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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年代

作者: 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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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观察》丛书”的情况


  《观察》周刊社成立后,除了出版《观察》周刊外,还出版“《观察》丛书”。
  储安平是一个极有事业心的人,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他确是将这项工作作为一件长远的文化事业来做的,他的愿望是希望能在中国培养一点自由的种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做一点基本工作。储安平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具备我们通常理解的一般自由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胸怀、知识和品质,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他不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除了对学问的研究,他对于办报纸、办刊物这样的事业都有执著的追求。他在20多岁的时候,即出版过小说集,后又做过大学教授,照理他完全有资格作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型的学者,即在思想上保持绝对超然和独立,但对于具体的社团活动和具体文化事业的操作则又缺乏热情。储安平在中国第二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所以成为一个特殊的典型,就在于他能够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有一块生长的田地,甘愿舍弃自己在学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全身心地投入文化建设事业,储安平有这方面的才能,又有这方面的热情和宽广胸怀,所以在40年代末,《观察》才能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镇。储安平是一个有清醒头脑和良好判断力的知识分子,他懂得自己所从事事业的价值和意义,他在《中国的政局》末尾曾说过;“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1]。这种博大高远的理想主义精神,不但体现在整个《观察》周刊上,也体现在同时出版的“《观察》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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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观察)第2卷第2期第8页。

  “《观察》丛书”,虽然不属于《观察》周刊的范围,但它和周刊是搭配平行的,成为《观察》社的两大业务,并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关切。据储安平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出版丛书有几个动机:一是周刊只能刊载短文,而且多数是有时间性的,所以要出丛书,以便容纳有系统、字数较长的著作。二是有许多作者有出版物出版,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出版人,所以他们愿意担当这个任务,为许多作者服务。三是当时一般出版界比较消沉,大家很少出书,而《观察》周刊略有盈余,《观察》既然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愿意以周刊的盈利来帮助丛书的出版,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粮,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点生气。
  《观察》丛书前后一共出了16种,分别是: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潘光旦《政学罪言》
    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
    费孝通《乡土中国》
    吴世昌《中国文化与现代化》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
    朱自清《论雅俗共贪》
    何永信《中国在戥星上》
    费孝通《乡土重建》
    萧 乾《红毛长谈》
    樊 弘《两条路》
    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神权》
    王了一《龙虫并雕斋琐语》
    周东郊《新疆十年》
    潘光旦《估生原理》
    储安平《英国采风录》

  14位作者,都是《观察》的主要撰稿人,除樊弘、朱自清和王了一没有列在《观察》封面下连署的“撰稿人”中外,其余都是。
  《观察》丛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读者的好评。各位作者对于《观察》出书及时、印校认真以及支付版税迅速等都表示满意。《观察》丛书成为当时很畅销的一套书籍,今天看来,这些著作多数也成为研究每一位作者不可不读的重要资料。这套丛书多数再版,甚至连印四版,行销都在三千册以上,像张东荪的著作,一个月内销完五千册,在当时出版界萧条的情况下,确实很难得。
  《观察》丛书,基本上都是集子,新写的很少,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动荡的环境和生活的不安,使许多学者难以安下心来写作系统的著作。储安平在当时也非常清楚这点,可当他设法改变的良好愿望尚未实现的时候,《观察》周刊即受到查封,丛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这套丛书的销路很好,但由于当时纸价的原因,对《观察》社来说,还是要赔本的。储安平说:“在业务上虽然是赔的,在精神上却是有收获的”[2]。足见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远大眼光和胸怀。另外,丛书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广泛好评,许多读者投书《观察》,希望发表书评,但储安平是受过西方民主精神熏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避嫌,他明确规定,《观察》周刊绝对不发表任何《观察》出版社出版书籍的书评。虽是小事,但也可以见出储安平身上所体现出的真正民主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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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观察》第4卷第24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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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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