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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论文


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

作者: 叶坦



    [摘 要] 本文以西部开发为典型个案,研究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问题。作者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发展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分析以往发展模式之缺憾,强调必须注重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本文通过对我国秦汉以来漫长的西部开发史尤其是1949年以来三次大开发高潮的重点分析,提出联系民族区域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者还试图探索具体实施方略的可行路径,诸如将西部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直接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等,以探讨在大开发进程中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与创新。

    [关键词] 西部开发; 区域经济; 民族文化; 多元一体;开发史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并以之衡量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存在若干缺陷。至少,有两大沉重代价不容忽视,一是(道德、感情、观念、习俗等)文化价值的失衡,二是(资源、物种、植被、气候等)生态环境的破坏。于是,强调经济与文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重视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发展,改变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经济学帝国主义”挑战。① 就我国而言,还应当注意另一个重要问题,即区域与民族发展非均衡的差异与代价,这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在上述发展模式的两个缺陷之外,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曾经就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等问题进行过一些探讨(2)本文就是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立足西部大开发这一中华民族大发展的宏伟战略,探索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问题。

    西部大开发能够成为多元一体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典型个案的缘由主要是:西部大开发不仅集中地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而且典型地涵聚着前述发展模式中必须注意的三个的重要问题。

 

    所谓“西部”包括陕、甘、宁、青、藏、新、川、滇、黔、渝、桂和内蒙12省区市,面积540万平方公里,人口2.8亿多,有所谓“荒、远、边、穷、大、财、宝、美”之称。这里,曾有丝绸之路大唐盛象,也有漓江秋晚大漠孤烟;这里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江河源头,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众多民族集聚之地。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到,“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考古发现也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各地的古文化就有交流;到夏商之际,中原文化向四周扩展,逐步形成青铜文化共同体,这也意味着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巴蜀文化为例,有学者通过对扬雄的大一统观以及儒风在巴蜀流布的研究,阐述巴蜀文化在秦汉时期汇入中华文化的进程,说明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交流融汇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③

    民族学著述特别是费孝通等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对多元一体文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中华文化就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无数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④ 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可称为“多元”,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体”。对这两者的辨证关系,或可借用“月映万川”来描述——即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在本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与演进中发展着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包括语言、文字、习俗、信仰、艺术、观念、生活方式、经济类型等等 ;同时各民族又是在与兄弟民族的接触、交流、融合、杂居乃至同化中,凝聚而成具有中华民族共同特性的文化特质。

    在《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一文中,我试图探讨民族文化特性、发展动力和民族凝聚力等问题,论述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由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汇聚而成,从而具有共通的基本属性,而基本属性是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的。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这三者往往交织叠合、密不可分,但又各有其偏重。这当中,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它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聚而成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通特质。中华文化的发展动力和民族凝聚力,源于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本身。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体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向心凝聚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华民族”的名称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成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感情纽带与精神力量。

    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以往单纯的民族学、文化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等都面临新的综合性、交叉性发展的要求。经济学对非经济因素的作用重视不够,而民族学则对多元文化互感交汇及民族经济特质的研究有待提高。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著述丰瞻,然而对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以及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注重还不够,这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经济发展战略多是以区域经济而非以民族经济为基点的。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可喜的是,近20年来“民族经济学”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而对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⑤

    法国学者佩鲁(froncois perroux)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⑥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与方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经济活动与行为本身就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受特定文化制约,消费偏好、行为规范、模式选择、投资意向等等无不如此。从而,经济与文化不仅有联系,更是一体性的、不可分割的。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并对其经济生活起作用。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有别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即民族自治地区)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自治的地区汉族的比例也相当可观;而在一个民族相对集中聚居的不同区域,也会呈现其民族经济文化特色。例如,藏族就分布在几个省区,其民族经济文化具有鲜明的共性特征,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⑦

    众所周知,我国西部是多民族聚集的主要地区,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庸讳言,由于历史和环境等原因,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西部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多处于自然经济、游牧经济等状况下,民族地区的贫困值得重视。1993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592个,民族地区257个,占44%;贫困人口占40%,而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不足10%。据研究,全国半数以上的贫困县是少数民族县,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省份是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宁夏和甘肃,即主要是西部地区。(4)但是,西部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全国已探明的14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就有120多种,一些稀有金属储量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能源、旅游、土地资源也极具优势,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西部的开发不仅可以促进东西部科技与资源优势互补和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流动,而且能够优化产业布局结构,促进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和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⑨

    1999年6月17日,江泽民明确提出要加快西部开发,这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总的原则是要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00年3月5日,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西部大开发已成为一项重要国策,处理好开发利用资源与保护养育生态以及经济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关系十分重要。西部大开发不仅是区域经济结构的布局调整,而且是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包括物质、制度、精神各层面的文化要素。其关涉我国整个经济结构的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更是民族文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走向适应协调共进的过程,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不仅要保住西部资源更要各民族共同进步。但是,这种共同进步并不能以弱化各民族经济文化特征为代价。开发西部特别应当重视区域内各民族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尊重各民族的特性和存在价值,促进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平等沟通交流,事关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和持续发展。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 ⑩ 这一原理启示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应当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西部大开发意味着多元文化的共同繁荣,而不仅仅是某一种民族文化的空间拓展或机械移植,其过程必然是多元文化的相互融通、相互推进,其实质是西部各民族间文化调适和经济转型。历史证明——如何对待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西部开发的成败关键。

二  

    我国的西部开发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前人对开发及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也进行过多种研究,近年来有关民族区域与开发关系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而联系民族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这些可以从不同时期的大量研究成果中发现。⑾

    从历史上来看,统一全中国的秦朝就地处西部,此后历代“开拓西域”、“战备屯垦”、“移民实边”等等举措时兴时废,重要的如汉、唐、元、清几个朝代,均对西部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发,并设置过各种管理机构,其职能兼及军事、行政与经济各方面。像唐朝在西域就先后建立了11个屯垦区,几乎遍布今天新疆各地,开发延续约160多年,为其他朝代所不及。再如,清代的左宗堂主持陕甘政务期间,重屯田、修水利、畅交通、植树木,大大促进了西部的开发。⑿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中西部开发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他已看到“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凋零之区物产丰阜之望。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强之道。”⒀ 他主张先发展交通进而对西部全面开发,缩小东西部差距。1920至30年代,“开发西北”运动蓬勃兴起,1932年12月通过《开发西北案》,行政院还专设“西北拓殖委员会”,政府投入经费进行西北开发,其主要推动力是“9·18”后西北战略地位的考量。但由于当时西部基础较差,东南部也不够发达,再加上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发西北虽有一定成效但不能取得预期效果。⒁ 总的说来,上述开发的军事和政治色彩十分浓厚。

    1949年至今,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体制也发生着根本变化。对于西部的开发大体上形成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以改变工业三分之二集中于沿海的格局,内地尤其是西部是工业建设的重点,“一五”时期 ⒂ 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和国内配套项目中有相当数量放在西部,奠定了工业化起步的基础。第二次是1965年全面展开、“三五”、“四五”为高潮、“五五”扫尾的以战备为中心的“三线”建设,⒃ 力图建立各地区备战的独立工业体系。据统计,整个“三线”建设时期。国家总投资约两千多亿元。第三次即世纪之交的这次西部大开发,改革开放20年来,东部地区有了很大发展,东西部差距拉大,区域经济从倾斜向协调的转换已势在必行。

    如何评价前两次西部开发,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大抵说来,第一次的均衡发展尤其是内地建设,对改变当时我国工业的畸形布局和荒凉、落后的西部地区面貌,以及奠定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格局都有重要意义。第二次,十几年的“三线”建设客观上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经济布局的调整是起促进作用的,但其着眼点是备战,在广大西部地区实施的主要是工矿企业移置,搞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体系,不利于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而且投资比重过大影响了国家财力对已经很有基础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支持,加上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益都不够理想,的确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从上述整个开发历程看,我们不能不认真思索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除却自然因素和具体开发策略外,西部地区历经漫长的开发过程,至今依然明显滞后于东中部,更深层的原因到底何在?必须看到:开发若以军事或政治目的为主、发展经济而又忽视西部各民族的文化习俗、经济特质和基本利益,只顾“一体”忽视“多元”,就难以实现西部地区真正的繁荣发展。无论是“均衡”抑或“倾斜”,“轴心”还是“梯度”,是计划安排还是市场选择!正是在注重区域性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促进,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呈现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固化性“二元结构”,不利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区域民族

    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不容忽视。同时还应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区域民族经济当看到,计划经济时期“一刀切”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民族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而且对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负面作用也不容低估。例如,“以粮为纲”的发展模式,要求众多西部民族放弃其游牧、狩猎等民族经济形态,片面追求粮食生产,其结果不仅产品单一效益低下,而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短期效益,造成生态破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降低,今天不得不“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

    如今,第三次西部大开发既不同于封建时代的经营谋略,也有别于计划体制下的指令规划,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在加入wto的规制下全面地、有区别分步骤地进行。另外,这次开发的基础也与以往大不相同,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家有财力、东部有基础来支持帮助西部大开发;再就是经济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加上有良好的内外部环境,都为大开发打下了基础。有研究具体分析了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与挑战,指出1998年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570亿元,比1978年增长20多倍。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钢铁、有色金属、石油、机器制造、汽车制造等现代工业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改善。公路建设,1996年民族自治地方通车里程达36.33万公里;铁路建设,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开通,南昆铁路竣工,湘黔线、成昆线电气化建设等正在加快进度;航运方面,基础设施和运输能力都有较大发展。而不利因素中最为突出的,是西部地区贫困问题仍然严重,且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主;教育科技落后,目前西部地区的文盲、半文盲率为2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个百分点;再就是人口出生率高,生态环境恶化,森林草原被毁植被严重沙化,以致黄河断流长江洪涝灾害连年不断。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本来就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而且处理好民族关系势在必行。⒄ 这也证明了西部大开发必须处理好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并且要根据有利和不利条件,进行通盘考虑制定因地制宜的措施,要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统筹安排。国家强调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主要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技和教育。

    在市场经济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内外条件下进行的第三次西部大开发,不能脱离这两个重要前提。在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间的交流互感明显加速,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联系与交往也迅速发展。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度里,多样性的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经济发展怎样接轨或融合?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都有很大差异的各民族,如何在“多元”与“一体”的动态发展中既保持民族特色又融入全球化发展?如何摆正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等关系?如此等等,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我认为,认识多元一体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要特别注意不同历史阶段中多元一体文化的特质与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或不适应的民族体制、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习俗观念等等及其发展演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的催动下,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应在保持其民族特性的前提下整合创新,这些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近年,人们在对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认识增强的同时,对文化多样性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在提高。尊重和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就是尊重和肯定各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特性,也才能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与交流。大开发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建设,保护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与注重自然生态和各民族的文化生态同样重要。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实现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与经济发展和谐共荣,云南已经走在了前面。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全国56个民族云南就有26个,其中独有民族15个。不久前《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出台,这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关于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从西部文化的多样性认识和保护,到区分这一文化的古今异同及其与民族经济发展进程的差异、并看到其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的特殊经济价值,进而强调在西部大开发中整合创新多元一体民族文化,这是对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过程。
西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构成了西部文化的多样性,这里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依据居住地的特点和本民族的习俗生产生活,展现为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如维吾尔族从事绿洲农业,哈萨克、塔吉克族从事绿洲、戈壁草原游牧业,撒拉族、保安族、回族等从事旱原犁耕农业,彝、苗、瑶、布朗、景颇、傈僳等族多从事山地粗放农业,哈尼族、部分壮族从事山地梯田稻作农业,傣族、部分壮族、布依族等在河谷、平坝进行稻作农业生产。正是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饮食习惯、传统服饰、建筑风格、节日习俗、宗教信仰等等。仅以宗教信仰为例,西部地区有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基督教等,还有萨满教和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而民族杂居状况决定了并非可以按民族严格区分其经济文化特征,即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同一民族可能具有一定差异;而且民族之间的差别不是绝对的,一些文化现象可能为多个民族所共有,这些是各民族自身发展和民族间不断交流的结果。⒅

    但也有研究指出西部文化与经济不能同日而语。西部地区的经济多数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畜牧业状态,西部的直辖市重庆3000万人口中农民比例高达80%,占全国总人口23%;占国土面积57%的西部地区,工业的总产值仅占全国份额的1/10左右。西部的文化则不然,这里不仅有中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并存,而且融汇了希腊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保存着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如敦煌以其独特丰姿屹立于大漠。西部文化富有珍贵的价值主要是指它的古老性、不可再生性和历史鉴证性,在西部大开发中,保护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创造多姿多彩的中国西部新文化,是维护西部民族团结的需要,也是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2)的确,西部灿烂的民族文化与经济落后局面形成反差,面对市场经济转型,民族文化也要进行保持本民族特色的整合创新。古老而多姿的西部文化,不仅有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而且在大开发中能够将这种文化资源直接转化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旅游资源,这可能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又一个新增长点。

    无论文化与经济如何反差毕竟密不可分,文化的多样性与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同样是西部区域的凸显特征。评判民族经济文化的“进步”或“落后”实际上并非易事,确切地说,其高下优劣是不易也不宜划分的。 “多元”并不一定是同一平面的分布,或可多层面、多色彩、多类别地多元并存;而且进步与落后在特定条件下会超出习惯思维方式,一般认为的落后若从“后发优势”或可持续发展视角来看,可能会赋予其新的价值。举例说,以往藏族地区寺院组织封存的原始林,现今会有保护资源和生态平衡的功效,还可能因建构水源蓄养林而具有特殊的经济价值——即原来的民族宗教活动,现今可能兼具环保与市场双重新意义。再有,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把“逐水草而居”的游动放牧视为本民族正常的经济生活,依然把牧场视为天赐资源,从而政府尽力使之定居却收效甚微。这恐怕也是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典型事例。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们的经济文化习俗呢?但应当引导他们认识到对草场牧地不能只使用不养护。总之,违反民族习惯与传统的做法很难成功,这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决定了的。

    西部有许多颇具民族或地域特色的传统产品,至今依然保持其强劲的生命力,并能够在结合时代发展的改进中,焕发出更加绚烂多彩的光辉。如特色的手工编织、刺绣等等,结合新的风格时尚和市场需求,定能创造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或可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往一提起西部开发,似乎就是要建设大型的工矿企业。实际上,具有鲜明的民族与地域特色的传统产品更有市场和竞争力,这在国外也是一样,如法国的葡萄酒、瑞士的钟表、荷兰的花卉等等。我国西部民族中类似的传统产品很有基础和优势,如河西走廊出的二滩羔裘、西南彝族地区产的猪鬃、藏区的牦牛绒、伊犁的马匹、滇西的生漆等等都是如此。类似产品有的很有声誉或已经跻身国际市场,但由于旧有的体制等原因发展还很有限,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应该是这些产品大发展的极好时机。将传统产品导入市场,发挥民族产品的特色优势,比“移置”大型工矿企业要省投资、见效快、少风险还利环保,也更适合民族文化与地区习俗。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

    在强调保持民族性的同时,如何进行适应时代发展的创新十分重要,如民族的传统技能技艺能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则大有可为。像以往同样被认为是“落后”的许多民族都采用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若能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与生态学理论和有关操作方式相结合,就有可能在取得特种收获物的经济效益的同时,又减少其资源损害代价提高生态维护实效。再如,我国西北民族的传统放牧技能,如能注意草场植被保护又与珍稀动物的驯化繁殖技术结合起来,就可能改善环境并形成创新性养殖业。游牧民族管理畜群有独特的技能和技艺,长于狩猎采集的各民族都有其的狩猎采集技巧,如能使自然科学知识和手段与之整合,再对他们的传统观念尤其有碍环境保护的习俗进行必要的引导,就能使传统放射出灿烂的现代光彩。西部民族迫切需要能够与其民族传统及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科学技术。

    民族经济文化的整合创新,并非局限于产品类型或生产方法等方面,制度层面的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层面的观念意识等等,在大开发中也都将受到很大冲击,也都需要进行顺应发展的改进创新。有学者对佤族、拉祜族的社会组织、独龙族和土家族的经济意识、藏族和维吾尔族的宗教观念等等进行分析研究,很有见地。⒇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百年大计,教育第一”,要加强民族经济文化自身的变革力度,就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引入各种人才的同时,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这也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开展的西部大开发的“基本建设”,关系到开发的前途命运。

    本文没有用太多篇幅专门论述资源与环境等问题(而是在谈民族经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夹叙夹议,这与本文主旨相关),并不说明这些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不重要,恰恰相反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对此已有若干专题性研究,尤其在西部大开发这一主题下,不仅相关成果如雨后春笋,而且国家政策也开始予以足够重视。例如,《民族地区环境保护工作情况》指出,国家在“十五”期间对民族地区的环境保护,强调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这里是我国环境资源的源头,是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基因的库区,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带。具体措施主要是加强水、土地、矿产、森林、草原等生态环境保护,完善监管制度。同时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使之同农村的经济开发和扶贫工作有机结合。再就是要搞好工业污染防治,严格控制新污染,限期治理城市环境,努力增加相关投入。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提出的生态保护投资需求约500亿元,将重点抢救性地保护中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生态功能区,要兴建15个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建成120个国家级重点生态示范区、100个生态农业县、5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提高现有15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能力,这些项目将重点安排在西部民族地区。另外,还要加强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努力提高民族地区各民族的环境意识。(2)证明国家对这些问题不仅重视,而且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下一步的关键就是要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本文立足西部大开发这一宏伟战略,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华多元一体民族文化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可供思考的意见,希望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和研究讨论。

    作者简介叶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
     * 本文系作者提交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架构”学术研讨会论文《多元一体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以西部开发为中心》修改稿。

    注 释
    ① 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可能追溯到较早时期,但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步成为较为普遍的共识。经济与文化问题的思考,自探索“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因素起而成果纷呈,如杨君实等:《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黄光国:《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中华共同体促进基金会编印:《中华文化经济论丛》1995年版等。相关学理研究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伦理经济学原理》(孙瑜译),中国社科出版社1997年版;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沿海企业与科技》1997年第2 期;刘永佶:《经济文化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叶坦:《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聊城师院学报》1999年第3 期;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等。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则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问世之后,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通过了《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等,可参考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1992年版。此后十年来,我国认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为该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 )所写序言中记述了十年来的重要事件。此报告自1999年始每年一册,其研究方法及参考文献对于研究中国可持续发展诸问题颇具价值。
    ② 参见叶坦:《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论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兼及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中国社科院学术交流委员会编:《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呼唤》(论文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等。
    ③ 谭继和:《“西道孔子”扬雄的大一统观和儒风在巴蜀的流布》,《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 
    ④ 参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初版1989年);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
  ⑤ 区域经济学专著主要如于宗先主编:《区域经济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陈栋生主编;《区域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刘再兴主编:《区域经济理论与方法》,中国物价出版社1996年版;魏后凯等著:《中国地区发展——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地区差异》,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陈鸿宇:《区域经济学新论》, 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张金锁 :《区域经济学》, 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敦富主编:《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版等。
民族经济学专著主要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施正一:《民族经济学教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施正一等:《开拓与发展:民族经济学2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⑥ 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⑦ 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⑧ 参见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世界银行:《中国:90年代的扶贫战略》,中国财经出版社1993年版等。
    ⑨ 下述资料可提供我国区域发展差异的一些可比较数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252—253页、第270—273页;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1页。
    ⑩ 厉以宁:《经济、文化与发展》,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3页。
    ⑾ 研究可上溯到张辰:《西北三省农林垦殖说略》,《农林公报》1913年第2卷第8期;宋斐然:《开发西北农业的基本理论》,《西北研究》1931年第1 卷;张星尧:《开发西北与西北交通》,《现代西北》1942年第2 卷第5 期;萧澄:《西北资源与经济建设》,《经济汇报》1945年第5 卷2—6 期等。1949年以来如冯浩华:《对青海移民与垦荒的历史考察》,《经济研究》1983年第5 期;李仁贵:《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施正一主编:《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研究》,民族出版社 1988年版;陈栋生主编:《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东北财大出版社1990年版;周其人:《中国区域发展差异调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魏后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国家计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我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研究》,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解洪:《西部资源综合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研究》1998年第4 期;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和评价》,《民族研究》1998年第6 期;何炼成:《西部大开发四十条》,《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4 期;贾银忠:《西部大开发与民俗文化观念更新》,《西南民院学报》2000年第5 期;吴仕民:《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等,不能赘举。另外,笔者从下文得到很多启发,
http://www.netsh.com.cn/bbs/2530/messages/195.html《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论坛》2002年3月1日发表的杨庭硕:《西部大开发与我国民族多元文化重构》,特此致谢。
    ⑿ 参见任力:《中国历史上的西部开发》,《民族》2000年第6期;马敏等主编:《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审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
    ⒀ 《孙中山全集》第2 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4页。
    ⒁ 参见马敏等主编:《中国西部开发的历史审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52页。
    ⒂ 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具体时间是:“一五”1953—1957、“二五”1958—1962、“三五” 1966—1970、“四五”1971—1975、“五五”1976—1980、“六五”1981—1985、“七五”1986—1990、“八五”1991—1995、“九五”1996—2000 、“十五”2001—2005年。
    ⒃ 东部沿海为一线,川、黔、滇、陕、甘、青、宁及鄂、豫、湘、晋等省西部为三线(主要是西部地区),一线与三线之间为二线。
    ⒄ 参见姜瑛、李荣:《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学术探索》2000年5期。
    ⒅ 参见方芸:《西部大开发中的文化多样性保护 》,《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⒆ 参见王洪华:《西部特色文化中的三个问题》,《中国文化报》2001年8月27日。
    ⒇ 杨庭硕:《西部大开发与我国民族多元文化重构》。出处见前,上述部分内容参考了此文,特致谢忱。
    [21] 参见:《民族法制通讯》200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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