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1903年在上海的一个茶馆里，西班牙人雷玛斯放映了几部影片，生意如此兴隆，以至十年以后，这位外侨在上海、汉口、广州与天津拥有十来个电影院组成的放映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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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程季华主编），我国首次放映“西洋影戏”为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见该书第8页）；雷玛斯是在1903年接管他的朋友加伦白克（西班牙商人）的电影放映业，先在上海虹口乍浦路跑冰场内放映，后迁至大马路同安茶居内，最后迁到福州路青莲阁，而加伦白克的电影放映则在1899年已在上海进行。见该书第10页。——译者。

　　然而，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标志着这个王朝迫近它的末日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里还只有850公里的铁路，封建王公根本不让“电影”（中国人是这样称呼Cinéma的）渗入中国，只有划归洋人的租界是例外。

　　在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梁少坡摄制了《瓦盆伸冤》和《偷烧鸭》，但是，这一事业只是昙花一现，就象美国人依什尔与莱尔曼在上海创办的亚细亚影戏公司一样，这家公司也只拍了几部由张石川和郑正秋导演的影片（如《黑籍冤魂》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力雄厚的商务印书馆被一个名叫鲍庆甲的人所说服，在印刷书籍之外，增添了摄制影片这一业务。它摄制的《阎瑞生》取得很大成功，这部影片以细致的手法重现了当时出名的一桩犯罪事件。这部历时两个半小时的影片，主角是由当时上海一个名妓担任的。

　　1923年，在定居美国的富有侨民的支持下，张石川创办了明星影片公司。度过创业初期的艰难之后，他亲自导演了一部闹剧片《孤儿救祖记》，这部影片的成功，使上海开辟了东南亚地区的市场。这个地区的中国商人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在他们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影片市场，使上海在1925年生产了50部影片，1926年生产了70部影片，1927年生产了约80部影片。当时，中国国内一共有150家电影院，而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却有四十家华人经营的电影院，在南美洲各共和国，华人开设的电影院也有10余家，在美国，华人影院数目也大致相同，而且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的唐人街还有小规模的影片生产。

　　洪深是中国无声电影最杰出的先驱，他早年在美国就是有名的剧作家，后来住在上海，在那里创办了一所大量培养电影演员的学校，而且还导演了几部质量优秀的影片（如《冯大少爷》、《早生贵子》、《四月里的蔷薇处处开》）。明星影片公司当时最好的导演有卜万苍（摄有《玉洁冰清》、《忏悔》）、程步高（拍了《水火鸳鸯》、《沙场泪》），同时，商人张石川自己也在1931年导演了第一部歌剧片《歌女红牡丹》。

　　有声电影的出现使上海的影片生产获得新的兴旺。早在1927—1931年间，由于好莱坞影片的竞争，上海的影片产量曾大为减少，而那些模仿好莱坞影片制作出来的片子又极少创造性可言。到1935年，影片产量达到百十来部，尽管大部分制片厂在1932年初毁于抗日战争（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曾试图占领上海。）

　　一年之前，左翼作家联盟已经秘密成立，鲁迅是联盟的创办人之一。这位著名作家通过翻译岩崎昶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日本“无产阶级电影”的经验，同时为数众多的年轻的进步知识分子在电影界也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编剧，给明星影片公司和其他几家影片公司的影片写作剧本。尽管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对书店、剧院与制片厂大肆搜查，1932—1937年间优秀的中国影片却（多少直接地）起到了保护这些作者传播的进步思想的作用。

　　此时最杰出的导演为蔡楚生。他在1930年左右开始导演影片（《南国之春》、《都会的早晨》），在1935年的莫斯科电影节上以《渔光曲》一片获得大奖①。在《迷途的羔羊》中，他描写了那些被人遗弃的儿童在中国各地流浪的遭遇，手法生动，充满激情与幽默。《王老五》一片由两个酷似劳莱与哈台的滑稽演员演出，这部影片是一部喜剧性的史诗，片中兼有先锋派的探索和纪录片的段落，给上海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景象：巡捕穿着大马靴，趾高气扬地四下巡逻，后面是一幢幢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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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不是大奖。——译者。

　　进步的编剧（于伶、阳翰笙、夏衍、孙瑜等）把一些老导演引向新的道路，如卜万苍导演了《故都春梦》、《三个摩登女性》，程步高改编了茅盾的小说，拍成《春蚕》，同时根据夏衍的脚本，摄制了他的最佳作品《狂流》，表现因国民党官员玩忽职守而酿成大水灾的情景。

　　谁要是看过袁牧之的《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该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个对法国电影一无所知的年轻导演之手，他一定会以为这部影片直接受让·雷诺阿或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袁牧之的这部影片以充满愉快、激情和同情的笔调，通过一个流浪的音乐师、一个小理发匠、一个卖报人，以及几个年轻的女子和一个妓女的悲喜遭遇，描绘了上海郊区的平民生活。影片严厉地抨击了那些中国富商和实业家，风格极为独特，而且是典型中国式的，——但受当时日本“新现实主义”

　　的影响不是不可能的。

　　和蔡楚生、袁牧之当时齐名的优秀的年轻电影导演还有沈西苓（摄有《盐潮》、《女性的呐喊》、《十字街头》——由沈西苓自编自导）；司徒慧敏在《自由神》一片中刻画了1926—1928年的革命战争；孙瑜在《大路》一片中间接地描写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年轻的作曲家聂耳为《大路》谱写的歌曲风行一时，以后又在人民军队中广泛流传。聂耳1934年为《风云儿女》（许幸之导演）谱写的另一只歌曲在各游击根据地流唱了十五载，到1950年成为人民中国的国歌。

　　1937年8月15日，日军重新在上海登陆，经过激烈的战斗，三个月后上海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从此在远东开始了。

　　蔡楚生、司徒慧敏、于伶和另一些电影工作者从上海流亡到香港。在这个英国殖民地上，随着有声电影的出现，电影生产数量很多（1937年生产了150部影片），尤其是粤语片。但是，除苏怡的影片（《兰谷萍踪》，1932年摄制；《最后关头》，1937年摄制）之外，大都是些质量平庸的戏曲片、神话片、传奇片、好莱坞B级侦探片与色情片的翻版。

　　新的电影工作者到来促进了香港电影艺术的发展。尽管英国当局的检查很严，仍有许多影片颂扬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例如蔡楚生的杰作《孤岛天堂》，罗志雄的《小老虎》，李铁的《火窟出兰》。

　　这些影片在东南亚的华人电影院里很能卖座。观众对它们的欢迎也使真正中国的制片业能在上海的租界里继续存在，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为止。就在这样一个半被日军占领的城市里，电影工作者们大力歌颂中国人民的英雄抗敌，尤其是通过一些历史题材来表现这点。

　　早在大举侵略中国之前，日本军阀和企业界就已经在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建成一所现代化的大制片厂。该厂由一名宪兵上校主管，八年中间（1937—1945年）共生产了120部故事片，这些故事片质量低劣，多半是由日本人导演。

　　长春制片厂后来又在北京设立分厂（年产五六部影片）。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和日本人占领上海的公共租界区以后，日本在上海的制片托拉斯“华影”在四年间摄制300部影片①。这些影片也和沦陷区的其他影片一样，绝大多数为商业片（恐怖片、神怪片、色情片、侦探片），但是有些影片为了狡猾宣传的目的，谴责了欧洲殖民主义过去的罪恶勾当，导致了某些导演与日本人的合作。例如卜万苍就导演了《万世流芳》这部冗长呆板令人生厌的传记片，描写一位中国将军②1839年在广州焚毁英国人输入的鸦片。但是，“华影”的影片大多是由日本人导演（甚至有时由日本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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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华影”，是日伪在1943年5月成立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该公司只有两年的历史，作者文中称“四年间……”应为“两年间”。——译者。

　　②指林则徐。——译者。

　　1936年，国民党控制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在南京正式开张①。到了1938年，由于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签订了合作协定，“中电”也在好几个月里成为进步人士公开合作制片的中心。南京失守之后，一些制片厂在临时首都重庆匆促成立。它们被用来作为制作《塞上风云》这部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到内蒙古拍摄外景的影片的基地。应云卫导演的这部影片是由著名女演员黎莉莉主演、根据阳翰笙创作的剧本拍摄的，阳翰笙是许多进步影片的杰出剧作者之一（1932—1937年摄制的《中国海的怒潮》、《铁板红泪录》、《逃亡》等片的剧本都是他写的）。《塞上风云》是在景色非常优美的草原拍摄的一部极引人入胜的影片，歌颂汉族与蒙古族人民的团结一致。日本人则于1944年也在那里拍了一部《成吉思汗》以示对抗，该片是同内蒙古的资本家合作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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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据查证，成立于1933年10月，此处有误。——译者。

　　蒋介石推翻了1937年的协定，在1941年命令他的军队进攻人民军队。但毛泽东仍然稳固地住在延安，在那里有许多来自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开始拍摄了一些最早的纪录片，这要归功于尤里斯·伊文思，他在1939年拍摄《四万万人民》时送给解放区一台摄影机。

　　日本战败后，中国在1946年拥有的电影院和1930年一样，只有300家。制片业又在上海恢复，在急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刺激下，1948年前后生产的影片可能达到300部之多。

　　接收日伪财产使得国民党拥有许多重要的放映网和制片厂（在上海、北京、长春、南京等地）。然而，尽管有严厉的压制，国民党还是无法阻止进步人士重新掌握优秀影片的生产。由于腐化，检查机关对极左倾向熟视无睹，这种倾向当时无论在上海的私营制片厂里还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制片厂里，都越来越趋明显。

　　蔡楚生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功：整夜守候在电影院门外的观众为了早些进入放映厅，挤破了门。这部长篇传奇式的史诗分为上、下两集，描述从1934年到1946年中国一个家庭的经历，当中穿插着一些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占领时期的痛苦生活，集中营，饥馑，充斥重庆的贪污腐败，光复后投机商人的穷奢极欲与人民大众的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照。这部和郑君里共同导演的影片是对蒋介石统治的有力控诉。

　　在《希望在人间》一片中，沈浮表面上描写日本占领时期的生活，实际上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左翼的教授们面临的恐怖。根据阳翰笙的剧本，这位导演又摄制了《万家灯火》，描写一些小人物的生活，住房的恐慌，他们的困苦和希望，格调近似新现实主义，与战前的中国影片也相近。最后，在《乌鸦与麻雀》中，郑君里让一个贪婪的虐待房客的房东穿上国民党军官的制服，影片因此遭到检查机关的禁映。

　　黄佐临的开端很引人注目，他在自由地改编高尔基的《底层》上很获成功①，尤其是那部描写被遗弃的儿童悲惨经历的《表》更是这样。这部影片的风格也和新现实主义相近，尽管这位作者当时连一部意大利影片也未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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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黄佐临改编的影片名《夜店》，系文华影片公司出品。——译者。

　　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蒋介石对之作战的人民军队里，影片生产日趋发展。人民军夺得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设备，在哈尔滨地区成立一个“游击区制片厂”（由一个摄影棚与洗印间组成），他们得到日军战俘和进步技术人员的帮助，从1947年到1948年在那里摄制了几部纪录片和一部中型木偶片（《皇帝梦》），同时，王滨开始导演一部长片《桥》，由解放军文工团培养出来的演员演出。

　　这部影片在长春拍成，当时该城的陷落标志着国民党溃败的开始。游击区制片厂培养出来的导演与摄影师们此时跟随毛泽东的部队经历胜利的进军，在每次战役中都拍下了重要的纪录片，其中最突出是《百万雄师下江南》，表现无数帆船组成的舰队越过长江天险。当蒋介石退守台湾时，有些上海的制片人也退到香港，但是几乎大部分的中国电影界的艺术骨干都满怀喜悦、热情地欢迎新政权。私营制片厂在此后好几年中继续在上海摄制影片。

　　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一

　　年间，上海、北京、长春的制片厂共生产了50余部影片。

　　长春摄制了《中华女儿》，凌子风和翟强在这部影片里描述一个农家姑娘在她的村庄被日军烧毁后，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员们秋天在森林里采食蘑菇，之后遇上大雪，农民用雪橇为他们运来大米。春回大地之时，在栎树和荒草丛中，响起了《国际歌》的歌声。经过几次胜利之后，最后的战斗展开了，年轻的女战士们被日本兵围困，壮烈地投身江中牺牲。

　　长春生产的最杰出的影片是《白毛女》，王滨和水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把一个来自国内战争时期民间传说的歌剧搬上了银幕。他们在影片中以真实感人的笔法，描写封建地主的受害者——一个年轻女仆的痛苦遭遇。在北京生产的影片中，应该提到的有《我这一辈子》，该片由石挥根据老舍的一部小说改编，以丰富的幽默情调表现这座帝国京城从义和团战争到日本占领结束这个时期中的状况；还有《新儿女英雄传》，是吕班和史东山根据孔厥与袁静的小说原作改编的，它通过战争与革命的种种经历，描绘出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的爱情与遭遇，影片的风格粗犷，使人同时想起《悲惨世界》与《一江春水向东流》。最后在上海，摄制的影片有剧情激烈、对比鲜明的《上饶集中营》（沙蒙和张客导演），《翠岗红旗》（张骏祥导演），尤其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这部影片，赵明在该片中歌颂了国民党统治末期工人的英雄斗争。年轻的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使人回想起苏联初期影片那种蓬勃的生气。它受苏联影片的熏陶，也受游击区电影的经验以及同国民党半合法斗争的经验的影响，最后它还受最古老而仍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继1950年的影片大量生产之后，人民中国力图提高它的电影的质量，着重于剧本的完美无缺。这种注意做过了头，对电影剧本的草稿进行无休无止的讨论，最后却从不把它们拍成影片，这就妨碍了影片的生产，以至到1952—1954年间影片年产量下降到不足20部，而一般质量却无显著的提高。

　　在这个时期摄制的影片中，陈西禾在上海导演的《姐姐妹妹站起来》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妓女的可怕命运。吕班在长春摄制的《六号门》可称为是一部杰作，它描写天津码头工人组织的一次反对国民党和那些在码头上作威作福欺压工人的恶霸的罢工。石挥的《鸡毛信》在手法的新颖上与严恭的《结婚》不相上下。

　　林农和谢晋的《风波》激情地描述了农村中反对那些涉及妇女的宗法的与家庭的野蛮习俗的斗争。但是，汤晓丹的《渡江侦察记》和郭维的《智取华山》却太刻板地照搬了1950年摄制的战争片，而在手法上毫无改进。沈浮的《纺花曲》由于剧本太糟、十分概念化而失败，这部影片原来是打算作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续集的。

　　从1955年起，中国电影界的领导执行了一项新的政策。各制片中心比以前有更多的自治权，同时在广州、西安以及新疆、四川、云南直到拉萨这个过去的禁区也都成立了新的制片厂。到1960年，电影观众人次超过50亿，相当于美国的两倍（打破世界的纪录）。这个数字只代表每人平均购票6张（全国共有6．5亿人），但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电影放映场所的数目（包括固定的与流动的，放映16毫米或35毫米影片的影院与放映队）达到1．8万个。从此以后，全国共有33家制片厂，11家摄制故事片，22家拍摄纪录片与新闻片。每年生产长片100部左右。

　　影片的生产也变得多样化。人们继续拍摄以解放斗争为题材的影片（如苏里与武兆堤的《平原游击队》、白沉的《南岛风云》、丁里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同时继续改编古典的或现代的民间戏曲（这些戏曲全国有好几十种），这种改编的道路是由越剧片（上海附近的绍兴剧种）《梁山伯与祝英台》（桑弧与黄沙导演）的极大成功所开创的，该片表现一个人们喜爱的抒情的民间故事，主人公象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祖先。这部优美戏曲片的导演之一桑弧后来又导演了《祝福》，这部影片是根据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充满真挚细腻的感情，叙述本世纪初一个贫苦女仆的遭遇。

　　《中华女儿》的导演之一凌子风，摄制了《母亲》一片，这是一部很引人兴趣，以战争与革命年代为背景的作品。

　　同蔡楚生合作导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郑君里，在描写一位年轻的小提琴家（他创作了后来成为人民中国国歌的歌曲）一生的影片《聂耳》中，以幽默而有力的手法表现了30年代的上海面貌。郑君里还导演了传记片《林则徐》（鸦片战争的英雄）和《宋景诗》（一百年前反抗欧洲殖民军的一位将军）。此外还应提到沈浮导演的色彩和谐优美的《老兵新传》，虽然剧本过于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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