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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作者: 洛枫 细说张国荣的香港故事（2） 同志文化研究者周华山和赵文宗认为，香港本土文化在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及工商业体系的深层结构中，七〇年代是“同性爱”孕育的始端，原因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接受殖民教育，西化思潮比任何前代都要深刻，香港的身份及其伴随而来的“性别身份”也逐渐成形；此外，香港媒体自七〇年代的普及，也助长了性别空间的延展，踏入八〇年代，一群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陆续归来，直接参与本地的文化建构，或从事写作（如小明雄、迈克、林奕华和魏绍恩），或创立艺术表演团体（如一九八二年成立的进念 ·二十面体），或经营同志消费文化（如一九八七年开幕的 Disco Disco），或推动同志社会运动（如一九八六年成立的香港十分一会），这些蓬勃的景象到了九〇年代更急速递进。其中八〇年代发生的“麦乐伦事件”，更促使香港政府于一九九一年修改法例，正式通过“男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尽管非刑事化之后，香港同志享有的空间依然有限，同性伴侣仍旧没有结婚和领养儿童的权利（江绍祺），但在争取平权上，已迈开了第一步。在依然禁忌的社会环境及媒体偏见的目光下，香港的同志文化在各方面正逐步开展，尤其是演艺界的酷儿声音，更被不少同志运动者及团体视为一个重要的策略位置，其中以关锦鹏于一九九五年在纪录片《男生女相》中的出柜宣示影响最为深远，不但鼓励了社会上一直处于弱势的同志社群，同时也为敏感的演艺行业开辟了现身游走的缺口，而张国荣于九〇年代中期的性别姿态，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催生而成的。当然，张不是第一个先驱者，在他之前，早有妖娆的罗文在舞台上以劲歌热舞演绎男人的妩媚、在京剧折子戏里反串“贵妃醉酒”0，另外还有乐队组合达明一派唱述《禁色》、《忘记他是她》、《爱在瘟疫蔓延时》等同性压抑的心声。所不同者，是张国荣承受的攻击比前面任何一个先行者都要沉重和庞大；然而，他在舞台上、电影里的性别易装，在访问里的双性宣言，在日常生活中对同志情爱的专注，等等，对香港及海外华人的同志圈层来说，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华美的典范－－如果真的要问为何 “香港”能孕育张国荣这样的生命奇葩，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西化殖民背景、没有国族身份包袱的轻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以及漫长而崎岖的性别运动抗争等，这些孕育的土壤，当遇上具备演艺才华和自我主体的张国荣的时候，便开出了惊世骇俗的奇花！是的，张国荣从来都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他既能在事业的高峰淡然引退，在一片争议的声音中毅然复出，在传媒攻讦的镜头下踏上台板，上演幕幕颠覆主流保守思想的雌雄同体，最后以抑郁的死结在 SARS弥漫的空气中坠下，这一切都使他“异”于常人，是异禀、异见、异色和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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