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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罗斯福

作者: 解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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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赞誉与攻击


        新政招来恶攻击,官场自此风雷激;
        决心采取强措施,挫败政敌不迟疑。

  在第一个新政期间,罗斯福为了医治经济危机,采取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他把抚慰企业界的工业复兴法,搞成了当时的关键措施。但到了1935年,罗斯福对赢得企业界的支持丧失了信心,因而改弦更张,对它发起了全力进攻。一些旨在惩罚企业界和帮助劳动人民的议案,例如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和公用事业法案,就是第二个新政时期立法方面的标志。施莱辛格说:“第一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必须做什么,第二个新政的特点是告诉企业界决不能做什么。”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社会保险应该负责“从摇篮到坟墓”整个一生。
  1935年的社会保险法,分成三大部分: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无依无靠者提供救济。罗斯福解释说:“建立养老金制度是为了促使已到退休年龄的人放弃自己的工作,从而给年轻一代的人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也使大家在展望老年的前景时都能有一种安全感。”根据法律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关于失业保险,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保险金的来源,一半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各交付相当工人工资1%的保险费,另一半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这个社会保险法,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愿望,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和赞许。但保守派却企图在国会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指责社会保险违反美国一向珍视的“节俭精神、首创精神和自助精神”,声称所有的美国人不得不忍辱在自己的脖子上挂一个印着社会保险号码的铜牌,就像挂块狗牌一样。他们指责说,实行社会保险,就等于把节衣缩食的彼得的钱抢过来,送给不事积蓄的保罗。新泽西州参议员哈里·穆尔指责说:“我们也可以从育婴堂抱个孩子,给他雇个保姆,使他不尝受生活的艰辛。”
  国会期间,关于社会保险法的辩论十分激烈,共和党认为它是鼓励懒汉的法案。在听证会上,甚至有人叫喊社会保险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上逐字逐句抄来的。反对势力虽然穷凶极恶,但人数并不多,而广大人民则坚决支持,因此在最后表决时,众议院以372要比33票、参议院以76票比6票获得通过。
  高举“新政”旗帜的民主党获得了对共和党的绝对优势,一大批刚刚踏入国会的新议员,对本选区选民对社会保险和救济的强烈要求,当然不能漠视;一些共和党议员考虑到他们的政治前途,也不愿留下反对社会保险的投票记录。人心所向,大势所趋,社会保险立法成了新政的一次重大胜利。
  在新政时期,劳工关系是罗斯福特别关注的领域。他懂得,如果得不到有组织的劳工的支持,社会的动荡局面就无法稳定,更谈不上刺激私人投资的计划,而且在支持他的选民中,有组织的劳工是特别有力的集团。当《全国工业复兴法》被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后,连带使该法第七条第一款有关劳工权利的规定也失去了法律根据。这对罗斯福鼓吹的“社会改革”和“劳资合作”无疑是个打击。新政处在成败的关头。许多大企业家度过危急时刻后,从支持新政变为反对新政,右翼报刊更大为鼓噪。因此,在罗斯福的坚决要求下,在工会的大力支持下,国会很快采取行动。
  就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取消不到40天后,国会通过了《全国劳工关系法》(《瓦格纳-康纳利法》)。该法律规定:禁止雇主干预或图谋控制劳工组织,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雇主不得拒绝与工人集体谈判合同,不得禁止罢工,不得歧视工会会员;成立全国劳工关系局,处理劳工对雇主的申诉。它有权对雇主发出强制性的命令。雇主们重演反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故伎,向法院控告《瓦格纳法》违宪。可是工人阶级对最高法院的强大压力,以及罗斯福对最高法院提出的挑战,迫使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12日作出“符合宪法”的判决。
  1937年5月24日, 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咨文承认“我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从事农业或工业,吃不好,穿不好,住不好”。“我们必须铭记我们的目标是要改善而不是降低那些现在营养不良、穿得不好、住得很糟的那些人的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当我们工人的一大部分还没有就业的时候,超时工作和低水平的工资是不能提高国民收入的。”罗斯福认为,“一个自给自足并有自尊心的民主国家,竟存在着童工制是说不过去的,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去克扣工资或延长工时”。第七十五届国会没有对法案采取行动。 1937年10月12日,罗斯福再次提出,直到1938年6月14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小时工时,每小时40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16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18岁以下工人。州际工商业也必须遵守上述规定。其中还有一条规定是禁止资方派谴密探打入劳工队伍。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这些社会立法.虽属社会改良的范畴,但对广大人民特别是工资劳动者甚有好处。30年代, 在号称进步的康涅格州,年轻女工在血汗工厂每周只能挣得1美元10美分,而在锯木厂“劳动的男工, 每小时工资只有5美分。因此,罗斯福从法律上规定工资工时标准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为了解决社会保险制度的联邦经费来源问题,罗斯福破天荒地实行了一种按收入和资产的多寡而征收的累进税。 对5万美元纯收入和4万美元遗产征收31%,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可征收75%;公司税过去一律是13.75%,根据1935年税法,公司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税率降为12.5%,5万美元以上者增加为15%。罗斯福的这些社会改革,引起了新政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当经济危机的风暴席卷而来时,罗斯福的一切反对者被迫收敛他们的故意。当最危急的局面有所缓和后,一个反罗斯福和新政的联盟开始形成。站在最前列的是反对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报阀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和他的报系。赫斯特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罗斯福及其一切政策,支持一切反对新政的团体,甚至公开支持法西斯分子。他扬言说:“凡是你听到一位出名的美国人被人叫做‘法西斯分子’,你往往可以断定,这人不过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诚公民。”他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所指的,那就是在大危机期间冒出来的野心勃勃的煽动家查尔斯·库格林神父。
  库格林是加拿大出生的天主教神父。他利用广播布道的机会,放肆地进行反犹、反共、反工会、反罗斯福的宣传。在大危机期间,他利用美国社会充满愤感不平和傍惶恐惧的情绪,疯狂散布蛊惑人心的言论。他要求大铸银币,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没收全部私人银行,等等。1934年,他组织了一个散发法西斯气味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拥有750万盟员,并按照纳粹冲锋队的模式组织许多打手队,上街找犹太人寻衅。库格林对信徒们说,美国所有的工会都是“受莫斯科操纵的”,因此他要求仿效意大利和德国,用强硬手段解决劳资纠纷。他攻击新政是“犹太人的政纲”,罗斯福是“叛徒”、是“卑鄙的总统”,他甚至主张“用枪弹”消灭罗斯福。
  同库格林结成反动联盟的是前路易斯安那州州长、 现任参议院议员、 绰号叫“王鱼”的休伊·朗,他是比库格林更加蛊惑人心的政客。他有选民、政纲,既有煽动群众的本领,又有干成几件事的魄力。一天,他怒气冲冲地来到白宫,要挟罗斯福,喋喋不休地抱怨政府在分配路易斯安那州的官职时撇开了他,而把所有的职务分配给了他的政敌。当罗斯福说明他的人事政策是遴选好人当官时,“王鱼”把脚一跺就走了。他后来用粗野的乡下话骂罗斯福像个“缩头缩脑的猫头鹰”,而不像个“唬唬鸣叫的猫头鹰”。他解释说,唬唬鸣叫的猫头鹰敢闯进鸡棚,把一只母鸡打下栖木,不等落地就一把擒住她。“但是缩头缩脑的猫头鹰只会偷偷溜进鸡棚,蜷缩着身子移到母鸡跟前,柔声细语地跟她说话,引她落入他的情网。”
  到白宫会见总统后不久, 路易斯安那州这位参议员就同罗斯福公开翻脸了。“王鱼”提出了他的富于煽动性而又蛊惑人心的名曰“分享财富”的复兴计划,许诺要让“人人都成为国王”。他主张通过征税将全国的巨大财富没收充公,然后分给每户一幢房子。一辆汽车和一台收音机。他许诺向老人发放养老金,向退伍军人发放退役金;许诺保证让工人的年薪达到3000美元左右。经济学家们对休伊·朗的建议嗤之以鼻,但千百万穷人在他的蛊惑下,信一以为真,纷纷参加他创办的“分享财富”俱乐部。“王鱼”由于自己的追随者增多,对罗斯福愈益藐视。他说罗斯福卖身投靠华尔街, 并把全国复兴总署的蓝鹰标志比作纳粹党的X字党徽。他嘲笑罗斯福,给他起了个“诺尔马哈尔号的富兰克林亲王”的绰号。休伊·朗对农业部长“玉米大王华莱士”和“芝加麦虱伊克斯”也进行了同样狂热的低毁。法利告诫罗斯福说,“王鱼”想当总统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他在1936年以第三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可能会给富兰克林·罗斯福造成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给塔夫脱总统造成的那种不利影响。人们认为,如果休伊·朗实现了当总统的野心,他会把美国转向公开的法西斯国家。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朗曾经向传记作家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打算取缔民主党和共和党,自己出任“美国独裁者”。1935年,他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并写了一本书,书名竟是《我在白宫的头几天》。
  正当休伊·朗的眼睛紧盯着白宫时,1935年9月8日,一个名叫卡尔·奥斯汀·韦斯的青年医生,在巴吞鲁日乌烟瘴气的州议会大厅,一枪把这条“王鱼”打成重伤,“王鱼”两天后就死了。韦斯刺杀朗。是因为他的家族的名誉遭到朗的侮辱。罗斯福和他的内阁,对朗之死“有如释重负之感”。休伊·朗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是反对罗斯福的政治势力并没有消失。相反,联盟党在朗的副手杰拉尔德·史密斯牧师、库格林神父和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内科医生弗朗西斯·汤森的支持下成立了,并且推出北达科地州众议员威廉·莱姆基当总统候选人。汤森医生是业余经济学家,他利用古老的宗教,一下子就把老年人动员起来支持他提出的“绝妙”的计划。 他主张,凡是年满60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每月可获得200美元,条件是必须在30天内花完,不得储蓄。汤森认为这样既达到社会保障的目的,又能增加社会购买力。他赢得不少追随者,在全国组织了二三千个“汤森俱乐部”。他们在教堂的地下室里开会,接二连三地给报社和国会议员邮寄宣言,极力向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陈述自己的主张。
  当1935年正月召开第七十四届国会时,罗斯福念念不忘这三个“激进”人物对亿万人的诱惑。罗斯福希望1936年能避开朗、库格林和汤森的威胁,通过鼓励工商界加快投资以扩大就业。他说:“救济是一种麻醉剂,会给人的精神造成一种不可名状的破坏。”他主张制订一项政府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认为这不仅能使失业者避免贫困潦倒,而且能使他们不丧失“自尊心、自力更生精神、勇气和决心”。
  在新政的第一年,美国大企业和它们的代言人,被迫暂时接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药丸,尽管很苦,也得咽下去。但是,他们确实没有忘记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深深刺痛他们的话:“贪得无厌的钱商们在舆论的法庭上被宣告有罪,是为人类思想感情上所厌弃的。……钱商们从我们文化庙堂的高位逃走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逃走,只是暂时收敛一下。1934年8月,大企业支持的右翼组织“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开会,向罗斯福宣战,目标集中在反对劳工立法、税收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等。罗斯福忿然地说:“这些人确实忘了他们的病情是多么严重。我是知道的。我有他们的发烧记录。我知道所有那些度日艰难的个人主义者双膝颤抖不已,他们的心绪是多么不宁。他们成群结队到华盛顿来。那么,在他们眼中,华盛顿不是一个危险的官僚机构。啊,不是的!它像一个急诊医院。所有高贵的病人都要求两件事——要求迅速进行皮下注射止痛,对疾病进行有效治疗。他们急不可待。我们满足了他们这两个要求。现在大多数病人看来都情况良好。他们中有些人身体好到这种程度,能够把双拐对着医生扔过去了。”
  对罗斯福来说,来自左翼的攻击和不满倒没有什么,有时他还利用左翼的反对来证明新政并不激进,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从面安抚一些中产阶级。他感到吃惊和愤懑的是来自右翼的攻击。因为新政的最大受益者正是他们。
  在自由联盟的花名册上,充斥着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头的名字,他们提供巨额款项,掀起一股宣传浪潮,指责新政既带共产主义色彩,又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在南方,自由联盟散发一种传单,上页印有一张罗斯福夫人同两个黑人在一起的照片。照片说明是:罗斯福欢迎黑人到白宫去就餐和睡觉。到竞选末期,有些工厂发薪时,在工人的工资袋里塞进纸条, 指责说,要从1937年l月开始实行的为社会保险出资的做法,实际上是要减少工人的工资。但是这种策略产生了反效果,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反而加倍努力支持罗斯福。
  罗斯福的新政除了遭到左右两方面、以右为主的攻击外,还面临来自政府三大职能部门的最高法院的严重威胁。根据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是一个立法、司法、行政三大部分相互制约、维持平衡的结构,最高法院为右倾保守势力所操纵,他们对立法享有最高的权威。在新政开始时,最高法院无法用它的权威来维护旧秩序,只得忍受罗斯福提出的一个又一个令他们头晕目眩的立法。当经济局势趋于稳定,老法官们和极右势力站在一起, 开始向新政宣战。1935年1月,最高法院以8票对1票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第九条第三节违宪,这一节授权总统为了保护资源和稳定石油价格,可以禁止把超过各州限额生产的石油运出州外。从此,利令智昏的老法官们,抡起大斧接连向罗斯福砍来。
  5月27日,最高法院以9票对零票一致裁定全国复兴法和另外两项法案不符合宪法。新政派把这一天称为“黑暗的星期一”。这一天,最高法院一口气作出三件不利于行政当局的一致同意的裁决:宣布总统无权更换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该机构不是行政部门的一个机构,不受总统管辖;宣布帮助农村抵押者的《农场抵押延期偿付法》无效,因为它侵犯州的权力;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因为它超出联邦关于州际贸易的权力,侵犯了州权。当复兴法被宣布违宪后,最高法院法官布兰戴斯趾高气”扬地对罗斯福智囊团的科科兰说:“这是中央集权这一套的终结,我要你回去告诉总统,我们是不会让这个政府把一切都抓在手里的。现在到了尽头。”罗斯福的主要竞争对手参议员休伊·朗公开宣称:“我举手向最高法院致敬,它把我国从法西斯主义下挽救了出来。”
  第一个百日新政期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这两项最重要的法案,经过两年才获得最高法院审议;在此期间,新政派一直提心吊胆,就怕最高法院作出这种裁决。对此,政府陷入混乱,大家都等待总统作出反应。在那项裁决宣布四天后,罗斯福打破沉默,在记者招待会上,用华丽的词藻对最高法院大加讽刺挖苦。他说,自促使引起内战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以来,哪一项裁决都没有这一项这么重要。他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使宪法重新回到了“马车时代”。
  由于新政在那个“黑暗的星期一”在最高法院遭到了挫折,由于谋求合作的表示遭到了工商界的拒绝,由于支持新政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发出了不祥的威胁,罗斯福终于结束了他五个月的“优柔寡断和犹豫不决”。他把国会领导人召集到白宫,交给他们一份“必须”通过的法案的清单。他用拳头砰砰地敲着桌子,斩钉截铁地说,国会必要时得开一夏季会,直到把社会保险法案、银行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通过为止。罗斯福向最高法院开始了反击。
  为了改革目前的司法制度,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他考虑已久的计划。规定联邦法院法官年满70岁如果在六个月内不自动退休。则由总统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进入法院。这不是代替老法官,而是增加法官名额。按照这个计划,整个联邦司法机构将指派额外的大约50名联邦法官,最高法院将增派6名,连原来的9名一共是几名,原来9名法官中有3至4人对新政还不是坚决敌视的,加上新增派的6人,就可以基本扭转最高法院唱反调的局面。罗斯福的政敌、前总统胡佛把罗斯福的司法改革计划叫做“囊括法院”计划。堪萨斯州众议员尤利塞斯·盖耶模仿莎士比亚的悲恸腔调喊道:“我们这个皇帝吃的是什么肉长得这么高大?”沃尔特·李普曼一本正经地说,这项计划是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罗斯福捅了马蜂窝。多年来,在公众的心目中,最高法院已经成了保护宪法的堡垒。改革最高法院的任何企图,都会被认为是攻击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互相制约的三权鼎立体制。后来,罗斯福以“炉边谈话”的方式,直接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的擅专独断的强烈不满。他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而且“硬塞进宪法所不包含的字眼和含义”。他认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联邦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均衡,由于最高法院直接违背宪法制定者的高尚目标而倾覆。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平衡”。罗斯福郑重表示:“我们需要一个在宪法之下公正行事的最高法院,而不是高踞宪法之上;我们需要我们的法院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他宣布《全国工业复兴法》和新政其他法案都是以宪法为依据的,因此都是有效的。
  就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和攻击声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1936年1月3日,罗斯福以发表国情咨文的形式开始了竞选连任的活动。为了得到最大限度的宣传, 他在国会的一次晚间联席会议上发表国情咨文,这是自1917年4月以来的头一次——伍德罗·威尔逊当时曾在国会晚间联席会议上要求对德国宣战。现在罗斯福也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不是要对付外敌,而是要对付本国“势力雄厚的一小撮人”和“声誉扫地的特殊利益集团”。他宣布:“我们已经引起斗争,我们已经招致盘根错节的贪婪势力的憎恨。”
  罗斯福希望赫伯特·胡佛成为他的竞选对手,因为这样选民们会有一个明确的选择对象。共和党人6月初在克利夫兰开代表大会时以渴望的目光盯着这位前总统,但沮丧地认识到他的名字同灾难联系得太紧,结果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选出堪萨斯州州长艾尔弗雷德·蓝登为总统候选人。兰登是中西部人,共和党提名他
  当总统候选人是希望他对农民具有感召力,能调动保守派日益增长的反对罗斯福的情绪。然而,兰登的竞选演说呆板乏味,举止平淡无奇,他个人没有什么魅力。但是,共和党领袖认为,这会成为可贵之处,只要选民们对罗斯福始终笑容可掬的模样和明显的狡黠态度感到厌烦。有一次,在听了共和党的这位旗手讲演后,伊克斯刻薄地挖苦说:“如果这是兰登所能发表的最好的演讲,民主党的竞选委员会应该把自己所有的经费全部供给他到各地去演讲。”
  两周后,民主党在费城召开代表大会,这与其说是一次代表大会,不如说是个加冕仪式。尽管艾尔·史密斯力图劝说代表们撇开罗斯福,另推选“某个真正的民主党人”,但是罗斯福和加纳仍被全体代表经口头表决再次提名为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6月27日晚上,罗斯福到富兰克林运动场发表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演说。雨一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在儿子吉米的搀扶下,拖着僵直的腿,蹒跚地从聚集在讲台后面的人群中间挤过。他从攒动的人头中认出了埃德温·马卡姆。他伸出手臂,想同这位老诗人握握手,但被人群一挤,身体失去了平衡。他右腿的支架突然松了,他一个趔趄,手中的发言稿撒落在人群中。周围发出低声惊叫,几乎引起恐慌。特工人员赖利手疾眼快,一把扶住罗斯福,左右急忙把支架重新安装好。赖利唯恐混乱中有人把马卡姆误认为刺客, 发狂似地朝这位目瞪口呆的诗人高喊:“别动!别动!”罗斯福脸色煞白,浑身哆嗦,急促地喊:“快把我身上掸干净!快把发言稿捡起来!”一切恢复正常后,他说:“好吧,我们走吧。”他朝讲台走去,但目光落在马卡姆挂着泪珠的脸上,立刻又止步,同这位老人握了握手。
  在运动场上,罗斯福受到10万名群众雷鸣般的欢呼。他讲了几句客套话后,就马上给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定了调子,痛斥“经济守旧派”和“享有特权的亲王们”给美国的经济民主构成威胁。罗斯福说:“经济秩序的守旧派承认政治自由是政府的事情,他们坚持认为经济奴役不关任何人的事情。他们承认政府能够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民的投票权,但不承认政府能够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公民工作和生活的权利……这些经济守旧派抱怨我们想推行美国的制度。他们其实抱怨的是我们想剥夺他们的不合法权力。”
  “政府可能会犯错误,总统确实也会犯错误”,罗斯福接着说,“但是,流芳百世的但丁告诉我们,神圣的司法会用不同的天平衡量冷酷的人的罪孽和热心肠的人的过失。一个慈悲为怀的政府纵使偶然失误,也比一个对人民疾苦不闻不问的政府长期啥事不干要好……世道循环,奥妙莫测。对于某几代的人,可谓得天独厚;对于另几代的人,会要求很高。这一代的美国人则应运而起。”
  在竞选期间,罗斯福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人民的欢迎。在芝加哥,约15万男女群众临时自发地组成欢迎队伍,把他从火车站一直送到运动场;在波士顿,市议会大厅挤得水泄不通,连附近的街巷都人山人海;在纽约,曼哈顿区万人空巷,人们都涌到大街上来欢迎他。在俄亥俄州和衣阿华州,甚至在阿尔夫·兰登的堪萨斯州,他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兴高采烈的群众的欢迎。群众伸出手臂同他握手,朝他招手欢迎,有的是为了感谢他拯救了一座农场或住宅,有的是为了感谢他使一座工厂重新开工,有的是为了感谢他成立工程兴办局,提供了就业机会。有人说,就连老天爷也站在罗斯福一边,因为就在他到田地龟裂的中西部旱区的时候,天上凑巧下起雨来。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对兰登置之不理,绝口不提兰登的名字,一味猛烈指责赫伯特·胡佛和自由联盟的“经济守旧派”,说他们是新政的敌人,因此也是人民的敌人。他经常向群众讲的一句话是:“你们看上去比四年前愉快啦!”
  每到一处,他总是要把1936年的情况同1932年的情况对比一番。成千上万的农场和住宅获得拯救,没有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创造了就业机会。经济开始回升。失业人数比经济萧条最严重时期减少了约600万人。 汽车厂商预言,1936年将是自1929年以来最景气的一年。公司利润是1929年股票价格猛跌以来最高的,道一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数比1932年增长80%。罗斯福咧嘴大笑,轻蔑地奚落说:
  “1933年夏天,有位头戴丝绸帽子的老绅士在防波堤边上失足落水,他不会游泳。一位朋友跑下防波堤,跳进水里,把他救上来,但丝绸帽子被浪冲走了。老绅士苏醒过来后,千恩万谢,夸奖他的朋友救了他的命。但是,三年后的今天,老绅士却因丢了帽子而斥责他的朋友。”
  10月31日晚,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说后,结束了他的竞选活动。他的讲话使听众一次又一次地站起来鼓掌欢呼。他说:
  “全国因政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无所事事而吃了12年苦头。全国人民看着政府,可政府转过脸去。9年受金钱愚弄,3年遭遇祸患!9年发疯般地厮守在行情自动显示器旁, 3年在领取救济的队伍中苦挨日月!9年愚蠢地想入非非,3年灰心绝望!今天,某些强大势力企图恢复那样的政府以及它的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论。
  在大约4年的时间里, 我们的政府不是游手好闲、终日无所事事,而是卷起袖子大干。我们将继续大干下去。”
  罗斯福越说越激动。他指出他的“宿敌”就是“企业界和金融界垄断集团、投机倒把的奸商、鲁莽的银行老板、地方主义以及靠战争牟取暴利的投机商”,并说这些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把美国政府看成他们的封地。这几股势力像今天这样紧紧地抱成一团,反对一位总统候选人,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我想说,”罗斯福进一步指出,“在我领导的首届政府执政期间,这些自私自利、权欲熏心的势力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听众纷纷站起来,整个公园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我还想说——”这时又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铃铛号角声,他的声音被淹没。“请静一静!”总统高喊,“我还想说:到我领导第二届政府的时候。这些势力将会遇到强手!”
  1936年大选,罗斯福大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和佛蒙特两州以外的全部选举人票。直接选票也比共和党候选人兰登多900万张。在国会两院,民主党掌握了绝对优势,参院是76比16,众院是332比89。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114年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当罗斯福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海德公园欢庆胜利的时候,他才开始注意到他的参谋班子里失去了几位知己。这使他痛苦地回忆到这几年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以及他的智囊团中所发生的变化。首先离去的是蒙德·莫利教授,他是因为与国务卿赫尔意见不合而主动辞职的。他在后来一段长时间里仍充当总统的心腹,并且是总统讲演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但是他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和那些年轻的新政人物的激进政策彻底决裂。
  在第一套班子里面,罗斯福失去的第二名成员是威尔·伍丁。这位体弱多病然而生性欢乐的小个子财政部长,在银行危机期间为了国家的需要操劳过度,第二年就与世长辞了。小亨利·摩根索接替他,成为国家财政的头头。国家复兴总署垮台以后,休·约翰逊像一股愤怒的彩色飞旋焰火,冲出了政府的轨道,从此他在一家报纸的专栏里,将自己卓越的骂人本领用来攻击他以前的同事。
  正如威尔·伍了为国捐躯那样, 路易斯·豪为朋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在1932年竞选运动中曾作过杰出的努力;在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的最初日子里,他又没命地工作,此后他就从来没有完全恢复健康。1935年4月里,他得了支气管肺炎,从此卧床不起。路易斯长期不肯搬出白宫,总统几乎每天都要叫人送他到路易斯躺着的房间去。路易斯的身体已单薄得像个小孩子,蜷缩在被单里面;然而他的头脑却像蒸汽机那样在运转。即使在路易斯住进海军医院之后,罗斯福也要每星期去探望老朋友一次,并且专门从那里拉了一条电话线直通白宫,让路易斯便于给总统源源不绝地提供各种忠告和意见。随着他行将谢世,他的意见已经变得不那么中肯贴切了, 但是罗斯福决不让他察觉出这些意见已经不太引人入胜。1936年4月18日,路易斯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临终前数日,他讲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对罗斯福的兄弟般的情谊,他半幽默半伤感地说:“富兰克林现在自立了。”
  在以前的顾问中,剩下来的有以狂飆式的才智受到罗期福喜爱的萨姆·罗森曼,罗斯福亲热地称作“唐纳德·宝贝”的哈罗德·伊克斯,以及哈里·霍普金斯。由社会工作者变成为政治家的哈里成了总统最信赖的顾问和最知心的朋友。他们俩思想完全一致。霍普金斯的天性以及他在下层社会中的经历,使他像罗斯福一样,对贫困感到无比义愤。霍普金斯对自己的领袖怀有一种崇拜和忠诚,但他并不盲目;罗斯福则对他绝对信任,言听计从,因为霍普金斯有充满知识的头脑,并有火焰般的工作热情。
  但就在罗斯福当选第二届总统时,由于德意日法西斯横行,战争风云正从大西洋和太平洋那边刮过来,罗斯福已不再全神贯注于国内事务了,他越来越关心外来的危险和美国的防务。正是:四处起狼烟,难民苦怜怜;若不早防备,势必遭祸患。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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