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元

　　有些在清河农场服过刑的“内矛”为我们描绘了清河农场丰衣足食的图画。一
次在工地吃午饭，大家嚼着自己宝贵的棒子面窝头，一位“内矛”侃起清河农场的
可爱。他说：“我们没有定量。送午饭的车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
多少，吃饱为止。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炖肉，或者猪肉馅包子，很少吃窝头，都很能
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个猪肉包子。”大家听得直流口水：十五个肉包子就是三斤
面加一大堆猪肉馅，吃下去该多痛快！另一个“内矛”接着说：“十五个算不了什
么。我一顿饭吃过二十个。”这时第一个发言的看出大家惊羡的神情，他说：“但
是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人顶你们四五个！这里你们都不好好干
活，我也不好好干。不给吃饱，大家都消极混饱。”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听到的关于清河农场的介绍，大家听得出了神。那时谁也没
有想到竟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到清河农场去，更万万想不到，到了清河农场不但没
有吃到“吃饱为止”的猪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国和世界都少见的悲惨的饥荒，我
们当中有些人就饿死了。
　　清河农场是个老农场，据说是日本人创建用来关中国人的。农场距天津约一小
时的火车行程，有三四万亩土地，原来是海滩上的沼泽地，由犯人开垦出来的。犯
人们还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统和完备的防护林带。我们到清河农场就被送到一个由
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子。这是清河农场三分场，后来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占我
全部劳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后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恶化。吃了几年的棒子面窝头，现在
换成了蒸白薯，按粮食定量的四倍发给，即每斤玉米面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组领
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员（简称“伙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称出分给大家吃。
伙委是组内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公正可靠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队部每每召集伙委
开会，由炊事组长参加，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意见提上去一般都能解决，这是
犯人的民主生活。当然提意见要适当，不能“出圈”，例如汤不够咸，白薯不熟或
洗得不干净，这些意见都可以解决。但谁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换成窝
头，那就是自找麻烦了。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适当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
的意见都不触犯什么。偶尔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见不合适，伙委就会当场驳斥，不
向上反映。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对我并不生疏，革命大学就实行过类似的伙食委员制
度。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伙食委员。这个工作既需谨慎又要耐心，十分费力
而得不到分毫的报偿。每天三次给全组十几个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时以上，伙
委自己总是拿最后一份最小最碎的。尽管分得极为仔细，仍旧有人嫌不公平，说三
道四，甚至拿伙委出气，但大家毕竟都知道伙委的劳累并且从心里感谢他的。至今
我想起几位伙委在那样的逆境中表现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仍旧对他们由衷地尊敬。
他门确实是些难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报纸和广播开始经常宣传“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此时有
了经验，懂得报上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全国大片地区发生了灾荒。果然，这些“伟
大的胜利”取得以后，我们每餐得到的白薯愈来愈少，后来蒸白薯索性换成了白薯
面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窝头，所谓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随着灾荒的严
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杆、榆树皮、稻草，以及别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
都变成代食品。其他的创造还有“双蒸窝头”，这种窝头和普通窝头用料相同，却
比普通窝头大一倍，据说营养丰富四倍。
　　随着粮食定量的削减，人的体力也不断削弱。我的定量（中等）从每月三十六
斤白薯面减到十八斤，减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补足。为了缩短工作时间，增加睡眠时
间，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挖土方等重劳动停止了，我们只拣拣玉米豆，整整砖堆，
扫扫场院，活动活动而已。后来我们得知，劳改农场外的人也是这样。报纸上说这
是“劳逸结合”，于是我们得知全国都在实行这样的“结合”。当然报纸还在尽量
鼓舞人们，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
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
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
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
“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
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
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
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
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
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
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
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
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
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
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
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
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
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
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
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
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
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
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
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
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
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
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
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
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
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
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
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
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
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
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
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
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
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
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
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
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
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
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
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
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
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
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
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
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
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
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
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
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
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
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
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
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
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
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
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
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
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
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
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四

　　到1962年夏季，灾害开始在教养人员身上显示威力了。人们的脚和腿开始浮肿。
医生们经常检查浮肿程度，浮肿超过大腿的就搬进病房。病房是教养人员居住的惟
一有火炉的屋子。住进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没有增加，不过是把代食品去
掉，每天剩下六两纯白薯面，就是三个小窝头。他们不必干活，每天只是“静养”，
但据说搬进病房的人很少活着出来的。找的腿肿到膝盖以下，还差一个等级不到住
病房的标准。有一次我走进病房去看看（“自然灾害”以来纪律不那么严格，“串
组”也没有人管），室内很整洁，窗明几净，桌上一个盘于里放着两个白薯面窝头，
是午饭吃剩下的。这在劳改场所特别在当时是少见的事。那窝头紫红色，半透明，
令人垂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剩下。询问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
下子吃掉，留着慢慢享受的。每天只有三个窝头，以病房人们的食欲大约够五分钟
吃的，于是人们慢慢吃，分若干次吃完，这样可以延长这宝贵的快乐。屋里有十来
个人，各睡一张单人床，一个砖炉子烧得很旺，室内暖融融的，但是静得出奇。那
些人面色苍白，眼窝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卧，闭着眼，等待最后的时间的流逝。
我觉得后背一股冷气通到脚跟，赶紧走出来，因为那炉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们那
没有火的寝室还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进病房，然后从病房转移到另一个世界。我只知道整整一
冬病房都是开放的，随时有床位空出，随时有新的“病号”进入。我们组就有两个
人住进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估计病房的“过客”有数十人，这是我们三分场数百
人范围之内的数字。
　　我们这些病房以外的人还有劳动力，每天出去，便趁着“劳逸结合”的机会寻
找可以人口的东西，缓解饥饿的折磨。春季解冻后第一件农活，就是用锹翻地准备
种稻。地里去年种的是大白菜，收获时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里，现在被翻出来，
白白净净的很好看。我试着吃了一个，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
看来是一冻一化的过程破坏了大部分纤维质，也改变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
白菜，现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个月的地，我们就充分享受了半
个月的“菜根点心”。春天出土的杂草也是我们搜寻的对象，凡新长出的绿草都有
人尝过，然后交流经验，互相通报什么草可吃，什么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
工回来时牙齿都是绿的，看起来很丑。这时已经无人注意仪表，丑也没有人觉察。
队长也不干涉，只要不动庄稼就行，我们还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说我们是见到什么吃什么。一天，我正在地里享用我的“菜根点心”，一
鍬蹬下去，听到那化了冻的软土里有微弱的“呱”的一声。我顺手把一鍬土捆起，
却见那土里有半只活青蛙，被我的锋利的鍬刃切作两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还
在土里，从那白肉里流出一缕鲜血。我记起小时学的生物课讲过青蛙冬眠的习性，
这只可怜的小东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却死在我的鍬下！
我继续向前挖，又有几只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从肩头削去一块，有的
“负轻伤”，但很少安然无恙的。整整一上午我伤了十几只青蛙，心里很不忍，可
它们的所在无法测知，也就不能保障它们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对组长谈到这
件事，组长姓阎，比我小几岁，学地质的，俄文很好，在生活问题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听说后吃了一惊，“你带回来没有？”
　　我说没有带回来，因为很脏，看着恶心。
　　“你真是个书呆子！”阎几乎吼起来，“那可是高级食品啊！”
　　这时别的难友听到，走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得知我把十几只肥青蛙白白丢在地
里，大家一致附和组长的意见，谴责我的无知。这时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谁都
没有遇到的好运。我大为后悔，保证今后再遇到这样的好东西决不轻易抛弃。不幸
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么也没有挖到。又过了好几天，难友们和我才挖到一些，大
家美美地喝了一锅青蛙汤。
　　乱找食品有时是危险的，鲁莽和无知的人往往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农场的田
埂和道边有一种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实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里面有几粒黑色种
子，味道还可以。有一个难友搜集了许多蒺藜狗子，剥出满满一饭盆黑色的果仁。
他烧了些枯枝，把这些果仁炒熟，发出像榛子一样诱人的香味。他很高兴，拿一本
小说读起来，边读边吃自己弄来的宝贵的零食，重温了久违的悠闲和舒适。一下午
过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却觉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滚起来。次日就因食物中毒
死在医院里。
　　　
                                   五

　　我的体重原来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减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于原来的一
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肿没有超过二级，不到三级这个致命的程度，我
想这是我的身体素质好的缘故。一次我感冒，到医务所看病，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给
我做肌肉注射，竟没有把针刺进去。我听到她自言自语：“哎呀！真瘦！”几年来
没有见过镜子，这时竟有一位新到组里来的难友把一面镜子挂在寝室门边的墙上。
一次我向外走时不提防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不禁吓了一跳——我的眼窝、太阳穴
和两腮整整是六个黑洞，我面对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髅！我们宿舍门口有两级两
寸多厚的台阶，我出进时迈上这个台阶竟感到困难。我担心我的体力照这样衰弱下
去，有一天会要追上那些从病房抬出去的人，长眠在这块土地上，那就永远也见不
到母亲和女儿，见不到家乡了。何不趁着纪律相对松弛的时机，试着请探亲假呢！
我抱着万一之想，向队部提出了这个请求，队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个星期的探
亲假。
　　这是我四年来第一次单独外出，并且乘火车到北京。我就穿着那套昼夜不脱的
衣服——棉袄棉裤、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时粮食控制很严，一
般人出门都得带粮票。我吃囚粮，没有这样的粮票，只能带干粮，于是我就到伙房，
凭假条领出了一个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个白薯面加代食品的黑窝头。我把这些
塞在背包里上了路。
　　乘火车三个小时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它已经把我当罪犯放逐
出去，现在四年以后回来，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热爱我的故乡，当她遭受日寇践
踏时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劳改干部恩准不许踏上她的土地！
我从火车走到月台上时觉得这块地方这样熟悉又这样生疏，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大街上一片触目惊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没有什么车辆。商店都关着门，
没有营业的，到处静得可怕。有一两个店铺的门开了一条缝，外面人们排着长队等
着买东西。我一打听，得知这是卖非配给商品的，一般是食品。这叫“高级”商品，
比凭票供应的东西贵得多，一斤“高级奶糖”卖五元，是凭票供应价钱的十倍，当
然只有富裕的人买得起。“大跃进”本来是要提前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在却在冲击
计划经济了。
　　见我回家，母亲惊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着是一系列变化，母亲已
经在担心永远见不到我了。我的样子大概吓了她一跳，她盯着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是
我，然后落泪了。我的信里什么都不能写，母亲纳闷我是怎样活过来的，现在见到
我，要问的事太多，简直不知从何问起。女儿小真和阿姨争着问我生活情况，首先
是吃些什么。小真拿一个我带回去的黑窝头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兴。她才
十二岁，还不甚懂得愁和苦。母亲看到我的囚粮又流下眼泪，因为它可以帮助她想
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饼炖肉给我吃，这是我喜欢吃的家里饭，而且久违
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真高兴又回到温暖的家。我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地应该
吃那样一顿炖肉烙饼，那是当初的家常便饭，不足为奇的。直到多年以后说起往事，
阿姨才告诉我，那一顿饭我吃掉了她们三人半个月的猪肉配给量！
　　当时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带来的饥荒，不仅食品，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从
手纸到火柴，都是凭票供应。每月月初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是最忙的：整个区
每一户居民几十种供应票证都要备齐、算清发下去。由于食品特别珍贵，每月的供
应买来以后必须保管好，每天做饭，用秤量出当天用量，不能超过，才能接上下月
的供应。一不注意用亏了就得去买“高级食品”，如果买不起就得忍着饥饿，熬到
当月24号以后才允许用下月粮票，才能吃上饭。市民的食品供应比囚犯好些，但也
是不够吃，大家只能半饥半饱地挨日子。人们面色憔悴，精神萎靡，讲话都没有力
气。电车和公共汽车走得都很慢，没有风驰电掣的劲头。店员们伴着空荡荡的货架
坐在柜台后打盹，偶尔有人来买东西，只需要拿过票证和钱，把规定的东西给他就
完了，有时连话都不必说。大跃进已经不常提起，但到处可以看到“跃进”的后果。

　　这时的首要问题是我已经变得不成人样，还能不能活下去？母亲要怎样做才能
帮助我活下去？母亲坚信我有病，否则一个彪形大汉不会这样快变成一具骷髅。她
陪我到积水潭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严重的蛔虫病。我相信他的诊断：我们
在地里乱吃，得了蛔虫病是难免的，而我的体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摄人的那点可
怜的营养也没有被充分吸收。医生开了杀虫药，说因我的体力太弱，只能开儿童用
的药，但比儿童加大了剂量。服药以后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几乎完全是一团团的
蛔虫。这一来排除了暗中掠夺我营养的敌人，加强了我的信心。
　　我受难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告诉母亲我挨饿的问题。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胁，
而我给母亲的信里是不能写的。这时母亲明白了我的处境，决定尽全力帮助我。必
须买高价食品（所谓“高级”食品），这就需要钱。当时物价上涨，卖东西比较容
易。母亲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首饰、家里值钱些的旧衣服、我的手表等只要能变卖的
东西，统统卖掉换成我的食品。一个星期假满，我动身回农场时背包里寒着炒面。
烙饼、咸肉、奶糖等等，都是高价买来的，值五十元左右，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
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我告诉母亲，这批东西够我吃一个月。于是母亲决定一个月以
后再筹办一包，由阿姨给我送到农场。
　　一个星期的假期过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虫病，阿姨给我做的饭菜远远
超过她们自己的营养，更不用说比我的囚粮了。被劳教四年以来饥饿的折磨，今天
被慈母的温馨治愈了。自此以后每过一个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给我，一共
送了十几次。直到1963年全国粮食供应好转，我们也开始吃粮食了为止，体力才逐
渐恢复。这一年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离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
“营养补助”才告终止。
　　我能够想像，母亲和阿姨给我送去这么多的食品是很困难的，内心感到歉疚。
许多年以后食品危机已经过去，阿姨告诉我，为我送食品给她们带来的困难远远超
过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难以后，母亲已经一贫如洗，她告诉我不愁没有钱不过
是安慰我。有几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还筹不到买黑市食品的钱，只好把母亲和阿
姨的定量供应品给我送来，告诉我是高价买的，怕我知道实情就不肯吃，而母亲和
阿姨便忍饥挨饿，煮些菜叶打发日子，为此母亲的双脚都浮肿了。这些话是80年代
阿姨对我讲的，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灾难早已过去，但我听后还是止不住热泪盈眶。
我带给母亲的困难太大了。母亲自己挨饿省出来的东西，我吃得那样香甜！其实我
从探亲回来以后，特别是阿姨送过几次食品以后，身体已经明显好转，应该而且可
以把这特殊的营养补助减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没有这样做，没有多替母亲想一
想，在灾难面前只顾自己。想起来追悔莫及，为这件事我将终生愧对亲爱的母亲。

　　张阿姨给我们的帮助远远超出了保姆的服务范围。特别在那不少亲友都“划清
界限”的年代，这种情谊更是可贵。阿姨称得起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她还健在，在
家乡安度晚年，两家经常来往，像亲戚一样。
　　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离婚时孩子才十一个月。她母
亲很快又结了婚，离开了北京，而我先参军，后下乡，也没有多照顾她。小真是祖
父和祖母养大的，和我并不熟。我被拘禁时小真八岁，在初小上学。学校的教育是
把孩子培养得无条件地忠于毛泽东，因此她从小就认为父亲不是好人。下面是60年
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对话：
　　“奶奶，爸爸为什么在劳改农场？”
　　“他在那里工作。”
　　“人家说，劳改农场里都是坏人，爸爸是不是坏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说他是坏人，毛主席说是坏人就是坏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会冤屈好人的。”
　　母亲不想再谈下去，就不再说话。学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
子相信反面的说法。况且即使女儿相信了奶奶的话，在学校到处说“我爸爸冤枉”，
那就要给全家找麻烦。直到70年代后期，政治形势变了，我才能向她解释她不懂的
事情。那时她已经二十九岁。
　　　
                                   六

　　60年代初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大跃进”的锣鼓随着灾荒平息下来，于是十年
以来人们第一次过了一段没有政治运动的平安日子。报纸公布毛泽东不再当国家主
席，只做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报纸时常在首页刊印毛主席、刘主席
两张同样大的照片，并且宣传刘少奇的革命事迹。刘少奇不止一次以国家主席身份，
对在押的前国民党人员宣布大赦令，这使我们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干部给
我们讲话时说：“战争罪犯手上沾满革命人民的鲜血，比你们的罪惜重，他们都可
以大赦，你们的前途错不了。好好改造吧！”
　　这年的春末夏初，我们被调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教人员调动向来是不说
明理由的，但我们迁往首都近郊总是好事，并且和近来听到的政治气氛松动的消息
是一致的。刘少奇主张宽松政策，他当主席总会有好事。有人甚至传闻右派不久会
一律摘掉帽子，官复原职，有的小道消息有凭有据，文件的号数都言之凿凿。当然
大家只在下面议论，不敢公开传播；但这时大家的神经不太紧张，干部对我们传些
什么也不甚介意。政治气氛在发生变化。
　　这是我们劳改以来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转的希望。然而后来我们的希望还是
落空了。
　　　　　　　　　 （选自《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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