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汉

　　80年代初，在北京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召开了一次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
得是第二届，首届是在雪峰家乡开的。我的家离会场不算远，自以为骑自行车半个
小时可到，由于路径不熟悉，左打听右打听才找到会场。一进会场，人已经坐满，
我坐在靠后的地方。这届研讨会，记得是由中国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主
席台上就坐的有韦君宜、唐达成等负责人，与会者多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
专家、学者，其中有李何林、唐挫、林默涵等。
　　几个发言者对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
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
在《答徐意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导没了
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
（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
“我能解答这个问题。”主持会议的人让我到台上讲，坐定之后我说：“这个问题
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至少是
熟知内情的人。雪峰同志给我谈过事情的全过程。”
　　下面是我的发言。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发言较为简略，现在补充一些必要的
细节，中心意思绝无差异。
　　大约是1959年下半年，我已从拘禁地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年多了。一天午饭
后，雪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聊聊，雪峰在四楼，我在三楼。当时社长王任叔拟编一
部《文学辞典》，让冯雪峰和另一位姓糜的编辑负责，糜有病，不常来上班。因此
办公室很清静，只雪峰一人待在里面，显然有着照顾和隔离的作用。雪峰已多次让
我上楼聊天解闷，请我喝上好的绿茶。有一次，我问他：“听说你自杀过，有这回
事吗？”雪峰坦率地承认：“有过自杀的念头。”我问他，“为了什么事？”他沉
默了好一阵子，对我说：“反右后期，有一大，更鲜来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对我
的关怀。我很感激，激动地流出了眼泪。我不愿离开党。垄磷对我说，‘中央希望
你跟党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个忠告：‘你要想留在党内，必须有所表现，具体
说，《答徐感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所引起的问题，你应当出来澄清，承担
自己的责任，承认自己当时有宗派情绪，是在鲁迅重病和不了解情况之下，你为鲁
迅起草了答徐激庸的信。’我对变城说，‘这个问题有人早已向我质问过，我都严
词拒绝，我决不能背离历史事实。’之后我痛苦地考虑了好几天才答复。我意识到
这中间的复杂性，整域是我多年的朋友，过去多次帮助我度过难关，这次又在危难
中指出了一条活路。上面选定答激来规劝我是很用了番心机的，他们晓得我与基域
之间的交情，换了别人行不通。他们摸透了我的执拗脾气。当时我的右派性质已确
定无疑，党籍肯定开除。面对这个天大的难题，我真正地作难了。我深知党内斗争
的复杂性，但也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迟早会弄明白的。但是这个曲折而
严酷的过程可能是很漫长的，对我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屈辱。我对整迹诚恳地谈了我
内心的痛苦。垄群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但我知道
垄域传达的是周扬等人的话，实际上是对我进行威胁。望联不过是个传话的人，他
做不了主。我清楚，望湖说的中央或上边，毫无疑问是周扬。在万般无奈之下，最
后我同意照办。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违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着，胃痛
得很厉害，我按他们的指点，起草了《答徐俄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有关
注释。我以为党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当了，我最终被活活地欺骗和愚弄了。
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最后只有一死，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几次下决心到颐和
园投水自杀，但我真的下不了这个狠心。我的几个孩子还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没
有独自为生的条件，再痛苦也该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来：历史最后为我澄清一切。”
雪峰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也哭了。我的党籍早两年已宣布被开除，当时我的心情
与雪峰完全一样。
　　以上雪峰的自述以及当时的谈话情景，我永远不会淡忘。
　　我相信林默涵了解全部内幕情况，他不该提出这个疑问，他本应该是说明事实
真相的知情人。
　　记得我在会上讲完以后，林默涵没有反驳，～直保持沉默；从他的表情看得出，
他没有料到有人会揭露出事情的真相。散会以后，听说雪峰的女儿雪明在场，听了
我的发言后说，牛汉讲的是真实的。
　　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
明和反省。
　　袭战同志在“文革”结束前已去世，他如果现在还健在，我相信他会把全过程
谈得清清楚楚。
　　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历史的真相不应当湮没。
　　（见《读书人报》，第72期，ZOO年1月18日）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独家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