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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红尘旧梦 作者: 刘东黎 徐志摩：一个诗人的云水襟怀（1） 他长相英俊，是个很受欢迎的杰出青年诗人，对"中国雪莱"的雅称颇为自得。他常坐在我的客厅里高谈阔论，一聊就是几小时。说话时好挥手，手势丰富优雅。直到如今，一想起他，就预先想见他的手。他是北方人，身材伟岸，仪表堂堂。他的手掌宽大，形状完美，且光洁得像女人的手一样。 赛珍珠在自己的作品里曾这样回忆徐志摩，回忆这位生前乃至死后都有争议的诗人。他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了。但他却在许多后世人的心里顽强地存在着。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曾向港英当局举报并最终破获一起毒品走私案件；他曾经有过救国济世的凌云之志，曾关注并一度欲投身于中国新农村的建设，如果不是在雾中撞机身亡，说不定他会在这个领域有所成就。 他常常在日落时分，骑着自行车像夸父逐日一样疾驶在英国乡间的小路上，追逐着渐渐西沉的太阳。西天上的云彩覆盖下来，夕阳在云层里放射出万缕金辉。天和人离得很近，仿佛可以一直骑到云中去，这时，在金光万道的夕阳的光辉下，在原野之中，突然出现了一大群放牧归来的羊群。这一时刻，激烈的冲动，爱情的焦躁与渴望都消融了，徐志摩说自己只觉得眼前的这些事物，包括这千万缕的夕阳光辉，都有着神圣的境界，使他情不自禁地跪拜下去。 胡适说："徐志摩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现实的历史。"所以世人看到更多的，是他的诗文才情，是他孩子气的天真，不可救药的浪漫情怀，以及悲剧性的流星般的闪现。 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却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离美赴英。他一生谢绝政府的邀请不愿当官，而愿意与平民百姓交好。他对人热情，富有同情心，活泼好动，长于交际。他有雄心，爱幻想，又容易陷入虚无的感受中。有时他想远离人间，忘掉苦恼，所以有时要到穷山僻野的寺院中去住，但却又不能忘情于世事。 留学美国、英国期间，徐志摩浸染罗素、嘉本特、曼殊斐儿等一流文化人的自由思想与人生观，"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在他的《猛虎集》序言中这样写着："……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这股奇异的风，铺展出了他的思想与日后人生的结局。 同时，他与北京的渊源也相当深厚，曾两度在北京大学任教。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大，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上崇尚独立的精神，葆有自由的校风。徐志摩一方面受到北大自由民主的风气的熏陶，一方面也和胡适一道，带给北大文学思想上进一步的解放与启发。 那是一个很有激情的年代，一些著名的文学社团相继蜂起，有茅盾、叶圣陶等人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有郭沫若、郁达夫等人成立的"创造社"。1923年，徐志摩与胡适发起了第三个文学社团，他们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七号租了一个院子，成立了"新月社"，并创办了《新月》杂志。 杂志特意选用了颇有古意的"毛装本"，在方方正正的封面背后隐隐显露出不曾裁边的纸页，令人一窥这些"唯美主义"者的良苦用心。梁实秋后来回忆道："新月杂志的形式与众不同，是一多设计的。那时候他正醉心于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插图画家壁尔兹莱，因而注意到当时著名的'黄书'（The Yellow Book），那是文图并茂的一种文学季刊，形式是方方的。新月于是模仿它，也是用它的形式，封面用天蓝色，上中贴一块黄纸，黄纸横书宋楷新月二字。" "我们舍不得'新月'这名字，因为它虽则不是一个怎样强有力的象征，但它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徐志摩无比喜爱"新月"这个名称，以至于他和梁实秋等人在上海开书店，办刊物，店名为"新月书店"。至于"新月"的由来，有说是源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还有一说是源于陆放翁的诗句："传呼快马迎新月，却上轻舆趁晚凉。" 徐志摩为《新月》写了"创刊辞"，在这篇才情横溢的文字中，一种完整清晰的文学新主张已呼之欲出--"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这是我们的志愿。成见不是我们的，我们先不问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致新月》）在石虎胡同七号，新年时有年会，元宵时有灯会，平常也有数不清的读书会、书画会、古琴会……新月社的成员们躺在舒服的沙发上，在一种怡情自娱的氛围里，品茶、喝酒、高谈文艺，或是痛陈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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