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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叙沧桑记流年

作者: 叶浅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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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游斗示众内调外调



  8 月27日起全院牛鬼蛇神集中到学院牛棚居住,总共三十余人,生活纪律和劳动强度比分散时严格很多。白天学习、劳动、写交待,晚上开生活会亮思想,老头子们被整得精疲力尽。我这时候只有一个想法,一切听天由命,由人摆布,把这条老命豁出去了。自从“黑画”展览开始,我吃了造反少年的皮鞭后,这种消极思想更为强烈。革命司令部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造反派可不听那一套,手痒了,不打人不好受,我们随时准备挨打,皮肉之痛倒可以减少一点精神创伤。然而革命风暴有时也会变调,变得阴森而低沉,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大概是革命派内部发生什么磨擦,从牧牛郎的精神状态可以觉察出来,这种时候,他们表现得色厉内在,心不在焉,可见革命派也是不好当的。

  美院的大规模“黑画”公开展览后,革命群众如同潮水一般奔腾而来,抓机会开眼界找刺激。我的“黑画”占了一个教室,成了革命群众嘻笑怒骂的重要对象,我随时被从牛棚里揪出来斗争。这一拨散了,另一拨补进来,围着高台轮番臭骂。有些人故意提出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逼得你哑口无言。例如,问你为什么要丑化革命领袖?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如果为了满足这些人的愿望,直截了当说我恨革命,恨社会主义,那就得挨皮鞭,逼得你非拐弯抹角在动机和效果上兜圈子不可。我心里明白,群众的愿望,不过象看猴子要把戏,借机取乐而已。不过到了晚上开生活会,便会有人咬你一口,挨骂挨斗,习以为常。

  前面说过,红卫兵把我从文化部集训班揪回来,打得头破血流,我已经把老命豁出去了,无论怎么斗怎么打,不过是一堆臭狗屎,打得瘪了气也无所谓。问题是站在高台上,当着一群看把戏的年轻人,这幅老面皮实在扯不下来。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总想到自己还是人,不是猴子。古人说上可杀而不可辱,造反派不打你,而笑话你,比挨打还难受。难怪老舍在一次斗争会上丢尽脸皮之后,走到太平湖里去自沉。在这个关口,我幸而有一股豁达自负的气度,有一个漫画的心态,没有走到绝路上去。几次辱骂之后,脸皮厚了,嘴也滑了,笑骂由人笑骂,坏人我自为之。“黑画”展览期间,揪斗频繁,对群众是一幅面孔,对红卫兵监督又是一幅面孔,总算勉强熬过来了。以后造反派全国串连期间,美院住满外地串客,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偶然也有揪牛鬼蛇神寻开心的,这叫“示众”,我的示众次数也不少,比之“黑画”期间却少多了。

  革命形势又一次转变,学院的“革联”“红旗”“井冈山”等不同派别的革命组织,忽然联合起来,成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1967年1 月26日下午,突然宣布开大会,把三十多个牛鬼蛇神揪出来,一个个宣布罪状,把其中的十来个戴上高帽子,分乘两辆大卡车,上街游斗,一路敲锣打鼓,吸引路人。这十余人是几个大号反动派,其中当然有我。出王府井南口,东出建国门,转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再转到朝阳门里的文化部大门口,车上革命师生员工喊口号,车下行人被吸引过来,口号锣鼓一阵吹打,果然引来了不少人。有人大概认识我,指着我喊:“那是叶浅予!叶浅予!”车上便喊:“打倒叶浅予!,砸烂叶浅予的狗头!”我那个被高帽子压着的脑袋瓜,哪敢抬头,眼睛闭着,耳朵听着,心里盘算着,希望快快结束这场搅人灵魂的把戏。口号喊完,车往西开,我以为还要到美术馆去演出一场,可车在东往南一拐,开回美院。在东郊那段路上,车开得很快,路旁群众连喊:“开慢点!开慢点!看不清哪!”有群众指着我们骂:“混蛋混蛋!”我始终低着头,不是不想把脸给人看,脸皮早已丢尽了,还怕什么。所以低着头,是动脑筋想问题:今天为什么要游斗?是不是从三十多个牛鬼中挑出我们十来个,游斗一番,算是定了罪,定了案?其次是想,今天怎么游法?怎么斗法?游到什么地方?游到什么时候?心里不免嘀咕。可是又一想,既然上了车,无非再当一次反面教或但愿时间快些飞过,早点回牛棚休息。心定之后,便思考如何度过这段示众的时间,于是心生一计,这几天正在读“老三篇”,背“老三篇”,何不利用这大好时间,闭着眼睛默默背诵“老三篇”?由于背“老三篇”,全神贯注在“老三篇”的逐字逐句,把一切杂念都打退了,耳朵虽然听到一些叫喊声、咒骂声,也就不往心里去了。

  大约是1968年年初,具体日期记不清,老天下了一场小雪,路相当滑。这天上午我被通知准备一星期粮票,带点零钱,下午上路。我问去哪里,造反派说甭问,到时自然知道。心里实在纳闷。下午准时在校门口集合,一辆大型吉普车停着;造反派四人,其中一人我认得是国画系毕业,分在天津艺术学院工作,心里便有数了。牛鬼之外,还有一个蒋兆和,大型吉普前后三排座位,前座是司机和天津那个学生,中座是我和蒋兆和,后座是美院造反派,是押差。这一车人,很象《水游传》里充军路上解差押犯人的情景。车出建国门,向通县方向走,看来今晚要赶到天津。去天津干什么?是充军改造吗?蒋兆和是个病号,没蹲过牛棚,怎么经得起折腾?临行指定带一星期粮票,不象长期充军。正在胡思乱想,车已过通县,往廊房方向奔。1966年以来,除了住文化部集训班,关牛棚,一年多不见郊区农田了,眼睛一亮,观赏起自然景色来了。一路车辆不多,但时有会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吉普车头和前面一辆大卡车车尾相撞,吉普左轮盖板撞坏,车头引擎受震,开不动了。造反派下车办交涉,那份造反威风镇住了卡车司机,那卡车是通县一个修车厂的,交涉结果,吉普由卡车拖着,到通县去修。到了通县,天已大黑,我们两个被押罪犯成了旁观者,看卡车司机满头大汗,给吉普治病。大约费了一小时,吉普能发动,押差宣布今晚开回北京,明天上午换车再开天津。此时人人肚子里在唱空城计,解差发令在东单转角一家饭馆停车,解差和司机占一桌,犯人占一桌,装饱肚子后,解差头子关照犯人各自回家,明天上午再到美院集合。这一晚本该有思想斗争,怕睡不好,无亲身子在严冬的风寒里受冻,又受了吉普的颠簸,疲乏已极,反倒睡得很香。

  第二天上午那辆伤车不见了,换上另一辆大吉普。一路好太阳,近午进入天津市,直往市北开,开进河北艺术学院,由那个天津造反派把我两人送进一座教学楼,塞进一间已住了四五人的牛棚,双层铺,蒋睡下铺,我睡上铺。情绪稳定后,我俩向老住户打了招呼。原来这儿是天津市文艺界的总牛棚,其中有几个熟人,如河北省作协的XX,美协的XX,艺院教师XX,再一打听,我二人此行任务是在河北美术界反动派斗争大会上作示范。借重我们二人是北京老牛鬼,资格者,尤其因为我是全国美协的老牌副主席,和天津美术界素有联系,和几个头头关系密切,把我押来领衔挨斗,一则显示天津造反派的气派,二则威慑天津牛鬼蛇神的反动气焰,三则犹如大剧场邀请名角登台借以吸引观众,提高票房价值。谜底揭开,我们心中石头落地,情绪稳定了。在这牛棚里,我和蒋是客人,又是老人,年轻牛鬼以主人身份接待我们。我们把粮票饭费交给他,三顿饭由他向食堂打来。这种反动阶级友爱的表现,在北京牛棚里是非法的。前面提到过,1966年住牛棚时,国画系四个老人组成一个劳动小组,包下十个男女厕所,我们互相合作,干得干净利落,造反派讽刺我们说我们“团结友爱”,便叫我们挖反动思想,批判这种反动的“阶级友爱”。

  几天以后,那个河北美术界斗争大会在一个剧场里举行,七八个本地牛鬼,加上我和蒋兆和两人,排成一行,站在台前,个个戴上纸糊高帽,我的帽上写着“美蒋少将特务叶浅予”,蒋头上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蒋兆和”,其余的人顶着什么牛名,记不清了。会上,一个个轮着批斗,其中一人不知犯了什么罪,斗完后立刻由公安人员给戴上手铐,押出会场。第二天天津的日报详细报道了这次有名角客串的斗争大会,叶浅予的臭名传开了。

  回北京不久,叶浅予也被送进监狱去了。1968年春季,“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所谓“斗批改”阶段,准备清理阶级队伍,美院的牛棚已经解散,牛鬼回到各系,由本系的造反派派人管理,进行筛选,把问题最大最多的人筛出来,确定为反革命分子,送进监狱去交国家管理。毫无疑问,叶浅予不但是国画界的头号反动派,也是全美院的头号反动派,从此以后,我的地位升了级,成为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在监狱里住了七年。

  1967年夏季某晚,我被叫去提审,主审者是XX造反派的高级参谋,另一人是记录。这个XXX 曾经管过全院的人事档案,反右时期江丰之被划为右派,社教时期陈沛之被指为走资派,主要是靠他抛出的档案材料。社教后,他被调来当国画系支部书记,他手上有叶浅予的黑材料;社教时我已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系里批过一通,由于社教运动坚持只整党内不整党外的原则,原已整好的黑材料没被抛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之后,我就在邢台四清前线被揪出来斗争了。我心里纳闷,那晚斗争会上,抛出那么多材料,究竟从何而来?等到1967年美院造反司令部把原社教工作组成员揪来美院,拘留了几天,追究包庇黑帮的阴谋,他们才在国画系交待了包庇叶浅予的实情。原来国画系早有一本斗争叶浅予的黑材料,1964年社教时被压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抛出来。这时XX是红旗造反派的幕后参谋军师,这晚由他出场主审,主要是追究我和中美合作所的关系,逼我交待我和国民党军统的组织关系。我的回答是:“我是美军请去的,任务就是面宣传漫画,配合美军在中国东海岸登陆,反攻日军在华东的据点;至于和军统的关系,因为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方面的雇员,由蒋介石的军统发工资。”

  XX说他为我的问题跑遍全中国,搜集材料。他指着我的鼻子问:“你的工资比国民党少将拿得还多,为什么?”我说:“这不能证明我就是国民党的少将。”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谁都知道政治部第三厅是国共合作抗日的具体军政机关,那个时期大后方的抗日军政机构都按国民党军政机关编制行事,在三厅工作的人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是当时的政治部副部长,由他直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三厅能是反共的吗?至于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画漫画,任务很明确,是抗日,决不是反共。至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接见我,也是为了要我好好和美军合作,为中国人争面子。他们知道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虽和八路军办事处有联系,但不是共产党,才敢于聘请我为抗日工作效力。他们给我少将薪金外加津贴,所以比一般少将拿得多。我是他们的客卿,和他们绝对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你们拿今天的社会关系来衡量那时的社会关系,实在太迂。不过,你们要怀疑,我也没办法。这一晚,兜来兜去,就是想把我打成名副其实的军统特务,经我摆事实讲道理,整得我精疲力尽,还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审判到半夜,他们饿了,拿出预先备好的冷馒头啃,我却挺着,将近拂晓,三个陪审官都有点支持不住。XX无可奈何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愿意这么审你,虐待你,我们也是很疲劳的。”意思是我不能怨恨他们。这时我当然也十分疲累,听他这么一说,精神反而振作起来。我找到一条草席在一个教室角落里静静躺下,等候天亮。

  住牛棚时期,外来调查材料的人十分频繁,这叫做“外调”。这些外调的人,多数是年轻无知之辈,凭着那一身红卫装,态度极坏,叫人不能容忍,有时只能以沉默相抵抗。可是偶然也有个别彬彬有利的外调者,我当然也以诚意相待,帮助对方完成调查任务。看来这些外调者比较有修养,理解黑帮的脾性和处境,因而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免得对方胡编乱造。有一次,一个自称是清华的造反派,有介绍信,态度特别谦恭,我怀疑此人是冒牌造反派。我主动问,什么事找我?他以轻微的声音向我表白,说他父亲是清华的教授,非常喜欢我的画,问我能不能送他一幅。我大吃一惊,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急了,又小声地说,你放心,美院造反派不会知道,现在没有,过几天约我来取就是。这时,我装做生气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问,你是造反派吗!造反派能这样向黑帮要东西吗!他听了之后,相当尴尬,我便换了副面孔对他说,我所有的作品都被抄家抄走了,老实说,抄得连一枝毛笔也不剩,想画也画不成。他只得默默告辞。这算是我住牛棚以来的一次奇遇。

  1966年夏至1968年春,头尾三年,住了三种牛棚:最初住的是文化部集训班大牛棚,接着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总牛棚,最后是国画系的小牛棚。美院总牛棚开始用上班制,中间用关押制,后期恢复上班制,小牛棚纪律比较松弛。在总牛棚,进校挂牛鬼蛇神牌子,出校卸牌子,到了后期,宣布取消挂牌。三年里,由于造反派的派性矛盾,一度抢管总牛棚,开始军训后实行联合,宣布总牛棚解散。黑帮回到本单位,进了小牛棚。不论大小牛棚,劳动制度始终贯串,三年来我们个个养成了劳动习惯,特别是打扫厕所成了我们的专业。不管造反派如何歧视我们,一进厕所,也难免夸我们几句:“美院厕所从来没这么干净过。”算是牛鬼蛇神的一点贡献。

  除了劳动,思想也有收获,触痛过灵魂表面,也打动过灵魂深处。开始时一味迎合“革命”,写《改造日记》表明心迹,其实言不由衷,做表面文章。所谓“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等等谎言,造反派心里有数,有时故意赞扬几句,表示管理有效,可以向造反司令部交帐;有时也刻薄几句,敲敲警钟,免得我们翘尾巴。在每晚的生活会上,有的人真能够把丑思想丑事情亮出来,对我们一些老知识分子也是大好的一面镜子。可是某些爱整人的人,利用机会章谣惑众,打击报复,也使我们擦亮眼睛,看到共产党员队伍里确实有些投机当官的小人。到了后期,我也学到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前期所写的带有水分的思想认识,看到了自己的假面具和侥幸心。例如,对待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字报,即使与事实不符,也不敢正面回答,装出一副死相,吞下全部苦果,免吃眼前亏。慢慢意识到这实际是蒙混过关,逃避罪责的表现,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翻了翻1967年5月9日那篇改造日记,如何记录我的思想斗争:

  今天读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还是社会主义的朋友?”

  第一,肯定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因而有向两面转化的可能。

  第三,监督人员说:“你们的问题都没有定性”,那么,是致是友未做结论。

  第四,大字报的揭发,群众对我的斗争,以及几个月的专政,显然是敌我性质。

  第五,我不是党内走资派。可也算得上是反动学术权威。

  第六,我的错误言行,是否受反动路线影响?我肯定是执行者,是不是受害者?

  第七,我是不是一贯反动?有些问题是不是一时的错误?

  第八,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下结论,看来是从个人利害出发,动机有问题。

  第九,我的要害问题是不是《冰糕颂》和《大同组画》?

  第十,关于丑化劳动人民和革命领袖是立场问题,是不是也有艺术方法问题?

  第十一,对自己扣上政治投机帽子是否合适?

  第十二,作为一个党外干部,在政治上要负多少责任?

  提出这么多“是不是”,我的基本想法认为我本来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造,于是由朋友转化为敌人。如果认真改造,当然可以转化回来。现在用不着自我鉴定自戴帽子,更不能回避矛盾,缩小罪责。

  需要的是,站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实事求是地分析自己的问题,让群众去作结论。

  另一篇触及灵魂的记录,是1966年10月4日的日记:

  今晚继续思想汇报。有人揭发:

  1 、人家揭发什么,他也揭发什么,人家不揭发的,他也不揭发,两面派,很狡猾。

  2 、专制作风仍有流露,打饭时态度专制,两只眼象狼。

  3 、告说漂亮话。国庆会上第一个抢发言,说得很漂亮,今天日记上又说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

  4 、有一天黑画展览会上,革命小将问他在中美合作所干了什么坏事,他说在那里画抗日宣传画。明明是说谎。

  加上昨晚那一条,谈经济躲开政治。总起来是一个对待改造的态度问题。是不是狡猾?是不是两面派?

  昨天谈劳动和贫下中农斗争我的事,情绪是正常的。斗争以后,有“躲不如斗”的想法,是不是思想很明确,而且解决问题了呢?不是。思想斗争仍然有,斗的滋味到底不好受。象我这样一帆风顺过来的人,初次遇到这样的大风浪,的确顾虑重重,不知道怎么好。最近一个时期,认为自己是不愿当顽固派的,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触动灵魂深处,一旦要触动它,总有些乱,不免产生不实际的法。有些问题没有认识透,甚至只在脑子里闪了一下,就拿来为自己贴金,说漂亮话,真是自欺欺人。

  主观上不想当顽固派,客观上是两面派,仍然是顽固派。我真愿当臭狗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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