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并不是突然之间在真空里面爆发出来的，它前面一定有一个背景，而这个背景从时间上讲自然就是70年代。70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60年代文革刚刚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达到最火热、最高潮的时候；80年代是开放思想，文化热，整个中国进入一个解冻、花开的时期。夹在中间的70年代貌似比较平淡，但今天在我们国家很多重要领域里面的中坚分子其实都是经历过70年代，从8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的舞台，他们身上一定烙着70年代留在身上的印记。所以为了要追溯这样的一个历史轨迹，给大家介绍一本新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的这本《七十年代》。

这本书的概念看起来跟《八十年代访谈录》差不多，可是诗人北岛跟评论家李陀主编的这本《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访谈录》不同的地方是它不是一本访谈，它是邀请了几十个人，一人写一篇回忆，一人写一篇自述。在这些回忆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回忆和自述，不同的人对那个年代的感觉、印象是不同的。这里面绝大部分的人都有过知青下乡的经历，但是知青下乡体会到的东西也有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想从这里面找出一些共性跟大家来谈一谈。

什么共性呢？70年代到80年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那种一帮人聚会的状态。在70年代，这种聚会尤其令人觉得好奇，每一个人都提到当年的聚会，我们知道那种聚会是有风险的，所以私下聊些什么？看些什么？听些什么？交换一些什么样的灰皮书、黄皮书？交换一些怎样的唱片、讯息？这些都是我所好奇的问题。

这里面张朗朗的《临近的地平线》写道：“70年代我听说许多人在全国各地的草棚里头、油灯下，一肚子理想，满脑门子深刻，在写着、画着、唱着，做着文艺梦，都是形形色色、不同层次、不同境遇的理想主义者。在那个年代，表面上看是个文化贫瘠的时代，他们这些活动渐渐形成了文化潜流在地下交汇着、涌动着，所以到了80年代才会有那样一次划时代的文化群体的勃发。”

朱振林也说，那些知青下乡的村子，原来是隔绝的，管得很严的，但是到了1976年，已经实现了村村通。村村通后，朋友已经意识到表达权利对于思想自由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于是就发生了一件当年很有名的事情。当时有几个写诗的朋友到北京，把自己创作的诗歌贴在北京街头，后来索性成立了启蒙社；接着又有几个画画的朋友到北京街头举行了一个飞行画展，被称为“五人画展”；还有一个人只身到***广场站了几天，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的是要求继邓小平访美之后他要访问美国。70年代末，这些人到底搞什么呢？其实这背后有很深的政治含义，用大白话讲，他要求的就是“公民旅行”，或者说是公民出国的自由。

这些人在70、80年代的时候，如此活跃地跑来跑去，天天谈那么多事，到底是怎么凑在一起的。北大中文系李零的这段回忆，标题叫做《没电话怎么约会》。他说起沙龙：“有件事对我很神秘，怎么也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大伙儿分住各处，怎么约好了往一起凑呢？他说回忆就是痛苦的回忆，还是想不起来，这可比没电视、没冰箱、没洗衣机那阵儿我们都怎么过的，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电话普及已经是90年代的事了，那时候这些人怎么约见面有很多种说法。李零问过，有人说是这回约的时候顺带约好下回；也有人说直接串门，挨家挨户串，那时候大伙儿怎么能够一起骑车到百里外凑到一块儿去始终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些问题对做知识分子史研究很重要，不要把它当成鸡毛蒜皮的事，必须要搞清楚，这里面可能说明了一种社会网络，这种群体之间的联系，他们出现跟结合、消息流布的机制是怎么样的。这些小型的沙龙，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像法国启蒙时代那种很文艺、很高雅的沙龙，他无非就是大伙儿凑一块儿，可能在某一个人的家里，聚一聚、聊一聊，有的时候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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