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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叙沧桑记流年

作者: 叶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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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香港历险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回到香港。从夏初到秋末,在大后方的一段时间,看到了政治的动荡,同时看到了人民在生活的艰苦挣扎中表现出的对战争的乐观情绪。我滋长了强烈的创作欲,于是试用一种漫画和速写相结合的形式,利用土纸和墨笔,画成200 多幅《战时重庆》组画,以记所见所闻。这套画可以说是大后方的生活实录,住在大后方的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在我看来,却都是生活的火花,任其在眼前溜过,毫无反应,未免有失画家的职责。我把这套画带到香港,首先得到同行们的赞许,其次引起出版者的注意,认为可以先办一次展览,然后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画展在半山腰的某教会会堂举行,以《重庆行》作标题,概括全部内容。等到交付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此事搁浅。幸而朋友藏好原稿,后来把它带到桂林,交还给我。

  画展之后,我在香港近郊沙田租到一间住房,想在这里准备画一批画,然后远走新加坡,到那儿去开一次画展,可能的话,就在东南亚放开我的视野,开拓我的新生活。不料迁到沙田没几天,即遇日寇从广州方面向香港进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围,正处在火线上,英国人雇用的印度兵从香港开来,准备抵抗。记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处听到枪声,我和一户种菜的农民避到近处山脚树林里,哩峻的枪弹声从树顶上飞过,有时打着树枝,劈劈啪啪作响。过了一会,枪声渐远,我紧张的心情才稳定下来,此时天已发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写得这里,忘了说一说那晚和我一起在树林里躲枪弹的,还有我新结婚的伴侣戴爱莲。这以后,我俩度过了一段惊险艰难的生活。

  1939年我和舞蹈家戴爱莲在香港认识,我帮她在半岛酒店举办了一次舞蹈晚会后不久我们即结了婚。1940年夏初同去重庆,同去见了周恩来,表达我们想去延安的心愿。周说,我们在大后方的用武之地比延安大得多,劝我们留在重庆。受此指点,我们打消了去延安的计划。留重庆期间,我们共同尝到了疲劳轰炸的滋味,一天躲几次防空洞,饱一顿,饿一顿,今晚住这儿,明晚不知住哪儿。这样的流浪生活,不以为苦,反而引以为乐。爱莲在重庆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为马的三支提琴曲编了三个舞,参加了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周恩来所说的“大有用武之地”,真是说着了,我们怎么不引以为乐!不久爱莲因病先回香港,在玛丽医院动手术。我回香港时把她从医院接出来,我们一同住到沙田,那晚在树林里她同我一起听了一夜的枪声。次日早晨,和我一起躲进树林的那一家农民从家里捧来一锅香喷喷的狗肉,请我们尝尝滋味,我们也就不客气,乐得暖暖肚子。谈到这场战争,我自命是老资格,告诉他这是日本人打香港,日本人来了,英国人就得走;我们是大陆来的,是日本人的死对头,我们也得逃,但不知逃到哪里去。老乡说,山上有个山尾村,是我房东的老家,不妨去躲一躲。听了他的话,我马上回新居;房东正在收拾东西,问我怎么办?我说跟你走,他就带我们上山。走到山尾村,才知道山上有田地,有村庄,这是原来想不到的。我们庆幸有了藏身的地方,先住下,再慢慢想办法逃出去。

  山村和外界隔绝,香港情况如何,无法知道,心里真急。偏偏日寇的散兵游勇时时光临,搅乱了这世外桃源。看来日寇已在沙田驻扎部队,其士兵一有机会便到穷乡僻壤来搜寻猎物。他们进了村,看到鸡就捉,看到猪就砍,看到女人就追,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来,完全把山尾村搅乱了。每天清晨,村里的妇女们早早备了干粮,带着孩子,躲到远处老林岩洞里,傍晚才回来;男子在村里应付强盗们。有一天强盗来得特早,妇女们来不及躲避,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被强盗抓住,他们把她拉到树林里发泄兽性,还派同伙在林外放哨,怕村民进去抢人救人。远远听到那女孩喊救命,我们束手无策,一腔怒火只能咬住牙关忍着。房东老人洪道英,是村里的长者,硬着头皮去见日寇驻军头目,请求保护。从那以后,山尾村稍稍安静了些。老人回来说,香港九龙早已被日寇占领,市面逐渐恢复,有的沙田村民已经担菜去市里卖,建议我们夫妇担着菜混进市里去看看。我也想,躲在山里不是长久之计,每天提心吊胆,不如冒一次险,进市里去和朋友们取得联系,也好商量个逃离香港的办法。于是我们下决心离开这与世隔绝的山村。我俩向房东借了衣服、扁担、菜筐,乔装改扮成茶农,和老人的长子,即我在沙田的房东,一同出发,进九龙去卖菜。

  12月9日进山,1 月8日出山,在山尾村住了一个月。临走之时,心想老人家招待我们住了这么久,总要有点实际表示,向他道谢才对。但身上囊空如洗,光说空话怎么行。爱莲当即取出她仅有的一副耳环、一串项链,送给了老人。

  房东在前面引路,带我们夫妇下得山来,老远看见几个日本骑兵拦住几个担菜的妇女,把菜抢去喂了马。我们立即绕道躲开,走上公路,向九龙方向前进。走不多远,遇到一支日本后撤陆军。他们一路走,一路拉夫为他们肩负抢来的财物,其中有软件,也有硬件。我们三人走过时,正碰上他们就地休息,于是三人都成了他们现成的猎物。房东先被拉住,其次是我,女的不要。我示意爱莲担莱先走,去远处等我。我察言观色,贼兵是想把他们自己身上携带的财物撂给我们代挑,我若真被拉走,不知到何时何地才能放回。我便捧着肚子蹲在地上装病,执意不肯就范,同时示意房东撂下菜筐向前狂奔。贼兵见了,想追又不敢追,只跑几步便折回来。此时突然听到带队的喊官一声哈喝,两个贼兵马上拔脚归队。我趁势溜之大吉,还把房东撂下的莱拉了,双排在肩,赶去和爱莲及房东会会。大家捏着一把汗,直待敌兵走完,才又上路奔向九龙。

  房东领我们在他的一家小商号休息,吃过了饭,我便开始寻找熟人。第一家找的是姓黄的画友,他正在家。看我们这副打扮,知道是从乡下来,便问我们沙田情况如何。我把山尾村避难情况说了,问他香港那边怎么样,过得了海吗?他说现在局势开始稳定,港九已恢复交通,而且日军已在下令疏散人口,可以有机会离开香港了。我问他生活如何,他说他能说日本话,在地方治安机关服务,做救济难民和疏散人口的工作。他看我们的狼狈相,建议我们在他家住一晚,换换装,明天再过海去。

  这天下午我找机会看了看九龙街头的情况。店铺家家关门,街上布满地摊,卖衣服用具的多,卖吃的少,难得有一两个卖粮食的,喊价高得吓人。可见粮食已很紧张,怪不得敌人要疏散人口。这晚黄家在骑楼上搭了个临时铺,招待我们夫妇睡了。次早醒来,我问老黄到底给日本人做什么事,他说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你不信,今早上班,你跟我去看看。此话正中下怀,我正想要看看日本人怎样统治英国殖民地的中国人。吃早饭时,黄大嫂和老黄咬了一阵耳朵,老黄说:“怕什么,拿出来吃了算啦,明天缺吃的,我会想办法。”原来这位地方维持会第一把手的家庭也缺粮。我对爱莲用英语说:“咱们省着点吃吧。”

  早餐后,老黄带我同他去维持会上班。只见围墙里有个广场,看来这儿原是个学校,这广场便是操场。操场上已站了不少人,都是邻近的居民,后面人还在继续进来。几个贼兵散在四周维持秩序,老黄进去,一个贼兵头头和他叽哩咕嗜说了一阵日本话,他便招呼人们好好站着听日本人训话。日本官站出来说了几句,老黄接着大声宣布:“港九粮食紧缺,皇军要求大家回老家去,免得在这里饿肚子。过两天港澳轮渡开始复航,大家要懂得皇军一番好意,回去和左邻右舍都说说,能走的快点走,千万别耽误啦!

  老黄说完话,又和贼头咕喂了一阵,然后宣布散会,同时向我示意:可以走了。

  这天上午我们夫妇二人换上还算体面的服装,一同过了海,找到西环学上台旧居的朋友们,相见之下,有隔世之感。他们以为我们这久没消息,可能在沙田前线牺牲了,现在活着回来,大出意料。我把在九龙和老黄打交道的事说了一遍,他们说此人曾留学日本,在上海是美术“左联”的人,如今日本人来了,该是他“交鸿运”的机会了。

  我到了这里才明白,日寇对香港的突然袭击,是太平洋大战中的一个小小战役。香港自1939年起已经是一个孤岛,日寇占领香港,对中国来说影响不大,不过,大批文化人被困在香港,这个打击却不小。日本当局的疏散政策,对我们是逃脱魔爪的大好机会。我对朋友们表示,只要港澳轮渡开航,我第一个上船,到澳门想办法通过沦陷区回大后方去。当时响应者有徐迟一家三口和盛舜一家两口,加上新近闯来香港的罗寄梅,连我们两口,一共八人。澳门我虽去过,但不熟悉,澳门以后如何行动,心里也没底。好在八人中盛舜住过澳门,他母亲现在还住在澳门,一切全靠他安排了。

  港澳之间船行两小时即到。澳门表面上还是葡萄牙殖民地,实际已在日本特务机关的统治之下,澳门北面的中山县,早被日寇占领,中山的县治所在地石歧,和澳门之间通公路班车。我们从香港来的八个难民,打着回乡的旗号,领到回乡证,买了票,登上了班车。这班车是辆运货大卡车,车尾装行李,货位装旅客,塞得严严实实。上车前,由日寇特务机关把住关口,检查行李和证件。那个特务头子身穿便衣,挺胸凸肚,腰间跨一口日本军刀,威风凛凛。好不容易通过检查站,驶出澳门,进入中山县境,又是一道关口——敌军的岗哨。一个日本兵爬上车来东张西望,看了几眼,便叫放行,我们总算顺利通过。这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在日寇占领区旅行,成了沦陷区的顺民。近午离开澳门,傍晚到达石歧,在车站被一位旅馆伙计拉去住店。盛舜出面打听去鹤山的路途。鹤山是贴近西江沦陷区的我军控制区,我们心里把它叫做自由区。盛舜打听到明天即可搭内河小轮去江门,在江门买良民证后可以通过日军岗哨走出沦陷区。我在石歧旅店安顿就绪后,拉了盛舜到街上看看。走到一处十字路口,远远看到一个敌军岗哨,行人走近,必须向日本人鞠躬行利才能通过。中山沦陷已有三年,老百姓习惯了这种显示占领者威风的霸道行径,个个人彬彬有利地鞠躬如仪,然后若无其事地扬长而过。我们看了一会,一股不愿做亡国奴的情绪堵塞胸口,扭转身返回旅店。

  第二天一早,在码头上吃了美味的鱼生粥。这儿没有澳门那样的检查站,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很从容地上了船。在船上,脑子里闪过一道意念:看来当沦陷区的顺民并不很难,可这想法又被昨晚看到的敌军岗哨的威风打退了。这一水程,是珠江三角洲的一道小河,向北直通西江大河,江门是这一水程的重要码头,梁启超在新会县的老家就在这江门镇上。水程途中,见到一艘敌人运粮船,船后艄的舵篷下,几个贼兵围着一个船娘饮酒调笑。因这船驶在我们轮渡前面,我们看又不是,不看又不是,叫人气破肚子,不由问自己:在沦陷区做敌人的顺民行吗?

  到江门住在一家沿河的旅店里,旅店老板为我们每人买到一张良民证,准备第二天一早由一位乡长送我们过敌军岗哨。送人过境是本乡的一个好差使,良民证卖钱,送过境也要收钱。我们八人全是农民或平民打扮,自挑行李,来到西江边上一座山脚下,老远就看见敌军数人在蹦蹦跳跳地作欢迎状。起初觉得纳闷,后来想起,乡长曾嘱咐我们,过关时要受搜查,如有贵重东西要藏得严密些,别让抄走,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敌人看到我们这一群送礼的人来了,哪得不乐。我身上唯一贵重的东西是那只防水防震的手表,早已偷偷戴在隔肢窝下,搜查时,两手放意低低举起,不让敌人摸到,算是逃脱了劫运。贼兵贪婪,什么值钱的都要,我离香港时从地摊上买来的一套西装被抢走了,派克牌钢笔、皮鞋他们也要,女人的首饰当然更要。这一搜括,每人行李都减轻了。到鹤山还有一段路要走,对我们来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能平安走出沦陷区,那怕被搜得精光也觉得痛快。搜括完毕,敌军一声令下,放送礼者过关,乡长向我们挥手告别,我们当然向这位好心的同胞由衷感谢。

  快步离开岗哨后,前行几十步,人人松了一口气。停下来交换意见,都说目的地离此十来里,在这两不管地区,一怕遇盗,二怕敌人进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人说,遇盗不怕,把剩下物资全部奉送,两手空空,落得轻松。至于敌人进攻,看来可能性不大,想想刚才敌人岗哨上那种抢劫行为,他们哪还想冒生命危险扩大什么战果!这么一说,大家心情突然开朗起来,步子迈大了,嘴上也唱起来。一小时以后来到了鹤山。

  进了镇,住进了旅店。人们打听到我们从香港来,便问香港情况,我们如实回答。这一带的人从来和港澳有来往,这一传,传到了镇上的政权机关,便派人来查问,叫我们自报身份以及和重庆的关系,怀疑我们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而且居然下命令把我们看管起来,不准自由行动。这个意外的打击,使我们一颗颗爱国心顿时凉了下来。罗寄梅比较冷静,宣称他是中央通讯社的摄影部主任,不信可以向重庆打长途电话询问。那些人一看我们来头不小,果真打电话向上面请示。接通了重庆,证实我们确是刚从香港逃出来的文化人。这么一来,我们从阶下囚一下子变为座上宾,去肇庆的关系也搭上了。

  鹤山到肇庆的公路已破坏,去肇庆必须步行。爱莲新病初愈,大家怕她走不动,可她体质好,表示挺得住,我们便决定步子放慢,行程拉长。好在敌人已被我们甩得老远,肇庆的关系也已搭上,可以松松劲,慢慢行。一路走了两天,早走早投宿,平平安安到达肇庆。

  肇庆是广东省的一个专区,坐落西江南岸,是出端砚的地方,据说端石矿已经开深到西江江底。逃难途中,无此闲情寻问端砚的出处,倒是肇庆专员颇有雅兴,招待我们游了一次位于对岸的七星岩,还请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广东宴席。托他的福,我们八人搭上了去梧州的大轮渡,由梧州转桂平,由桂平转柳州,走的全是水路。水路上走的轮船叫拖渡,拖渡上能睡管吃。在柳州搭上火车,直奔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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