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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梦女人的海外传奇

作者: 刘放、刘莉生、王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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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车到山前必有路


  张丽玲心里有点心慌,只能搪塞说:
  “你放心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肯定能再找到钱。”
  池田步步相逼:“你告诉我你到哪里去找。”
  张丽玲却无言以对。
  当时如果张丽玲再找富土电视台投钱不是不可以,不过那样富士电视台就会干预很多,收视率,拍摄方法等都要干预,张丽玲咬着牙挺着,自己想办法。
  等摄制组实在没钱的时候,张丽玲回过一次国,找到在国内做了老板的好朋友,向他诉说了拍片的情况,并说:“我肯定会还你,但你要做好我还不起的准备,在我还不起你你还要借我的前提下,你才能借我,但我这一辈子会尽我的最大努力去还你。”
  朋友马上借给张丽玲十万美元,对张丽玲说:“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借给你钱虽然是看你的情面,但更重要的是凭我作为一个商人的直觉判断,我觉得你所做的事情很有希望,才会把钱借给你的。我知道你的性格,过去你是从来不借钱的,现在你借,说明你对未来抱有信心。你尽管用,不要内疚,只要把片子拍好,什么都会有的,钱更不用愁。”
  张丽玲回到日本,日方摄制组的人总是追问她向谁借的钱,要去采访人家,要去感谢人家。张丽玲劝阻了,因为朋友有言在先,他不要任何名誉上的回报。
  拍摄在继续,张丽玲与张焕琦的担心也与日俱增,因为他们越来越发现池田率领下的摄制组不能达到他们的拍摄要求,张丽玲多次找横山隆晴,想把情况如实地反映给他,可是到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呢?一年要负责300部片子的拍摄,他怎么可能有时间再来过问一个与他本职关系不大的片子呢?张丽玲忧心如焚,却不知道怎么办。
  对于这一段拍摄的情况,张焕琦与张丽玲一样刻骨铭心:“对日本人的摄制组来说,这个工作是太辛苦了,心里不太乐意。更重要的是,这些摄影助理经验不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生活磨练也不够。我一看这架势不太像拍纪录片的。
  一到现场,架起三角架,有的时候没拍上,还要人家重来一次。
  “这些日子是难忘的日日夜夜,磁带一天要拍十盘左右,每盘五六千。我们看一盘还剩五分钟,也舍不得剩着,还让摄影师拍掉。拍摄时,早上起来,7点钟集合,算一下人数,到便当店按照人数,买快餐盒饭和饮料,三张一千日元的票子就没了。我们想,别人赚钱盖房子,我们干自己想干的事。这样拍纪录片听都没听说过。一块相处的朋友,都站了出来,一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原来都开始了,要不要帮忙?星期六星期天找人见面,喝杯咖啡,三个人一千五,三次见面五六千日元,那是小事,朋友说我怎么帮你,一个朋友刚刚学完车,答应帮忙开车,这下我们不用拿着三角架挤地铁,至少可以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了。就这样,从冬天到夏天,从夏天到冬天,一天也没休息过。不是不想休息,而是不行,星期六星期天全都泡上了。”
  有时摄像师人手不够,张焕琦就充当摄像师,《家在我心中》里丁尚彪与女儿地铁中分手的一节就是张焕琦拍摄的。很久以后张焕琦还忘不了他当时拍摄的情景:“丁尚彪和女儿在东京地铁分手的时候,我比老丁还紧张。我一直在琢磨,分手时会发生什么事。我想必须保证全景。我带着耳机,别人提醒我:‘你哭了。’我尽力保持冷静和头脑清醒。老丁毕竟曾经当过工厂的领班,起初克制住了眼泪,老丁下车了,再也克制不住如注的泪水,我将镜头徐徐地从他的女儿的泪脸变焦移到了站台上的老丁,车内安静极了,一直到成田机场,没有—个人说话。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摘下眼镜使劲地擦了又戴上。”
  九个月过去了,张丽珍、张焕琦、张丽烨以及每一个被拍摄过的中国留学生都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当然池田领导下的摄制组也付出了心血和热情,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心血和热情能换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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