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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

作者: 金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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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末代皇帝从头越


  第1监舍收容了伪满洲国战犯61人。其中第3号牢房第981号战犯是特殊的战犯,他就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开始,我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日本战犯,因而对溥仪接触不多。但后来由于每次研究工作时溥仪总是成为谈论的话题,这样我也开始注意上他了。
  溥仪是恐惧心理特别强的人。来到抚顺之后,他常常失眠,后来竟发展成为失眠症。有时门窗发出响声,他都误为荷枪实弹的军警进入牢房要抓走他,吓得发抖。
  过些日子后,他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一天,溥仪住的3号牢房有人高声说话。我感到好奇,往里看了一眼。原来,牢房里的人正在围着一张报纸谈论。报纸上报道的内容是如何培养建设人材的新闻。
  “搞经济建设,肯定需要人材。”
  “也许给我们一条生路,或者用我们!”
  伪满洲国的战犯们对报纸上的新闻发表各自的看法。但溥仪不介入他们的谈话,他背过身坐着。他完全自暴自弃了。
  要改造一个战犯,就必须结合他的历史、生长的社会环境、家庭条件以及本人的个性。对溥仪也不例外,也得结合他的历史和身世进行改造。
  溥仪于1906年在北京醇王府出生。其祖父奕囗是道光皇帝的第7个儿子,被封为郡王,后升为亲王,死后称为醇贤亲王。溥仪的父亲载澧是奕囗的第5个儿子。老大、老三、老四早年去世,老二载湉被姨母慈德太后推举为皇帝,也就是光绪皇帝。祖父去世后,溥仪的父亲继承王位。溥仪成为醇贤亲王的第二世长孙。但后来,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于1908年11月突然宣布,年仅3岁的溥仪为新的皇帝。
  为了夺取权力连自己亲生儿子都可以舍弃的慈禧太后之所以选定溥仪继任皇位是有原因的。
  清朝第七代皇帝咸丰皇帝执政时,慈禧太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宫女。后因受咸丰帝恩宠升为贵妃。后又为咸丰帝生了儿子载淳,载淳登基成为皇帝之后,慈禧被封为太后,又称为西太后。此时正是英法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耻辱的卖国条约的时期。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前夕,咸丰帝逃离北京,率众臣到达承德行宫。不久,咸丰帝驾崩,年仅6岁的皇太子继位。这时,在承德的3名御前大臣和5名军机大臣掌握朝廷权力,发号施令。西太后以自己的名义和东太后的名义写密信给也仗着外国势力正在北京形成新派系的恭亲王,并面见密谈后,将3名御前大臣和5名军机大臣逮捕砍头,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政变成功,慈禧以西太后和东太后联手治国为名将载淳皇帝年号改为同治。但是,西太后是权欲熏心唯我独尊的女人。她逐渐排斥了东太后,最后谋害了东太后。从同治到光绪两代皇帝的47年间,慈禧摄政,实行独裁统治。
  在这一期间,北洋军阀袁世凯和庆郡王奕劻与西太后关系密切。汉族出身的袁世凯起初在满族主宰的朝廷中当了一个小官。极具投机能力的袁世凯认为,为了出人头地必须讨好西太后。为此,他给受西太后恩宠的庆郡王奕劻送了许多金银财宝。贪得无厌的庆郡王奕劻又将财宝献给西太后,以表忠诚。西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更加重用袁世凯和庆郡王奕劻。袁世凯被封为直隶总督和外务部常署,奕劻升为亲王,并负责对外事务,其子载振担任商业常署。结果,袁世凯逐渐成为大军阀,奕劻靠外国势力也横行霸道。几年前开始,西太后就把这两人视为心腹之患,并等待机会予以处置。西太后过了74岁寿辰不久卧床不起,光绪帝也突然患病,整个朝廷乱作一团。病榻上的西太后得到了袁世凯欲推举奕劻儿子载振为皇帝的情报,使她吓出一身冷汗。如果袁世凯推举的载振继承皇位,那爱新觉罗王朝家族就要灭亡,西太后也会归天。为此,西太后抢先下手,她派奕劻到东陵工地视察工事,将驻守北京的袁世凯武装段祺瑞部调离京城,命令军事部常署铁良率领的部队进驻北京守卫。然后,急忙选定溥仪为皇太子,其父载沣为摄政王。
  溥仪入宫第二天光绪帝驾崩,第四天西太后去世。结束葬礼后,溥仪登基成为清朝第十代皇帝,即末代皇帝。西太后认为选定溥仪就能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特别是与袁世凯不共戴天的光绪帝的亲弟弟出任摄政王,更有把握保住爱新觉罗家族的皇位。但是,溥仪即位后第三年才第一次见到摄政王的面。光绪帝临终前写下了“处死袁世凯”的诏书,并交给摄政王载沣。摄政王载沣为报兄仇多次想杀死袁世凯,但由于力不从心,不得不躲起来。从此,爱新觉罗王朝开始崩溃,中国内战不断,陷入了大混乱局面。1911年,反对君主体制的孙中山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优待皇室8项条件”,强烈要求废除帝制。清朝皇室被迫接受8项条件,溥仪即位3年后退位。5年后的1917年,北洋军阀张勋攻占北京,并宣布恢复帝制,溥仪再次即位称帝。但张勋战败后的第12天,溥仪又退位。1924年,溥仪被赶出北京的紫禁城。他不得不在北京和天津寻找复位的机会。恰逢日本军阀欲在中国寻找代理人,日本人了解到溥仪正想做皇帝梦之后积极预谋。1932年,溥仪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成为伪满洲国的“领导人”,1934年他正式登基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满洲国皇帝”。但是,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他不过是一个身在“帝宫”的傀儡皇帝,许多事情是日本人说了算。随着日本战败他也被捕获送至寒冷的西伯利亚监禁了5年。总而言之,溥仪的前半生与当时风雨飘摇的国家一样,充满了痛苦和灾难。
  但是,溥仪的生活还是豪华奢侈的,这种生活是从小就养成的。溥仪入主紫禁城当上了皇帝,虽然一夜之间失去了父母亲情,但他受到了那些恭顺的宦官们的侍奉。慈禧太后执政时宫廷里有1000余名宦官,但后来因财政拮据,溥仪登基后只留下包括少年在内的200余名宦官。这些宦官从早到晚都要服侍年幼的溥仪,每天起床后给溥仪穿衣服、洗漱,还要陪他玩耍,甚至解手后给擦屁股。只要溥仪说饿了,无论在何地都要摆桌吃饭。溥仪只要出门上外边玩就必须有一帮宦官列队侍奉。溥仪坐的轿子旁总是跟着两名宦官听候吩咐。溥仪下轿走路时,有两个宦官要撑着巨大的丝绸伞给他遮阳,前后还有数十名护卫人员跟着。
  从小娇生惯养的溥仪长大后就连扣子也不会扣、鞋带也不会系,在生活中他一无所知。因此对他的教育改造,首先要帮助他养成生活自理自立能力。
  为了养成独立生活的习惯,溥仪到抚顺监狱的20天之后,管理所有意识地把溥仪和家属分开。溥仪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穿衣服、洗衣服和起居。后来他表示实在坚持不下了,管理所允许他和家属住在一起,但数月后又让他们分开生活了。
  中央领导和外国客人经常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因溥仪穿衣服特别不注意整洁,管理所只好特地给他准备了一套会客时穿的衣服。每次要会客时,3号监房的8名战犯都要一起忙碌。有时找到帽子又找不到鞋。
  溥仪和其他战犯一样,对管理所的伙食比较满意。他胃口不错,吃得较多。而且他还贪食,只要喜欢吃的,他非要吃很饱不可。有几次因为吃的过量身体不舒服,深更半夜还叫医生看过病。为此,3号监房其他犯人们都有些恼恨他。在管教人员多次劝说和经过几次痛苦之后,溥仪改变了贪吃的习惯。
  说起对溥仪的改造,确实不那么容易,经过初步锻炼,溥仪的生活自立能力大有长进,可是还不是那么熟练,动作总是迟缓。早晨起床洗脸用的时间相当长,有时开饭了,他还没有洗漱完毕。一天,他刷牙后忘记关水,水从盥洗盆往外溢,弄得满地都是水,而这时溥仪不是先关闭水龙头,而是拿起扫帚往外扫水,结果水还是照样往外流,他的衣服也全湿了。最后,有人发现帮他关掉水龙头才解决问题。
  溥仪虽然对生活上的事情反应迟钝,但他对洗澡是绝对敏感的。只要澡堂开门,第一个进入的往往是溥仪。那时澡堂没有淋浴,而是大池子。每次,溥仪发现有人先于他进入大池子,他就不洗澡。也就是说,他从来不与他人一起用一个池子。
  进出房间时,溥仪总是站在别人后边,等别人开门进去后,他跟着进屋。有时碰到没有人时,他用纸包住门柄再开门进入,他认为门柄是最脏的,尽量不去抓它。有一次,管理所组织打苍蝇周活动,并下达了消灭苍蝇的数量。战犯们为了完成任务,几乎苍蝇拍不离手。溥仪也遵命拿起了苍蝇拍子,但他不打苍蝇。一次别的战犯未拍死的苍蝇飞到溥仪头上乱转,溥仪没有打死它,而是打开窗户把苍蝇赶出屋外了。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罪过”。
  溥仪经过清王朝崩溃的历史巨流的洗涤和充当所谓“满洲国皇帝”之后,他的性格变化很大,怪僻、暴戾,成了一个疑心和委屈心并重的人。
  一国之君应该是尊贵的,但溥仪在长相平平、留着小胡子的吉冈安直面前如同摆设一样没有地位。
  “皇军就是陛下的父亲”。掌握伪满洲国实权的吉冈安直见到溥仪有时就这样妄言,说完他还盯着溥仪看着他的表情。
  “是的,知道是这么回事。”溥仪为了讨好吉冈安直边回答边躬着腰。
  “哈,哈……”吉冈安直得意忘形地仰头大笑。
  溥仪被吉冈安直专横傲慢肺都要气炸了。由于经常受到日本人的这种侮辱他非常恼火,而且常常拿手下人发泄心中之愤。他发脾气时,身边的人吓得都想钻到地铺下躲起来。特别是溥仪打侍从时非常凶狠、不顾死活,那种所谓“不杀生”一说纯系伪装自己。
  由于种种原因,3号监房的犯人都对溥仪没有好感。有一天他们不约而同地攻击溥仪。
  “你敢违抗政府的命令,不打苍蝇,这是什么态度?”
  “每次都要第一个冲进澡堂池子,这是什么思想?”
  溥仪被同室的犯人们集中地批判后,非常慌张,他不得不坦白检讨自己。
  他说:“你们的批判是没有错的。但我也有改造好的地方,比如现在已经不首先冲入澡池子了,也改掉了用纸包抓门柄的习惯,不打死苍蝇是我的错,我一定改。”
  这是溥仪来到抚顺之后进行的第一次反省,也是他一生中首次反省自己。
  这天生活会上,担任溥仪管教的管教员表扬了溥仪反省的态度。受到众人的批判之后,反而受到管教的表扬,使溥仪由衷的高兴。此后,他能自觉地打苍蝇和完成任务指标。
  管理所经常开展宣传政策和讲解时事的报告会。战犯们的情绪稳定之后,理论学习开展得也比较系统。大家集中学习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每次学习理论都要座谈,谈心得体会。许多犯人为了表示改造的觉悟,争先恐后地发言。但溥仪很少开口,有时发言也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他主要是热衷于记笔记。报纸上的社论或新闻以及别人的发言,他都记在笔记本上。管理所发的笔记本他领的最多。
  溥仪并不是不善宣泄,也不是没有主见。他的沉默是有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认为话讲多了,必然要讲到自己的过去,这样将对未来判决不会有好处。实际上理论学习注重谈认识,并不要求犯人坦白自己的罪行。另一个原因是“自尊”,他认为随便谈认识,一旦说错了,成为别人的笑柄,将损害自己的“自尊”。由于他的上述做法和认识,受到其他战犯们的批评。
  溥仪在长期的帝王生活中形成的“唯我独尊”的思想,受到多次冲击后,逐渐地有了变化。管理所为了保证战犯们的健康,让他们干一些轻体力劳动。长期在监舍生活的战犯们,对安排劳动格外积极。有一天,在劳动时溥仪和伪满洲国军队医院院长宪钧争吵起来。当时给战犯们安排的任务是为哈尔滨市一家铅笔厂做纸包装盒,就是把用机器压好的纸板叠好,糊上浆糊,做成纸箱。这个活小学生也会干,但对溥仪来说难度太大了。他费了很大劲总是叠不好,纸箱四个角不整齐。
  “这也是纸箱吗?怎么好往里放铅笔?”宪钧看到溥仪的“杰作”后大声问他。其他战犯们看到溥仪的“杰作”都哈哈大笑。溥仪气得把自己的“杰作”拿过来扔进垃圾箱里。因此,他俩发生了口角。
  宪钧不是劳动组长,也不是学习小组组长。那为什么他管别人的事呢?溥仪又为何因这点小事与他争吵呢?
  管理所进行的理论学习渐渐地与坦白罪行结合起来,一些思想活跃的战犯们为了表现自己“改造的进步”,总想找机会表现自己,所以宪钧批评溥仪也带有这种色彩。这个医生出身的宪钧在日本医校学成回国后一直充当军医。他的一家都是亲日派,他自己又犯下许多罪行,因而他不敢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他认为溥仪是最大的战犯,说他几句他也不敢反驳的。
  对于溥仪来说,他有他的想法。在苏联收容所里,宪钧还每天早晨来自己面前弯腰说声“圣上龙体安宁吗?”。怎么世道变了,这才几天就对我放肆起来?他一气之下同他争吵。
  看到他俩发生口角,管教人员上前制止地说:“对于错误可以相互指出,并进行批评。但提意见的人必须心存善良,被批评的人也要心胸宽广。如果宪钧真心帮助就不应该带有讽刺,而是友好地教溥仪怎么干活。如果溥仪放下自尊,想得宽一些,就是言语难听也要虚心接受。这样双方才不致于伤感情,活儿也可以干得好。”
  管教人员的话非常亲切,充满哲理,而且针对性强。宪钧听到“真心”二字后,心里不是滋味,而溥仪听到“放下自尊”之后心里也不是滋味。在年轻的管教员面前,宪钧和溥仪俩人双双脸面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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