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智慧之旅 作者: 朱邦复 十二、大寒 乐队、花莲、代沟、出国 在康乐队这段期间，真如同生活在天堂一般，每周约有三、四次演唱，吹来吹去只有那几条歌，连排练都可免了。队上有四位驻唱的女歌星，都能歌善舞，此外还有一位魔术师，两个说“相声”的和一位专门耍宝的“阿丁”。至于乐队却是寒酸得可怜，只有一位鼓手，一位“沙克斯”手，有时加上二胡和笛子手，以及我这位喇叭手。 当时娱乐项目有限，因此这种节目还相当受欢迎，我们跑遍了台湾各地，最远还到过澎湖。每场演出后，总会有些宵夜费，大伙便到当地最负盛名的夜市大快朵颐。真是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叫人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在服兵役。 我第一次遇到装甲部队的大家长蒋纬国将军，是在一个重要的宴会上，主客好象是位中东国王。师部命令我们全体乐师换上新装，擦亮乐器，在席间娱宾助兴。 宴会那天早上，蒋将军突然指定要演奏国乐，一道命令下来，队上可全慌了手脚。名义上我们有国乐队，但平时根本没有练习过，每次有需要时，总是向别的康乐队借调。 现在火烧眉头，队长、副队长都出动了，一直忙到中午。不幸这几天国乐队特别抢手，不论是军中或是民间，哪里都借不到人。 队长急得冒汗，我们队上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这算得上什么国乐队？可是又有谁会相信，堂堂一国的装甲大军，竟连个国乐队都凑不出来。 有关我们大家长的神话，我是听得多了，他是先总统的次子，早年留学德国军校。回国后协助建立了我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现为本军司令。他本人长相非常帅气，对部队的军容仪表也很重视。传说当他集合训话时，若发现队形不整齐，他便会在前带队，穿著笔挺的军装，跨着整齐的步伐，率领全体官兵绕场跑上三圈。 他体力很好，可是却苦了一些养尊处优的师长和幕僚们，上气不接下气，全身虚脱，以致谈跑色变。不止如此，他要求全军都有高水平的知识，要对思想及国家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这种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事实上却另有苦衷，以致妙事丛生。 当时台湾的“充员兵”七成以上是农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大半只会说闽南话。而教育程度较高，会说国语的，早优先被空军、海军及宪兵挑走了，分到装甲部队来的不及三成。我们平时辨识他们的语言能力，就看各人左胸上别的色带，记得是绿色者会说国语，黄色是半懂不懂的，红色则一概“免讲”。 每次上“青泉岗”大礼堂开周会，就是各部队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将军在作了精神讲话以后，总要问问士兵们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可是能懂国语的不多，把全部绿带子的兵士集中起来，也装不满半个礼堂。有些部队甚至以军官“化装”，混在不会说国语的充员兵中，企图鱼目混珠。 最管用的妙策，还是“考前猜题”，一种升学竞争下的副产品。根据统计，将军所问的题目，常是简单如：“我们的领袖是谁”？“我们奉行的主义是什么”？等等。因此，在周会前，根据当天将军的演讲题目，一些军师们便研判情况，列出一张问答，人人恶补，背背“标准答案”，多半可以过关。 听说有次没能混成功，出了大洋相。将军在盛怒之下，师、团、营、连、排长统统记过处分。那是在将军刚讲了一个国际现势的题目后，随手指了一位充员兵，问道： “我们的敌人是谁？” 那位充员兵按照“标准答案”，用颇不顺口的国语大声说： “伟大的蒋总统！” 所以这次将军指定要用国乐，可急煞了上上下下，弄个不好，人人记过。我担心的倒不是记过，只怕将军一火之下，带着我们乐队的男男女女，手抱乐器，身着戏装，绕青泉岗跑上几圈，不知那位国王阁下作何想法？ 队长满头大汗，急召大家开会，征求良策。 我们副队长一向足智多谋，这时也愁眉苦脸地说： “总司令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水准，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个难题呢？” 队长看看手表，说： “还有整整六个小时，大家快想办法。” “队上能凑得出的乐器，计胡琴一把，二胡一把，竹笛一支，洞箫一支，木鱼一个，木响铃一付。能上场的只有二胡和竹笛两员，木响铃本人可以烂竽充数。本军国乐团剧务报告完毕。”说话的是乐队的剧务，平常专说相声。 “我可以吹洞箫。”吹沙克斯管的老陈自告奋勇。 “那只差胡琴和木鱼了。”队长松了口气。 “那可差得远呢，木鱼是西乐的鼓，胡琴就是小提琴，没主奏乐器，还奏什么？”剧务说的是地道京片子，一点不错，队长也不是外行，他急得站了起来。 讨论了半天，不外如何去找人手，而这么重要的宴会，为了安全理由，又不能随便找来。队长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看表，时间飞逝，谁都没了主意。 我本来不想管闲事，事实上也管不上，但是出点主意说不定有帮助。我曾经玩过小提琴，拉来有如杀鸡杀鸭，但充充场面总还可以，我就说： “其实只要有主奏乐器也可以充数，我建议把胡琴让给拉二胡的老王，再用打鼓的阿黄来敲木鱼……” “不干！不干！”老王喊着。 “不行！不行！”阿黄叫着。 队长却高兴得跳了起来： “好主意，到底是喝过墨水的，就这么办！只是，还得找一个能拉二胡的才行。” 我说： “只要老王能对付，我拉过小提琴，虽然不好，至少还可以充充场面。” 于是国乐队匆匆成立了，就着我们都会的几首流行歌曲，拚命苦练。老王只是不肯自找麻烦，他拉胡琴的功力和拉二胡差不多，我也能勉强凑和，尤其是会讨巧，只拉第二部。苦的是阿黄，鼓还能打，可是把木鱼当鼓敲，响是够响了，但听来听去，都像是鸡蛋炒肉丝－－没有鱼味！ 时候到了，青泉岗上的“官兵俱乐部”前车马云集，参谋总长、总司令一个个肩上星星闪闪发光的国军将领，以及身着各种罕见礼服的外宾，纷纷就坐。我们国乐队也悄悄的奏起了如泣如诉的“管音弦音”，好在席上杯觥交错，欢笑之声压倒了我们的噪音。大家深信，这一劫算是逃过了。 我注意到在座有一位很潇洒的中年将军，常常对我们漫不经心似地投以一瞥，又继续说笑。我悄悄问老陈： “我们司令是哪一位？” “就是常常看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注意到了。 “我看情形不妙。” “天塌下来也不会落在你我头上，怕什么？” 晚宴完毕，撤去残席，再将座位一字排开，成了舞台形式。我心想，这下完了。 我们准备的几首曲子已经重复到第二轮回，再下去就是第三回合了。前面宾主刚一坐定，我们的司令蒋将军就越众而出，做手势止住了我们的演奏，然后面对贵宾说： “陛下、各位贵宾、各位长官，末下代表本军全体官兵，向大家致以至高无上之敬意”。说完行了一个隆重的军礼，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将军又说：“现在，本军捷豹康乐队将以敝国独特之国乐，谒诚款待佳宾”。场下又是一阵掌声。 队长忙叫我们演奏“晚霞”，那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老王暗念一、二、三、四，大家小小心心，跟着胡琴演奏起来。 演奏到一半，将军站了起来，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人人紧张，个个手软脚酥，音乐声渐渐停顿了。将军回身向贵宾说： “很抱歉，时代进步了，本军的乐队只会演奏时下流行的歌曲。而且本着装甲兵的精神，都成了进行曲，还是末下来献丑吧”！说着他把阿黄手中的木鱼接过来，对我们说：“速度要慢一点，跟着我，来！一、二、三！” 的确不凡，木鱼“点”在后半拍上，“伦巴”的节奏便油然而生。大家在慌乱中一一跟上，不一会，那种“圆、俏”的味道，就在木鱼的点滴声中流露出来，韵味盎然。 一曲既了，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又表演了几支曲子，将军像是在指挥部队一般，不时说胡琴声太大了，二胡和声太小了，或是笛子走了拍子。果然，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赋与了原来如“鸡喊狗叫”的“杂声”一些音乐的生命，变得悦耳起来。自我到队上迄今，这还是第一次有个教练，剎时就把乐队调教得有板有眼。如果把他调到乐队来岂不更好？说不定可以环球演奏哩，我不禁大作白日梦。 没有人被记过，也没有怀抱乐器、身着戏服跑操场的盛况。但是将军交待下来，说我们水准太差，有失本军的声望。 在康乐队期间，还有一件事深深铭记在我心中，一刻也不能忘怀。这件事说明了人的意志力远胜于一时的勇猛，只要不屈不挠，熬到最后，胜利终将到来。 我们的副队长是本军有名的狠人，他身材极为硕壮，蛮力惊人，谁都怕他三分。 一天，有个绰号“南天王”的小个子，被遣送到队上来，据说还是个危险人物，特别指定交由副队长看管。 南天王一到队上，就和副队长卯上了，一言不合，两个人上后山打了一架。打完后，副队长先回来，若无事然。过了很久，才见南天王满面青肿，身上血迹斑斑地出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倒上床就睡。我们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谁也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起床，南天王就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眉毛一抬，说： “昨天没有教训够？” “走着瞧吧！除非你我之间，有哪个先死，否则！哼！我们没完没了！”我们听了，都感到一股凉意。 副队长哼了一声，一副不屑的样子，两个人又走了。 过了大半天，副队长满身是血，先回来了，面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南天王则到中午时刻才回来，已经不成人形。和昨天一样，爬上床倒头就睡。 第三天，南天王挣扎着爬起来，又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楞了一下，说： “你真不怕死？” “怕死？有种你杀了我，否则，我会把你宰掉！” 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南天王眼睛都快瞎了，脚也跛了。一只手用袖子兜着，沙哑着嗓门，凄厉地嚎声，还是喊着： “走！” 副队长早已是强弩之末，他半夜常爬起来偷偷地查看南天王的伤势，他再狠，打死了人自己也得陪上一条命。我们谁都不敢劝，上节目时大家也心事重重，再打下去，悲剧眼看就要发生。 副队长瞪着南天王，南天王则露出魔鬼般的狞笑，彷佛是地狱的烈火在他心底燃烧。他脸上的血块有如火山的熔石，黜黑的裂痕下面被覆着鲜红的嫩肉，只要手指轻轻一戳，热血立将狂喷而出。 女同事们躲在门后，又好奇又害怕地捂着脸偷看，大家屏息凝望，四周一片岑寂。 副队长是个聪明人，他一再思量，知道这样下去，必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拳头虽狠，却打不倒坚强的意志。最后他终于屈服了，当着全军各地的“龙头”，向南天王道了歉，隆重的宴开十数席，才化干戈为玉帛。 康乐队不属于军中的正规编制，就像各种球队一样，完全看部队指挥官的喜好而定。要把康乐队办好，经费必须充裕。因此，我们除了每周两、三次的例行劳军演出外，还争取在各种场合公开表演。 我们总共只有两套节目，别的康乐队也和我们差不多，唱几支歌，来点相声、耍宝，再加上杂技、魔术，一个多小时就打发掉了。好在跑的码头多，由北到南，加上外岛，同一个点一年才轮一次，到时谁也不记得上次是什么节目了。 有一次，我们在台北圆山儿童乐园表演，听说有些行家到场，队长临时要我唱英文歌曲。我以前也唱过几次，但都是在偏僻的小地方，难得有几个人懂英文，就当作是鸭子听雷，我一个人抱着吉他，自弹自唱，自欣自赏，自得其乐。可是，台北究竟是台北，唱得好坏还在其次，主要是熟人太多，一旦我卖唱被发现了，后果不堪设想。 队长搬出“军令”来压我，满心委屈，哪知一出场，麻烦就来了。 我选的曲子是电影“北国寻金记”的主题曲North to Alaska ，照理我应该先把吉他背好，一上场就唱。为了表示抗议，我上了场才整理吉他，带子很乱，纠结成一团。好不容易挂上肩，眼镜却几乎被挤掉，心理一紧张，糟！歌词忘了！ 脑中一片空白，又不能叫停，只好顺着调子，胡编些阿伊呜耶啊了事。散场后，阿黄带了一位“合唱团”的领班来找我，希望我退伍后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我很礼貌地回绝了，他则以专家的身分，惋惜地开导说： “其实，你唱得很不错，只是英文发音不准！改正了就好。” 没多久，本队的经费被削减，面临了解散的危机。由于捷豹康乐队历史很久，军部也舍不得让它就此烟消云散，所以着令本队“自力更生”，只有现职军人保留编制。 这意思是说，除了我们在职军人军饷照旧以外，其余歌星、魔术师等人的薪资及其它开销费用得自行设法。还有什么好法子呢？这些人一走，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大家合作多年，已经有了默契，再换一批人马等于另起炉灶。 队长拟定了计划，打算与民间的歌舞团合作，全省巡回公演，平分拆帐。师部别无选择，只好照准。于是我们脱下军装，开始了“跑码头”多采多姿的生涯。 与我们合作的是“东方少女歌舞团”，他们只有十几个山地少女，没有乐队，也没有杂耍。却拥有全省各地大城小镇的演出合约，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我们几个乐队同仁，直到演出以后，才知道所谓少女歌舞团，演的竟是脱衣舞！ 在上演之前，队长便交待不要多问，到了他们的节目，随便吹奏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声音”就行。反正我们乐队一向胡吹一通，什么场面都能应付。大家说好每种乐器各来一段，以便节省体力，因为一天要应付四场，每场两个小时！ 他们的“节目”到了，只见全场灯光一暗，鼓声响起。该我先来段小喇叭独奏，真是难得有此机会，我竟然能在戏院中表演！ 乐队席规模不差，有古典的浮雕，有昏暗的水晶吊灯，一道厚重的绒幕挂在前方，以致看不见整个舞台。既然任我自由表演，在这种情调下，舒伯特的“圣母颂”用清脆而嘹亮的喇叭奏来，一定别有一番韵味。 台下一片漆黑，台上只打着一个聚光灯，我闭着眼睛，陶醉在自己的乐声中。这首曲子有几个紧接的高潮，尤其应用“连滑音”从最低音拔上最高的主音时，需要相当熟练的技巧。吹完第一段后，本应等待乐队的齐奏，由于其它的同仁说好先休息，我只好自己再重复一遍那三句“圣塔马利亚”…… 突然间，我觉得喇叭被人“按”了一下，聚光灯也照了过来。我睁开眼睛，满目强烈的银光，什么都看不见，除了耳中不断传来满场观众咯咯的笑声。这时，喇叭上似乎挂着一个曳长的影子，我下意识地去甩，但越甩越紧，台下的笑声也越大。我顾不得再吹了，收起喇叭，背着灯一看，老天，竟是个黑色的奶罩！ 自此以后，每当脱衣舞一开始，我立刻就开溜。有次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上演，观众不少，且大多数都是军人。在人群中，我看到了一位农学院的同学，我一向自命清高，要是牺牲色相之事传了出去，我这个脸要往哪里藏？因此想找他解释一下。 脱衣舞上场了，我忙溜到台下，从人群中挤过去，到了那位同学旁边。台上正在丢这甩那的。我拍拍那位专心一志的同学的肩膀，他回过头一看，只问了声： “你也来啦？”立刻两眼转向台上。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担心了，所有买票进场的人，没有哪位是想来看看老同学的。 几个月的码头生涯中，那些山地少女让我感慨丛生，同样是人，生活却有天壤之别。她们都是自愿来的，没有人强迫，只因山地生活太苦，吃不饱、穿不暖。她们的月薪只有一两百元，经常钱一到手，就花个精光。好在团中供食住，吃的尚不差，但住的却是舞台、汽车上，有时甚至是任何可以容身之处。 她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发育普遍不良，除了一位主跳者稍微有点身材外，其余的在团中专跳“大腿舞”。而短短的腿上，都是红斑烂疮，让人不忍卒睹。 至于脱衣舞则纯粹是脱衣，甚至可说是剥衣，一点也没有舞味。衣服脱光了，扭扭捏捏地让一些花了钱的醉翁来看个仔细。在那一剎那中，每个人眼中、心中所见所想的，到底是些什么？这算得上是娱乐吗？ 我认为娱乐才真正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准，只有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人才能讲求生活艺术。在同一个社会中，也只有当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追求生活享受时（包括提供娱乐的艺人在内，不仅为了娱乐别人，也为了满足自己），即使是脱衣舞，也有“脱的艺术”与“舞的技术”。绝对不是仅仅剥光了衣服，任人瞪眼傻看，更不会有人花钱买票，只是为了参考一下别人的身体器官。 我成长在城市中，平素所见所闻都只限于身边的人物、事件。我知道中国贫穷落后，只因教科书上如是说，至于什么是贫穷落后，在没有客观资料的比较下，那不过是一种不太光采的形容词而已。 自政府迁台以后，在安定的环境下，经济逐渐成长，工商业兴起了，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一片繁荣的气象，常令国人沾沾自喜，以为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耻辱。甚至常听到政府要员自诩，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已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我总认为，拿现在的物质水准与过去的相比，是往脸上贴金的不负责任态度。任何手持一把枪的现代人，回到原始时代，不是都可以变成神明？物质文明堂而皇之地到来，举世并沾其光，进步原本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以当今昌明的科学，除非我们毫无羞耻，否则，摆脱贫穷是理所当然的事。 摆脱了贫穷，并不表示我们不再落后了。所谓“落后”有多方面的意义，从比较的观点来看，只要有人在前面，只要有人比我们富裕，我们就相对的是“落人之后”。再从时代的立场看，不论多富有，无知、愚昧所代表的是教育的落后。社会及一般民众思想封闭、趣味低俗，则是文化水准的落后。 过去中国农村是贫苦的，但却不低俗，因为在传统观念的约束下，道德已成为大众信奉的圭臬，人心纯朴而安祥。托经济发展之福而起的暴发户，是领略不到纯朴、安祥的价值的。狂妄自大已经麻痹了他们的良知，眼中除了钱，什么都不认识。 人性与兽性本来没有多少分别，道德就像根无形的绳子，在死板的律法之外，将人导向和谐康乐的大道。如今为了发展经济，把道德拋弃一边，其后果将是社会的破产。由于机会及环境不同，有人富足了，有人仍在生存边缘挣扎。富足的人饱暖而思淫欲，本为人性之常，而那些力有未逮的，自然而然就沦为俎上鱼肉。 如果单由法治的立场来看，这种事涉及人性，无从防止。由经济的立场看，更不需要防止。因为不论人性兽性，都是刺激社会繁荣的原动力，道德操守反而会使得经济难以推展。在今天这个举世竞相争逐物欲满足的时代，我们能够例外吗？在人类生存的过程中，纯净的精神文化与放纵的生活享受显然无法并存，究竟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提不出答案来，贫穷是绝对应该摆脱的，而要避免贫穷，就不能不发展经济。对一般人说来，如果没有利益的诱惑，凭什么要胼手胝足，辛辛苦苦的努力赚钱呢？既然有了钱，当然就要花用、享受。花在哪里？享受什么？如果没有精神的需求，一个人除了肉体感官之外，还有什么需要“侍候”的？ 更恶劣的心态是为了表示自己有钱，为了争取别人羡慕的眼光，酒池肉林、无所不用其极。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大型的染缸，人人称羡之余，竞相效法。甚至有人在办丧事时，都要高价请人来段销魂艳舞，才能令活者顺心，死者瞑目。 由这些山地同胞身上，我看到了人间社会阴暗的一面，有一阵子，我曾想去山地为他们服务。可是，即使我尽一生之努力，又能有什么结果呢？如果世人永远像这样懵懵地生活着，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则除了只顾自己私欲，逞一时之快外，还能够怎样？对我而言，如果没有明确的认识，恐怕自顾尚且不暇，又遑论服务他人？ 这是人间基本的课题，其重要性远超过政治、经济。只要一天得不到答案，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况就不会消失。我不必亲眼目睹，这里那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无数像她们一样的可怜虫，生生世世，永远在无知、愚昧的边缘挣扎。 退伍后，我开始准备面对自己的前途。在思想上我没有找到一点头绪，只是不满意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在方向上，我则决定了要从事电影工作，我认为必须先将技术准备妥当，一旦有了具体的观念和思想，立刻可以利用电影作为鼓吹及推广的工具。 回到家里，父亲一见到我，就说： “明天你到花莲去，向成校长报到。” “报什么到？”我如坠五里雾中。 “你去花莲农校教书！” “我不愿意去教书，我已经找到了工作。”我不打算告诉父亲有关电影的事，他不会了解，更不可能同意。 “不教书？你还能做什么？” “请您不要操心，我有工作了。” “胆大包天！你以为大学毕了业，就可以自己作主了？” “我不是这意思……” “那么明天就走！” 我当然可以反抗，可是，看到父亲的神态，他一天天地老了。而我还年轻，未来的时间全在自己的掌握中，急什么？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记得有一则笑话，说一个十恶不赦的歹徒，死后下了第十八层地狱。正当他后悔当初不该坏事做绝，以致落到今日的地步时。突然听到下面一层还有声音，他大为诧异，便敲敲地板，问道： “喂！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比我犯的罪过还要重呢？” 下面的人长叹一声，说： “我是教书的，阎王说我误人子弟，罪加一等。” 我不想误人子弟，不尽责的老师已经太多了。今天既然轮到自己忝为人师，就该痛定思痛，好好负起责任来。 我被任命为初二的导师，教他们代数、理化，此外还教初三的英文，一周共有二十个钟点的课程。这些正是让我在附中初二时降级的科目，无巧不巧却成为今天的挑战。 教学相长，这句话的确言之不虚，我从头把课本研究透彻，才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一知半解。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我又准备了很多引人入胜的题材，满以为凭这些就可以调教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材来。 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山地学生，我原先还怕他们水准太差。但根据学校发的导师手册，以往的成绩记录，全班平均分数竟高达八十五分！而我身为他们的导师，一辈子都不曾梦想过有这种成绩。 战战兢兢地上了一天的课，自我检讨后我认为应该教得很不错了。同学们仔细地聆听，一动都不动，从上课到下课，身体坐得挺直。每当我问他们：“懂不懂”？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懂！” 第二天，我也还满意，只是感觉到缺了些什么。我曾挖空心思的说了些笑话，而在那些如同木雕泥塑的优秀学生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反应。是不是我失去了幽默感？再不然是此地民风朴实，大家接受不了？因为不仅是我那一班，班班如此，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分明是努力认真地在听课。 第三天，我决定试探一下学生的反应，那是堂代数课，我找了几个学生到黑板前解几个方程式。他们很听话，每个人规规矩矩地走上讲台，拿起粉笔，然后就呆呆地冻结在时空之窗里。我等了很久，没一个人动笔写一个字！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个个乖乖地走上去，又一个个乖乖地走下来，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他不会！ 我好象坠入了一场奇异的梦境，是真？是幻？为什么平均八十五分的优秀学生，没有一个人能解这个刚刚教完的方程式？如果说我的教法不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更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就像机器人一般，乖乖地走上走下，连一句：“我不会做”都不肯说？是不是我神智不清，扭曲了眼前的景象？ 我一直提醒自己，冷静一点，先认清事实再说。到班上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了讲台后，我才耐着性子，向大家问道： “我讲的课你们懂不懂？” 大家又是异口同声： “懂！” “既然懂，为什么没有人会做呢？” 没有人回答，一个个瞪着我，好象觉得我这人很奇怪。我便把班长叫起来，要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以前的老师要我们这样说。” “可是你们真的懂吗？” “不懂。” “不懂为什么不问呢？” 他不说话了，为了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哪里不懂，我开始把那个方程式一一分解，每提一段，便叫不懂的同学举起手来，结果是到我解完时，全班学生的手都高高的举着！ 问题在哪里呢？问他们就像在对石头说话，我便由最简单的公式讲起，没有人懂！一直讲到最后，才发现他们连基本定义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呢？初中二年级了，连这些定义都还不懂，要我怎么教？ 无可奈何，我由假设的命题讲起，再问，他们仍然不懂。我火大了，再把班长叫起来，强忍着性子说： “请求你好心告诉我，从哪一句话，或是什么地方开始，让你不懂的。” 他想了半天，嚅嚅地说： “老师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黑板上只写了几个英文字母及数学符号，我心中一惊，想到一个最不可能的可能： “这是英文呀，难道你们连英文字母都不会？” “不会。”他肯定地说。 天哪！这是什么中学？为了求证，我又问大家： “认得这些英文的请举手。”果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我再说：“不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全班都举了手。 连加减号都不认得！那么九九表呢？班上会的不到两成，数目字呢？居然认识的也不过五成！ 下课后，我直接去找校长，他也曾是父亲的部属，我开口就说： “成校长，我教不下去了。” “不要急，是不是学生水准很差？” “不是很差，根本他们连小学都不应该毕业。校长知不知道，初中二年级了，他们连数目字都不认得？” 成校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当然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呀，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山地人。政府为了辅导他们读书就业，特别派人到山地去，请求他们来读书。一切都算公费，他们还是不肯来，因为他们从小就得做工、打猎，家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收入。最后还是把公费挪些给他们贴补家用，才把学生请来的。” “那么他们来了，就该好好教呀！您不妨看看成绩单，平均分数八十五分，上课只会讲一个‘懂’字，这又能学到什么呢？” “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政府规定，如果成绩不好，就要送他们回去，所以只得分配分数。至于教，那是你们做老师的责任了。” “不错，教他们是我的责任，但是教小学生有另外一套方法，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再说他们真不愿读书，也该尊重他们的志愿呀，这种办法不见得真对他们有帮助。” “我看你还是委屈一下，这里环境不错，你就读自己的书吧，别的老师不是教得很愉快吗？年轻人，还是忍耐忍耐的好。” 校长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们学校在花莲市郊的一个山坡上，环境幽美，青草遍野，绿树成荫。除了令人心畅的和风，就是轻灵悦耳的鸟语。当时台湾到处在加速开发，难得看到这种尚保持着纯真的处女地。同事也纷纷劝我，这样的生活多么自在，如果学生程度高，老师可就不好当了。 有的老师在此养老，年纪轻的则勤读英文，准备留美。我无所事事，又闲不住，就自愿担起学校的篮球教练。本来球队济济无名，没人管也没人教，校长为了安抚我，就如此这般决定下来。 由于山地学生体力充沛，我便专教他们快攻。每次后场一发球，己方球员就分两组，一组在中场接应，一组直奔底线，一有机会就吊传篮底。这一招非常有效，不论对手多强，我们每次得分都不会超过十秒钟。教了不到两个月，就一再打败花莲各个强队，甚至于“灌”了当地社会组冠军二十来分。 球队出名了，体育老师就眼红了，校长被他吵得无可奈何。好说歹说，最后解除了我的教练权，而球队的快攻也失灵了，又恢复了原来不生不死的状态。 那时正值我精力旺盛、青春难捺的年岁，对异性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因为没有机会，时常挣扎在自己生理压力下，心神难安。有位光棍教员，为了找人作伴，死拉活拉地带我去了一次“绿灯户”，那是政府核准的卖春场所。 平心而论，我很想体验一下日思夜想的性生活，因为除了梦遗外，我没有任何性的经验。尤其是与小妹在一起“厮磨”的刺激，曾令我血脉贲张，心痒难熬。可是我不敢逾越她的防线，每次都在灵肉之间奋力挣扎，苦不堪言。 更糟糕的是我太重视心灵的感受，即使在幻想中，我也有特定的对象以及特殊的气氛。不要说是妓女，连一般女孩能让我看中的也不多。 在长时期的蕴酿中，正因为珍视这种强烈的感受，我认为与特定的异性，应该有种相互投入、心神交汇的共感，这种私密性只能属于两个人，不能与第三者分享。因此，我要将这第一次的机会保留下来，直到有了适当的对象，再作纯洁无疵的奉献。 那位同事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性和吃饭一样，只是一种生理需要，我把性看得太神圣，根本不切实际。这种说法本不值一辩，各人有各人所重视的观念，我不反对他去吃另一种饭，他也不可能说服我随便找个女人就可以上床。 但我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经常强调要体验人生，追求真理。于是他批评我，说我自命纯洁，如果不去体验性事，怎能了解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 这话说得有理，令我哑口无言，我所重视的是“自己的感受”，本就与他人无关。如果只为了表示自己的道德观，只为了忠实于未来的妻子，那么就应该放弃自己追求的目标，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算了。 我随他到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场所，几十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一旁，他一一地叫过来，我却一个也看不上眼。最后他不管我愿不愿意，把我和一个“小女孩”推进一个小房间里。那个女孩一进去，便脱光衣服，就地一躺。 人生的第一遭，总难免充满了憧憬，心理上怀着既神秘又兴奋的感受，满以为“飘飘欲仙”的时机即将到来。至不济，我还可以用幻想铺成锦绣大地，眼前是一尊如玉似脂的雕像，任我把柔情化为甘露。 诗中不是有吗？“云雨巫山枉断肠”，那云端的飘渺，雨中的清新，人生的巅峰！即令那只是诗，诗人总不会刻意欺骗吧？ 然而在那一剎，我闻到的，是一股冲鼻的霉湿、骚膻的气息。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污秽不堪的地板，一个姿态非常不雅的“肉团”，成大字形地摊在面前。我惊讶得楞住了，我在做什么？难道就是这样“枉断肠”？ 她不耐烦地催我过去，叫我“快一点”！为什么要快一点？这不是一种享受吗？显然不是的，至少她并没有把这当作享受，我怎会傻得来到这里呢？ 幻想破灭了，我想逃出去，可是又充满好奇。我不应该把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可能这才是人生的真实，只不过为了遮掩这种丑态，人才有了种种美化的掩饰。 犹豫了半响，我腼腆地脱了衣服，廉价的香水味塞满鼻孔，眼前是一张放大的、恶形恶状的脸孔。我晕头转向地、本能地挣扎着，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厌恶。一会儿，那女孩推我起来，告诉我已经“完事”了，我如获大赦，自始至终懊恼不已。 一周以后，我得了淋病，为了治病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自此，我对性更是避而远之。这次的打击，知道的人虽然不多，我却耿耿于怀，更不想在花莲待下去。 我不想混一辈子，人生苦短，时间一去不返，一天没有收获，就白活了一天。教了一学期后，我毅然地辞去了教职，我不惜离开家里，也要和父亲说明自己的理想与决心。 可能是成校长已经向父亲解释过了，所以当我提到要自己找工作时，父亲只说： “找什么工作呢？” 我知道一提电影就没有转圜的余地，这时正好教育电视台开播，父亲也买了电视机，每天收看，于是我说： “我想从事电视的工作。” “电视！”父亲惊吼着，由椅子上弹了起来：“你怎么这样没有出息？大学都毕业了，还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电视事业不是为社会服务的行业吗？责任可重大得很呢！” “你是学农的，应该从事农业！” “是的，可是我虽然毕了业，农却没有学通……” 父亲脸上冒着青筋，眼丝中发出了红红的怒光： “混帐！读了四年书，花了你老子多少钱？你居然敢对我说书没有读通？没有读通就再给我回去读！” “爸爸，我不是学农的料子，再读十年也没有用！” “那你就是白痴！” “可是我对艺术很有心得。” “岂有此理！那为什么要去学农呢？不是浪费我的钱吗？” “爸爸忘了，我是要去学音乐的，可是您不准。” “当然不准，那种没有出息的事，哼！‘唱歌的’！” 我知道，在老一辈的观念中，在任何职业后面加一个“的”字，就表示非常的鄙视。这样辩下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如用理性的态度相互讨论，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所以我把话题一转，对父亲说： “记得爸爸是要我考电机的。” 父亲脸色和缓了些，露出百般无奈的神色，说： “我们朱家没有这个福分，有什么办法？” “电视机是电机专家设计的，是吧？” “可是你不肯学电机呀！你以为小时候装装收音机就行了？电视机可是一项大学问，大学就要学四年！”父亲以为我开窍了，安心地坐了下去。 “是的，电机是个大学问，要学四年，可是其它的科系也一样要学四年。” 父亲没有听出我弦外之音，还在期望我“回心转意”去学电机： “你现在去学，来得及吗？你小时候对‘科学’很有天分，现在都糟塌了！” “因为我不懂学电机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用处？你看，电视机就是例子。” “电视机又有什么用呢？” “给人看呀！我们工作累了，可以轻松一下，有什么新闻，立刻可以知道。所有进步的国家都有电视，我国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材。” 父亲很有耐心地开导我，这是我们父子间极少有的现象，或许是难得有共同立场的缘故。只是我很遗憾，我们两代之间的鸿沟太深了，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绝不能妥协。 “有了电视机，总还要有节目吧？”我又问。 “当然。” “是不是‘电视机’比‘电视节目’还重要呢？” 父亲犹豫了一下，他可能认为我还是个孩子，需要“教育”，所以说： “不能这样说，都很重要。” “那么设计电视节目，应该和设计电视机一样，是为国家及社会服务了啊！”我终于由父亲自己的话中，导出了我要说的主题。 父亲狐疑地望着我，打量了我一下，试探地问： “你不是想去设计电视节目吧？” “爸爸，您不是常说‘事无贵贱，人无高低’吗？都是为国家服务，设计电视节目又有什么不好？” 父亲一听，怒眼圆睁，立刻从椅子上跳起，大喝一声： “混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朱家世代清白，不能让你污了门楣！好吧，你能说会道，你有本事，你要做什么我不管，只是不要用我的姓！” 有了父亲这句话，我就满意了，反正为的是兴趣，出不出名无关紧要。这时庄灵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正好中心需要个技术人员，而遍寻不着。经由庄灵的推荐，我就挂名做了个临时雇员，负责剪辑影片。 我剪辑的第一部作品，是中心主任所拍的一部十六厘米的记录片，共有一万余呎。由于他的摄影机性能优良，他也充分发挥了“拉近、拉远”的特性，令人看得眼花撩乱，其中竟然没有一个静态的镜头。 由于人的视觉很容易受到光影变化的吸引，动态镜头只是为了表现运动以及动作的相对关系。对人的认知而言，画面当以静态为主，这样人才有时间思索、进而了解。即使是运动片、武打片，无不应以事物的交待为主，否则人看电影目的何在？ 据说中心主任是留美的博士，专攻视听教育，怎么会拍出这种片子来呢？我猜又是技术作祟，一个没有观念的人，当他手执一把金光耀眼的大刀时，除了舞个风雨不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拉进、拉出”是表达距离的技术，一般远距倍数不高的摄影机，很难拍出象样的效果。该主任必然是手中有了先进的武器，就忘了拍电影的目的了。 这种情形我屡见不鲜，有人文字功力不错，于是只重辞藻堆砌，以文害意；有人买了一部卫星显微照相机，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巨细无遗的芝麻变红豆；有了立体声高效音响，人们就竖直了耳朵，为的是要捕捉那无时不在、挥之不去的“真实的噪音”，或者是那低于每秒钟十六周的超低音频率。 这就是现代文明！一时的视听刺激，居然只因为有了“物质基础”，就摇身一变，明正言顺地登堂入室，蔚为艺术？只要外国老祖宗流行的，我们不效法就不够时髦！流风所及，难怪女性拉皮隆胸，男士浓妆艳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判断的标准，一味迷恋可见可得的“技术成果”，忘却了技术之目的。 不论文学、音乐、绘画、摄影，也不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欧洲，人就是人，所有的创作都是借助技术，以达到艺术的庙堂，追求人性最高的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个准则否定了，一切为技术而技术，标新立异，各尽所能。迟早物质享受将会取代人的感知，财力成为艺术的象征，人性化为物性。 我想尽了办法，仅保留了那些虽在移动，却不太离谱的镜头，将万余呎剪辑成数百呎的片子，不到几分钟就放完了。中心主任看了，对他的“杰作”赞叹不止，连连表示还要再拍。 后来中文系要拍一段“周朝礼仪”，我兼做导演及编剧，由庄灵执镜，成绩平平。这时，有人委托我们拍一部电视广告，主题是录音电话机。庄灵找来国立艺专毕业的李至善，由他导演，我来编剧。记得那是台湾第一部电视广告片，我们根本不知道电视萤光幕与电影片的比例有别，片子拍完了，毛片的效果不错。画面上是一个有“经理派头”的胖子，在电话铃响时，手忙脚乱，以衬托出录音电话的功能。 由于要强调胖子接电话的窘劲，我们用的是大特写，胖子的脸占满了画面，电话筒则换来换去。庄灵利用黄金分割，把镜头安排得精确无比，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我们无不佩服他的功力。料不到电视屏幕比电影屏幕要小得多，播放出来，胖子的头及下巴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鼻子、一张大嘴，以及一些黑忽忽的圆筒，不断地飞来飞去。 这时，由于近水楼台，我与小妹的来往频繁，接触一多，性的需求就油然而生。我必须作个决定，如果她也对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及早结婚。在她的支持下，我可能会达到我所追求的部分目的，否则我们应该立刻分手，使彼此没有牵挂和负累。 因此，我向她求婚，她要征求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则坚持要我父亲出面，必须“明媒正娶”，否则有失家门声望。 我知道父亲不仅不会出面，而且绝对反对我们的婚事。所以我建议不通知家人，私自结婚算了，小妹不答应，她认为这样会导致家庭的不幸。 我们分手时，也和其它未经人世的青年一般，纯洁天真，祝福对方有着美好的未来。且相互盟誓，彼此要珍重这段感情，永远保持真纯的友谊。 我开始专心研究电影，由于我国电影水准太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现阶段的从业人员打交道。此外，我并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兴趣，只不过想彻底了解电影的全部制作技术，以便作为日后表达思想的工具。 庄灵比较务实，他认为年轻的一代颇有理想与魄力，应该大有前途。我们便邀了几位国立艺专影剧科的朋友，如李至善、邱刚健，以及师大美术系的黄华成等，成立了一个电影研究社，筹办“剧场”杂志，并请了艺专的戏剧学教授姚一苇为顾问。 成立的第一天，姚教授请我们去他家聊天，结果我竟被姚教授赶出门来。那时电影院正在上演一部英国的“新潮”影片，名为“一夕风流恨事多”，这算是一部够水准的作品，姚教授则一口认定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电影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早已养成了“分镜头”的习惯，看完电影就已把“场景”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历历指出片中的矛盾和草率之处。姚教授不由分说，认为我对他“失敬”，于是下了逐客令。 假如姚教授就代表着电影界的新希望，那么我宁愿与这种新希望保持距离。任何一个学术性权威的建立，绝非只是因为他年高位重。不错，艺术免不了主观的成份，可是，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电影。要了解一部电影的“主题”、“技术”和所达到的“境界”，就应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探讨。以堂堂一个国家唯一的一所电影艺术学府，其教授如此，我不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我立刻向庄灵表示要退出，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庄灵则责备我不顾大体，哪有一个组织在成立的第一天，发起人就要退出？ 他是对的，但是姚教授不能原谅我，对我不理不睬，会务如何推动呢？ 我考虑再三，难道电影技术一定要在国内学吗？我的主要目标在于人生的体验，有了足够的体验，才能写出好的剧本。剧本是电影的灵魂，没有灵魂，电影哪可能有生命？既然如此，我所学的对象应该是人，是社会，是宇宙中一切变化的原理、根本。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一个小圈圈中，就算目前还有理想，过不了多久，在现实的压力下，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妥协、退让，到最后，理想还会剩下多少？ 想来想去，当前的社会状况令我感到窒息，各行各业都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再混下去，不是我被同化，到最后麻木不仁，便是愤世嫉俗，疯狂变态。 出国吧！去哪里呢？美国是一般学子心目中的天堂，一方面我不喜欢凑热闹，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大话：“不去美国，不读英文”！别人或许没有放在心上，我自己却忘不了。这时，有位同学告诉我，“老师”（大一的同学）去了巴西，巴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问来问去竟没有人知道。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去巴西。 我向父亲提起要去巴西历练一番，没想到父亲对巴西知之颇详，也很赞成我出去闯闯，并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先好好工作，存点钱，再托那位同学给我弄张农场的聘书，先去农场开垦再说。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去巴西的事已经安排好了，聘书不久就到，叫我先去学习葡萄牙文。我怎么都想不到事情会如此顺利，缘因在巴西有位东北籍的国大代表张振鹭，当年父亲任职东北行辕政务委员时，两人常相往还。 后来东北失守，张代表到南京开国民大会，在会中慷慨陈言，认为丢失东北是当时的行政长官陈诚的责任，所以呼吁先总统拿出“斩马稷”的精神，杀陈诚以谢天下。大陆易色后，因陈诚在台，故张代表举家迁居巴西。父亲自从知道我想去巴西后，就用电报与之联络，并得到张代表的同意，代我办理一应手续。 但是，去巴西的路费不是小数目，约值当时父亲“特任官”全年的薪金。我知道父亲素无积蓄，所以打算去卖苦力，自己赚取路费。想不到这也顺利的解决了，那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有位总务科长姚世惠，原为陈副总统的亲信，因为父亲没有班底，陈副总统特派姚科长来会中服务。姚科长知道我要去巴西，也知道父亲无力负担旅费，便向陈副总统报告，因而得到美金一千元的资助。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深深感到个人与社会的因果相依，如果不是这些协助，我今天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是父亲平素的为人，我也不可能沾到这些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必斤斤计较眼前的利益，只问自己的努力是否无愧于心。时机到了，就一定会有应得的收获。 那时赴巴西必须到日本签证，由旅行社代办，费用是两百五十元美金，坐货船去巴西则要五百五十元美金，在日本还要等上一个多月。为了省些钱，姚科长特别给我介绍了一位旅日华侨赵先生，他在东京的银座、池袋、新宿等地经营了好几家咖啡店。姚科长要我到日本就住在他的店中，多多少少也有个照应。 我是在一九六三年八月离开台北的，父亲率家人到机场送我，看他老态龙钟的样子，我知道这次很可能是永别了。我没有话可说，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痛苦，使我们的家庭得不到应有的欢乐。这又岂仅是我们家庭的悲哀？唯有寄托在我今后的努力上，只有找到了这个产生人间悲、欢、离、合的因果后，与人类共勉，得以免除诸种痛苦烦恼，那才能值回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不知道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虚无飘渺的人间真相是否存在？更不知道在哪里、如何去寻找？可是，我已经决定踏上这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至于个人的荣辱、家庭的幸福，也只有硬着心肠，割舍在一旁了。 小妹也来了，挤在铁栅后的人群中，哭得不成人形。她在想些什么？是后悔没有答应我的求婚？或是珍惜这次永恒的离情？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我只知道，果真她开了口，希望我留下来，很可能这一生的一切都将改变了。 我伸过手去，轻轻触摸着她的指尖，她没有动，也没有看我，只是泪珠像瀑布一般，由红肿的眼帘中潺潺地涌出。我紧咬着牙，脸上撑着已嫌僵硬的强笑，话语哽在喉头，只希望赶快听到登机的广播声。 我努力地提醒自己，她一定非常了解，知道我不是一个家庭动物，所以没有把我“系”在牢笼中。感激不只是一句言语，必须用更大的努力来报答。在这么多的祝福中，我终于沉重的踏上了茫茫的征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