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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迹

作者: 曾子墨自传


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名字足够让我有底气。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但我得到现在这个名字时,却已经六岁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名字的音乐了!”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名字,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名字,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名字。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子剑”,我的新名字则叫做“子墨”。

  故事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妈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胆剑篇》。剧中讲述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

  《胆剑篇》中,勾践重归故土时,一个名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报告,说自己的儿媳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恳请越王为婴儿命名。勾践当即赐名:“一个叫子犁,一个叫子剑!”

  我爸妈那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感染。他们立即提笔,给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未出世的孩子,无论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剑”。

  很快,爸妈收到了曹禺的亲笔信,说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来的子剑健康成长。随信,曹禺还附上了北京人艺剧场里位置最好的两张票,请爸妈再去看一遍《胆剑篇》。

  1961年年底,我姐来到人世。两年后,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剑”的名字却只伴随了他们几年的时间,因为,1966年的初夏时节,“文革”浩劫降临了。

  那时,我妈在人大中文系教书。红卫兵来抄家时,曹禺的来信成为了罪证。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曹赵呼唤,反攻大陆》。红卫兵说,那封信是我妈和曹禺梦想跑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卧薪尝胆,反攻大陆!

  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后,我妈的身心倍受摧残。爸妈不得不违心地更改了户口。

  文革劫难,“东方虹”的名字陪伴我家度过了十几年。直到恶梦醒来,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终于落实到了我们家。于是,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的“百事待举”也从恢复原名开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这个新名字。

  爸妈说,“子犁”和“子剑”都是物质文明的标记,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定还要有精神文化。所以,“子墨”,取文房四宝之“墨”,“曾子墨”,则取春秋战国之曾子、孔子、墨子,这样的名字,应该能够标举我们的精神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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