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次见面，都可以听到他在温文尔雅的叙述中吐露出越来越多的郁闷。

    我理解他。

    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人，既遭到过文革灾难的摧残，又经历过冰河解冻的喜悦，具有一种后代难于理解的社会责任感。他自从在绘画界取得了很高的国际地位之后，正遇到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便兴冲冲地回来，希望快速富裕的大地不要在美学上付出太大的负面代价。美学上的负面代价是难于弥补的，这在国际上有大量教训。这件事，似小实大，因为美不美的问题，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也关系到后代的启蒙。因此他把自己的职责范围扩大为“视觉艺术”，一次次对我说，只想让当代中国人尽快地生活在一个像样的视觉世界中，然后以此为学校，一代代地好下去。而现在，眼花缭乱的建筑、街道、标语、广告、服装，已经为后代设立了一所庞大的反面学校。这很让他着急，他甚至一再怂恿我：“利用我们两人的社会影响力，到处为美来游说……”

    但是，他要做的事，都必须广泛地与各种人打交道，这与他原来在画布前的个人劳作完全不一样了。在视觉艺术的总名之下，他想办学校、办杂志、设计服装、拍电影……每件事都要有团队，而每件事的危难之处又必须由他自己出面。

    他能不出面吗？不可能。如果他进入国家体制，当然就不必事必躬亲了，但这种进入对文化转型而言显然是一种倒退。如果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事情即使不进入国家体制也有成熟的社会机制帮助完成，而我们现在基本上还不存在这种社会机制。两头都得不到援助，他只能靠自己四处奔忙。

    因此，他不得不成了一个忙碌不堪的策划、指挥、公关、联络、出纳。这对一个职业画家来说很难适应的，何况他历来的人生态度是那么温和。相比之下，如果由我来处理这些事情，在实际操作能力上会比他强一些，态度也会比他硬得多。但我却一直坚持个人写作，不必与人打交道，即使遭人诽谤，只要我完全不理，也累不着我。真正累得着的，倒是天天早起晚睡的他。

    他的郁闷由此而生。

    不仅仅是受累，而且还受气，受很大的气。

    见诸报端的某些纠纷，还不是他生气的原因。让他最生气的事，是没有报道的。

    我记得去年至少有三次，他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一再对我说：“我真要气得吐血！”他是说自己与一个大机关的冲撞，他失败了。

    最后一次听他说这句话，离他的死亡已经不远。是杨澜请客，杨澜说，有一种太雕酒，要请我们两个喝。他喝得不多，但一喝又说了：“我真要气得吐血！”

    杨澜劝他：“你不要把事情做得太急，慢一点。”

    我说：“再也不要与那样的机关打交道。”

    谁知，不久，他真的吐血而亡。

    6．

    北京和上海的报纸都报道，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其实我还在美国。预定的巡回演讲把每一场票都发出去了，我赶不会来。

    国内报纸有关我的报道历来是基本失实，这次又是一个例证，尽管这次不带恶意。

    我在美国找报纸，想知道与他有关的消息。找不到中国的报纸，却能看到不少当地的华文报纸。那些华文报纸用惊恐的语调转述着上海文化界的所谓“舆论”，几乎句句都对他不利。冷嘲热讽，假充裁判，居高临下，随口褒贬。说他是“文化商人”、“受争议”、“不是美术界的典范”；说他“向上帝索要得太多，上帝不让他活过六十岁”……

    美国的华文报纸纷纷表示费解：艺术家的遗体还存放在冰库里，你们，也太铁石心肠了吧？

    他早已可以生活在世界任何一座大城市。很多有成就的华人确实也那样做了。而他却选择了回来，选择了这座城市。难道，他选错了吗？

    但我知道，事情不会永远这样。

    我想，应该保留他的一间工作室。应该有一个他的作品的展示厅。应该有他的一个小小的墓园，当然不必在上海。可以预计会有很多后人在他的那些杰作前伫立良久。美，通过一个现代中国殉道者的生命遗迹，得以延伸。

    正这么想，收到了这本从广西寄来的《陈逸飞传》稿本。我一眼看去就有点感动，因为我知道远在边疆的作者在几年之前就在计划做这个题目了，而他原先并不认识陈逸飞先生。因此，这不是一本赶在传主死亡的当口上临时炒作出来的书，也不是一本带有个人情感水分的书。作者后来见到陈逸飞先生，还是以我的名字作媒介的，因此，我有责任写这篇序言。一般的序言要评论书，我因出版社催促，没有时间细读这本书了，只以一个老朋友的回忆来补充一些内容。我想，这也可以作为序言的一种特殊形式吧。

    乙酉初夏，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