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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场学 作者: 汪龙庄、万枫江 [学治说赘]译文 查看囚犯登记簿 把犯人被抓的时间、原因记下来。犯人中等候审讯被关的，尤其要加以注意。应该监禁或应该释放，随时都可办理。 查看在押犯名册 清点出在押人犯的名单，这是任何一条法规都没有用文字固定下来的，这其实是万不得已才采用的一条办法。只要关押进监，便马上把它记下来。大概的原则是这样：在小偷强盗之中，等候审讯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审讯之后就要定性。因此，那种罪大的，就把他们关押起来；罪轻的就让人把他们保释出去；和案件没有牵连的，干脆把他们释放了，立即销去他们的名字。如果是杀人案件中受到牵连的，那就应该立即讯问证人，然后让人取保释放。如果不能够立即结案的，到了四五天，都还不能够结案，那就要立即结案。如果说是一般的民事案件，当然可以让人把他保释出去，第二次审讯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派人押送。治理地方，最让老百姓受损累的就是将其关押起来。有时这对当官的来说，关系也很重大。有时小偷被关押起来了，但差没人员却放纵他去行窃，有的因为杀人案被关押起来，由于害怕拖累便轻生而死；至于那种民事案件，虽然人被关押起来，但却起了一种招摇过市的作用。总而言之，真是错漏百出。先前还有班房，到了晚上，官吏必须亲自检查，以防在押犯人行贿，差人便将他放走。几年前，皇帝下令不要班房这玩意，叫原来捕捉犯人的人带回家去，这样一来就更难查清楚，似乎还不如就把他押在班房妥当。捕役人员中的那种贪婪狡诈之徒，凡是杀人案、民事案件，以及不是强盗的头目，小偷中的要犯，他都随心所欲地敲诈勒索。捕役人员往往把犯人押在污秽不堪的地方，要是夏天，便用烟熏气蒸，严冬之时便让犯人挨饿。等到保释出来，病死的很是不少。所以说，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关押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也必须亲自过问。幕僚人员害怕被别人欺骗，只求能够尽到一点心意，当官的则不仅该尽心而且尽力。小心在意，不要受人蒙骗，要是没有这个登记册，也许会忘记。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会拖很久，老百姓将深受其害。 认真记录上司的批示 记录下上司批转下来的诉讼状，记下上司是哪年哪月批转下来的，以及这些案子容易了结或不易了结的原因。我先前做幕宾的地方都是通都大邑，凡是我刚到这个地方，立即把这些东西整理汇总，把这个册于放在办公桌上，每天拿些文件来查看。有的应当审讯，了结此案；有的本当了结，我都一一把它记下来。那原来的案件牵连了许多人，可以释放的，一律把他们释放了。在核定案件时，将这些人的名字一一删去。如果碰上帮助处理案件的人，找出案件中的毛病，然后将其中的毛病改正，也就可以在结案上明白批示。就是上司要提取案子，催促了结案件，也不难把应该处理的马上处理了，把可以不立即处理的原因，据实际情况详细回报给上司。这样，可以避免差役人员扰乱视线。这样依次办理了结案件，也不会让差役人员控制权力。 清理诉讼名册 记录下诉讼双方的家庭住址、住处离宫府的远近，以及和他住在一块的邻居、证人的姓名。一个地方，即使诉讼的人多，那也只是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即使这样的话，允许诉讼的新状子，每天总计起来也不过十来张，其余的不过是诉讼状和催促了结案子的讼状而已。只是获准诉讼的，就一定要定下审判的时间，而且审判的时间也不能够改期。这样一来，催促了结案子的讼状就会减少，而且那种猖狂的人必定害怕，不久之后，新的诉讼状就会减少了。对接到的诉讼状，每天自己亲自注下该注的东西，即使如此，每天也只有几行字，哪里用得着幕僚来动手呢？我这样做，结果是非常好的。做官的在接受诉讼状时，可以当堂不准其诉讼。这样一来，新的诉讼状就绝然不会增多，怎么记不住呢？所以说，如果想没有太多的事，那就先得为自己省事。这一个方法，我多次使用，均有良好效果，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官的声望等等，都会轻易得到。叫那些有冤枉受错判的人来告状，时间应该放在中午，这样便可以从容地阅读诉讼状，讯问详细情况。叫代写的人在旁边侍候，如果发现告状人所讲的情况与掌握的不符，就可以立即详细访问保释的人和写状子的人，立即向师爷追根究底。这样就不会被乱告状的人拖累。安定老百姓的方法，总的说来，没有比这样做更好的了。断断不能够叫自己的副官、参谋等接收老百姓的诉讼状。 记下来客的话 民风民俗，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更何况老百姓的疾苦呢？它又怎么能够整齐划一呢？喜欢问老百姓的疾苦，考察老百姓的疾苦，这是当官的要做的事中最要紧的一点。书吏役吏的话，往往各自为其私利；是不可轻信的。看门老头说的话，往往是帮书吏役吏的。地方乡绅虽然说不一定都贤能得很，但他们毕竟要顾及自己的脸面。所以，这样一来，会见客人不能不多一点。我刚到地方上任时，只要会见客人，就马上问他住的地方的风土人情。第二次见面，便问他住的地方有没有不法之徒、强盗小偷、帮助打官司的人等。如果有这样的人，我就把他们的年龄、相貌、住址详细地问清楚。并且告诉这些人，不会马上动手抓他们，也不会让他们风闻乡绅的作为而憎恨他们。所以乡绅们没有不完全讲出来的。等到客人走了，我就亲自一一记录在记事本上。有时我也问他们住的地方的地形地貌，哪个地方土地平坦，哪个地方多沼泽河流，哪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边界相连，我也亲手详细记录下来，把它锁在箱子里面，放在内室里。我将要升堂问事的时候，更一一翻看，如果发现有改换名字来打官司，却与所记的年龄相貌相像的人，我便突然发难，他的真相就立即败露。如果碰上争水利这种事，偶然以自己所听说的来更正，观看的人必定惊为神妙莫测。不到半年，那些帮人打官司的人、强盗小偷之类便迁往他处，不法之人销声匿迹。上司问到境内的利弊以及边界，便都能详细道来。劳心的时间不过半年，但享受其好处却是好多年，这都是靠了这个来客记事本。只要勤于接见客人，那就完全知道外界发生的事。这种事是差役。守门人所不高兴的，这就要首先严加约束他们，告诉他们有客人来了不能阻挡，也以此表示以礼相待绅士的诚意，从而达到听别人讲话的好处。 登记堂签 如果说事情不是非常火急，那就千万不要用堂签提人。那些差役只要拿着堂签，其凶狠简直胜过虎狼，往往是人还没有抓来，而官家拨给的费用却已经用完了。我住在乡下的时候，便看见堂签使得别人家破人亡，简直像家常便饭一样平常，因此，使用堂签一定要慎重。如果说万不得已发了堂签，那在当天就必须去过问这事，假若拖延了一天，也就是让老百姓多受一天的累。假设路途遥远，要带来的人又多，必须得两三天才到，那就要找一个本子登记起来。害怕万一事情多，偶然之间忘记了这一档子事，那就会让差役把持权力，这个关系实在不小。在发出的堂签上必须盖上大印。至于朱单、朱谕之类的事同堂签的处理一样。总之，一定要盖上印鉴，登上号码，这样才可防止差役、地痞恶棍作弊，敲诈百姓。 以上所谈的两本册子，在官府中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还需要不时去翻检查看。等到时间长了，对当地情况了解了，客人的谈话记录也就可以不要了。 造福与作孽的区别 我们都知道，州县一级的官吏，要做危害老百姓的事易如反掌，要为老百姓造福，也不过是举手之劳。当今天下治理老百姓的权力之中，除了总督、巡抚这级官外，县令的权力是最大的，即使那些手里握着道府一级权力的官也比不上的。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的权力非常集中。只要权力集中，他就可以事事都亲自过问；事事都亲自过问，就会把事情的具体情况知道得确切。这样一来，形势的缓急，事情的轻重缓急，都可以认真考虑。如果事情可以做，那就可以花大力气干，也不必要上司恩准，请上司发令。并且，县官的上司不仅不阻挠他办事，而且会加重他的权力。县官认为对的，上司也不能凭其主观臆断而说这事不对；县官认为不对的，上司也不能认为他对。如果说县官尽心尽力地予他的本职工作，给老百姓造了大福，那么，他也会在冥冥之中享受上天给他的福气。要是不这样，那么老百姓就会被虐待，这是县官自己给自己造罪！我从二十三岁就做别人的参谋，一直到五十七岁，拜见候补的官员也就有三十多年了，我所听到的州官、县官的事那就多了。那种干下了伤天害理的事的人，报应也就会马上显现在他身上。不仅如此，所带来的祸害还要延及子孙后代。这些人大抵都是上天把他们的福气给减少了。（大约是乾隆三十四五年间的事：某人的地于中，有的犯法被杀头，有的流落到浙中沦为无业游民，甚至有的作了富人家的看门人，别人还称他为某某少爷，以此嘲笑他。也有的父母死了，但却不能够回家安葬的。如此等等，真是不一而足。这些人的姓名我都知道，只是我不忍。已写出来。）如果真是老百姓的有才干的父母官，却安分守己，不能够替老百姓干些造福的事，也不愿意干作恶的事，这种人偶然也有照例升官的。勤于政事、爱惜老百姓，并且不同于一般的官吏的所作所为的官，我亲眼看到他们的儿子官至太史、作侍御、作司道的官。老天爷的报应，快得像声音的回音一样。因此，我作了数十年的官，我都非常小心把为老百姓造福作为一个法宝。每当想到如果作恶的种种后果，我就汗流满面，心中惶恐。因此，俗话说，在山上行走容易伤脚，趁我还没犯错误的时候，我最好是全身而退。但是，我却突然四肢行动不便，看来这是老天爷不给我康宁的日子！大抵官不好做，也就到了这个地步。我衷心希望在某个职位上做官的人，一定要记住我关于为老百姓造福的好处、危害老百姓的严重后果的意见。只是有一点要声明，我们谈到的为老百姓造福等等，并不是要当官的不按法律办事，一味地宽大老百姓。人，大抵还是正直的居多，不正直的少。如果正直的人弱小，不正直的人就会强大。所以，无原则地宽恕好险罪恶的人，那就是对不正直的人宽大，那样一来，其他的好险邪恶的人就会逞凶行恶。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够除暴安良，就可以狠狠打击好险邪恶的人。这样的话，其他的奸人就会纷纷改邪从正。这也就分得清什么是造福，什么是作孽了。战国时候有个子产，他关于如何宽大为怀和严惩好人的议论，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细读细想的。 为政勤与懒的区别 可以这么说，这是为老百姓造福，还是给老百姓造罪的根本原因。一个做官的，忠于自己的职守，对于公事勤勤恳恳的良好结果，我在前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种因为对政事不勤奋，而给老百姓造成的严重祸患，远远大于因为贪婪所犯下的罪恶。如果做官的贪婪成性，在其他人中间出了名，别人也就心中有数。但是对政事不勤奋而造下的种种罪恶，你是万难给他指出来的。所以，它比贪婪更有害。但受到这种祸害的人，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看见的人却以为不关痛养，听到的人或许要为当官的解释：政事太忙了，无暇兼顾，请多多包涵。于是，当官的也就习以为常。但他却不知道把他造的罪加在一起，神明看得更加清楚。若百姓用劳力来维持生计，如果你让他一天不做工，他一天的生活就无着落了。我小时候住在乡里，看见别人进城去打官司，大概都是两天一个来回。过了不久，便等候批示。又过不久，请亲戚朋友去照料，在差没门房前不停地奔走，这样动不动就是十天半月。等到当官的告诉你什么时候审理，他又必须邀请这些相关的人前去帮忙。而等到开始审理时，却又告诉他审讯日期改变。也有当官的被狡猾的差役牵着鼻子走，便叫重新开始审判。这样搞来搞去，案子就不知该何时了，也许三五天，也许一二十天。在这期间，差役不能离开，等候审讯的老百姓也走不了。真是使经商的人不能营业，农民雇工干不了活。差役人员的应酬，老百姓住在城里的花销，打官司的人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省钱。甚至等到诉讼双方的官司打完，双方的家产便都已经花光，甚而至于有的人还没有返家的路费，走不了路，饥饿、寒冷、疾病交相压来，有的就因此丧命。如果当官的勤于政事，又怎么会让打官司的人落到这个地步呢？那种本来就受了冤枉，但得不到应有的清白，因而心情压抑而死的人；那种遭到迫害，不得已便打官司，却一直等了许久才批示下来，又等了许久才开始审讯，这其间又受暴徒们任意地迫害的人，他们之所以落得这样的结果，都是由于当官的懒于公务所造成的。 鉴于以上原因，审理一个案件，最好是在接受诉讼的时候就开始审讯，就赶快去查访情况，立即把诉状发还。其中准予起诉的过一个晚上就批示审讯时间，把结束案子的时间定下来。说句实话，当官的只要早费一点神，都会减少打官司的人被差役、看门人敲诈的机会，替打官司的人节省许多精力。如果说那些师爷教唆，打官司的为一件事却往往把其他的事也扯进来，想以此打赢官司。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只要当官的抓住他本来的案子不放手，官司也就可以马上了结。千万不要株连无辜的人，把案子扩大，以免助长那种刁猾的风气。古人说，治理老百姓没有固定的方法。我在这里替它加一个注脚，那就是，没有固定的治理方法，但应该有治理好的决心。只要用安定老百姓的心去治理，那么，处理打官司的事就不会大错。 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人民 国家对官吏是非常厚道的，在每月的俸禄之外，另外还有给官吏一笔养廉银。那就是说，做一天的官，就吃一天老百姓。如果说不把治理百姓、搞好公务放在首位，只下棋饮酒，高枕无忧，蒙头大睡作为自娱，老百姓一定要产生怨恨情绪，神明也一定要发怒，这种情况怎不叫人害怕。我做幕宾都很久了，但我绝不愿我的子孙再作幕宾。我也试着做了一两天官，但我决不希望我的儿子儿孙做官。大概是我害怕他们造罪，对先人的德行有所污损。前面的《学治臆说》三卷，没有抄袭别人的话，这里我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姑且诚恳地说几句。我老了，身体也不好，所说的话大抵是忠言。我秉笔疾书写这本书，以此劝告我的亲朋好友、故旧相知，并不是希望当官的才看这本书，从而了解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我的子孙学习治国安民之术，把它写下来作为座右铭，只要看见它，就在心里敲警钟。这样做，才有可能上对得起国家，下不辜负百姓的厚望。这样的人，老天爷会保佑他的！ 熟记法律条文 判决官司的时候，如果不按照实际情况而信手乱断，即使双方当事人都委屈求全，服从了你的判决，没有闹出乱子，可这毕竟是在作孽。在判决案件时，内心茫茫然，毫无一点把握，往往又以不得不再次审讯而收场。这样做，怎么会不荒误了政事呢。推究起这种情形产生的原因来，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当官的人不熟悉不了解而产生的恶果。当官的人读法律学法律知识，跟那些幕僚们学习法律不是一码子事。幕僚学习法律知识是要求全部熟读，并在心中有个中心加以贯串起来。而当官的人则由于日常公务很繁重，于请于理都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可以支配。所以当官的在读法律书时，可以不读那些与审讯、判决等无关的法律条文，这些条文原本就是幕僚们熟悉的。但是像诸如住宅、婚姻、钱债、赋人盗窃、人命案子、打架斗殴、诈骗拐骗、男女奸情、其它类型的犯罪和如何审理案子等条款，如果当官的人不烂熟于心，应用自如，那么，在当事人双方在公堂上对质时，突然向身边的幕友询问，就必然会对案情的处理犹豫不决，不知所措。如此一来，当事人双方的辩护师爷就会察言观色，从而导致判决过程中生出其它事端来。打官司的理由可以千变万化，但是只要根据案情，马上就作了判断，心中有数，就可以震慑诉讼双方的辩护师爷，使他们产生佩服之情。如此一来，不真实的诉讼案件自然而然就减少了。而当官的马上也就可以得到诉讼简明、刑事案件减少的好处。因此，在公事的余暇中，当官者应该熟悉法律条文。过不了几个月，就可以掌握其中的要领了。如果嫌麻烦不去做，这就叫安于懒惰，心安理得地给老百姓造孽。 留心法律条文的总则 一部法律的全部精华之处，正好在它的总则部分。犯了罪以后，想要求生自保，最有效的办法莫如去投案自首这个条文了。我在刚刚学习法律著作时，附近有一个县，抓获了一名私自铸造官钱的案犯。他造假币的行为又是一个在逃犯给他出的点子。这个案子经过吏部审查后，已经结案。过了两年后，这个出主意的在逃犯被抓获并审讯了。但他却不承认自己是首犯。应当按照惯例，提取伪币制造者来和他当面对质。而那个造假币的人已经被发配到遥远的地方去戍边了。这就使得这个案子在办理中很多地方都遇上了困难。这时候恰好松江友人韩升庸在我那里作客。他就建议道，可以依据原来的口供作为根据，同时把捕获这个犯人改成这个犯人自首。那么论起他的罪行来，仍不致于获得死罪，而这个案子也就可以结束了。邻县的那个县官便采纳了老韩这个建议，结果那个罪犯也就高高兴兴地全部如实地把供了。我心里于是就暗暗地记下了这个好方法。后来我遇上那种情节不很严重，然而依据法律却必须重判的情况，就沿用了这个原则。这个方法的使用，就保全了不少罪犯的性命。 在前面的《佐治药言》一书中，我记得有删改成自首的事情。辛亥年，我落居在长沙之时，听说绥宁县的强盗头儿杨辛宗正在逃亡中。但他知道了官府令他父亲在限期之内把他交给官府的事，于是主动地投案自首。可是主办此案的官员认为杨辛宗这个情况同法律上说的“没有经过侦破的案子，也不知道罪犯姓名，由于后悔自己所犯的罪行而投案自首”的情况不同，仍然上报判他死刑。我听说后，马上回到乡里，也不知道刑部怎样议论看待这事，也没有见到官报。可是在我心里，却暗暗地认为，案犯已经想到了自己的罪恶，同时也已自首了，那么法律上规定的“凡是犯罪没有被发觉之时，就去投案自首了的，免除他已犯的罪行”，这是针对那种没有让官方立案侦查之前就自首了的罪犯的。案情暴露而逃奔在外，法律上说：如果罪犯在事情败露后逃跑，但还没有经过官方立案侦查的，本来就不要加罪，仍然可以把他所犯的罪减去二等。” 又例如，乾隆三十八年，刑部批准了苏某的提案条款。这些条款中有一条就是这样讲的：“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主动投案自首者，除了盗窃犯按照本条例针对具体情况判罪以外，其它的罪犯，全部都在他原本该判服的罪刑上，减轻一等。”这条是针对正被通告通缉的罪犯而言的。所以在法律条款上说的是“罪犯听说受到追捕通缉后”。上文说的杨辛宗听说事情败露后，逃跑在外，而后来又听说父亲被官府限期交出他的儿子，于是便挺身而出，投案自首。这种情况基本上符合苏某所奏的那一条。虽然杨辛宗并没有悔过自新的想法，但却总还存在着畏惧法律威严的思想，并且更多的想法是不忍心拖累父亲的孝义之心。这样，这个罪犯是值得同情和原谅的，按上述的那个条款就应该免去他的死罪。而把他发配到某地并不是依照法律办事。这和有关条文中“没有经过官方立案侦破，也不知道罪犯姓名，后悔自己的罪行而自行投案自首”是不相同的。如此说来，那罪犯非得要逃跑不可，而在事情尚未告到官府，按法律可以免去罪行的罪犯，才能够使用“听说抓自己就逃跑了，然后去投案自首”的条款，并按这条减罪。假设先前杨辛宗为了躲避惩罚，远远地躲起来，也不顾念年老的父亲在期限到了后交不出儿子将要受到的惩治。这样苟且偷生许久后，被抓住了，按照法律也只不过是杀头而已，而绝不可能再加上其它什么罪行。当我读到对于杨辛宗一条的判词后，总是耿耿于怀。 最近，我有个朋友在学习法律。他只要碰上了加重判决的案子，便动手把它抄录下来，以供将来判案时加以摹仿和学习。我想，杨辛宗一个人死了，算得了什么！可万一“听说官府在追捕，便投案自首”的条文不能被直接引用，那么从此后，凡是类似杨辛宗这样被追缉而事实上又不是强盗的罪犯，一定会感到怀疑满腹，而判案人也觉得棘手。何况在原判词上说，杨辛宗由于原告家里只有女人，于是就对原告大叫大骂，临死逞一时之强。后来在被指名追捕，投案自首后，主办官吏却没有援引律例为他减刑。再考查杨辛宗行凶仅一次，也并没有伤人。可是把他的罪和行凶杀人的强盗相比，他是属于情节不太恶劣，案情较轻的一种。只是在他投案自首后，却还是判了他的死刑。我最为担心的是，自此以后其他官吏在判案时，都把杨辛宗一案作为典范来加以援引使用，从此以后盗贼们总是死路一条。况且，案子未破之前却投案自首的罪犯，在千百个中从来就没有一两个人。那些心甘情愿投案自首放弃反抗的罪犯，大多数都是由于官府追拿得紧，又加上官府限期他的父母兄弟交出罪犯。于是便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骨肉之情，自己跑到官府投案自首。如果他们有了这种与生俱来的良心和道德了，我们法律却不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活路，那么，那些正在潜逃中的罪犯，就更不会去投案自留了。以至于法律上“听说在追捕通缉自己，便投案自首”之类的条文，便成了一纸空文毫无意义。杨辛宗这个案子不是我亲自办理的，事情虽已过去了九年，对这个案子的怀疑始终藏在我心里，终究难于自我宽慰。因此在本书谈论到治理方法，讨论到法律总则时，就把这件案子提出来，以便高明的有识之上修正。 现在，皇上英明，把一颗慈悲的心用在对人实行宽大为怀的政事上。做官的人遇到了那种可以宽可以严的，在法律上介于轻判和重判之间的案子，应该虚心地和幕僚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上要好好体会皇上仁慈的用心，力求把案子办得妥当些。学习法律总则这门功夫，是要义尽仁至的。大凡必不得已要用法律的地方，也要细心地加以体察。而对于投案自首这一节内容，绝对不能够仅仅看个大概。假如有投案自首的罪犯，总的原则便是让老百姓要有生路，从而保全他们的生命。欧阳崇先生说过，求生者不能只有死路一条。对求生者来说，要让他即使是死也要死而无怨；对判案的人来说，要在办案后不会觉得后悔。我斗胆地把这句话告诉学习治理方法和研习法律的人，希望那些对治理方法很有一套的人，不要嘲笑我年迈力衰，因而瞧不起我说的这番话。那么我心中的至诚之意，也就有了新的希望。 ------------------ 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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