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

    1.马克思致阿·卢格

    　［1842年］11月30日于科隆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注：“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马克思1842年对“自由人”进行了批判，并拒绝在他所主编的《莱茵报》（见注171）上发表他们的空洞浮夸的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9—430、435—436页）。“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宣传一种理论，认为只有杰出人物，即“精神”的体现者，“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人民，似乎只是毫无生气的东西，是历史发展的障碍。青年黑格尔派把自己的观点叫作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就是揭露青年黑格尔派的这种有害的反动思想的。——527。）有关的“纠纷”。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个子梅因（他心爱的范畴确实是：必然）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编辑部的新原则，以及对政府的立场。我立即回了信，对他们作品的缺点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也就是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方面体现自由，而更多地是从不受任何拘束的、长裤汉的、而且是方便的形式方面体现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作些自我欣赏，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声明说，在偶尔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偷运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也就是偷运新的世界观，我认为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第527页◎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联系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的招牌（这就像一个小孩对一切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1846年

    2.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

    　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给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注：施特劳宾人是德国的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528。）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的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对于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第528页◎要做的主要就是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说明：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从根本上驳倒了它。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激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的恼怒，但是我借此迫使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把人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八到十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像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像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离经叛道！）。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当时争论的各点，它用主张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情和体谅的态度，最后也排斥◎第529页◎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就是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好些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了口，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些新人中有那么几个，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说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十三票对两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有改邪归正的最大愿望……

    3.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 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第530页◎谈细节。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注：安年科夫1846年11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 ——编者注）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 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 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第531页◎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竟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

    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第532页◎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 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 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 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尤其是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量就可◎第533页◎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等级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现代大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9-12 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第534页◎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车床、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作一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快，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那么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作第三个进化，当作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呵！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发展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平衡、信贷和所有制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贷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第535页◎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制形成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制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制，封建所有制，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制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体制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贷、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性质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作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作历◎第536页◎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作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的确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销。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于是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分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第537页◎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第538页◎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性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刚刚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本身来说，即把它们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理性的存在，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作范畴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市民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作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的方◎第539页◎式，也正像封建方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准备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作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第540页◎当作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个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例如，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第二天早晨就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谈到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暂时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情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譬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的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甚至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第541页◎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情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情的和宗法的家庭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一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中表现出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作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准备中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注：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曾经打算写的一本著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542。）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编者注）。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那么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4.恩格斯致约·魏德迈

    1851年6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想问你以下这件事。

    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注：1850年11月中，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物质上的援助，使他有可能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几乎每天都有通信。——543。），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注：《新莱茵报》。——编者注）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注：弗·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军事通讯和评论，一小部分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大部分集中收入第43卷。——编者注），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注：1849年6—7月，恩格斯参加了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展开的革命战斗（参看恩格斯1849年7月25日给燕·马克思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5—526页）。关于这些战斗的详情，见《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页）。——543。）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的◎第543页◎东西。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当然，我在巴登部队中的晋级除外——我在普鲁士皇家后备军中只不过是个炮兵伍长而已（注：1841年9月到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兵役。恩格斯利用业余时间作为旁听生在柏林大学听课。——544。），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需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些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史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记得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来源告诉我，并让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们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的编制和组织。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猜想，恰恰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比法国或英国的同类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第544页◎炮兵学，贝姆的手册（注：约·贝姆《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编者注）也许是最好的。

    在近代战争史方面（我对早期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这方面我有蒙特库库利老头的著作），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编纂方面出类拔萃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方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下功夫钻一钻1848-1849年的历次战役，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大概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吧？

    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1792年以后的各次战役（尤其是1801-1809年的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战役，1806-1807年和1813年的萨克森、图林根、普鲁士战役，1814年的法国东北部战役，伦巴第、匈牙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比利时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但它太不详细了。我有1792-1814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是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这类地图集？

    你对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先生了解得多吗？我◎第545页◎只是从梯也尔先生那里知道他的，众所周知，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小矮子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人们当然会认为，他有理由不像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这就是向你提出的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捕令人深思。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像这样的打算，如果一切都要办齐全的话，在这里就需要花很大的代价，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么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很有好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对抗的事情？

    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第546页◎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5.马克思致约·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6.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

    ……前天为《人民报》（注：《人民报》是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革命的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至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人民报》除了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为该报撰写的一些文章外，还转载了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最重要的文章。在这个时期，该报始终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琼斯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接近，曾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为《人民报》撰稿并使他们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8年6月该报转到了资产阶级实业家的手中。——547。）的创刊纪念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像《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被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无产阶级在各国◎第547页◎取得统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注：《人民报》（见注385）编辑部于1856年4月19日发表了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记录（见本选集第1卷第774—776页）。——548。）。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团伙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作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经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 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行会狭隘精神指责德国的“学者”即“脑力劳动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民族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这个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有这个人在手边，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无论如何是好事情。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注：磨坊街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144）。——548。）的大老粗非常恼怒。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莱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请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越少通过邮局越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茨俱乐部派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注：美国茨俱乐部派是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茨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样子成立的自由平等之友会（美因茨俱乐部）。该俱乐部要求取消封建负担和建立共和国。1793年2月进行了选举并召开了法国莱茵地区国民公会。国民公会颁布了废除为数众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并宣布美因茨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1793年3月，国民公会宣布美因茨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茨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说他们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茨俱乐部和国民议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必要支持。虽然法国国民公会发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但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交纳特别税款。这一点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和不平的重要原因。1793年7月普军占领美因茨，美因茨共和国遂告解体。美因茨俱乐部的成员被逮捕入狱并遭到残酷的虐待。——548。），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呵！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第548页◎

    1857年

    7.马克思致恩格斯

    　1857年9月25日［于伦敦］

    ……你的《军队》（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50页。——编者注）一文写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之大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么多的工作一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一直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宁愿让这一切见鬼去。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　　　castrense（注：军营里的财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编者注）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 （注：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应用，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你在叙述中忽略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1) 雇佣军◎第549页◎制度以完备的形式一下子大规模地第一次出现在迦太基人当中（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将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写的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注：显然是指威·伯蒂歇尔的著作《迦太基史》1827年柏林版，该书主要讲迦太基的军事史。——550。））；(2)15世纪和16世纪初意大利军队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战术方法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同时，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极其有趣地描写了雇佣兵队长的作战方式（我将摘要寄给你）。（注：尼·马基雅弗利《佛罗伦萨史》第1版于1532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书中描写的雇佣兵队长是14—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的首领。——550。）（不过，如果我去布赖顿看你——什么时候？（注：马克思大概是1857年9月30日在布赖顿和恩格斯见面的。——550。）——我不如把马基雅弗利写的书带给你。《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最后，(3)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1858年

    8.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8年7月14日于曼彻斯特

    ……顺便提一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注：黑格尔。——编者注）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这个人并不知道最近30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第550页◎的，一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二是最近20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更重大。使全部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万发现的（约在1836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直到最后“观念”这个每一次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

    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譬如经过摩擦），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字（注：焦耳。——编者注）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和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

    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在接触到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出现，甚至在昆虫、甲壳动物和绦虫等等身上出现（比较模糊一些）。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第551页◎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粘膜细胞，腺、肾等等分泌出来的细胞）一样……

    9.恩格斯致马克思

    　1858年10月7日于曼彻斯特

    ……琼斯的事非常令人厌恶。他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讲了话。（注：恩格斯显然指厄·琼斯1858年10月4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857年琼斯鼓吹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的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订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滑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几年后，在琼斯重新开始表现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时，这种关系才得以恢复。——552。）根据这件事来看，几乎确实应该相信：采取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形式的英国无产阶级运动，必须首先彻底毁灭，才能够以一种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发展起来。不过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此外我觉得，琼斯的新动向，与过去建立这种同盟而多少获得成功的一些尝试联系起来看，的确是有其根源的：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第552页◎

    1859年

    10.马克思致斐·拉萨尔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注：拉萨尔的剧本。——编者注）。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第553页◎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注：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贵族的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有能够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导致了起义的失败。恩格斯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他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37—541页）和他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强调指出，波兰贵族在这次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同德国贵族在济金根和胡登所领导的1522年起义中对农民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38—439页）。——554。）。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第554页◎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我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了。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16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方面，我必须责备你在有些地方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阶梯”等等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过的岁月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变老”，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变老”来开始，是最不应该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第555页◎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像是对簿公堂；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很出色……

    11.恩格斯致斐·拉萨尔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呢。但这也正是使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堪称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激动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阅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第556页◎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注：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拉斯的韵律》。——编者注）——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的任何一个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不过，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注：拉萨尔于1858年春写了《弗兰茨·冯·济金根》这个舞台脚本，并匿名发表。在皇家剧院拒绝上演这部戏剧之后，拉萨尔于1859年春把《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文学剧本发表。——557。）；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尔），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注：在这里和以后恩格斯谈到舞台脚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同拉萨尔进行论战。——557。），同莎士◎第557页◎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注：拉萨尔1848年11月21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拉萨尔发表演说后当天被捕并被审前羁押。高等法院和检察院一再拖延审判，拉萨尔写信请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这一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见注119）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16—321、531—533、543—548和553—558页）。对拉萨尔的审判是1849年5月3—4日进行的。恩格斯也可能指1848年9月17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隆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书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95—596页）。——558。））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济金根》是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么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255、558、696。）。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第558页◎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正确，只是同贵族运动比起来，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第559页◎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大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我觉得，您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皇室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才能获得收入这一事实，不容许这种结盟发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微微地触及这个和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作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第560页◎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注：“鞋会”和“穷康拉德”是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中阐述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3—435页）。——561。）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它总是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这始终使我和我们大家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个例证……

    186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