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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作者: 洛枫 导言：忆记张国荣的二三事（4） 同志文化研究者周华山和赵文宗认为，香港本土文化在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及工商业体系的深层结构中，七〇年代是"同性爱"孕育的始端，原因是战后出生的一代接受殖民教育，西化思潮比任何前代都要深刻，香港的身份及其伴随而来的"性别身份"也逐渐成形；此外，香港媒体自七〇年代的普及，也助长了性别空间的延展，踏入八〇年代，一群海外留学的知识分子陆续归来，直接参与本地的文化建构，或从事写作（如小明雄、迈克、林奕华和魏绍恩），或创立艺术表演团体（如一九八二年成立的进念 ·二十面体），或经营同志消费文化（如一九八七年开幕的 Disco Disco），或推动同志社会运动（如一九八六年成立的香港十分一会），这些蓬勃的景象到了九〇年代更急速递进。其中八〇年代发生的"麦乐伦事件"，更促使香港政府于一九九一年修改法例，正式通过"男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尽管非刑事化之后，香港同志享有的空间依然有限，同性伴侣仍旧没有结婚和领养儿童的权利（江绍祺），但在争取平权上，已迈开了第一步。在依然禁忌的社会环境及媒体偏见的目光下，香港的同志文化在各方面正逐步开展，尤其是演艺界的酷儿声音，更被不少同志运动者及团体视为一个重要的策略位置，其中以关锦鹏于一九九五年在纪录片《男生女相》中的出柜宣示影响最为深远，不但鼓励了社会上一直处于弱势的同志社群，同时也为敏感的演艺行业开辟了现身游走的缺口，而张国荣于九〇年代中期的性别姿态，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催生而成的。当然，张不是第一个先驱者，在他之前，早有妖娆的罗文在舞台上以劲歌热舞演绎男人的妩媚、在京剧折子戏里反串"贵妃醉酒"0，另外还有乐队组合达明一派唱述《禁色》、《忘记他是她》、《爱在瘟疫蔓延时》等同性压抑的心声。所不同者，是张国荣承受的攻击比前面任何一个先行者都要沉重和庞大；然而，他在舞台上、电影里的性别易装，在访问里的双性宣言，在日常生活中对同志情爱的专注，等等，对香港及海外华人的同志圈层来说，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华美的典范--如果真的要问为何"香港"能孕育张国荣这样的生命奇葩，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西化殖民背景、没有国族身份包袱的轻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以及漫长而崎岖的性别运动抗争等，这些孕育的土壤，当遇上具备演艺才华和自我主体的张国荣的时候，便开出了惊世骇俗的奇花！是的，张国荣从来都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他既能在事业的高峰淡然引退，在一片争议的声音中毅然复出，在传媒攻讦的镜头下踏上台板，上演幕幕颠覆主流保守思想的雌雄同体，最后以抑郁的死结在SARS弥漫的空气中坠下，这一切都使他"异"于常人，是异禀、异见、异色和异能！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作为异色的奇葩，开在香港这块曾经被殖民的土壤里，张国荣的演艺风流得来不易，为他演说历史，是为以往种种艰难盛放的艺术形象定镜存格--所谓"禁色的蝴蝶"，是指张的精致、脆弱、斑斓、玲珑、骄傲和喧闹，但却是被禁绝、禁忌和禁弃的色彩，这色彩不流于世俗，所以为世不容，如同达明一派的歌曲唱道：要寄生在"某梦幻年代"或"染在梦魂外"，只有胸怀开阔、目光宽大的拈花者才能明白知晓。所谓"张国荣的艺术形象"，是以他的演艺声色作为讨论的切入点，分析他在银幕上的声情形貌、银幕下大众对他的追思，甚至他引起的喧哗与骚动，媒体煞有介事的攻击，都是这本书的重点，也是张国荣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换句话说，我是将张国荣作为一个"演员作者"（actor-auteur）来研究的，那是以一个"明星文本"（startext）来拆读电影和舞台的内容与形式，因为张的特质不单是香港演艺史上罕见和独有的，同时他的存有（being）更成就了众多导演的风格。一个演员的"主体性"（subjectivity），除了能建立强烈的典范外，甚至可以改变电影文本中原有的保守或狭隘思想，看张如何瓦解《霸王别姬》与《金枝玉叶》的恐同意识，如何演活非他莫属的阿飞和十二少，如何以死亡的抑郁搬演银幕上下的终极姿态，我们便知道一个"演员作者"怎样以"生命"建构"生命"：一个自我单一的生命活出无数角色人物的生命及其变奏。正如文化评论人林沛理所言，张国荣的演出"来自生活与扎根于痛苦体验的真情，一种感情的浓度，及一个活生生的'我'在。"或如台湾乐评家符立中所言："张国荣以一个男星身份化身为这么多部作品的缪思，在整个华语电影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张国荣不同于周星驰，因为他没有草根味，也演不出下层人物的模样，他是属于中上阶层的，是逸出于俗流边缘的遗世者；他也不同于梁朝伟，演出不求刻意，却放任自然，每每太过走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被误以为是角色的自我化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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