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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儿女

主编: 贾芝

北平来的“娃娃老师”


阮若琳
桥儿沟延安中学——我的母校。它对我进行着革命的启蒙教育,它让我懂得了生活 的真正含义,它指引我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我将永远、永远记着这一切。 1943年的冬天,我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县出发,经灵寿、岢岚、岚县、兴县,走过 封锁线,渡过黄河,又经神木、佳县、米脂、绥德、清涧、延川、延长,一步步踏入我 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走了3个月,行程2500里,我终于看到了那清澈的延河水, 巍峨的宝塔山,还有从抗战开始就分别的爸爸。我激动,我兴奋!但我更在思考,思考 我将怎样开始新的生活。很快,组织上决定让我到延安中学去读书。 读书,我不发怵。因为我虽然只有14岁,可是我已经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到了初中 三年级,应付延安中学的文化课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要说学政治,学劳动,我可惨 了。比我大的续磊姐姐(续范亭将军的女儿),还有谢绍明大哥哥(谢子长烈士的儿子), 他们在政治上都比我懂得多,而我临上路时,晋察冀边区的刘仁叔叔送给我的《新民主 主义论》、《论持久战》,我还没有读懂呢。论劳动,我更差劲了,真是肩不能挑担, 手不能提篮,纺线、做棉衣都要从头学起,连纺线线搓棉花卷儿也搓不匀呢!从山下抬 水上山,也要大同学把重头放在自己肩上,给我轻的一头。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虽然多 念过几本书,但既不懂政治,又不会劳动,也不会料理生活,我是多么无用啊!我必须 在延安中学认真地学,补上我所欠缺的一课。 1944年冬天,边区开展扫盲运动,又推行陶端予教学法和小先生制,发动有文化的 干部、学生下乡扫盲,教冬学。我当时真不知道下乡去该怎么干,但是我很想下去,学 习我所不懂的、最欠缺的东西。 学校批准了我的请求。年纪大一点的同学到三边、陇东一带,我和一个叫陶萍的女 同学一起到离延安90里地的甘泉县工作。陶萍比我大1岁,她是从大后方重庆来延安读书 的,她的父母都在白区工作。学校为我俩雇了一条毛驴驮行李,我们跟在毛驴后面,说 说笑笑到了崂山,休息了一阵又赶到甘泉,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被安排到县委会住下。 住了两天,我被分到城关镇区政府,开始了我第一次的社会实践。 区长姓贺,是陕北闹红时的老革命,管文教的助理姓康。 他们见到延安来了洋学生,待我如上宾,一个劲儿地说:“看这娃,小小年纪离娘 别爷,跑到我们这个穷地方,恓惶的。”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小房,房里有一铺炕,叫我先住下。区政府的生活很安定,一 日三餐,品种有小米饭、腌酸菜、红辣椒、炒豆腐。甘泉的豆腐是出名的好呢!有时还 有白面条拌辣子吃。我很知足。 我到底该先干什么呢?区上叫我先办个民兵识字班。一到夜晚吃过饭,在一铺大炕 上,很多人来上课识字。我每周还在街上办个黑板报,宣传识字扫盲,讲卫生,支援前 方抗日的道理。逢到赶集庙会,还要宣传洗脸讲卫生,给妇女讲生娃娃不要坐在灰上, 不要信巫神的鬼话,要听医生的等知识。那些婆姨听了我讲的话,一个个笑弯了腰,说: “这灰女子,一点点大,还懂得生娃娃哩!” 过了一段时间,区里又聘我到完小代课,给一、二年级教语文、算术。完小的校长 叫雪莱,是从外地到边区的知识分子。他很信任我,对我说:“你在初中学的那些文化, 是够教这些娃娃了!”陕北的娃娃红朴朴的脸,一副憨厚相。一班50多个娃娃,只有一 个特别笨。一加三等于几,怎么教都听不懂。把我都急哭了。这个娃的父亲反来嘱咐我 说:“娃笨,老师不要着急,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吧!”娃娃们的家长都是好心人,每天 早上都让孩子们给我带来糕、馍、果子。他们都叫我“娃娃老师”,叫得我在一个区都 出了名,都说甘泉镇上来了个“北平娃”。 我在城关镇都跑熟了,注意到妇女和女娃娃们是扫盲的难点。妇女出不了门,没办 法认字;女娃娃们要帮家里烧火做饭,背小娃娃,家里不让她们上学。可这些娃在边区 的新风气熏陶下,非常想认字。每天上午,我就在我房东家的炕上,教她们识字。她们 背上娃娃来,我用在完小代课得的津贴,买些红枣、土豆,放在火盆里烤,大娃娃识字, 小娃娃吃枣、吃土豆,我们就这样又办了个娃娃识字班。 婆姨们就更难了。她们出不了门,我便每天下午送字上门。缸上写个“缸”字,柴 上写个“柴”字,桌上写个“桌”字,一天教一两个字,几个月下来,她们认了上百个 日常用字,也认得钞票上的数码了。 有一次,我在镇上不小心惹了一个祸。吃饭之后,我想烧好炕再走,免得回来冷冰 冰的。我把柴草点着塞到炕洞里,就到成人夜校去上课了。谁知柴禾烧得太旺,把炕席、 被子都烤着了。等我回来一看,满屋浓烟,吓得我惊叫起来。房东一家赶紧帮我泼水灭 火,可棉被已经烧穿了几个大洞。大冷天,我没被子盖了,怎么办呢?可不一会儿工夫, 我那些学生知道了,拿着棉花、碎布来帮我补被子。虽然被子补得五颜六色,可我深深 地感到了乡亲们的一片心意。这一夜我睡得暖和极了! 1945年5月,学校要我们回去。我和陶萍又见面了,准备一同回延安去。在区政府, 我们洗头、洗衣服时,发现头发上长满了一串串白色的虮子,毛衣上的每个洞眼里都有 一个黑色的虱子。我们俩用篦子梳,用滚水烫,忙得不亦乐乎。 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小东西也带回学校去呀? 收拾完东西,告别了乡亲,我们又赶上毛驴回延安。我的学生们排上队,眼泪汪汪 地送我,一个劲儿地问:“几时回呀?几时回呀?”我也泪眼模糊,不敢再回头望他们, 真的,谁知几时能回呀! 回学校总结这一段下乡的收获,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中国的农村,我也交了许 多农民朋友,懂得了什么叫为群众服务,怎么联系群众,学习他们勤劳纯朴的美德。我 认识到,只有一步步地扎扎实实地工作,才能改变旧中国留下的创伤,改变农村的愚昧 落后局面。这点认识使我终生受用无穷。后来在土地改革、合作化等一系列农民运动中, 我紧紧掌握这一条,永远不改初衷。 山不转水转,世界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1971年,我又调回到陕西工作。1974年 我响应周总理改变延安面貌的号召,带工作团下乡到延安。走到黄龙县,县委书记来接 我们,自称是我的学生,一直记着我这个“娃娃老师”。后来,我到延安柳林区麻庄蹲 点,顺便来到了我曾教冬学的甘泉县,碰到了好几个我的学生。他们都比我年龄大,有 的当了供销社主任,有的在县上工作。他们都还记得我,可是我已经叫不上他们的名字 了。我还到了房东赵大娘家,她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打伤致死,老伴和两个儿子也都 相继去世了,只剩下一个哑巴小儿子,靠编织手艺维持生活。哑巴还记得我,他比比划 划,说我当年梳着两个小辫,在南屋里教课。赵大娘家的境遇,使我再一次看到陕北人 民对解放祖国所做出的巨大牺牲。 延安中学——我的母校,是你给了我第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近50年的革命生涯, 尽管道路坎坷曲折,但我永远记得革命群众给予我的力量,它使我能沿着正确方向走到 今天。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我相信这永远是一条培养人才的正确 道路。发扬延安的革命传统,就会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这也应当是一条不应忘却的真理 吧!
  阮若琳
    女,曾用名袁若琳、钟新、钟艺。延中三班学生。曾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一级编
审。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中国文
联全委委员。拍摄有《丝绸之路》、《红楼梦》等多部电视片,著作有《十人论集》、
《电视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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