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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海无涯——袁世海回忆录

作者: 袁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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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路难行 几度失意



  年,我过得很愉快。但总觉得心里悬着一件事——我的戏份钱究竟能定多少?这是关系到我一家人生活的大事。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靠我一个人挑。哥哥受不了洋行的虐待,只待了一个多月,就偷着跑回北平,直到现在没有工作。三姐年龄也不小了,出嫁需要一笔钱;母亲受了这些年的苦,应该让她过上舒心的日子了。哥哥姐姐们也都说:“起码定十元。”“没准儿能定十五元,戏演得好,钱不会少给。”对呀!若论台上的成绩,绝不会给得太少,我们在生活上先勒紧一点,及早将债还清,到时有了节余,把住的那间东房修整一下,不能让它再漏雨。……万一戏份钱少呢?少,又会是多少钱?不会的!妈妈倒比我想得开,她说:“不想不成,想也没用,刚出科哪能跟人家争多论少哇!这就够抬举咱们的啦!定多,多花;定少,少花。咱们也不是没过过穷日子。”
  我明白,这不过是妈妈宽慰我的话罢了。
  初一,开箱演出,尚先生和王凤卿先生合演《御碑亭》,前边有张云溪演的《八大锤》,我演的《英雄会》(即《镖打窦尔墩》),我饰黄三太,杨春龙饰窦尔墩。戏后,我到帐房领戏份,重庆社的管帐先生对我说:“今天按规矩是拿喜份(喜份低于平日份钱),你刚搭班演戏,给你开的是戏份,往后好好干吧!”和往常一样,戏份的红纸包扣着递到我手里,我心里很紧张,用手攥着纸包,走出戏院,慢慢地将纸包翻过来一看,红红的纸包上,那黑黑的墨笔字闪入眼帘,不看则已,这一看就使我从头顶凉到了脚底下。我急急打开纸包,“一、二、三!”钱数和纸包上所写“袁老板三元”完全一样,我没有雇车,放慢脚步,一边走,一边算计,重庆社一星期只演两场戏,一个月演八场。我一场戏挣三元,一月共二十四元。除去每月应付一千元借款的十五元利息,还余九元。为了勒头,请管盔头箱的孙师傅帮忙,一场贴补他三角,共需二元四角。我只能余下六元六角。就是加上科班每月所挣的二十来元钱,生活也难维持,何况还有几千元的外债呢!哪年、哪月才能还清啊:我的方寸全乱了……
  回到家中,全家人都在喜气洋洋地过节,我怎敢唉声叹气,只是默默地坐着发呆。母亲见我这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心里就猜着了几分,再三追问,我知道睛是瞒不过的,只好将份钱拿出来。妈妈、哥哥、姐姐都愣了。
  半晌,妈妈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安慰我,喃喃地说:“唉!别着急!急有什么用,好在还有科班那二十元戏份,日子还能过。再托你四大爷出面,求曹大爷给个情,先别要利息,哪怕利上加利,将来有了,再一点点还。慢慢熬着吧:日子长着哪!”
  是的,来日方长,我得继续苦练。我不相信有本事吃不上饭;我不相信,我们家就永远这样穷下去。

  继《汉明妃》后,重庆社又排演了《龙女牧羊》、《比目鱼》等几出新戏,也曾去天津演出十二天,营业甚佳。回京不久,生活又开始捉弄起我来了。重庆社管事人,突然对我说:“咱们最近要去济南演出,时间不短。我们觉得你应该退出富连成科班,不然到济南演出你就先别去了!”这难题我一时如何回答得上来呢?他见我沉默不语,就让我回家想想,明天给他回话。
  为什么重庆社要我退出富社呢?事出有因,说来话长。还在我临出科时,富社去天津演出是经尚先生的推荐。他亲自给联系北洋戏院和我们学生的住处,又亲随赴津,请爱好尚派的观众看戏捧场。他住在惠中饭店,每天到剧场督阵,把场子,凡是他给排的剧目,如《娟娟》、《金瓶女》等戏在上演前。都要经他再次加工,可谓热情、认真极了。这本来是件好事,不知什么人借题发挥,传出了闲话。我也曾风闻:什么富连成要变成尚家班等闲言碎语。尚先生的长子尚长春也到富社坐科学戏,长春入科前练了许多武功,入科后,派长春演《殊砂志》的病鬼,是二路老生的角色。尚先生闻讯后,立即让长春退出富连成,好在长春也没写字据。说退就退了。从此,尚先生不介入富社之事,双方搞得很僵。重庆社见我自从排《别姬》以来,在科里一直是占了相当重要地位的人,意欲让我辞退富社,借此要科班的好看。我在中间可难办啦!退出富社的话,我无法向科班去提。我能有今天,是富社多年来对我的栽培。出科后,富社更没亏待我,给了我最优厚的待遇。我怎能得鱼忘筌呢?若不辞富社,重庆社就不要我去济南巡演,其意就是将我辞掉,我出科搭重庆社,被多少师兄弟称羡,不过半年就被辞掉,不论从哪方面看,都说不过去。若拂了他们的面子,我再搭别的大班,也会有困难,还有重庆社作保的三千元戏装费,万一一怒撤保,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总之,我感激尚先生的提拔,不敢得罪重庆社。也感激科班,不愿得罪富连成。我辗转反侧,一夜未能合眼,也没想出两全之策。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见重庆社管事,他没待我说话,就抢先说道:“想好了吧!听我的,好好干,我们给你长份钱。退出富连成的信已经给你写好了。念给你听听,就去交给他们吧!”信的大意是:因重庆社要去济南演出,时间较长,恐误科班演出,我还记得最后几句是:“……青山不倒,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今天看来,对母校使用这类词句很不恰当。那时如果去至科内讲明难处,会得到富社同情的。可我既没文化,又是初出茅庐,没有社会经验。遇到这类较复杂的事情就不知所措,完全听从摆布,无可奈何地咬着牙将信寄到富社。科班见我要辞退,他们也完全明白这出“戏”是怎么排出来的。此时,科班中受欢迎的剧目声势已起,叶盛章师兄的《白泰官》、《藏珍楼》等戏都获得了好评,盛兰也回科演戏,阵容比较齐整。所以,科班不怕这些,你走就走,有的是学生能演。不过科班也很生我的气,怨我吃着富连成的馒头长大,学了本事,翅膀硬了,听外人话挟制富连成。
  我真冤,重庆社、富连成有了矛盾,与我并不相干,却将我夹在中间受怨!
  我们赴济南巡演,住在河南旅社,还在进德会演出。园中老虎、镇惊压邪的长命锁犹在,依然招徕着大批游客,但对我已失去了吸引力。无事的时候,经常在苦思日渐艰难的日子。我们先后演出十五场,其中有三场是义务戏。一个月以后返京,那时已是秋季。叶大哥(龙章)、叶二哥(荫章)都到车站迎接,和重庆社言归于好。不久,尚先生就又帮富连成给盛章排《酒丐》,这出戏也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剧目。
  我呢,戏份钱没有长,出外巡演一场戏给八元。按规定出外巡演,戏份钱比在京要多加三倍,是十二元。在外面零用开销大,所剩的钱就不多。辞退富社后,每月又少了二十元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无法维持,只得又开始借贷度日。转眼又是年底,全家唉声叹气地过个穷年。大年三十,我没敢回家,在外边溜了一天大街。我在科时欠的帐,不过是十几元、几十元,眼下的帐是上百元、上千元。久春戏衣庄和别的债主不断地前来讨帐。后来据母亲回忆说:“这个年三十真不好熬,每包几个饺子就要应付一位讨帐人。”只有和尚大爷出面借的一千元,曹掌柜不来催帐。他说:“你好日子会有的,我不着急。我这点钱也来之不易,咱们先记着吧。他采用利上加利的办法记帐。尽管两年后我还帐时,这一千元的借款已变成为二千多元,但对他们肯延缓还帐的期限,我还是非常感激的。
  这年(一九三六年)春节,我们重庆社在华乐园演出《法门寺》。我演太监刘瑾,我还和往常一样,《庙堂》一场穿红蟒,《大审》一场换紫蟒。戏结束后,管箱的张宝山告诉我:“久春戏衣庄来人,将那件红蟒借走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下,就让他拿走呢?”
  “他说是借红蟒做样子,有急用,非要马上拿走不可。您在场上呢,我只好让他拿了。”
  我预感到事情不太妙,第二天赶到戏衣庄找到苏锐。他向我讲了实情:
  “跟您说吧,我们不是看什么样子,是将红蟒收回了。您交了五百元钱,就可着钱数留东西吧,其余的请您送回来。以后有钱了,您再做新的!”苏锐竟一反常态,说了这样毫无情面的话,我感到吃惊。
  “咱们事先不是讲好了吗?你们还讲信用吗?”我理直气壮地追问。
  “当初咱们讲好了,您总得给钱哪:您从做到现在快一年了,除了定钱,一个大钱也没给呀:我跟掌柜的没法交代,您说能怪我吗?”
  他说到钱,将我的嘴堵死了。
  “唉!我没想到出科后混饭吃有这么多的难处!你也知道,没有这些服装我就更难了,有重庆社做保的面子,凭咱们这些年的交情,也该帮我一把,日后,我不会忘了你们的!”我近似哀求他了。
  “实话告诉您吧!重庆社已声明,对您做戏装的事不管了,等于他们撤了保;我们也耳闻您辞了富连成,搞得挺僵。您也知道,我们全仗着科班在这儿做戏装,我们不能得罪老主顾!您还是将东西先退回来,凭咱们的关系,您的东西,我给您留着,有了钱,您再来拿,这就够朋友的啦!”
  我完全明白了。事已至此,多讲是无益的,我只留下一件紫蟒、紫靠,因为紫色为官中色(通用色)凡须穿黄、黑、蓝、红色服装的角色,也都可以穿紫色。几天后,他们来人将其它的服装,大包、小包地“取”走了。
  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惘然若失地怔在那里很长时间。回到屋内,我呆呆地坐在床上。
  “你要是想哭,就大声地哭吧!憋在心里要闹病!”母亲焦急地摇着我的肩膀,重复地说着。
  我恸哭了一场。这件事给我的刺激太大了。多年来,我苦苦练功学艺不觉为苦,就是指望出科后能在这行混出点道道来,凭本事挣钱养家,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然而,出科后尽管我兢兢业业地干,倒霉的事情却一件件压得我喘不过气。舞台上,是有能力施展不出,生活上更是一天不如一天。重庆社强行让我离开富社,使我得罪了母校,还减少了收入,单靠重庆社的微薄戏份,我一家人怎能度日呢!这个损失谁人来管?谁人又曾过问?我只得忍气吞声,将这黄连水往肚里咽。为了生活,我万般无奈,每星期在徐东明班社演一场,在李洪春班社演一场,挣得几元,聊以糊口。可这又着恼了重庆社。他们反脸撤“保”,“久春”无情收回戏装,狠狠地兜起来扔了我一个“踝子”。没想到就是有了本事在社会上混口饭吃也如此之难!出科时的想法太简单了,太自信了,为什么还不知自己能挣多少戏份,就急急忙忙去定制那么多价钱昂贵的戏装呢,求之过急,怎能不跌跤呢!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逐渐冷静下来。眼下是困难重重,可我得咬住牙熬过这一关。郝老师在艺术上能使架子花脸由中、下层地位跃居前茅,与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等人并驾齐驱,也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啊!他能成,我就一定也能成!我喝了苦水,吃了苦果,就更要继续发奋,苦学、苦练,等待机会,有朝一日,我定会如愿以偿。
  写到这里,我仍旧感慨非常,当年,摆在我——一个十九岁青年,刚出科的学生面前的,是多么坎坷的人生之路哇!事业上的失意,生活上的拮据,处境的凄凉,无依无靠的孤独,世态炎凉的欺辱,都在痛苦地折磨着我。想那时,我望着取走戏装远去之人的背影,进入眼帘的只有冬天的枯树和昏鸦。这使我现在想起内心仍隐隐作痛,遏制不住地要回到今天的现实中,对青年们说一句:“你们赶上好时代了!”这句话是一九五三年,我排演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大型剧目《黑旋风李逵》时,郝老师对我能在壮年赶上新中国,加入国家剧院而羡慕、感叹发出的肺腑之言。老师说得好哇!青年演员们,你们在党的关怀爱护下成长,你们不至为生活而担忧,不会为搭班社而发愁,不会为置办戏装而债台高筑,更不需为拜师而奔波借贷。在你们迈出学校门槛时,党,为你们安排好一切,也许你们在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的困难或那样的矛盾,这是难免的,其性质和我们那时截然不同。而且,可以依靠党组织去解决。你们多幸福啊!愿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珍惜自己的青春,珍惜自己的艺术,努力奋斗!为振兴我们的京剧事业,为建设我们伟大祖国的高度精神文明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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