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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泊罗霄——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秘

作者: 饶道良、李春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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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黑色的八月


湖南省委的指示,给毛泽东出了一道道难题

  “打败江西两只羊”的结果是,井冈山的红军把他们的地盘又大大地向四周扩大了一步。1928年6月底,井冈山根据地包括了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郧县东甫部,总面积达七干二百平方公里。
  井冈山,进入了鼎盛时期。
  自由地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毛泽东和朱德的信心也和根据地几千名红军战士一样,得到大大的增强,呼吸也显得格外的通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湖南省委的一纸公函,再一次让井冈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瞎指挥害死人。”毛泽东多次吃过这样的苦头了,湖南省委一封不切实际的指示信,又让井冈山大吃其苦。
  不过,也不能全怪湖南省委。省委是听了杜修经几次到井冈山的巡视汇报后,才作出这个决定的。
  杜修经是个文化人。1907年,杜修经出生在湖南省慈利县,比毛泽东整整小了十四岁。说起来,在毛泽东的面前,杜修经是位晚辈了,但是,杜修经几次上井冈山,代表的都是湖南省委,所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杜修经曾有四次上井冈山的经历,不过真正来到井冈山的只有两次,此前的两次都只到莲花县境便半途而返了。
  1928年4月,杜修经首次受湖南省委的委派上井冈山,同行的还有中央派去的一位懂爆破技术的专业人才,另外一位则是湘潭籍的同志。他们化装成走江湖的医生和做生意的,从湖南省委所在地安源出发,往莲花方向走去。走到南坑,遇上一群国民党的团防队,盘问了一下,得知他们要去做生意,蛮狠地说:“前面没有什么生意做了。”
  听了这话,三个人不敢再往前走,折回了安源。
  回到安源不久,杜修经担任了中共安源市委秘书。5月,他受湖南省委的派遣,又踏上了去井冈山之路。这次,杜修经总结了一下教训,不敢走大路了,翻过一座山,到了莲花,在与萍乡交界的一个学校里住下来,天天由交通员送饭给他吃。后来,莲花来了一位交通员,把杜修经接到了莲花。
  然而不巧的是,杜修经正准备继续向井冈山前进,却遇见了一支国民党军清乡队。他与交通员失去了联系,没有了交通员,杜修经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无奈之中,又只好折回安源。然而,回安源也不轻松,在返程途中,杜修经又遇见了前面的清乡队。他们觉得杜修经有点来历不明,杜修经便说,他是安源的工人。清乡队要他拿出符号,杜修经叫苦说:“我只是个临时工而已,有什么符号?”清乡队说:“那好吧,我们到安源去对证。”快到南坑时,清乡队打死了老百姓的鸡,与老姓争执不下,混乱之中,杜修经偷偷地溜走了,总算化险为夷,不过井冈山还是没去成。
  杜修经也确实是和井冈山有不解之缘。5月下旬,中央驻湖南省委代表贺昌,要带一封信到井冈山。这是省委给毛泽东和朱德以及红四军同志的信,这样,杜修经第三次踏上了去井冈山的崎岖小路。他从安源出发,沿着第二次走过的羊肠小道,到了莲花。
  身负重任,杜修经不敢有丝毫大意。他昼伏夜行,白天在交通员家里睡觉,晚上由交通员带着赶路,终于比较顺利地到达了井冈山下的茅坪,见到了毛泽东。
  一见到毛泽东,杜修经马上把信交给了他。这封信是贺昌亲自起草,用药水密写在草纸上的。一路上,杜修经就把它当作手纸装在口袋里。信的前一段介绍了国内和湖南的形势,后一段是要求红军应有个休息、训练的地方,要有个根据地,而且要把这个根据地巩固好。毛泽东用药水显出字来,一边看一边会意地点头:“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毛泽东看完信又高兴地对杜修经说:“明天你到军委去传达一下吧。”当晚两人联床夜话。
  5月30日,红四军在茅坪召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杜修经见到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头头脑脑: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蔡协民等等。会上,杜修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作了政治形势报告,同时宣读了湖南省委来信的全文。开完会,毛泽东还站在楼梯口,热情地说:“我们希望修经同志就留在我们这儿工作,不要回省委去了。我们要在这里办一个红军大学,就请你来当校长。”
  杜修经忙说:“我这次是来了解情况的,回省委后争取再来吧!”
  第二天,毛泽东、朱德、陈毅亲自骑着马陪同杜修经到井冈山上的大井看望伤病员,又到了上井造币厂看望铸币工人。在回茅坪的途中,还到了桃寮红军被服厂,向水口山的工人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精神。
  如果杜修经应了毛泽东的邀请,留在井冈山当了红军大学的校长,那他的历史将会是很令人鼓舞的,可是杜修经走了。
  十天之后,杜修经回到安源,稍事休息,于6月15日给湖南省委写了《关于红军情形,湘赣边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的报告》。
  杜修经在报告中将井冈山的情况分红军的情形、湘赣边界特委的情形、湘南情形三个部分向湖南省委作了汇报。老实说,杜修经在井冈山的十天,最多只能算是走马观花罢了,对于井冈山的建党、建政、土地革命等情况,他并没了解多少,所以,他也就单纯地就井冈山上的部队情况、敌人兵力情况,作了汇报。
  杜修经撰写报告期间,湖南省委于6月19日作出了《给湘赣特委及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就发展红军,开拓地盘,以及红军的编制、策略、土地分配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
  应该说,这个指示还是比较中立的,特别是其中有一条“巩固罗霄山脉中段的根据地”,让毛泽东看了很是高兴。省委在信中写道:“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而且前委信亦如此指示:“兄处应根据上列各项的指示,积极的发展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暴动,造成以工农主力的割据局面;同时须根据省委前次的指导积极向湘南发展,并向萍乡推进,以与湘东相联系。”
  不过,看到最后一句,毛泽东的眉头还是皱了皱。
  这封信是由湖南省委派另一位代表袁德生送上井冈山的。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6月26日,湖南省委得知湖南敌军大举进攻井冈山,同时联系到杜修经报告中的情况,误以为井冈山红军生存有困难,于是,又下了一道指示。这道指示完全改变了6月19日的正确主张,指示边界留两百枝枪给地方武装守卫边界,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到湘南去,并决定由杜修经和派往边界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一同前往井冈山。

围绕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根据地的“高干”们
在永新商会楼开了整整四天会

  龙源口大捷不久,杜修经第四次上井冈山,同来的还有受湖南省委派遣前来取代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的杨开明。
  刚进入莲花,杜修经便听说了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接着,又在莲花县城见到了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杜修经从喜形于色的战士口中,亲耳听到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
  6月30日,杜修经与杨开明分手,杨开明去了宁冈,他则与胡少海、龚楚直奔永新县城。
  到永新时已是晚上了,交通员把杜修经带到楼上,环视四周,根据地的“高干”们——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何挺颖、谭震林、朱云卿,以及永新县委书记刘真,还有袁德生等都在这里,显然是正在开会。
  一见杜修经,毛泽东迎上前来,热情地说:“你来了,好,我们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看到杜修经脸上尴尬的表情,毛泽东已经觉得有些不妙了。
  果然,杜修经宣读了省委给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信。虽然,宣读之前杜修经一再解释没有想到边界形势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好,省委的指示有些不适宜,但信的内容还是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与会者的胸口上。
  省委的信分成两封,前一封是给特委的:湘赣边界特委:
  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
  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
  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此致
  敬礼
                       湖南省委
                        6月26日

  杜修经宣读完给特委的信,又接着宣读给军委的信:四军军委:
  关于四军问题省委有下列的具体指示,希望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
  你们攻酃县的结果如何?念念!如酃县胜利后,应快速的转茶陵出高陇,进攻永新之敌。如酃县未得胜利,乘湘南“会剿”部队尚未集中前,先解决永新之敌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
  宣读完毕,会议一时冷场。
  杜修经冷眼看看毛泽东,毛泽东一门心思在抽他的劣质烟卷。墙上的老式挂钟一如既往地踱着步,给他们计时。这时,它的脚步声音显得分外刺耳。
  杜修经终于受不了这种寂静,首先表了态:
  “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这是省委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方针,希望你们要毫不犹豫地执行。”
  未及杜修经说完,毛泽东忍不住打断了他:“我倒觉得四军应该留在边界,只有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向湘南推进,才可不被消灭。”
  毛泽东一言既出,立即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是啊,这些人都是经过艰难险阻才来到井冈山,又经过千难万险才建起这块根据地,他们太知道一块根据地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了。
  几乎没有经过什么争论,意见便都趋向于不执行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而是留在井冈山大力经营根据地。但是,在如何向省委回复的问题上倒是大费了一番周折。
  7月4日,一份给湖南省委的报告终于出台,有的老同志回忆说,这份报告是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湖南省委:
  袁、杜二同志于6月30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悉。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6月23日击溃杨池生后,筹款并发起暴动。即于6月30日夜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计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向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力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向、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向、许的包围中,有立(刻)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天工(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2月抵来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军委
                      7月4日于永新

  回信由袁德生带回省委,毛泽东轻轻吁了一口气。
  朱毛导演了一出“剿”而难“会”的喜剧,唱主角的是吴尚和王均
  第一次“会剿”井冈山,损失最大的应该是江西国民党军队,眼看师长受伤,团长“成仁”,第三军军长王均不等“两羊”回师,早已一面电告南京政府,一面派参谋雷光藩到湖南商定第二次“会剿”事宜。
  王均总觉得,第一次“会剿”弄得他损兵折将,不在于红军的强大而在于湖南第八军吴尚隔岸观火。
  经过磋商,吴尚派出以熊震为师长的第一师,以程泽润为师长的第二师,从茶陵、酃县进攻宁冈;王均则派独七师、独九师、二十七师从遂川、永新进攻茨坪,双方约定6月25日开始行动。
  7月5日,鲁涤平、何键双双电告李宗仁,向他报告第二次“会剿”业已发动的“喜讯”。
  湘军果然不负所望,7月上旬,第一师、第二师推进到宁冈县的砻市、新城,熊震为此得到了李宗仁的通电嘉奖。
  与此同时,王均的部队也由吉安向永新节节推进。
  井冈山,慢慢地陷入了一条人为的夹缝之中。
  湘赣敌军大举来攻的消息很快传至红四军军委,各路红军迅速由莲花、吉安、安福等地撤回,集结在永新。
  7月9日晚,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再一次在永新县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根据湘赣敌军的企图,会议针锋相对地决定:红四军主力立即开赴宁冈,迎击湘敌,阻止湘赣敌军的“会剿”,让他们“剿”而难“会”。
  湘敌虽然进入宁冈,但却也陷入尴尬之境。在当地党组织和政府的组织下,宁冈处处坚壁清野,湘敌在宁冈人地两生,军粮断供,孤立无援,袁文才、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更是处处刁难。
  宁冈,成了湘敌手中的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吴尚得知消息,令部下撤出宁冈,退往永新,在永新与王均部会合。
  就在湘敌由宁冈人永新之际,7月10日,毛泽东、朱德根据9日晚永新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率红四军主力,离开永新向宁冈进发。
  当天,红四军主力抵达宁冈县的新源嘴,计划次日拂晓向侵占宁冈的湘敌攻击。
  也许是命运之神与井冈山开了一个玩笑,让井冈山躲不过这一难。毛泽东、朱德在新源嘴度过一个难眠之夜,竟然没发觉湘敌就在距新源嘴十五华里的一个小村庄上。
  第二天,红四军主力依原计划开进宁冈的新源嘴,这时毛泽东才得知,湘敌昨晚与他近在飓尺,擦肩而过,开往永新去了。
  错过了这一次难得的歼敌良机,毛泽东不禁扼腕叹息。
  幸亏毛泽东没有过多地沉面在后悔之中,他很快摸清了湘赣敌军欲在永新会合的意图,遂与宛希先、朱云卿率三十一团返回永新,切断湘赣两敌的联系。朱德则与陈毅、王尔琢率二十八、二十九团袭击湘敌的后方营地酃县和茶陵,迫使湘敌返回老巢,不敢久留永新。
  袁文才、王佐率领三十二团,仍然负起留守茨坪和大小五井的重任。
  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在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的带领下,一路西行,颇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境。
  一帆风顺地连获数次胜利后。12日,又击败守城之敌,一举攻占酃县县城。
  刚刚进入水新的湘敌,尚未喘匀气,就听到了老巢被占的消息。14日,湘敌由永新经高陇退回茶陵。
  湘敌刚走,赣敌便进入了永新城。由于朱毛的成功导演,湘赣敌军如一对急欲一晤的恋人,却终未能见上一面。
  而进入永新城的赣敌由于受到三十一团的不断袭扰,碰到了湘敌在宁冈的遭遇,同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二十九团士兵吵着要回湘南,杜修经和龚楚趁势点了一把火
  朱毛虽然成功地导演了一出让敌人“剿”而难“会”的喜剧,但是,由于湖南省委的那封错误的指示信,早已燃起了二十九团士兵的回乡情绪,他们终未能挽回背后隐藏着的巨大悲剧。
  湖南省委要红四军“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的指示信到达井冈山,在二十九团士兵中引起了一阵欢呼。他们本来都是一些握锄头把子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是战争让他们离开了心爱的土地,他们抛妻别子,离开父母,告别家乡,已有半年了。家乡的亲人还在不在?稻子收上来没有?这都是他们非常关心的,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人之常情。
  但是,在战争年代,这又是一种不理智的感情。
  悲剧,往往发生在感情战胜理智的时候。
  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大部队攻下湖南酃县后,本来计划再攻茶陵,但这时,湘敌已被迫由江西宁冈、永新返回湖南茶陵,红军大队去酃县的目的已基本达到,而赣敌以十一个团之众侵入永新,对井冈山构成巨大的威胁。根据情况的新变化,朱、陈果断决定放弃进攻茶陵的计划,折返宁冈,驰援永新。
  这是一项正确的主张,然而这一主张却与二十九团士兵的感情发生了碰撞。
  他们原以为这次进入湖南,可以回老家看看了,却不料又要返回井冈山。关键时刻,头脑中的小农意识使他们迈出了错误的一步。
  7月12日晚,二十九团士兵以湖南省委有指示向湘南发展为借口,在酃县县城秘密召开士兵代表会议,擅自决定次日由酃县去湘南,并确定了具体的出发时间,找好了向导。
  虽然二十九团是秘密开会,但朱德、陈毅还是很快得知了开会的内容。朱、陈考虑到事关重大,马上写信给在永新的毛泽东,报告部队中出现的问题,并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二十九团欲擅自返乡的行动多方予以劝阻。接着朱德又特地召开二十九团士兵会,在会上反复向大家说明去湘南的弊害。这样,二十九团总算暂时停止了返乡活动,答应随二十八团返回宁冈,投入在永新阻击赣敌的战斗。
  毛泽东接到朱德、陈毅告知二十九团欲回湘南的信后,心急如焚,他立即写了一封回信,强调指出: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我们必须坚持,绝不能放弃。现在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坚持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建设巩固的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十分有利,如果此时离开边界去湘南,必然会被敌人各个击破。
  信写好后,毛泽东派当时担任茶陵县委书记的江华,火速送达朱德、陈毅。
  四十多年后,江华仍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送这封信的情形:
  “我为送信从永新县城跑到宁冈县城又跑到酃县城,一天一夜跑了一百二十多里,找到朱德、陈毅他们。他们正在庙里开会,我带了主席的信,要他们回来,他们讨论了。主席这封信的意思,就是劝他们回来,不要打湘南,要打茶陵。打了茶陵回来。我当时是茶陵县委书记,所以派我去,我去时是带了主席的信,不是口头说的。”
  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往回走到酃县、宁冈交界处的沔渡时,二十九团再次暗潮涌动,队伍中不时传出“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的喊叫声。
  队伍停了下来,陈毅主持在一个庙里开会。
  这时,江华带着毛泽东的信赶到了。
  但是,朱、陈虽然有毛泽东撑腰,但二十九四士兵的背后却也显然加重了砝码。这时,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站出来支持了二十九团的行动。
  因为,他们的背后,站着高大的湖南省委。

杜修经和杨开明唱了一出“双簧”

  7月15日,围绕着毛泽东信中的意见,朱德、陈毅再次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做二十九团的说服动员工作。
  会上,王尔琢与杜修经就去不去湘南的问题激烈争论起来。
  最后,杜修经指着王尔琢严厉地说:“是你听省委的,还是省委听你的?”
  王尔琢一时陷入沉默。
  陈毅沉默了。
  朱德沉默了。
  杜修经见杀手铜奏了效,心中一喜,但他毕竟还怵毛泽东几分,权衡再三,他决定去宁冈茅坪的特委驻地找毛泽东。
  杜修经俨然已成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总指挥,他下命令部队推迟一天行动,等他去特委找毛泽东商议后再行动。
  临近散会时,龚楚口气强硬地对杜修经说:“巡视员,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
  看来,龚楚的心情更为迫切。
  第二天,杜修经到了茅坪,却没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已于上午赶到永新去了,迎接他的是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
  杜修经向杨开明细说了一遍当时的情况,杨开明听完,不假思索地说:“决定了就走吧!反正省委早有指示,老毛那里,我跟他说。”
  得了这句话,杜修经立即打道回府。
  在来的路上,杜修经心里还没有底,不知毛泽东会有什么意见,这时,没有见着毛泽东,他心里不知是喜还是忧。不过,在回酃县的路上,他的心情已比来时轻松了许多。
  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等人在永新联席会议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就这样被彻底化解了。

血洒归乡路

  杜修经如期追上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红军大队,当他用力说出一个“走”字时,二十九团上上下下再次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再劝阻无异于“倒行逆施”,军委屈服了二十九团的要求,并决定二十八团随二十九团前往,以防二十九四孤军深入,遭敌击溃。
  7月17日,红军大队由酃县水口出发,开始了向湘南的冒进行动。
  二十九团可谓是归心似箭,当他们被要求返回边界时,一路上松松垮垮,了无生气,一天走不到四十里,可是,行进在归乡途中,他们箭步如飞,把历来以急行军出名的二十八团抛在了身后。
  二十八团和军部特务营不敢大意,紧紧跟在二十九团的屁股后面。
  24日,红军大队兵临郴州城下。
  二十九团首先与在城东的敌范石生部两个团相遇,久攻不下,待二十八团赶到,一个猛冲终于把敌人压了下去。中午时分,红军大队冲进郴州城,打垮了驻守城内的一个补充师。
  然而,不久,敌人两个团风驰电掣般地赶来增援,红军大队仓促应战,未能克敌,终于在傍晚时分被迫撤出战斗。
  更令人痛心的是,二十九团仍然我行我素,自由行动,擅自向宜章方向开进,结果一部在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章部消灭,一部散失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下落,二十九团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自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杜修经是冒进湘南的始作俑者,我们从他在“文革”期间的“交代材料”和80年代的“访问杜修经先生记录”中可以了解到一点郴州之战的较为详细的情节。杜修经写道:
  7月24日,我们兵临郴州,攻击令已下,从城里出来的老百姓那里得知驻郴州之敌是范石生,朱德同志就犹豫了。因为朱德离粤来湘起义时,是从韶关范石生军中出来的。范曾对朱德同志说过:“今后我们相遇时,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这时候,我根本没有具备对敌的战略思想,就说:“已打响了,就打吧。”部队遂于上午9时攻入郴州,敌人仓皇撤至北部山下。
  这一仗是王尔琢同志指挥的。我们进城时,有些士兵便不顾打仗,就忙着去理发,吃东西,命令报告都不能及时传到军中。下午4时许,我与朱德同志在二十八团前线视察时,见到王尔琢,他说,敌人没有溃乱,比较紧张。这时朱德同志准备采取攻势,调二十九团和二十八团一起上去,把敌人摧毁。那时陈毅同志有病,在城里找医生给他看病,还没来得及检药,敌人就反扑了。这时则是集中在去资兴的桥头抵敌,二十八团撤退时比较混乱,因为他们从未打过败仗。朱德同志传令说:“不要乱打枪,到资兴县集中待命。”搞了一个晚上,直到次日早晨,部队集合时,二十八团无损失,二十九团各营已各自行动,分别向南去宜章,仅剩下团部党代表龚楚、团长胡少海等百余人。
  当时曾是二十九团战士的彭儒回忆说:
  “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酃县出发,经资兴向郴州前进。二十九团走在前面,二十八团就在后面走。走到郴州城东十来里路的地方,就碰上敌军范石生的部队,范石生在这里摆着两个团。我们二十九团打了两个山头,就攻不动了。前面传下了命令,要二十八团赶快上去。二十八团上去后,很快把正面的敌人打垮了。部队直奔郴州城。黄昏时,敌人反攻,我还在房子里洗澡,忽然听到外面枪声响,房外的同志在喊,敌人打来了,快走。我赶快出来,东门外就是来水河,有一座桥,我们跟着部队正在过桥,枪声打得很密,队伍也很乱,二十八团、军部和特务营都过来了,我和彭娟手拉着手地跟着二十九团少数部队过了桥。因桥上的人群太挤,把我和彭娟冲散了二十九团插断了。我当时非常难过,一是我们二十九团一部分没有过桥,即自由行动沿着来水西岸跑回宜章家乡,结果这部分部队被胡凤章打垮了。一部分跑散了,牺牲很大。二是我和胞兄彭琦,堂兄彭晒、彭暌、彭严,堂姐彭堃、彭娟、彭谦,嫂嫂吴统莲等冲散了。集合时,我们二十九四只剩下一百多人。”

又一道“绝对正确”的指示

  当红军大队西去湘南时,毛泽东还在永新静心等待红军大队的归来,他在期待他的那封信在红军大队中产生奇迹。
  然而,毛泽东未盼到红军大队的归来,却迎来了赣敌十一个团对永新的进攻。
  身边只有一个三十一团了,毛泽东不敢大意,立即在永新西乡召集干部会议,决定把三十一团分成东、北、中三路,每路成立一个行动委员会,负责军事行动,同时,发动群众,用游击战术对付敌人的“进剿”。这时,毛泽东表现出了农民的细心,把三十一团为数不多的兵力作了精打细算。
  东路行动委员会,以毛泽军为书记,三十一团一营营长陈毅安为指挥,率一营二、三两个连在永新东乡一带活动。
  北路行动委员会,以特委常委宛希先为书记,三十一团三营营长伍中豪为指挥,率三营七、八两个连及一营一连在永新北乡一带活动。
  中路行动委员会,以团党代表何挺颖为书记,团长朱云卿为指挥,率团部特务连和三营九连在永新城郊外活动。
  此外,毛泽东充分运用了红军与当地农民结下的良好关系,组织起二十三个农民团共三万多人的地方武装,参加了红军各路行动委员会的军事活动。
  可以想见,王均虽有十一个团,但在毛泽东的这种战术下,十一个团也只能呆在永新城内,在整整二十五天时间里,十一个团的活动范围只有永新县城周围三十里内。
  后来,中共军史将这次成功的行动称为“永新困敌”。
  然而,每次毛泽东总是不能酣畅淋漓地发挥他的才能。7月20日,湖南省委对湘赣边界发出了新的指示信。
  遗憾的是,当时的湖南省委无论对全国局势的分析,还是对本省政治形势的分析,都不符合实际。一方面夸大了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又过分轻视了反革命的力量。他们分析,湖南军阀政治已经到了“异常混乱状态,统治力量是非常薄弱的”。
  在这种估计下,湖南省委发出了这样的指示:
  红军向湘东发展的战略在目前形势下是绝对的正确。红军四军应很迅速的毫不犹豫的取得萍安,武装安源工人,建立赣边、湘东平江各区暴动的联系,与湘南暴动相呼应。
  8月中旬,袁德生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带着湖南省委的指示信到了永新。
  看了湖南省委的这封信,毛泽东只觉得火往上冒。三个月后,毛泽东针对湖南省委的这些“绝对正确”的指示,向中央参了一本: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亦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不过,虽然毛泽东对湖南省委的做法意见不小,但是在当时,当巡视员驾到,他还是不敢怠慢。袁德生到达永新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永新小西江区的九破村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湖南省委的来信。
  会上,袁德生首先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精神,再次强调红四军应毫不犹豫地去湘东,造成湘东的割据局面。
  毛泽东不动声色,他只是反问袁德生:
  “湖南省委数次要我们去湘东,请问巡视员,省委对本省的情况了解多少?湖南的工人运动怎么样,现在有无罢工?学生运动如何,现在有无罢课?白军工作开展得怎么样,现在有无哗变?商人现在有无罢市?农民现在有无起义?游击战争发展到什么规模,现在有多少游击部队,开展了哪些斗争?……”
  面对毛泽东这一连串问题,袁德生无言以对。
  这时,替红军大队挑伙食担子的一位本地农民从湘南返回,带来了红军主力在湘南失利的不幸消息。会议的主题急转直变,传达省委指示的会变成了声讨湖南省委错误指挥的会。
  然而,毛泽东已无暇去考虑省委的事,他敏感地想到二十八团的安危。一个团在强大的敌人内部孤军奋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二十八团再有闪失,那么,井冈山势必朝不保夕。
  毛泽东很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宛希先率三十一团第三营前往湘南迎接二十八团返山,朱云卿、何挺颖率三十一团一营会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便直奔湘南。
  湘南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毛泽东心里也没底。

毛泽东请求省委给杜修经处分

  8月23日,分别一月有余的朱毛终于在湖南桂东再度会师,一个月来笼罩在二十八团头上的失败情绪也稍有涤清。
  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却没有太轻松,见面不久,他们便酝酿召开前委会议。
  会议刚开始,一直尾追着二十八团的吴尚第八军阎仲儒部两个团便撵到了桂东。无心恋战的红四军且战且退,将会场移到了桂东的寨前村。
  寨前会议,是杜修经最难过的时期。
  会议的规模不大,只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杜修经、龚楚五人参加。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提议:鉴于杜修经这次的严重失误,请求省委给杜修经处分。
  杜修经没有争辩,也无须争辩,并且主动地表示,对这次的失败承担责任。
  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主力红军返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也许这个决议正合社、龚二人的意,当初不正是他们二人力主来湘南吗?这下他们可以长期留在湘南了。
  不知杜修经是考虑自己的错误没听清决议还是别的原因,他当时追问了一句:
  “是不是陈毅同志也留在湘南?”
  陈毅没有吭气,朱德则气恼地插了一句:
  “你硬是要把我们拉垮么?”
  这样,杜修经作为特委书记,龚楚作为特委委员,同时留在湘南特委工作。后来,杜修经在1929年冬天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解放后曾担任过湖南慈利县副县长、常德师专副校长,1985年8月重新加入共产党,后来还担任过湖南省政协常委。和平年代的杜修经又几次重上井冈山,他每一次来到这块他熟悉的土地上,都对当年犯下的错误追悔不已。
  龚楚则在1935年走上了一条与当时的共产党人背道而驰的道路,后来到了香港,写下了《我与红军》这本著名的书。后来的龚楚究竟是怎么样的人?他自己在《我与红军》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在思顺圩,井冈山又一位大将倒下了

  8月25日,红四军分两路离开寨前村,返回井冈山。
  正应了屋漏偏遭连阴雨这句老话,当部队行至江西崇义县新地圩时,发生了二十八团二营营长袁崇全伙同二营党代表杜松柏。副营长曹振飞等企图胁迫二营的四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一个迫击炮连公开投靠赣敌刘士毅部的突发事件。
  如果袁崇全叛变成功,那么,二十八团等于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包括全部重型武器。
  所幸在行军途中,有几个连的连长发觉行军的方向不对,得知袁崇全要叛变,与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带着连队迅速逃离了他们。先后有三个步兵连和机枪连返回了大部队,并向军部作了汇报。
  这时,袁崇全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也到了军部,信的末尾署有袁崇全、杜松柏、曹振飞等七人的姓名。信中咒骂了一通共产党和红军,最后扬言要枪毙朱德、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人。朱德看了信,脸色铁青:
  “无论如何要把这七个败类抓回来,把受蒙蔽的部队引导回来。只要我们想办法点破袁崇全的阴谋,士兵们会觉悟的,一定会反戈一击。”
  25日晚上,红四军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当王尔琢得知袁崇全等人到了崇义思顺圩,便主动请缨说:“我与袁崇全是湖南石门的老乡,又是黄埔军校的同学,平时与他来往较多,我去把他和带走的部队争取回来。”
  事已至此,别无良策,军委同意了王尔琢的请求。
  这时,二十八团一营已提前包围了思顺圩。
  王尔琢带领一个警卫排匆匆赶到思顺圩,为了保证被胁迫的士兵安全归队,王尔琢再三告诫一营的官兵,不要轻易开枪。
  交代完毕,王尔琢只身向袁崇全住的寿昌杂货店走去。
  王尔琢走进思顺圩,边走边喊:“同志们,我是王尔琢,是来接你们回去的。袁崇全同志,有什么意见就讲嘛!”
  听见王尔琢的声音,正在搓麻将的袁崇全离开牌桌,拿起两枝驳壳枪,冲到门口,双枪齐发……
  时年二十五岁的王尔琢当场倒在思顺圩大街上殷红的血泊之中……
  王尔琢,字蕴璞,1903年1月22日生在湖南省石门县官桥村的一个小康家庭,早年在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读过书,1924年2月,以优异的成绩投考黄埔军校成功,成为第一期毕业生,并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尔琢参加了北伐,1927年又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随后他跟随朱德、陈毅带着南昌起义余部转战粤湘赣边界,最后发动湘南起义,上了井冈山。
  这位曾立下誓言“革命不成功,一不刮胡子,二不剃头”的青年战将,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了一个叛徒的枪口之下。
  井冈山,在经历了二十九团覆没的打击之后又一棵大树倒地。
  闻听噩耗的朱德、陈毅,火速赶到思顺圩。迎接他们的,是面朝青天的王尔琢烈士遗体旁一排排掩面而泣的将士。
  朱德禁不住流下了悲愤的泪水。
  朱德在井冈山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王尔琢牺牲时,一次是他的爱妻伍若兰牺牲时。
  王尔琢的血教育了被胁迫的士兵,就在袁崇全的枪打响之后,被胁迫的步兵连和迫击炮连终于回到了红四军的怀抱。
  也许,王尔琢的在天之灵可以稍稍瞑目了。
  第二天,王尔琢烈士的遗体安葬在思顺圩旁的虎形岭上。
  9月13日,红四军重返井冈山途中,在遂川城外与刘士毅的独立第七师激战。独七师虽然在数量上远胜红军,但这是一支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战斗力却远逊身经百战的二十八团,终于抵挡不住红军的勇猛追杀,经过一个上午的激战,死伤惨重,余部逃向赣州。
  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打扫战场,缴获枪支二百五十枝,俘敌营长一名、连长一名、排长多人、士兵二百余名,敌军死者甚众。
  令战士们高兴的是,在死尸堆里,意外地发现了杀害王尔琢的凶手袁崇全。
  做了二十天“国军”梦的袁崇全终于未能逃出红军的手心,做了乱枪之鬼。
  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征尘未洗,便在宁冈砻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王尔琢烈士的大会。朱德致悼词,毛泽东亲自书写了一幅挽联: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值得一提的是王尔琢的结发妻子覃凤翠。
  1923年农历的八月二十八日,王尔琢在老家与同村姑娘覃凤翠拜堂成亲。然而他们仅仅一起共同生活了五个月,王尔琢便离家别妻到了黄埔军校。从此之后,王尔琢与覃凤翠天各一方,终未谋面。1924年,王尔琢的女儿出生了,覃凤翠按照王尔琢临行前的交代,给女儿取名为桂芳。不幸的是桂芳十八岁那年,上学途中,因河里涨大水,涉水受凉,因而一病不起,早年夭折。
  1926年,王尔琢随北伐军占领武汉,曾致函覃凤翠,要她携女儿到武汉一晤。但不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北伐军中任东路先遣军政治部主任的王尔琢被列上了黑名单。王尔琢得知情报,无暇再在武汉等待妻女,秘密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和周恩来。一个月后,覃凤翠带着桂芳抵达武汉,在惊恐不安中百般打听王尔琢的消息,终无结果,失望地回到了湖南老家。
  由于战争年代的环境所致,覃凤翠对王尔琢烈士的死讯一直茫然无知,直到解放后,她才知道,自己苦苦守望的丈夫早在二十多年前的1928年便离开了人世。
  覃风翠终未再嫁,为王尔琢守寡六十多年。让人欣慰的是覃风翠老人的身体一直很好,八十多岁仍然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楚。

八月没有挂花香

  农历的八月,是井冈山桂花飘香的季节,然而,1928年秋天的井冈山,桂花的香气却总也飘不出来。钻进人们鼻孔的,是一股股血腥的气息。
  由于湖南省委不从实际出发而制定的错误方针,使井冈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二十九四败绩湘南,井冈山内部空虚,白白错过了几次可以致敌于死地的机会。
  8月上旬,江西国民党军得悉红军主力远走湘南,于是,肆无忌惮地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三十一团退至永新山区坚持斗争,敌人步步紧逼,相继占领了永新、莲花、宁冈。
  曾经号称面积七千二百平方公里,人口五十余万的井冈山根据地,这时只剩下了巴掌大的地方。除了宁冈的西区、北区,永新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西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莲花的上西区,酃县的青石同区和大院区以及茨坪和大小五井一带的山区,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江西敌军所据。
  被占区的人民群众遭到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永新县的新浪乡,原有一千三百多人口,一百四十多幢房屋,只剩下六百多人,七十多幢房屋。
  与此同时,党组织和政权组织遭到敌人的大破坏,用毛泽东的话说:“大部塌台。”
  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富农分子和钻进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他们挂起白带子,站到了豪绅阶级一边,甚至充当打手,带领敌人到处烧杀。豪绅地主则乘机夺回农民手中的土地,反攻例算,对农民逼债收租,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分田,地主割禾”的现象。
  刚刚鼓舞起来的革命热情被浇上了劈头的凉水,农民的心逐渐地冷下去。
  井冈山还能站起来吗?
  许多人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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