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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作者: 洛枫

导言:忆记张国荣的二三事(3)]


流行音乐方面,张国荣于一九九六年宣布复出,照例惹来传媒的非议、公众的议论,但他处之泰然,仍旧坚持自己的想法,于一九九六年底至一九九七年间举行二十四场"跨越演唱会",会上以红艳的高跟鞋配唱一曲《红》,以男男的探戈舞步掀开舞台上性别流动的异色景观;同时又以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现场送赠两位挚爱的人:母亲及唐鹤德,宣示了性向,这些表现再度引起公众哗然,但同时亦建构了不朽的舞台传奇,并引发其他歌手相继模仿,例如刘德华演唱会上的"小凤仙装"、郭富城与谢霆锋的黑色长裙,等等。这个时期,张国荣出版了《红》、《陪你倒数》、《大热》、Crossover(与黄耀明合作)等唱片,一方面参与幕后的制作,如作曲、监制及音乐录像的拍摄,一方面试验多种类型的歌曲风格,甚至挑战社会禁忌,演绎具有争议的题材,远离大众通俗的、商业的主流,力求在流行的制式里强调个人的元素,例如《左右手》的同性暗示、《这么远、那么近》(与黄耀明合唱)的男色凝视、《怨男》的男性主体、《我》的自我宣言,等等。二〇〇〇年张国荣获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的"金针奖"及TVB"十大劲歌金曲"的"荣誉大奖",同年他举行"热·情演唱会",邀请举世知名的法籍时装设计师让·保罗·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负责舞台服饰,以一头长发、一身结实的肌肉配衬充满雌雄同体玩味的装扮,进一步撕开性别的枷锁,将男性的阴柔美推向艺术层次。同样,这样前卫大胆的意识尽管受到不少观众的击节赞赏,但仍免不了遭受香港传媒肆意的抹黑和毁伤,张的心情跌至谷底,并声称以后可能不再演唱。其后"热·情演唱会"作世界巡回演出,获得海外媒体广泛的报道及高度的评价,二〇〇一年载誉于香港及日本重演,成为他离逝前最辉煌灿烂的舞台风景。二〇〇三年四月一日,正值香港SARS流行疫症期间,张在中环文华酒店二十四楼跃下自杀身亡,结束了他四十六年跌宕起伏、光芒夺目的生命,却留给这个城市凄风苦雨的无尽哀伤!

  细说张国荣的香港故事

  张国荣的生命联系着香港流行文化及历史的盛衰起落,亦唯独是像香港这样不完整的殖民地,才能孕育出像他这样的演艺者。从六〇年代流行音乐及时装的西化开始,便已注入于张国荣的风格和内涵,所谓"番书仔"、唱欧西流行歌曲、看外国电影及时装杂志、穿喇叭裤、梳"飞机头",等等,不让许冠杰与罗文等前一代的歌手专美,张国荣披在身上,更散发一股桀骜不驯的反叛气息,而且富于现代感,比拟詹姆斯 ·迪恩(James Dean)。八〇年代是香港商业经济起飞的时段,也是流行文化及电影的光辉岁月,张的乘时而起,既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形势造就了他的机缘,但也是他的参与和建立,才令香港流行文化的体系与光环得以完成。从"丽的"到"无线",从"华星"到"新艺宝",一方面见出他跨越媒体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七八十年代的电视风云,以及八九十年代唱片工业的转型。此外,从谭家明、徐克、吴宇森,到关锦鹏、王家卫、陈凯歌、陈可辛,等等,从香港的新浪潮到中国内地的第五代电影,他合作的导演横跨了时间和地域几个世代的变迁,从他演绎的故事与人物,体认了香港电影工业从实验期、成熟期、本土化,过渡至商业化、类型化,以至艺术的提炼、国际的认同,最后落入转型期、衰退潮及北移的策略。有时候,总觉得张国荣是幸运的,他成长和成熟于香港芳华正茂的时刻,能遇上众多优秀的导演,因而推动一个又一个的演艺高峰;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张国荣的表演才华,成就了这些导演作品的艺术层次,相信没有人能够想象没有张国荣的《阿飞正传》、《胭脂扣》、《霸王别姬》等会是怎样的?!因此才有人说,在"王家卫镜头下的'阿飞',其实是'张国荣化'了" 。李正欣也指出:"张国荣的演艺生涯与时俱进,可算是这个城市的倒影。"又说:他的一生"不但反映了香港本土文化的转变,也标志香港这个城市兴旺的一段历史。"每个年代,张国荣都为我们留下记忆--八〇年代的日本风挟着日剧与"红白歌唱大赛"疯魔香港人,张国荣为我们跳动《拒绝再玩》(玉置浩二作曲)与高唱《共同渡过》(谷村新司作曲);一九八七年"中英草签",张在《胭脂扣》里演出"五十年不变"的爱情承诺与幻灭;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他又在《春光乍泄》里反复念着"不如从头开始"的游戏,恍若历史的魔咒;千禧年前夕金融风暴横扫各行各业与各个阶层,在市道低迷之下他以港币一元的片酬接拍《流星语》,支持香港的电影工业,同时也记录了经济滑落下中产阶级的苦况;就连他的死亡身影,仍牵引这个城市疫症的命脉, SARS的时代创伤与他已是血肉相连。

  曾经有人问起:何以"香港"能孕育出像"张国荣"这样特殊异质的演艺者? 或许这问题可从两方面谈起,张国荣的演艺事业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他告别乐坛而又再复出演唱作为分水岭,前期的特征如前所述,是跟香港的城市经济、现代西化及流行文化的发展扣连一起;而后期则逐渐体现了特殊的异色景观,却与香港的性别运动紧密联系。如果说前期的张是以一个"异性恋"的坏情人姿态建立自我、吸纳市场、凝聚观众的视线,那么后期的他却是性别多元的现身,而且走向非常激烈开放的地步,对于这种转变,张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曾经说过,早在一九八一年的时候,导演罗启锐为香港电台电视部拍摄李碧华同名小说改编的单元剧《霸王别姬》,有意邀请他担演"程蝶衣"一角,虽然当时他已十分喜欢这个角色,但碍于偶像歌手的身份而未能接拍,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霸王别姬》,基于心态与时间的改变,张才接下这个演出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两个重点,一是歌手受制于形象市场的考虑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协,二是这个歌手身上所反映的性别光影,何以十年后张国荣可以抛开顾虑演出程蝶衣的角色?或许问得深入一点,何以九〇年代的张国荣可以展现他在八〇年代未能释放的性别能量?相信除了个人的因素,如心态的转变、"偶像歌手"身份的剥褪、进入殿堂后可以随心所欲等等之外,还有香港性别运动与历史的背景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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