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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传

作者: 王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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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往富国强兵


  一九〇二年,林伯渠考取了刚刚成立的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
  在戊戌政变中,慈禧太后打掉了光绪皇帝举起的变法维新旗帜,可是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这一系列事变后,在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危机深重的时刻,为了摆脱窘境,她却想把自己打扮成实行“新政”的旗手。一九〇一年一月她与光绪皇帝颁发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八月,下令整顿百日维新中创设的京师大学堂,并令各地将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这种变革,主要是废科举,立学堂,改变教育的组织形式,而它的教育方针,仍然是早先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货色。然而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毕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而广设学堂,遍采西学,也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情况下,湖南成立了中、南、西三路师范学堂。西路师范是当时湘西的最高学府。创办之初,它令湘西各县每县选送二人入学。十六岁的林伯渠在思想开通的父亲的支持下,“经过县考”进入了西路师范。学堂所在地古城常德,是湘西门户,交通方便,市井繁荣。父亲亲自送伯渠入学,让他熟悉环境,带他走亲访友和游览城郊的名胜古迹。林伯渠离开了安福家乡,第一次来到“大城市”,眼界大为开阔。
  西路师范开办时只有百来名学生,第二年发展到一百六十余人。在这里,林伯渠先后学习了经书、诸子、历史、地理、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博物学、化学、物理、日文、英文、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从而使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较过去宽广许多。
  林伯渠在西路师范期间,更加关心国家大事。他对湖南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风流人物、西路师范的创始人熊希龄,非常敬佩,并且发为吟咏。原来这学堂的主体房屋,曾经是明朝荣定王朱翊珍的王府,但几经兴废改建,早已不是昔日模样,遗物只留下几个巨不可抱的石磉和一口胭脂井了。林伯渠对王府到学堂的变化,有感于衷,便信手写来:
  此是何处?父老传言,云是昔日王府。断井还浸婢妾泪,遗础犹呻龙凤宇。金屋高悬午夜灯,照得轻歌曼舞。为问当年王后宫,今日该由谁作主?凤凰莅止鸣高岗,麒麟云集结新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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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青少年时的同学沈少卿回忆。

  这里的“麒麟”是美喻弃科举而入学堂的新来学友;“凤凰”当是指熊希龄。熊是湘西凤凰县人,曾有“熊凤凰”之称。他素来主张变法维新,为了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材,曾于一八九七年冬从北京回湘,在维新志士谭嗣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下,筹办了时务学堂,并任提调,延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严重地打击了湖南的顽固守旧派。戊戌政变后他被革职,敛迹回家,改图在较小范围内兴学,以待再举。这次创办西路师范,他联合湘西名士戴展成以得地利,假清军头目黄忠浩之名以取人和,而学堂的实际主持人则是他自己。
  林伯渠这一吟咏,由学友而至师长,辗转相传,终于为熊希龄所知。熊问他为何要这样写,他说出了自己认为一个维新运动的斗士理应受到尊敬的心情。熊希龄一面告诫他:你自以为是含蓄,而人家说你别有用心,你将有口难辩,一面提示他:学堂订有一些有益于青年的报刊,可在课余尽力去阅览,从中形成你自己的看法,但发为言论,见诸行动,却要谨慎小心,不要给我招祸。林伯渠虽然觉得这似乎有些小题大作,却也是一片真心,特别是受到了要努力求新知的启示。
  在西路师范期间,林伯渠眼见国势孱弱,外侮侵凌,他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和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心向往“富国强兵”,其所以如此,从一个方面看,也是继续受着他父亲爱国思想的影响。一八九七年,林鸿仪对山东胶州的教案中,德帝国主义借故挟制中国,要督抚李秉衡、知州许颂鼎抵罪,而“中朝竟甘受其挟制”,将李秉衡革职,发往军台,逼迫知州自尽,就深感洋人欺人太甚,“殊堪太息”①。他完全赞同义和团的反帝行动。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奋力抗击八国联军时,光绪皇帝曾多次传谕嘉奖,他工工整整地将嘉奖令全文抄录在笔记本上,从这里也可窥知他对义和团的胜利是何等兴奋。他这种爱国主义的态度,对林伯渠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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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鸿仪:《日记》,1897年农历11月8日、15日。

  激起青年林伯渠热望“富国强兵”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当时的许多进步书刊。那时,学堂附近有一个启智书局,经理唐承隋是林伯渠父亲在武昌博文书院的学友。书局经常出售一些港沪出版的进步书刊,为了避免招惹是非,他便将内容更激进一些的藏之后室。林伯渠凭借父亲的关系,经常在星期日去阅读或购买这些书刊。
  当时在西路师范进步学生中公开、半公开或秘密地流传的进步书报,主要有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严复译的《天演论》、康有为、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章士钊创办的《国民日日报》等,到了一九〇三年下半年,甚至还有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以及邹容的《革命军》。林伯渠为了发动同学们阅读这些书报,联络一些进步学友,发起成立了新知学社。由于音乐室设在学堂的东北角,幽深僻静,加之上课时间不多,门虽设而常开,学社的成员,常到音乐室去阅读或聚会。开始时他们是各自阅读,继而相互交谈,讨论问题,有时甚至高谈阔论。久而久之,引起了学堂一些顽固分子的非议。熊希龄对学生看进步书刊,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当听到非议、责难时,他只好让庶务把音乐室锁起来。林伯渠等学社成员只得分散开来,把书报拿到距学堂不太远的神武寺、祗园寺等僻静的地方去阅读。这个新知学社后来发展到四、五十人,对开阔同学们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些新书报中,林伯渠受影响最大的是(新民丛报》。该报是一九〇二年创办的一种月刊。它反对慈禧太后,支持光绪皇帝,因而遭到清廷严禁,但却受到知识界的欢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以晓畅浅显、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颂扬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历史人物,宣传种种与中国封建传统相背离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观念。他的政治文章曾尖锐地指出,列强要“保全中国”,正说明中国处于被列强支配宰割的严重状态中。他还淋漓尽致地揭露清朝官僚政治的腐朽堕落,抨击慈禧太后徒有虚名的“新政”,甚至说,“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①。《新民丛报》的宗旨是恢复“百日维新”的新政,实行君主立宪。阅读该报的人,固然有受它的影响而赞同君主立宪的,但也有很多人,是经过梁启超而迅速地趋向于当时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林伯渠就是属于后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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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

  林伯渠仇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向往“富国强兵”,不只是接受了进步书刊的影响,现实的反抗斗争也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比如唐才常自立军起义的失败,就使他感到非常惋惜。唐才常是湖南浏阳县人,是谭嗣同二十余年的好友、维新派的激进分子。一九〇〇年七月,他眼见北方爆发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便以时局紧张、须力图“保种救国”为由,在上海邀请数百人举行“中国国会”,订立了三条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①这些条款,虽表现了唐才常政治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但他希望拯救国家于水火的精神,却博得很多人的支持。召开“国会”以后,他又秘密组织了自立军,亲赴汉口进行部署,拟于八月九日,由他统一指挥,分别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新堤,以及西路师范所在地常德,分五路同时起义。不料叛徒出卖,唐才常等二十余人被捕,八月二十二日同时被杀害,起义失败,林伯渠痛心疾首,此事更加激起了他救国救民的热忱。
  林伯渠后来回忆他在西路师范的政治思想状况时说:“戊戌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其思想言论,对国内知识界影响很大。我在西路学堂时,即获读《新民丛报》,加以唐才常汉口起义等影响,所以蒙混的仇满和富国强兵的思想,当时是很强烈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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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第192页。
  ②《林老谈辛亥革命》,《解放日报》,1942年10月10日。


  清政府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为了解决师资和实行“新政”的需要,先后派遣一些官员和青年出国留学。一九〇三年冬,西路师范举行选拔留日学生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录取。随后,他结束了西路师范的学习,前往日本。当时清政府企图在留学生学成归来后,经过考查,赐予进士、举人、贡生等衔,使之变成为己所用的人。可是事与愿违,这些青年学生接受新知识,富有政治敏感性,大多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林伯渠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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