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 -- 中国的农地制度：收益和成本 -- 追寻梦想＞其它文库＞经济管理

中国的农地制度保证了中国在面临这么大的人口压力下社会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和发展。拉美一些国家现在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是拉美国家从来只有“暴动”和政变而没有彻底的“革命”。土地牢牢地掌握在大地产者手中，无地和失地的农民在农村无地可种，在城市打工无门，只有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形成大量的贫民窟，有的甚至出现了农民与大地产者的激烈冲突。拉美国家大多属于人少地多的国家，解决农民问题比中国有优势，但其土地改革遇到的阻力之大，农村社会内部冲突之激烈要远甚于中国。拉美一些国家政府的频繁更迭，军人政府的上台，以及最近左翼领袖卢拉就任巴西总统不能不说与这些国家无法解决农民问题有关系。[23]

亨廷顿指出，“农民可以是捍卫现状的砥柱，也可以是革命的突击队。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取决于农民认为现有体系满足其眼前的经济、物质需要到什么程度。在正常情况下，这些需要集中在土地的拥有、租佃、赋税和物价上。只要土地所有制的各种条件是公正的，也能使农民生存下去，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条件不公正，农民生活于穷困痛苦之中，除非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加以纠正，革命即使不是不可避免，也是大有可能的。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阶级更加保守的了。……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里，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在农村推进改革的能力。”[24]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成本在于其内生的冲突。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农地制度造成了规模效率的损失。因为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只有靠不断增大土地规模，绝对地租弥补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追加的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农场的扩张的规模是和资本和技术的密集程度成正比的。而农村土地产权的残缺则阻碍了资本、技术和土地的结合。从学理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但这种说法又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一种基于“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而得出的论调。[25]规模经济效率的损失是中国应当付出的制度成本，这一成本可能是显性的。中国农地制度所付出的最大成本可能来自其内生的冲突，是隐性的，那就是土地流动的 “灰市场”。[26]

市场交易要求参与交易的要素具备可交易的性质，产权清晰，这样市场才能自动根据供给和需求确定价格。但是中国的农地制度客观上造成了产权的虚化，土地成为一种非市场资源，这就为权力介入市场创造了机会。管清友、王亚峰（2003）提出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委托—代理悖论”。由于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由于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或者说是排他性的占有权受到更高级别的乡村机关的侵蚀。土地分配的具体执行常常要通过集体的代理人——乡村干部来实现，土地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掌握的一种非市场资源。于建嵘（2004）认为，一方面，国家严禁土地所有权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一种完全无价格衡量的“虚拟财产”状况。另一方面，国家掌握和控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处分权。只有国家通过其机构可以改变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归属，国家在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能和使用权的转让上所进行的限制，已经离开了法律意义的财产所有权基本权能的范围。”[27]管清友（2005）认为，因为农地产权的虚化才导致了一些官员和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冷“交易”热“流转”来近乎无偿的剥夺农民的土地。并且，农村的既得利益集团－权势阶层业已形成。

国家与官僚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对官僚理论的研究指出：（1）官僚和政治家的行为模式是不相同的，可以认为政治家和官僚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2）官僚和政治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作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官僚比政治家立法者更了解该种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哪些投入，什么是最有效的生产方法、生产的潜力有多大等等；（3）官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尼斯坎南认为官僚所追求的是尽量扩大本部门所能获得的财政拨款，又称“预算最大化”。[28] 既然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那么官僚就非常有可能在政治家的政策之下为了私人的目的上下其手，从中渔利。正如唐斯说道的，“在现实中，甚至是政府的主要官员，他们也不完全具有相同的目标。”

权力介入市场，在面临土地需求时，造成了两种后果：其一是农民与土地需求者之间的交易——土地流动被称之为“土地流转”，其二是各级政府与土地需求者之间的交易成为真正的交易。在这两个过程当中，各级政府既充当了土地供给者的角色（相对于土地需求方），又充当了土地需求者的角色（相对于村集体和农民）。于是，土地租金的绝大部分就被各级政府借助土地产权的残缺和虚化或是装进了自己的腰包，或是成为土地批租收入。这就类似于双轨制的模式。农民在市场上拿到的是按照国家牌价（按照使用权交易，而不是按照所有权交易）出让的土地收益，而政府拿到的是土地按照市场供求出让得到的收益。无疑，市场价格要远远高于国家牌价，其价格差额就是所谓的“灰市加价”。而在这其中，权力起了最大的作用，灰市场也由此产生。[29]这里的灰市场供给方是两个：一个是农民，即村集体，一个是各级政府。需求方既可能是政府，比如搞开发区建设就要征用土地，也可能是房地产开发商等等。由于土地的非流动性，其市场的分割性显而易见。这就更加增大了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同时也就增加扩大了“灰市加价”的区间。灰市加价来源于需求方为获得一定量的某种商品所愿支付的相对于国家牌价的“消费者剩余”。因此，灰市加价来源于相对于国家牌价的消费者剩余。然而，灰市加价却并不一定等于这个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构成了灰市加价的上限：超过这一上限，土地需求方是不合算的，他们就不会从事灰市交易。在土地灰市场当中，土地需求方（开发商等）一般会通过各种途径在灰市加价区间内获得土地。特别是在中国各地都在大搞招商引资的风潮中，政府为了体现政绩通常会与土地需求方合谋，以尽可能低的灰市加价完成交易。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灰市加价为负的奇妙现象，即所谓“零地租”，还有税收优惠。灰市场关系的分散性、个别性决定了灰市加价取值的不确定性。但是，无论灰市加价取值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即灰市加价都不构成土地供给者，实际是农民的收入。灰市加价是需求方价格的组成部分，但并不构成供给方价格的组成部分。土地需求方支付了较高的价格，却不能起到引导土地供给行为的作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政府与土地需求方的合谋，土地需求方也是得利者，因为土地需求方一般都是能够给政府带来政绩的，这一点是与一般的灰市场不同的。政府与土地需求方合谋的时候，政府实际上成为了“灰市中间商”的角色。灰市中间商将批量土地一次买下，与之合谋的土地需求方替政府垫付流动资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理解现在政府对“拆迁”，“开发区建设”如此卖力的原因了。

理论上的分析看起来简单，但在实践当中都蕴涵着利益关系，而且很可能隐藏着某些家庭的灾难。中国农地制度安排的成本在土地灰市场里面显露无遗。但是，国家又无法完全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至少在近几年大搞招商引资，大搞开放区建设的热潮中，农民权益受到侵害，无地、失地农民大大增加的案例层出不穷。国家推行改革，维持社会稳定所倚赖的人，很可能也是出于自利而成为某些制度的破坏者。从长远来看，这些分利集团是影响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这也是国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

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命题三：国家寻求义理性的改革过程伴随着与来自国内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国内利益集团的博弈的一个最明显例证是所谓“制度悖论”问题。即官僚或利益集团都是统治者所必须依赖的政治经济力量，如果新的制度安排所能带来的额外利润被官僚自理行为滥用掉的话，新的制度安排就无法建立起来；同样，如果制度变迁中受损失者是统治者所必须依赖的集团，那么统治者会因为害怕自己的政治支持受到侵蚀而情愿不进行这种制度变迁。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都来自于此。既然国家要依靠官僚集团来推行农村改革，就无法杜绝既得利益者利用制度上的缺陷寻求土地的灰市场交易：以公益的名义征用土地，以商用的价格出售给开发商，中间的差额一部分可以作为寻租所得，一部分可以成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为自己或者本集团赢得政绩，取得政治上的收益。这正是中国农地制度内生的矛盾。相反，处在无组织状态的农民也是利益集团，但是由于农民的弱谈判能力，其对改革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持续不断的农民上访、暴力抗法等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国家所关心的政权“义理性”的存在，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并重视农民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特别是在开放经济的背景下，国家还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优势的比较和学习效应，使国家努力采取各种方式弥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维护社会的稳定。

一般来说，制度的变迁要经历三个阶段：共容利益主导期，分利集团发展期，以及体制僵化期。在共容利益主导期，制度对人的激励机制被迅速释放出来，人们生产的积极性高涨，国民财富增加，执政者的义理性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在制度潜能释放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不参加社会生产而只参加分配“蛋糕”的分利集团。国民财富增加越多，分利集团的获利就越多。分利集团的发展降低了社会效率，导致了体制的僵化。对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农地制度安排的共容利益主导期已经过去，现在是分利集团的发展期。奥尔森（1982）指出，分利集团的寻租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的决策效率下降，制定经济政策的时间延长，影响整体社会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以及资源重组的能力，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当多个分利联盟串通共谋、取得制定经济政策的支配性地位时，国家的政策便成为这些利益集团坐地分赃的工具，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深受其害。分利联盟就像是闯进瓷器店里哄抢的几帮强盗，他们抢走的少，打烂的多。分利联盟通过损害国家、社会的利益来实现群体、个人的狭隘利益。

近几年来，有关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经营的论调甚嚣尘上，按照美国新生代经济学家格莱瑟的分析框架，当人们反复地叙述某一事实时，他一定能从这一叙述当中获益。当某些人或者组织扮演着土地流转有利于规模经济发挥的意识形态的供给者的时候，那他或者他们一定能够从土地流转当中获得好处。要消除有利于某些人的意识形态就要消灭这种意识形态的供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要消除这种有利于某些集团的意识形态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整顿吏治，实现信息透明。解决土地流转的灰市场问题也无非在于是这个市场成为真正的市场，在法制的阳光照耀下，使权力退出市场。如果中央政府选择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长期坚持之，那么面对权力介入土地流转，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净化土地的流转市场。奥尔森同时也指出，如果能够打碎分利集团，就能够摆脱低效和停滞的困境。[30]孙广振、张宇燕（1997）给出了一种打碎利益集团的思路。他们注意到了西汉初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政论家贾谊的论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少其力”。之所以提此建议是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由此不难看出，贾谊的策略，是要借助皇帝的权威来打碎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数量众多的小利益集团实行分而治之，并使其彻底丢掉反叛成功的幻想，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他们将“贾谊问题”放到一个数理分析的框架里，从而对利益集团与治国者或立法者之间的博弈展开理论分析，讨论了中央政府（“立法集团”）对利益集团的最优分化与整合策略，以及中央政府的最优策略的社会福利涵义，并得出结论：

对“贾谊问题”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打碎利益集团的思路。第一，根据我们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所处时期的判断，在利益集团总体规模的膨胀的时期，应当鼓励一些阶层组织起来表达自己的利益；第二，应当抑制大的同时扶助弱势的利益集团。我们认为，农民现在是人数最多，但同时又是最弱势的利益群体。因此我们提出命题四：扶助农民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有助于遏止既得利益集团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制度良性运行而不至于陷入僵化的陷阱。

我们的选举法规定，农村人口要四倍于城市人口产生一位全国人大代表（96万：24万）。这种代表产生办法，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在政治中的参与，以及他们的利益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反映。它表明在制度上，已经置农民于弱势群体的位置，首先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它决定了在社会发展中，农民也必定处于弱势的地位。无论是从财政支出，还是从社会政策的安排上来看，农民的利益被置于所有其他利益集团之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最容易被牺牲掉，是这种政治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下面是刘智、史卫民、周晓东、吴运浩的《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里面统计的数字。[33]

[1]在1950年代，中国最高决策者为了赶超发达国家经济而制订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这样一种战略目标一经确定，传统经济体制的面貌就会随之产生。首先，在一个发展水平甚低、资本极度缺乏的国家内优先发展重工业，只能人为地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劳动力和生产必需品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利用工农业的“剪刀差”发展工业，因此造成了生产要素和产品价格的极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场机制很难保证稀缺资源流向不具比较优势的重工业部门，因此就需要借助计划与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最后，为了贯彻资源的计划配置机制，在微观上必须建立以完成计划任务为目标的人民公社（还有国有企业）。林毅夫、蔡日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

[2] 转引自蒋庭松，加入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3] 转引自蒋庭松，加入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

[4]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294、297—298页。

[5] 周建明等，社会政策：中国的挑战，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国际交流项目——“社会政策：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挑战”第二部分（未刊稿）。

[6] 参见有关的中央政府文件和领导人讲话。最新的论据是回良玉副总理在2004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回良玉：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新华网）和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对中外记者的回答。

[7]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燕南网。

[8] 有关的研究可以参见：傅泽强、蔡运龙、杨友孝、戴尔阜，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分析，《自然资源学报》，2001年第4期。温铁军，中国的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结构关系，中经网50人论坛，http://www1.cei.gov.cn/forum50/doc/50tzgg/200305261831.htm。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经济参考报》，2005年3月28日。李成贵，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9期。李成贵，大国之忧：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蒋庭松，加入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管理世界》，2004年第5期。温铁军还特别指出，西方国家五百年的殖民化，其中至少三百年是殖民地掠夺。凭着早走一步工业化，就有条件来改变它们的资源约束。他们侵占了南北美洲和澳洲、非洲这四块大陆，导致资源最贫瘠的地方像苏格兰高地那一带，转移出去1/2，大部分贫穷人口都出去了。英伦三岛资源有限，转移出去约1/3的人口。欧洲大陆尽管资源条件相对比较好一点，但整个欧洲当年亦转移出去1/4的人口。如果把现在欧洲转移出去的人口的后裔也计算进去，那传统的老欧洲部分的人口应该是5亿多。如果把他们后裔的混血人口也计算进去的话，就可能会超过10亿。看来，这四块大陆的占领大大的改变了他们进入工业化的资源约束，这样才有条件谈制度。

[9] 马克斯·韦伯对合法性的讨论参见： Weber, Max.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ed. R. Guenther and C. Wittich,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0] 对于 “国家”的更为详尽的分析可以参见张宇燕、何帆，财政压力引起制度变迁，载盛洪、张宇燕主编：《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11] 根据周其仁的研究，7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用于控制农村的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其从农村可以直接和间接的汲取到的财政收入，国家费用指数和收益指数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形成倒挂的高峰（参见：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第3卷）。

[12] 张宇燕、何帆，财政压力引起制度变迁，载盛洪、张宇燕主编：《市场逻辑与制度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出版。

[13] 温铁军：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燕南网。

[14] 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经济参考报》，2005年3月28日。

[15] 1980—1984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是，到1985—1989年间，出现了连续徘徊的局面

198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是1984年的水平。从1990年起，中国的粮食生产结束了在4亿吨徘徊的局面，1993

年跨上4.5亿吨的台阶后，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到1996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亿吨，1998年则达到创记

录的5.12亿吨。然而，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粮食生产又出现了连续的滑坡，直到2004年才出现了粮食

生产的回升局面。参见：朱希刚，自给与进口：中国粮食供需平衡分析，《经济参考报》，2005年3月28

日。

[16]第一次是1979－82年，政府连续3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幅度达49％，同时开始允许按照农民家庭人口承包土地，明确15年不变，导致1981－84年出现总产量连续大幅度增加，达到历史最高产量。第二次是1994和1996年政府两次分别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幅度达105％，同时再次推行按照家庭人口分配土地，并且明确30年不变，这也同样导致1994－96年的增产，并且再次达到历史最高产量。参见：温铁军，中国的粮食与人口之间的结构关系，中经网50人论坛，http://www1.cei.gov.cn/forum50/doc/50tzgg/200305261831.htm。

[17] 康晓光，李成贵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个基本判断。参见：康晓光，2000—2050：中国的粮食国际贸易及其全球影响，《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李成贵，大国之忧：中国的粮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李成贵，中国粮食消费：数据及有关问题的思考，《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9期。

[18] 傅泽强、蔡运龙、杨友孝、戴尔阜，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分析，《自然资源学报》，2001年第4期。

[19] 可以肯定的说，无地农民的数量和社会稳定的程度是反向的。温铁军描述了印度北方无地农民的反抗斗争。他告诫到，资源严重短缺与人口过度膨胀的发展中国家全面拷贝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后果，实在值得中国人警醒。参见：温铁军，无地则反———印度北方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改革》，2004年第2期。

[20] 姚洋（1999）总结了中国农地制度的六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农户经营加“大稳定、小调整”。第二种类型是由山东平度县发起的两田制。第三种类型是以机械化集体耕作为特点的苏南模式。第四种类型是以贵州湄潭县为代表的“生不增、死不减”制度。第五种类型是以浙南为代表的温州模式。第六种类型是以广东南海县为代表的土地股份制。我们这里考虑最一般的情况。参见：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21] 很多农民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认为，社区内增加的人口有权利要求社区给予其作为成员的土地。农民对于村集体为了新增人口调整土地并不反感。当被问到是否愿意土地私有化的时候，很多农民表示从生产效率上讲肯定优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但是农民同时也担心新增人口没有土地的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之后会有很多农民放弃土地从而造成无地和失地农民的出现。而且，农民普遍认为，如果土地承包期足够长且政策连续稳定，那么土地其实就是自己的。在自留地外调整责任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3] 温铁军认为：“拉美工业化最大的问题，是此过程中间造成农村中大地主夺地，大量农民破产，流入城市变成贫民窟人口，大城市贫民窟的大量犯罪问题无法完全由政府解决，于是乎形成黑社会控制，那就必然是黄赌毒泛滥。而一般文官政权解决不了黑社会的问题，只好请军人出面解决。军人解决了，就发生了维持文官政权的交易成本。这可能是拉美制度变迁表现出的一个规律。” 这似乎把拉美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也指出了问题所在。斯蒂格利茨最近强烈的批评了美国和IMF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他认为卢拉的上台反应了人们对于经济政策变革的需求。华盛顿共识使人们感到“发展的前景很迷茫——而且甚至对民主的信心都遭到了破坏”。参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97页。

[24] 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04页。

[25] 秦晖也批评了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市场-私有化万能论”的谬误。秦晖，“优化配置”？“土地福利”？——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思考，上海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三农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

[26] 我们在这里用“流动”来表达当前在农村发生的各种土地“流转”、“交易”、“入股”等形式。

[27] 于建嵘：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燕南网。

[28] 关于官僚的经济学分析，可参见：Tullock, Gordon, 1965, 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Downs, Anthony,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Niskanen, William A., 1971,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Aldine-Atherfon； Niskanen, William A.,1991,"A Reflection o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Andre Blais and Stephan Dion ed., The Budget-Maximizing Bureaucrat.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p13-32.

[29] 樊纲在《灰市场理论》里面将灰市场定义为：所谓“灰市场”，是指现实中存在的那一类既不是按照国营商业流通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比如，就短缺消费品而言，不是以排队方式或按定量购买），也不是按照竞争市场的原则和方式进行的物品交易关系。我们这里讲的灰市场与樊纲有所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介入市场。更详尽的研究，参见：樊纲，灰市场理论，《经济研究》，1988年第8期。对农地流转中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关系的描述，可以参见：管清友、王亚峰，制度、利益和谈判能力：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管清友，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土地灰市场与一般灰市场一样，也会产生“短缺集聚”，而且“灰市交易的存在使得经济其他部分的短缺加重”等结论仍然成立，但在这里我们对此不做分析。

[30] 当然，奥尔森关于打碎分利联盟的推论可能是值得商榷。因为作为一个逻辑推论，打碎损害社会福利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源泉了。改良、改革、战争甚至革命，这样一来便具有了某种经济学意义。批评者认为他在煽动革命。但他认为，他不过是从经验上发现，长期快速经济增长往往步或大或小的“震荡”的后尘，比如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法国，二战后的日本与德国。不管人们喜欢与否，震荡的一个重要后果都是现存利益结构的整合，其中多数情况是既得利益集团被削弱或击溃，从而引发经济稳定快速增长。而杨小凯则否定革命、“改朝换代”等“震荡”的作用。

[31] 表达利益集团之间共谋效果的一个指标，共谋效应系数越大，共谋效果越好。

[32] 周建明等，社会政策：中国的挑战，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国际交流项目——“社会政策：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挑战”第二部分（未刊稿）。

[33] 刘智、史卫民、周晓东、吴运浩：《数据选举：人大代表选举统计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48、350、355、360、366页。

[34] 张富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农民民主政治权利，《人大研究》，2004年第4期。

[35] 华夏时报，2005年2月23日，http://www.chinatimes.cc/news/list.asp?id=27839。

[36] 朱四倍，“官员代表大会”凸显公平缺失， http://www.people.com.cn/GB/news/37454/37462/3198798.html

[37] 例如，某市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市委副书记、市长、矿业集团董事长、宗教局副局长、农业大学校长、医学院副院长、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所长、有限公司董事长等中上阶层拥有了80％的代表名额，而占全市人口总数83％的广大工农及贫困人口阶层，却不拥有一个代表名额。

[38] 对这个问题更为深入的分析，参见：管清友，制度悖论、无组织状态和政治危机：再论农村土地流转的政治经济学，《上海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39] 秦晖认为，关于土地私有制是否可行的讨论其实意义不大，土地政策的关键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

[40]周建明、王海良也分析了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意义。我们这里与他们的分析略有不同。参见：周建明，王海良：国家大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4期。在国家安全战略当中，我们加入了经济安全战略。实际上，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的更多是“守势”，是一种被动的战略态势。这可能与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实力有关系。从长远来看，把国家安全战略称为国家的国际战略更为合适。因为这是一个主动和被动兼而有之的词。关于中国大战略构建的思路，见附录二。

[41] 这一思路来源于周建明教授与作者的讨论。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参见：周建明、管清友，论实现充分就业的发展，打印稿。

[42] Amartrya Sen: Social Exclusion: Concept, Application, and Security, http://www.adb.org/Documents/Books/Social_Exclusion/social_exclusion.pdf

[43] 周建明、管清友，为什么要追求充分就业，《社会科学报》，2003年9月18日。

[44] 到2010年，每年新增劳动适龄人口平均要超过1000万。到202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在14亿和15亿之间，劳动年龄人口将超过10亿据估计，到201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从2000年的12.79亿增长到13.79亿，劳动人口从8.6亿增长到9.8亿，到2020年，人口规模将达14.68亿，劳动年龄人口将达10.1亿。人口规模增长的趋势要到2040年以后才会停止。见秦大河、张坤民、牛文元主笔：《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新华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第33页。

[45] 1979——1989年就业的GDP增长弹性系数为0.315，1991——2001年降为0.112 [45]。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随着技术进一步提高，今后GDP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还可能进一步下降，甚至可能出现接近零增长或在某些地区出现负增长。

[46] 2010年以后，受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及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等因素影响，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有所放慢，平均每年转移量大约在1200万到1300万人之间，10年转移的总规模大约在1.3亿到1.4亿人。

[47] 到2004年11月，我国已累计完成退耕还林2.87亿亩，1999年以来，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已使2000多万农户、9700万农民从补助中直接受益，大量荒山坡地从农业生产用途中解放出来，使近6000万亩水土流失严重的坡耕地被绿色植被覆盖，水土流失大为减轻。毁林开荒、陡坡耕种是造成森林资源破坏，水土流失加剧的主要原因。据统计，输入长江、黄河的泥沙，有三分之二来自坡耕地。1998年长江发生大洪水，由于水土流失造成河道淤积、湖泊调蓄洪水能力减弱，长江中下游地区损失惨重。当年，中国开始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六年来，国家已累计投入资金７００多亿元，其中粮食补助资金５４０多亿元，种苗补助费１４０多亿元，生活费补助６０多亿元。目前，中国退耕还林工程已完成还林、荒山荒地造林近３亿亩，陡坡耕种、毁林拓田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两个百分点，水土流失明显减轻。

[48]例如，到2001年，我国血吸虫流行区域达418个县市，约9903万人口，累计达到消灭标准的县市只有247个。消灭血吸虫病还具有非常重的任务。要消灭血吸虫，必须要消灭钉螺，这是一项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这项工作虽然不创造GDP，但可以大大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以每月500元的报酬可以雇佣一个农村劳动力计算，如果国家投入60亿元，就可以雇佣100万农村劳动力工作一年。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通过消灭血吸虫病提高人民的福利。

（本文发表在《大国》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