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对，视觉要求是一种热爱，即使不是视觉艺术家，也会有最强烈的视觉要求。对我来说，视觉要求甚至可以表现为对故乡的要求，带有很多的情感因素，视觉要求也是我在选择居住地时的首要元素，因为房屋就是建筑的视觉外现。

    陈：我相信人天性中就存在着视觉要求的。但常常让我觉得有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些拙劣的设计会引起大量的模仿行为呢？

    余：也许是因为我们现代的很多中国人长期缺乏审美教育的结果，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他们的审美水平虽然低，但是有着巨大的可引导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愿意追慕典范，希望得到改造，这也就需要有人站在前面进行这样的改造。

    在这方面，意大利佛罗伦萨是个颇有意味的例子。当时，佛罗伦萨的望族美第奇家族，有眼光请来象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作出了典范性的建筑作品。借助美第奇家族的财富和政治地位，大师的作品成了人们一时间效仿的对象，大师的创造由此普及。这就充分说明民众有巨大的模仿热情和渴望，关键要有强有力的审美引导和控制。

    陈：是的，大师加贵族的组合形成了欧洲审美的普及和审美控制力的延续，反观我们中国的视觉文化就缺少这样强有力的审美控制，缺少大师文化和贵族文化的组合。那么如何来补这个课，就是目前最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

    余：既然中国历史没有造就贵族，那我们现在也就不必制造伪贵族了，我们所需要的大师加贵族的组合其实是散落和渗透在许多人的艺术感觉和生活方式中，带有巨大的发散性。我们要做的是给潜在能发现美的眼睛制造出更好的美。比如说逸飞办的这本VISION杂志，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年轻人要是看上一年坏的杂志就会变成一个废物，可见杂志改造人的力量之大。一本好的杂志能慢慢提升人的审美感觉系统，VISION引导的群体是年轻一代中的精英，是生活方式和意见的领袖，同时也是各个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是被带动者，同时也带动着更广泛的人群，借此，影响力被扩散得越来越广泛。就这个意义而言，即使只是一本杂志，也可以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我认为视觉的作用和力量不仅仅在于提升城市和国家的形象，它甚至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和国际竞争力，因为视觉不仅是文化，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还是一项产业，更能为经济建设带来无限商机。我对一些国家的视觉产业感触颇深，比如日本，虽说只是个弹丸之地，却有着发达的视觉产业，设计系统四通八达；意大利，国土面积那么小，却是西方七强，有华丽的服装、箱包、世界顶级跑车，这些其实都是以设计为主导的视觉产业发展造就的产物。

    反观我们的视觉设计产业还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准，远不能构成强大的社会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某种层次上的落后。中国传统文化中保留下很多具有视觉之美的东西，但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被忽视、被扭曲了，就像目前在荧屏上、在生活中热闹不休的“清宫文化”一样，难道雕梁画栋、描龙刻凤这些具有清代审美趣味的东西能完全代表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审美吗？这就说明，在目前的中国，我们面临着视觉文化补课的问题，有太多的事要做。

    余：所以说视觉改造中国人，并不过分，它不但改造中国人的气质和文化品格，也会改造中国人的经济地位。

    陈：视觉设计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这将成为我们的一个大话题。设计已经不再是只停留在精神层面上的东西，艺术家更不应该把自己的创造力束之高阁或仅仅自我陶醉，而要更多参与到经济当中，为提升中国的民族工业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竞争力而尽力，为人民服务，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只是一个空洞过时的口号，它永远都有切实的意义。

    余：是的。视觉问题绝对不是个别几个人的问题。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民众对视觉文化的要求有多高，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视觉环境就会有多好，视觉理念下涵盖的应该是一个广泛的群体，而非某一方的单纯努力。进行视觉上的补课，不仅是城市建造者们，也是我们文化艺术工作者，同时还有普通大众需要面对的问题。

    陈：全社会的视觉普及教育是整个视觉产业水平提高的基础。当视觉与思想深度、民族气质、文化底蕴等诸多元素结合后，这时候的视觉力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过去、看清现在，而且对未来更具有前瞻性。中国的视觉产业必将是发展最迅速的产业之一，如何为下一代多留下些值得品味的视觉学校，也许这才是我们现在要多加思考的。

    2005年5月18日，余秋雨先生在上海戏剧学院为师生作了一场《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城市文化之美》的学术演讲。余秋雨在论及人文精神的失落的时候，呼吁我们的社会给艺术家更大的生存空间，他由此想到自己的好友陈逸飞先生。

    我和陈逸飞同年同乡，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上海狗协会的会员（属狗的人），我俩是协会中最小的。他的突然辞世让我深切感受到生命的无常。

    在他未成名时我们就相识，加上我们还有几分像，所以常常有人把我们两个搞错。最有意思的是，以前常有读者拿着我的书要他签名，而他居然也就大笔一挥签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他是陈逸飞而不是余秋雨，不过他替我签也是一样的。

    他不太会说话，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记得我在进行千禧冒险之旅前，国内很多人只知道我要走一段崎岖的路，但并不知道其中蕴涵的危险性，但陈逸飞对于塔利班等武装力量还是有所耳闻；知道我此去生死未卜，临行前他特意送了我一套他设计的最得意的衣服。他觉得即使我不幸死在那里，那么在死时能穿着他的衣服，他也觉得很欣慰。所以在我得知他死讯的第二天，我在一个大学进行演讲时，就穿着他送我的这套衣服，以此表示悼念。

    在非典横行的时候，由我写词，和逸飞合作拍过一个有关抗击非典的公益宣传片；之后，我们还一起替戒毒所的戒毒犯制作过一个电视短片。

    坦白说，陈逸飞在国外的影响力丝毫不比国内差，而外国人对他的了解甚至超越了国内的人，他应该得到更多的认可，而不是非议。我几乎每次在大学演讲，都会被问及对于“陈逸飞被冠以文化商人的称号怎么看”，我不理解为什么在中国，文化商人就那么丢人呢？一个文化人不能找到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只能去扮演商人的身份；这不但没有引起我们的反思，反而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难道这不奇怪吗？！比起国外很多艺术家所涉及的领域，陈逸飞所作的其实是很狭窄的。

    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借用上海城市的特殊魅力，在国外运用反思的理念和技巧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探索的艺术家。他笔下的仕女都没有表情，但这种无言的美丽恰恰是中国失落很久的东西。其实按照陈逸飞当时的成就，他完全不用在乎钱财和名声了。他之后不论是办杂志还是拍电影，都不是为钱，而只是为了一种信念，他总是觉得自己身上有种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美丽。

    陈逸飞生前有两个愿望，一是办视觉杂志，二是办视觉大学。这两个愿望他都没能实现，但他却为此付出了无数心血和金钱，包括电影也是他探索视觉艺术的一部分，《理发师》也是他未完成的心愿！如果大家能冷静地回顾一下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视觉事业。当时他正为那本视觉杂志的发展不顺而捶胸顿足，加上《理发师》进行得不顺利，一顿饭他讲了四次“我真想吐血”，没想到他最终也是吐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