认出她是女生的只有我。我和她坐近时,发现她的眼睛很有神,小巧 的嘴巴很会讲话、唱歌,腮边一对小酒窝也隐约可见。有一次,我一时心血来潮,不假 思索地对她说:“你那两只眼睛像天上的两颗小星星。”她瞪了我一眼,很快脸上泛起 了很少见的的红晕,还抿着嘴微笑了一下。 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人们通常说的“嫣然一笑”,样子是很动人的。 在学习、生活上我们总是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当时没有毛笔,没有纸张,作文、 数学练习本是用领来的粗白纸,自己裁,自己钉的。两个月发一支铅笔和一个蘸水笔尖。 没有笔杆,我们就把蘸水笔尖绑在铅笔上,先用铅笔在数学本上作数学练习,写完后再 用蘸水笔在上面写作文。我们用的墨水是用学校发给的蓝灰色颜料,找只旧瓶子自己用 水冲调而成的。每次我找来空墨水瓶,首先给她。有时,多领一支铅笔,也先给她用。 她也不亏待我,每次都帮我钉练习本。 学校的生活自然很艰苦。平时,顿顿都是小米干饭加萝卜、白菜,每星期吃一次二 米饭(大米加小米),每月才吃一次白面馒头和有豆腐、肉块的菜,这叫“改善生活”。 每次“改善生活”,都要有学生帮灶。我差不多每“灶”必“帮”。 但凡轮到我掌勺,必然要给她多打一些菜。有时,我们也自己想法“改善生活”。 家在延安的同学,星期天拿一点白面来,加上自己种的南瓜,用脸盆煮点南瓜面片吃。 何靖康是大伙信得过的公正人,她被推举出来掌勺,轮到给我盛饭,她也会有意在锅底 挂稠一些。 因为我和她接触多,关系超过其他一些同学,有人就说我们是在谈恋爱。有的居然 在墙上写稿,旁敲侧击,加枝添叶地进行讽刺。我们一露回,他们就会侧目而视,嬉皮 笑脸。 这其实是我们生平遭受到的头一次不白之冤。我们只不过接触多一些,谁也没有想 别的什么事。我们之间,没有说过一句“亲呀、爱呀”的话,没有写过一个学习以外的 字。有时还和其他女同学翻手比劲、摔跤比赛,可和她,连手都没有碰一下。尽管如此, 同学间的真诚友谊并没有因此变质。 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上山打柴,要求男女搭配,便于帮助。出发前,我有意把她和 别的两个男同学分在一起:但一到山上,别人把她甩在后面,她只有跟在我们一组后面。 在两个捣蛋同学的唆使下,和我分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一个一个溜走了,在一个小沟里,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草丛里常常有老鼠、松鼠和蛇出没,平时泼辣的她,这时也和别的 女同学一样地胆怯起来了。因此,她老跟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我不得不有意在前面开 路,砍一部分,给她留一部分。时间快到了,任务还没完成。临走时,我还把我打的柴 给她分一些。 这是我打柴最少的一次,回来也晚了点。大家准备吃饭了,我们才在众目睽睽下急 急忙忙赶回来。 还有一次,我们到柳树店白求恩和平医院去参观,要过延河。平时,女同学和男同 学一样,都是脱掉鞋袜自己蹚水。 这回,何靖康没有脱鞋袜,要人背她,而且指定要我背她。下到水里,她在我耳边 悄声说:她身上不好,不能动冷水,让其他同学背,怕他们使坏,把她撂在河里。于是 我只好“忍辱负重”,并放慢放稳脚步,以防失足落水。这样,大家过河好一阵,我才 上岸。 越来越多的非议,使我们原本纯朴的友谊变得复杂了,我们不得不有意回避,免得 扩大事态。课桌分开了,自习也不再是面对面,甚至见面不抬头,不说话,路上碰上绕 着走。有她的地方我不去,我去的地方她不来。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躲避,反使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过去公开的互相帮助,变成 隐蔽式的“地下”活动。不论办什么事,她不在场,我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提不起劲 来。她也是,学习没有过去那么用功,有空就见她躺在宿舍里,懒洋洋的,一副无精打 采的样子。有时,她投过来一种探问性的目光。如果我说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她就会 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们每年只发一双单鞋。我跑路多了,穿得费,不到年底,鞋底就 穿透了。入冬了,我只好换穿一双别人织的麻鞋,里面套一双袜子。穿这种有头无尾的 鞋,使我的脚后跟冻裂了几道口子,污垢老茧长了一大层。何靖康看了,便把自己的一 件毛衣拆了,织成毛背心,用两只袖子织了一双又长又厚的毛袜,塞在我枕头下。学校 每两年发一套棉衣。第一年还好,到了第二年,我的棉裤屁股上就开了个大洞,但又找 不到布块可补。只好任它去了。为了不让别人笑话,每次吃饭,我都走在最后面。她也 看在眼里了。一天下午上自习,我掏口袋发现一顶旧布帽子,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正 要大叫“失物招领”时,她在桌子底下狠狠踢了我一脚,我才恍然大悟。下自习时发现 我的练习本内有一枚针、几根线。 晚上,同学们休息了,我在煤油灯下,把裤子的洞补好。第二天出早操,她一眼就 看见了。这一天,她似乎格外高兴。 我对她也是比别人例外。解放战争开始后,学校转移到离延安40里的吊儿沟。同学 们只带了随身的衣被、用具,多余的都留在学校了。几天后,我和几个同学奉命返回学 校处理善后事宜。同学们托我们把值钱的东西带回来,其余的能卖就卖,没人买的就送 当地老乡算了。何靖康的嘱托也在内,我当然一一记在心里。回来后我都一一办了。她 的旧裤子、单衣、木箱都卖了,有一块旧毯子和一件旧棉衣,考虑到冬天她还用得着, 我就给她背了回去。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第二次轰炸延安后,我军后方的部队纷纷调驻延安。这 时,三五八旅来到延中招收文工团员。何靖康毅然报了名,并很快被录取。等我知道后, 事情已无可挽回。我找她谈过一次话,问她:“为什么不留在学校,也不和大家商量就 要走?”她回答得很干脆:“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看样子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书是念不 成了,迟早得走,迟走不如早走。”我说:“学校会有安排,我们在一起听学校安排不 好吗?”她说:“那又何必呢?我能当文工团员,也会护理伤员,到前方去不是更好吗?” 我追问:“到底为什么?”我担心是我影响了她。她沉思了半晌,压低声音说: “原因吗,还有,还有……”“还有什么?”我连连追问了几次,她始终没说,噙 着泪花走开了。
  刘凯
    男,曾用名刘玉凯。甘肃日报记者,首任主任编辑,现为甘肃《金星》杂志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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