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一场夺权的风潮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了。先是上
海市委的大权被夺，接着便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省委大权被夺，消息接
二连三地传来。林彪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就是天下大好。可高兴
之余，不免又深深地遗憾竟没有一个军区的大权被夺的消息传来。他虽是国防部长、中
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较大的军权，但他对军队里那些不怕他、不吹他、不捧他、不服
他的人，总看不顺眼，而且把他们看成眼中刺，要拔掉而后快。他曾多次对吴法宪等人
说：“要把军队的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挖出那些“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
江青也跟着起哄说：“武汉、成都，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可要“冲”军队，谈何容易。在军队里不仅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正
直的老帅们把着关，而且还有“军委八条命令”在管着。这八条是老帅们为了国家的稳
定安全，为了保卫军事机关免遭冲击而拟定的，是毛主席亲自批阅通过的。所以林彪即
使有想搞乱军队的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但后来，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
革命”、“支左”，却给军队的不稳定制造了隐患。不久，就有涉及军队的武斗事件传
来，而且是林彪、江青所痛恨的武汉军区。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当
事者是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派和武汉军区。事件的发生是由武汉和南下
的军内外造反派占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而引起的。他们占领
大楼后，于2月9日利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
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然后，造反派开始了更大的冲杀，
甚至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广大军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打砸抢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武汉军区对2月9日的社论表
态。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
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月9日社论。并于3月7
日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了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等人。
3月21日，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所属组织。社会秩序趋于安定。
    这种事的发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件事中，他们看到了实现
他们“抓军内一小撮”阴谋的突破口。于是，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他们的授意下，
19盯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批判和警告武
汉和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布了由林彪
策划口授的否定“八条”的《军委十条》。其表面上看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
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在社论和“十条”的鼓动下，本已平息下来的
事态，重又被激化起来了。武汉造反派马上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
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
为工总翻案，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致使“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
件频频发生，执行“三支二军”任务的解放军常常遭到造反派谩骂甚至围攻，惨案时常
发生，武斗有增无减。
    而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别有用心地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
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说：“百万雄
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
《六·六通令》严肃处理……。”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行为，无异于鼓励造反派大胆地
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到达武汉处理问题，同时，谢富治、
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经过协商，16日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
“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
承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但王力和谢富治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的晚上，就违反了周恩来的关于
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有意识地与造反派谈话，暴露身份。周恩来只好让他
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下去后，他们却公开采取压一派支一派的手段，逮捕了13
名“百万雄师”派的负责人。在周恩来飞回北京后，又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
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提出所谓“四点
指示”：军区支左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这种公开支持造反派的做法，激怒了武汉的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7月20清
晨，愤怒的群众来到东湖宾馆，要找王力说理，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
不走，群众忍无可忍，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军委大院批斗。7月20日至23日，武汉军
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此期间，“百万雄师”收到了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
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这就是影响很大的“七·二零事
件”。
    这一事件中王力被批斗，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事件的发生则是林彪、中央文革推波
助澜的结果。可林彪却反咬一口，危言耸听地说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并把“七·
二零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为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奠定了一个基调。对这
一事件的直接引起者王力和谢富治，则捧为英雄，在北京西郊机场为他们的回来举行了
数万人的欢迎仪式。
    北京街头也一夜之间，贴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和揪出“黑后
台”徐向前的大字报。这预示一场指向军队的大批判就要开始了。
    7月25日下午他们又在***前召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林彪本不想参加，但
在快要开会时，又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表示要亲自参加，说：“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
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
右派瓦解”。下午五时，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
中结束。
    7月26日上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把该会开成了批判会，进
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武汉事件徐向前是有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愤然退席。会
上不仅不听陈再道的解释，吴法宪还带领几个打手冲进会场，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
徽，拳打脚踢，不让他们讲话。会议休息期间又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对他们进行
武斗。会议开得很长，吃过晚饭后再开，陈等人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
不住，陈便对坐在那里不讲话的康生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
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还没说完，康生就恶狠狠地打断说：“人可以变！你陈再
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
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他们这样大加讨伐，主要是为了吓唬人，让人不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否则其
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
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
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
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有了这一顶顶可怕的大帽子，陈再道、钟汉华想在劫逃脱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钟的职务。但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不
过是他们的借口、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掀起一场“揪军内一小撮”
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批斗陈、钟的同时，也着手大搞舆论宣传。7月22日，也就是王
力、谢富治乘机返回北京的当天，林立果就迫不及待地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
二零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中央文革
在研究“七·二零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他说：“为
什么不能搞军内一小撮？”7月25日，他告诉王力，谎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
席，毛主席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除了大搞宣传之外，他们另一手就是发动各
地造反派去闹，以造声势。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华召开有各地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上传达
林彪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同一天，北航红
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党内的—小
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掀出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
司令部的最后决战，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一时间，浊浪滚滚涌来，铺天盖地。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造反派冲击军队，揪
“陈再道式人物”的事件。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领导同志被打成了“七
·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区负责同志惨遭迫
害，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地造反派到处哄抢档案、
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的指挥陷于失灵状态。
    就在他们干得起劲，干得高兴的时候，毛泽东震怒了。1967年8月《红旗》杂志发
表了两篇关锋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毛泽东看后挥力批示说这是“大、
大、大毒草”，怒喝：“还我长城”。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多次划
掉了“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批示说：“不用”，退给了林彪。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林彪、江青一看情势不妙，立即慌了起来，急着找借口为自己解脱责任。叶群立即
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队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
只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谁加上的呢？江青、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
陈伯达签发的，而且他还是舆论总管，主要怪他。陈伯达处境危急，只好求助于第一夫
人。考虑到把陈伯达打倒了会引起全国反对“中央文革”，因此江青、陈伯达寻找着替
罪羊。
    不久姚文元探听到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吓得急急地辩解说：“《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
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关抛出去最合适。
    正好这时有人提供新材料：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
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宣传要点”的清样上的
亲笔签字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王力正被毛泽东任命
为中共宣传组组长。关锋主管《解放军报》。这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
出“揪军内一小撮”，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关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到了王、关的头上。江青、陈
伯达、康生乘机溜了。毛主席同意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关锋。
    其实最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康生，不过其老谋深算，改口道：请示毛主席，
主席根本就没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不仅如此，康生连夜翻查王力的档案，把
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关锋也被定为“特务”。后来，
俩人受到隔离审查，这是罪有应得。不过他们绝不会想到的是竞会被自己的同伙以如此
之罪名投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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