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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儿女

主编: 贾芝

一段意外的经历


刘幼雪
1943年初夏,爸爸把我送到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他所以不顾我的老师贺绿汀的劝阻, 坚持要我离开鲁艺的原因是:鲁艺已经由整风转为审干,整天开会。我一个小孩子没人 管。爸爸说:与其这样,不如到中学去学点文化。钢琴嘛,以后再弹。那时的科学院补 习班似乎还是一个平静的港湾,没有受到“审干”风雨的侵袭。 谁知到自然科学院没多久,“抢救失足者”的浪潮也席卷了整个学校,课是上不成 了。大一点的同学集中编到整风班,剩下的,除了吃饭就是四处游荡。有时开大会,我 们也去凑热闹。台上慷慨激昂,台下群情激愤,而我们这些在主席台眼皮底下席地而坐 的小不点儿,竟然忍不住打瞌睡。经常是,会议主持者不得不大喝一声:“前边这一排, 出去!”于是我们来了精神,飞快地冲出会场。久而久之,我们知道了:延安有国民党 派来的特务,什么三青团、复兴社、CC分子…… 有的坦白交代了,有的还在狡猾抵赖。现在就是要把坏家伙统统揪出来。当时最大 的乐趣莫过于参加全院的斗争大会了。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或者正在津津有味地嚼着偷来的马料——炒黑豆; 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趴在地上弹珠子;或者正提心吊胆在老乡的西瓜地里……只要一听 说斗争死不交代的特务分子,就会一窝蜂地从四面八方飞奔到礼堂。 喊口号最积极的,叫“捆起来”最响亮的,前前后后最忙活的,就是我们这些“审 干”的等外品。狗特务,想来破坏边区,还死不认帐,怎么不叫人生气?要不是大人拦 着,早就拳打脚踢,让他受个够了,谁叫他不老实? 以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成了延大中学部,搬了家。可是“抢救运动”还在继续。 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同学,不管是从大后方来的,前方回来的,都查出了问题。居然混进 了这么多坏人,不“抢救”还行?不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交代了问题,立 即就可以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帮助那些“失足者”。顽抗到底的,只好送到保安处去 了。当时,只有我们为数不多的人,这在世外桃源逍遥自在。可是好景不长,大概是19 44年初的某一天,忽然有人把我找去。昏暗的窑洞里坐着的都是平时要好的伙伴,此时 神情严肃,要我“交代问题”。真是疯了,要我交代,我有什么问题?有人说: “你没问题,为什么用《复兴小学课本》?”天哪,上哪儿去讲理?所有蒋管区的 小学生都统一用这种课本,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我怎么辩解,怎么抗争,都没有用。 总是那两句话: 好好想想,是坦白还是顽抗? 一连几天,同学们轮流帮助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我日夜冥思苦想,还是想 不出个所以然。我请求,我哀告,最后有人透了底:“组织掌握了确凿证据,就看你的 态度了。”这真是晴天霹雳!组织这个概念,对我无比神圣,具有无上权威。是组织把 我从“育才学校”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又送到延安,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是组织 把我送到爸爸身边,帮我们父女团聚的;是组织考虑我年龄太小,怕我营养不良,在鲁 艺让我破格吃小灶的……我随时都能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组织的话,不容有一丝 一毫的置疑。现在,既然组织掌握了材料,说我有问题,那我一定有问题。可到底是什 么问题呢?哦,对了,1941年初在重庆,“育才”开过音乐会之后,有几个三青团的人 带着糖果、饼干来找过我,要我离开“育才”,说他们可以送我去美国。以后又找过我 几趟,意姐(后来知道她是“育才”地下党的负责人)不让我再见他们,特地派几个同 学“保护”,生怕我被绑架。是不是这些家伙替我加入了三青团,我不知道,而组织上 却掌握了?对!一定是这样! “到延安什么任务?”人家一定讲过,只是大概给我吃过药,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如果没有任务,算什么彻底坦白?怎么办? 妈妈很早去世,爸爸到延安后又结了婚。对,就说这是我的任务。和爸爸吵架,搅 得他不得安生! 这么交代以后,我整天提心吊胆,怕人追问。可是居然没有人再理我,而且不久就 允许我回家了。外公一见面就问: 你怎么成了三青团?我说不清道不白,急得直哭。 从前,我是班上有名的瞌睡虫,上课的时候,经常趴在老师的讲桌跟前睡觉,可是 那些日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好 容易睡着了,也会突然惊醒过来:我是特务,这是真的,不是做梦。可我多么希望这一 切都只不过是恶梦啊!我失去了欢笑,十一二岁的孩子,尝够了熬煎、迷惘、焦虑、痛 苦的滋味。 没多久,那些帮助我的,在延安土生土长的同学,也都纷纷被“抢救”了。 过了些日子,有两个“叔叔”来到学校,说是保安处的,找了好多人谈话。一天也 把我找了去,要我讲清楚是怎么参加三青团的。我害怕极了。“叔叔”很和气,笑嘻嘻 地,可一句接一句: “你填了表吗?” “什么时候给你吃的药?” “帮你填表的人到延安来了,你知道吗?” “你41年到延安,你爸爸42年结婚。是谁,通过什么渠道往延安给你交代任务?” 我吓傻了,前言不搭后语,一个劲地说:“我不想顽抗,我要坦白。”早就在眼睛 里打转儿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又不敢大哭,只是不住地抽泣。“叔叔”说:“别哭了。 我们看过你弹钢琴,现在你就唱个歌吧!” 唱多少都可以,只要别再问我! 过了几天,全校召开大会。我头一次听说“平反”这两个字。保安处的“叔叔”在 会上念了一长串名单,里边有我。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散会以后找“叔叔”问:“怎么我又不是三青团了,不 是说组织掌握了材料吗?”“叔叔”摸着我的头说:“我们才代表组织。” 以后听说,延大初中部的主任挨了批评,因为他违反中央的禁令,擅自在中学生中 “抢救失足者”,又听说毛主席在边府大礼堂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 将近50年过去了,当年的痛苦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可是这不到一个月的经 历却永远留在记忆里。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实事求是;懂得了为什么要重证据,重调查 研究,不轻信口供;懂得了党会自己纠正所犯的错误。 在几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我能够在所谓“反右倾”、“揪走资派”、“抓516”以及 1989年的风波中保持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应该说和我自己这一段亲身经历有关。这也 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坏事变好事”吧。                1990年国庆前夕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