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走上艺术道路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1965年至1980年。陈逸飞自己习惯于把1966年至1976年称为他自己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并称这个阶段为“走钢丝般”的创作阶段。这个历史阶段，确实是像走钢丝。

    这个阶段正是“文革”前后。余秋雨把“文革”分为这样几个阶段：“文化大革命，现在一般人总是粗粗地说是‘十年浩劫’，其实按我的实际感受，应分成几个阶段，供今后的‘文革’史家参考。‘文革’的酝酿期大概两年，正式起步期是一九六五年，标志是‘走资派’这个概念的确立以及姚文元开始批判吴晗；爆发期是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六月，标志显而易见；一九七一年是它的逻辑终点，标志是林彪事件；一九七六年是它的历史终点，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和‘四人帮’的倒台；一九七八年是它的思想终点，标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余秋雨《借我一生》第236—237页）陈逸飞这个阶段的创作正是在这前后。

    把1977年至1980年放到第一个创作阶段来叙述，是因为这几年的创作是前些年创作的一种继续，在气势和风格上都是《红旗》、《黄河颂》的一种精神延伸和深化；又因为这三年是陈逸飞后来新创作的一种过渡和准备，像1979年创作的《踱步》，既不像往日作品那么追求写实，又不像后来作品那么追求浪漫，它是写实浪漫主义的筹备和萌芽。

    一、游走钢丝

    1965年，陈逸飞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大学部提前两年毕业，分配到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成为一名专业画家。这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因为很快社会大环境发生了变化。

    1965年，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因此这次运动的全称应该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地高校的师生大多都被派往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陈逸飞也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他没有被派往农村，而是被派往“上海城市阶级教育展览会”工作，为教育展览作画，这也使他有机会参与制作连环画与扦图。这类艺术作品的创作，要求艺术性与新闻性的良好结合，一方面要求生动传神，一方面要求时间速度。这种创作也还是给陈逸飞积累了一些经验，让他从中体会到怎样运用画面来表现自己的情感。这段工作经历，陈逸飞还获得了另一大收获，就是有机会与著名连环画家和插图画家贺友直、顾炳鑫、刘旦宅等人交往，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给自己增添了信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陈逸飞的家庭受到了冲击，启蒙老师孟光受到批判，油画老师俞云阶受到打击。陈逸飞的父亲是化学工程师，自然是逃脱不了的，可他却是这个家庭唯一有收入的人，这时这个家庭的状况可想而知。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更大冲击，陈逸飞白天躲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宿舍里画画，既是一种寄托，也是一种提高，到了晚上，就躲回家里。他父亲被红卫兵经常拉去批斗，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这个家，是个相对安静的港湾。社会动乱，家庭受冲击，陈逸飞是在这种条件下坚持了自己的绘画道路。

    能够从“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中顶过来走过来，陈逸飞认为这跟他的为人有关系，他的做人原则是，做人做事不要做给别人看，要做得有意义，对社会有用。陈逸飞总结自己的青年时代，概括了三条。第一是做人，“诚”字很重要，对人、对事、对事业都要讲一个“诚”字。第二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是喜欢是与社会与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第三是要学习，学好了一门本领，就能够在时代队伍中不落伍。陈逸飞认为，在追寻人生的道路上，还要有诚挚的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有了诚挚的性格，再加上从容的态度、积极进取、诚恳有为的精神，一旦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就会获得成功。陈逸飞正是以这样人生态度和人生行为从灾难中走出来的。

    1965年至1980年，陈逸飞为中国画坛奉献了一批绘画作品，1968年的《知识青年的楷模——金训华》，1971年的《开路先锋》、《红旗》，1972年的《黄河颂》，1973年的《南来北往》、《鲁迅在复大》，1974年的《写于长夜——鲁迅》，1976年的《刊物上的婚礼》，1977年的《占领总统府》，1979年的《踱步》等。那些年，中国的社会背景特殊，文化环境微妙，创作条件不佳，一些画家干脆把画笔深藏箱底，不再作画，不得不荒废年华，一些画家则让自己的画作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艺术成分。只有陈逸飞等少数画家在“走钢丝般”的历史阶段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既没有丧失文化良知，又没有失去艺术追求，难能可贵。

    陈逸飞没有在“走钢丝般”的感觉中放弃，而是在逆境中寻找自己的艺术出路。这种特定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的敲打，让他从另一个层面上识别和处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建立了特殊而鲜明的艺术色彩感，增添了艺术造型的厚度和硬头，善于对宏大场面作群体构建。特殊的历史阶段，陈逸飞在人生沉浮和艺术沉思中早早成熟。

    回顾那段特殊的历史，回顾那段历史中的艺术行为，很多艺术家都只能摇摇头说，那是一段被耽误的宝贵光阴；很多艺术家则只能叹息说，那个阶段的所谓创作不堪回首，不值一提。陈逸飞不同，他把那段钢丝走完了，人们当时和现在都认为他的钢丝走得还行，还在钢丝上表演了一些特技和亮相的动作，他自己也从不把这段人生经历和艺术经历视为可悲可叹的蹉跎岁月，他倒是有些自豪。可能因为陈逸飞自小在上海长大，而上海是中国的城市里受西方文化渗透最深刻最广泛的地方，他的作品多少有些西方绘画艺术影响的痕迹。在当时被一些人认为有些“西化”、“颓废”，这是有悖于那个历史阶段的。现在看来，正是陈逸飞多出来的这点西方文化营养，使他的画比人高出一筹。这也正是陈逸飞珍视那个阶段画作的缘由。

    谈起这个阶段的创作经历，陈逸飞曾经说，对在上海时期的作品，我今天回过头来看还是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人生的路程就像一个一个小站，一个画家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他自己的代表作品，不管是好是坏，对画家个人来说是重要的。陈逸飞还举例说，《踱步》一画在各地多次展出，并在各种杂志中出现。他说，我很看重这些作品，我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我会如数家珍似的不断地记起我曾画过的重要作品。

    陈逸飞这个阶段的一些画作，不仅是他个人创作历史上的重要作品，也被视为中国油画在这个阶段的重要作品，而且他后来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创作正是以这些作品为重要起点的。这是一个高起点。陈逸飞说：“我21岁时画《红旗》、《开路先锋》等，1972年画《黄河颂》，‘文革’刚结束画《占领总统府》，1978年的《踱步》，后来画的乐手、水乡、肖像，开始参加拍卖后的《夜宴》、《玉堂春暧》、老上海、西藏等等，都有一脉相承的东西。”（谭璐《六问陈逸飞》，《北京青年报》1997年2月15日）当新的历史阶段到来的时候，陈逸飞的起点就跟别人不一样。

    动乱的日子，全国的大中学生正在几乎无序地“大串连”，陈逸飞也趁这个免车费免餐费旅行的机会，与一批青年画家朋友相约外出，伴随“返校兵团”参与“大串连”，在各地宣传“文革”，更多的是游览山水，下广州，上北京，积累了诸多的绘画素材。一路上陈逸飞想得更多的是绘画，与画家伙伴聊得最多的也是绘画。

    那时创作室的画家常被安排去户外街边的墙面上作画，那时流行把宣传画画在街边的墙面上。画艺超群的陈逸飞，常常出现在街头作画的现场，在墙面上绘制毛泽东主席头像，绘制其他宣传画。除了不断在上海街头作墙面画，也常被派往北京，在闹区当众作墙面画。这种墙面画，面积大，操作难，在创作中也提升了陈逸飞把握巨幅画作的艺术能力。作画时，闹市众观，作品完成后，则万千人流，人人过目，由此也提高了陈逸飞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