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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红尘旧梦 作者: 刘东黎 老北大与新青年（1） 如果你将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涟漪就会从此中心向远处扩展开去，在五朝京都的千年古城北京……维新的浪潮已经消退成为历史。在这平静的古都里，只剩下一些贝壳，作为命运兴衰的见证者。 代理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比拟那个时代来而又去的文化风潮。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老北京实际上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杰出的精英文化名流。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有滚烫的理想、有青年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在近世中国最动荡最尴尬的时代，他们偏偏重演了一出先秦百家争鸣的繁花似锦。 光绪皇帝在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便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正如蒋梦麟所言，维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结集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在那样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天下未重新定于一，正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自由创造的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集权专制解体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破土而出，古老社会暂时获得了自我解放，知识分子再也不像清朝知识分子那样如履如临，把一生的精力贯注于考据文章。他们激昂慷慨，发扬蹈厉，人格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张，一个"新文化运动"已经呼之欲出了。 岁月易逝，八十年弹指已过，当年健者，如今俱往矣。然而我们忘不了那些开风气之先者，比如蔡元培，他"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成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冯友兰语），其功不可谓不巨。 蔡元培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二十八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然而当时正值戊戌之际，在他看来，以中国之大，积弊之深，不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要想靠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不可能把腐败的局面转变过来，"康党之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现势绌。"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下，他告别官场，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以后他更进一步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 在德留学多年，又有在其他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蔡元培吸收了西方现代大学精神，一种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开始成熟。他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是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奠定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的教育原则，对蔡元培影响很大。 三十六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以翰林的身份学习造炸弹、参加暗杀团。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这一项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上极其普通的任命，同时是中国文化史、中国教育史和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举动，它牵动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社会变革的脚步。蔡元培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就职演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入大学不应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应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必须抱定为求学而来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轨。诸君为大学生，地位甚高，肩负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辱，更何足以感人。" 他要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他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像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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