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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荣：禁色的蝴蝶 作者: 洛枫 导言：忆记张国荣的二三事（5）] "明星研究"（stars studies）在香港一直都不是学院主流关注的重点，而民间出版相关的书刊，却又以图片、剧照为主，配以一些零碎的剪报、简略的生平，甚至道听途说的传闻，来述说一个明星的一生及其演艺生涯。间中一些做得比较认真的，不是几个影星合在一起作专题讨论，便是只集中一些旧人回忆的记录，少有单独一人作深入的理论建构或精细的论述。另一方面，粤剧名伶的个人专书较多，也较有系统和深度，如任剑辉、芳艳芬、靓次伯、陈宝珠等；但电影明星的讨论则十分零散，只有李小龙及周星驰享有较多的注目；流行歌手方面，除了许冠杰外，差不多绝无仅有。然而，大部分这些"明星研究"，不是着重访谈忆旧，便是只有局部的阐述或断章的取义，较少深入涉及"明星"与他们的社会文化、人文风景、演艺形式、媒体论述、观众反应等批评范畴，例如一个"明星"如何诞生、发展、起落？他 /她的艺术模式如何？超前或启后的价值在哪里？引起什么评议？社会大众又如何看待和评估？这些问题千丝万缕，却不容忽视。 研究"张国荣"差不多从零开始，既由于在"明星研究"的学术系统里，本地差不多没有先例可循，也来源自他充满分歧争议的形象庞杂芜乱，犹幸他的市场价值高，坊间刊印和发行的书报、图片册、唱片专辑、音乐录像及电视、电影光盘等丰富而层出不穷，在他离逝仍然不太遥远的日子，在追忆的烟火仍未熄灭的时候，仍可清晰的建构他的艺术历程--《禁色的蝴蝶》侧重张国荣于九〇年代复出后的艺术成果，原因是这个阶段的他，已经摆脱了"流行偶像歌手"的窠臼，凭着日渐成熟的造诣及独立自主的意识，成功开创了他个人和香港演艺历史的新页；这个时段的作品，无论是歌曲的形式与内容、舞台上的动静姿态，还是电影中的人物类型和演绎，都比八〇年代时期来得丰富、多变、深刻和厚重，可以说，九〇年代至千禧年的张国荣，开启了前所未有的"阴柔"世纪，逐渐变成一个"族群的符号"、一个年代的变向与象征，彻底改变了香港"形象文化"的深度与广度，甚至在整个华人演艺的圈层中，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走得比他勇敢、潇洒和开放的艺术工作者。这是张国荣独家专有的仪范，因此，我以他的后期风格作为这本书的切入点--第一章"男身女相 ·雌雄同体"借用"性别操演"的观念，讨论张的"易服"如何带动酷儿的 camp样感性；第二章"怪你过分美丽"以"身体政治"的理论架构，分析张特殊的异质性相；第三章"照花前后镜"采取神话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张的"水仙子"形貌；第四章"生命的魔咒"却通过精神分析、抑郁症的学说，展现张演艺生命最后阶段的死亡意识。这四个章节洋洋洒洒的，都集中于张国荣淋漓尽致的美学形构，而最后两个章节则转向社会学与问卷调查的方法，阐释张国荣作为一个先锋的艺术家、充满争议的公众人物，如何被接收、评议，甚至攻击，当中又反映了怎么样的社会形态；第五章"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写出张生前死后在报刊上的"媒介论述"，看他如何彰显香港传媒文化的黑白偏见；第六章"这些年来的迷与思"谱出他"歌迷文化"的盛世图像，并从而归纳他终极的艺术成就。当然，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凭空产生自己的风格，而是年月层层的沉淀、经验点滴的积聚，才能攀上艺术险峻的山峰。因此，我在追踪张国荣后期的艺术版图时，也必须常常回顾他前期试练的痕迹，例如九〇年代对镜独舞的阿飞，如何在八〇年代的《烈火青春》里早已现身，或银幕上风情意态直逼如梦如花女子的十二少，怎样回响电视时期《我家的女人》的性格原型。这些回溯，是为了联结历史，也为了印证今昔！另一方面，"书写张国荣"也不止这些角度，我的选择，既基于个人的偏爱，也源于对应哥哥对自我成就的肯定，舞台上的媚眼与探戈、水影里的凝神注视、嘴角的挑逗和不屑，甚至是歇斯底里的狂呼、红着眼丝的自毁，无论如何是风流雨散吹不去的！ 在这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首先要感谢两个后荣迷时期的歌迷组织"哥哥香港网站"及 Red Mission的仗义帮忙，他们慷慨赠予的写真集、图文书、剪报资料、网上留言，甚至海外发行的影碟"特别版"，让我霍然惊觉"歌迷组织"原来才是"明星研究"第一个重要的"数据库"，他们收集、储存、分档、评议的能耐持续数十年，而且往往夹着许多个人的年代记忆与时代风貌，成为论说的基本材料。此外，他们的热诚、投入、真挚与无私，也让我讶然感悟，原来人世间有一种感情是可以超越现实的功用价值、生命的血缘关系，甚至死亡的界线。当然，"歌迷文化"也有它的排他性，对偶像的倾注与崇敬容不下第三者，当中会有争持、固执、沉溺、迷乱，但唯其如此，才是人性真情的流露！我庆幸有机会参与其中，以一个"戏迷学者"的身份共同建立与"张国荣"的关系，是的，是"戏迷学者"（fan scholar），这是卢伟力给我的戏称，既与任姐的"戏迷情人"遥相呼应，也生动具体地说出了我个人的耽溺，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在西方的论述里，总认为"戏迷"不适宜当"学者"，因为他 /她的情绪感性会破坏了学术研究所需的理智，而"学者"也不适宜担演"戏迷"，因为这样会妨碍论述对象的客观性 ；然而，我从来都不相信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公式，人的智慧、思想和情愫真的可以如此决绝地区分吗？况且，我也从来不觉得学术研究或学院规范有什么值得高蹈的姿势，那些框架、那些空间也不过是尘世间的寄身而已！因此，我将我的"张国荣研究"当作诗歌看待，在理论的建构中渗入个人诗化的观照、抒情的感应，因为研究的对象是"人"，便也不能用"非人性"、"非人格化"的笔触来对待吧？！或许会有人因而不喜欢，但这没有什么打紧，他们可以另有选择，套用张国荣的歌："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如果写和被写的都被命为"异端"，那么他和她是不必强求的，因为世界虽然细小，但总有容纳和照耀彼此的国度！ 最后还要感谢小思，自二〇〇五年四月开始写作这本书，她一直忧虑我的健康和精神状况，见面时的耳提面命，节日里的书柬留情，都让我在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日子感受蓝天白云的召唤，她说书写来"情根太深，一旦铸就，不能自拔，不过，如果这是命定，那也无奈"。也许小思是敏锐的，我在进行"危险的写作"，是在追寻张国荣的身影中铸炼自我，在层层剥褪的人格分裂里体验另外一个或另外一些生命--跟"死亡本能"的理论纠缠时，曾感应一些黑影在摇曳、一些声音在旋荡；在与哥哥对影互照的刹那，便仿佛明白艺术最孤独也最唯美的险境，使人狂喜也苦不堪言；在男男或女女的异色景观内，体悟人间色相终究是空，你你我我的四面环照，依旧敌不过岁月的寂灭！写作如同生死，人与书也无可避免的历劫几番，曾经因为情绪的狂暴而中途废弃，也因为不知名的病痛被迫躺在医院的睡床上，文字与意念散成碎片--这样的卷动，会带来无法回头的沉坠，但人世总要这样的走一趟，否则便白过了，我不过是像哥哥那样，忠于自己相信的理念而已！如今书稿已成，没有蜡炬成灰，却以一颗一颗墨黑的字体记印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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