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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作者: 袁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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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风霜苦 苦中思变



  以前,净行勾脸所用的彩匣子总放在后台的穿堂或地下窒,那里不是风口,就是有泔水桶或堆放垃圾的地方。为什么呢?人家嫌脏。使用者也常不注意,往往顺手就将颜色甩到各处,一些闲人还用这颜色在墙上、桌上、甚至椅子上题诗画画。使彩匣所在处都被勾抹成“大花脸”,又脏又乱,让人讨厌,称花脸为“臭花脸”。落得如此待遇,还算不错的了。若到王府和公馆演堂会,环境就更低劣。“戏子”是他们所蔑视的。
  这年腊月,在某王府演堂会,大轴子是梅先生的《游园惊梦》。我们富连成的学生陪演“惊梦”一场的十二个花神,我演五月花神,勾钟馗脸,穿红官衣,手提红纱灯。
  王府里层层院落,雕梁画栋,回廊花径,曲折幽雅,不能到处走动。但这已足使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大开眼界。这一天是阴天,狂啸的西北风,夹杂着冰凌雪花吼叫着。我们的“化装室”呢,仍旧在院里垃圾堆附近,用四根木柱支个席顶,四周没有任何东西以挡风寒。我扮戏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天更冷了,冻得我拿不出手,摘不下帽子,咬着牙,用最大决心露出被剃的光头,用冻得僵硬的手拿笔蘸好颜色画到脸上。脸上的温度巳顶不过外边的寒冷,颜色很快在脸上结成一层冰,脸又冷又疼。我勾几笔,就得背着风用嘴哈哈笔,哈哈手,再跺跺脚,否则笔也会冻上,无法再勾画。“腊七、腊八冻死寒鸦”,真是话不虚传。
  演完戏,卸脸就更苦了。我和往常一样,尽量将草纸揉软些,沾上豆油,去擦脸上的颜色,往脸上一抹,就象无数把小刀从头顶往下拉,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忍不住将草纸扔在地上,用手按着脸,不敢抬起来。好一会疼才减轻,脸洗干净后,用镜子一照,看见脸上被划了无数个小细口子。
  这件事给我刺激很大。过后,我和盛戎感慨地诉说一遍。盛戎也深有同感。我接着说:“咱们长大了,要将彩匣子都放在屋里,让大家注意干净。咱们也象老前辈那样置一份干净的彩匣子,自己专用,都得在屋子里勾脸,不能哪儿脏,哪儿臭,让咱们去哪儿,更不许管咱们叫‘臭花脸’。”
  “就是呀!咱们的彩匣子总是干干净净,谁还能管咱们叫‘臭花脸’。”
  话一投机,积极性就来了。说做就做,为了适应将来用自己的彩匣子勾脸,必须练会不用手拿着镜子。于是我们将镜子挂到墙上挂笔用的钉子上。镜子高,我俩都个子矮,踮着脚往上够着看,勾不好再重勾,也决不用手拿镜子。很快我们都适应了这种勾脸方法,为以后的“翻身”铺好了路。
  我俩在少年时代要改变“臭花脸”命运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后来,我们都置办了自己的彩匣子,改变了扮戏的环境。但是“臭花脸”的衔却没能扔掉。一九四八年,我抗拒保甲长对我的敲诈勒索。他张嘴就骂我“臭花脸”,这比打我还伤我的自尊心。盛怒之下,我打了他一个嘴巴,被判了刑事罪,坐了监狱(在西交民巷里)。解放后,我才懂得,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我们才能摘掉这顶“臭”帽子,当家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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