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恩格斯致奥·伯尼克

    　 1890年8月21日于多佛尔附近的福克斯通

    　 奥托·伯尼克先生

    　 布雷斯劳（注：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的问题（注：伯尼克准备作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1890年8月16日写信给恩格斯，请恩格斯回答，在社会各阶级的教育、觉悟水平等等方面目前存在差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适宜和可能。伯尼克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燕妮·马克思的家庭出身。——693。），我只能给予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则，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得写一篇论文。

    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第693页◎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再对几个叛徒——在这伙人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著作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

    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一些乱子，那么应由容克先生们负责，这些先生们无视所有现存的学校法，把人们弄得如此野蛮。

    小农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是最大的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

    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

    二、马克思夫人是特里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和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致以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第694页◎

    78.恩格斯致保·拉法格　　　 1890年8月27日于福克斯通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注：1890年3月底，柏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席佩耳，公布了题为《五月一日应当做些什么？》的呼吁书，号召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这一呼吁书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场。“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组成的（它的名称就是这样得来的）。“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麦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指责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

    党的领导在社会民主党党团1890年4月13日《告德国男女工人书》中，对上述呼吁书作了回答。——695。）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到处是他们的人；而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军衔甚至将军军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在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中找到了支持，而这些东西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79.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第695页◎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注：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2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255、558、696。）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领地形成的过程中也起过决定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第696页◎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其次，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几乎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689页。——编者注），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注：《反杜林论》，见本选集第3卷第343—676页。——编者注）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第697页◎古典哲学的终结》（注：见本卷第214—258页。——编者注），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8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注：《苏黎世邮报》是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79年至1936年出版。——698、706。）的建议，那您做得很对。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如果您注意到，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会在实践中熟悉全部机制，并且不得不研究来自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的第一手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第698页◎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注：恩格斯指1842—1844年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699。）：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兆。当时的问题是有人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里还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最近20年的历史。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第699页◎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某个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第700页◎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第701页◎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注：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提到的拿破仑法典，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253页）。——183、702。）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以前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第702页◎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么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注：指1688年英国政变（又称“光荣革命”）。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256、703。）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注：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232、703。）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第703页◎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本卷第214—258页。——编者注）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本选集第1卷第584 —689页。——编者注），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8—335页。——编者注），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或者◎第704页◎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1—832页。——编者注）。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了。首先必须出版第三卷（注：指《资本论》第3卷。——编者注），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1891年

    81.恩格斯致卡·考茨基（注：恩格斯说明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揭露拉萨尔真面目的这封信，虽是写给考茨基的，实际上是写给倍倍尔看的。恩格斯在同时给考茨基的另一封短信中写道：

    “礼尚往来：鉴于你把倍倍尔的信寄给了我，我就把附上的信写成这样，以便你也可以把它寄给倍倍尔，假如你出于和好的考虑同样认为这合适的话。此事完全请你酌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5页）——705。）

    　 1891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还是言归正◎第705页◎传，谈谈马克思的信（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本选集第3卷第293—319页。——编者注）吧。

    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已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事由都可以进行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坦白地说，这也是我发表这个文件的用意。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具体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很坚强，能够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估计，党在目前也会经受得住这种在15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语言，人们会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可是，这一点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注：《萨克森工人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90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1890年至1908年在德累斯顿出版。——397、706。）、维也纳的《工人报》（注：《工人报》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年至1893年在维也纳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90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706。）以及《苏黎世邮报》（注：《苏黎世邮报》是瑞士的一家民主派日报，1879年至1936年出版。——698、706。）说了。（注：1891年2月6、7、10和12日《萨克森工人报》转载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加了编者按，指出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特殊的意义。

    1891年2月6日，维也纳《工人报》的一篇柏林通讯写道，恩格斯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通讯还指出，现在“在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毫不妥协地阐明我们党的理论原则的时候到来了，在此刻公布这个文件也是完全适时的。”

    1891年2月10日《苏黎世邮报》（见注553）发表了一篇由弗·梅林起草的社论《艰苦的努力》，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发表，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的斗争目标，表明了党的威力和战斗力。——706。）

    你在《新时代》（注：《新时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每月出版一次，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出版一次。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亨·库诺。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4、424、661、662、728。）第21期上承担起发表的责任（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见注561）发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试图削弱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

    1890—1891年《新时代》（见注3）第21期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一个简短的引言。编辑部加的一个脚注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党的领导机构或国会党团审查批准……发表的责任只由我们承担。”——706、708。），你这样做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毕竟是我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至于细节，那么在这方面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所反对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经删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标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尽可能地考虑，我总是向你们证明我是好商量的。至于说到主要之点，那么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况且，李卜克内西在哈雷作了报告（注：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0年10月12—18日于哈雷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报告。在分析哥达纲领时，李卜克内西不指明出处地引用了马克思批判纲领的某些论点。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为将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公布，以便在地方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706。），在这个报告中他一方面把抄自马克思手稿的东西放肆地当作自己的加以利用，一方面不指名地对这份手稿进行攻击。马克思如果还在世，一定会拿自己◎第706页◎的原稿来同这种篡改相对证，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的。

    你说，倍倍尔写信告诉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激起了老拉萨尔分子的恼怒。这是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经过，看来在这方面对他们也没有作过什么解释。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马克思容忍他多年来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东西来装饰门面，而且因为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是有义务的。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通过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8—310页）。——402、647、663、686、692、693、707、712。）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绝不能成为党的信条。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注：指拉萨尔在1846—1854年办理的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拉萨尔过分夸大了这件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斗争相提并论。——707。）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喜欢把一些声名狼藉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作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以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来了个转变，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品质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好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和他自己的◎第707页◎并且通常是错误的议论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而且还是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工作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揭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自己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批判，本身就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给别人以勇气。但是，假如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注：德语成语，意思是万物都有限度。——编者注）

    《前进报》（注：《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上的文章（注：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见注561）发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试图削弱马克思批判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

    1890—1891年《新时代》（见注3）第21期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一个简短的引言。编辑部加的一个脚注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党的领导机构或国会党团审查批准……发表的责任只由我们承担。”——706、708。）很少能触动我。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再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对二者一并答复。对《前进报》上的文章，只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说法（例如，好像是我们不愿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如果不再发生新的攻击或出现错误的论断迫使我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想，从我这方面来说就以这个答复来结束这场争论。◎第708页◎

    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本卷第1—179页。——编者注）。可是今天费舍来信，又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注：在1891年2月20日的信中，理·费舍把党的执行委员会关于再版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决定通知恩格斯，征求他的同意并请他写序言。——709。）！

    　　你的　弗·恩·

    82.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年7月1日于怀特岛赖德

    ……巴尔特的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不会有那么多浅薄和轻率的东西。一个人评价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的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体系，——这个人还是少说为佳。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已经坍塌的种种体系的“废墟”。同他的这个所谓批评家相比，老黑格尔显得多么高大！巴尔特以为，他在这里或那里搜寻到黑格尔（像其他任何一个建立体系的人一样）在创造自己体系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点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说黑格尔有时把相反的、互相矛盾的对立物混为一谈，这真是伟大的发现！如果值得花气力的话，我还可以向他揭露一些完全不同的手法！巴尔特就是我们莱茵河畔称之为哥林多懦夫的那种人，他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如不去掉这种习惯，他就会像黑格尔所说的，“从无通过无到无”（注：“从无通过无到无”引自黑格尔的著作《逻辑学》第1部第2册；《黑格尔全集》第4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15、72、146页。——709。）。◎第709页◎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历史发展的唯物主义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塞给了马克思，相反的，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感叹的。

    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给您一一指出几百个歪曲之处。真是可惜。显然，此人如果不是这样急于下最后的结论，是能做些事情的。希望他最近再写点儿东西，这一定会引起更激烈的抨击；给他一顿应得的痛斥，对他会大有好处……

    83.恩格斯致卡·考茨基　　　 1891年10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在《前进报》（注：《前进报》原名《柏林人民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前进。柏林人民报》的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708、710、719、739。）刊登的你那个草案（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见注561）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恩格斯在这里所发现的“反动的一帮”是拉萨尔的论点，曾写入1875年在哥达举行的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最后，代表大会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删掉了关于“反动的一帮”的段落。——710。）中，我突然发现写上了“反动的一帮”，甚为惊异。我立即就此写信给你，尽管我担心已经太晚了。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不谐和音，破坏了措辞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将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经丧失采取任何进步行动的一切能力，虽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在目前，我们◎第710页◎对此还不能像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实行了物的和人的交往条件的统一，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自己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制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义务教育，把教育普及和提高到我们德国人可以向他们学习的程度，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

    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他们直到现在还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总是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委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简单地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何况这种倾向，例如在英国，永远不会彻底成为事实。如果这里发生变革，资产阶级还会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只是到那时，对将被推翻的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将失去任何意义。◎第711页◎

    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用语，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理由的，尽管我们的人，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302以来的《前进报》上，用得太滥了。但是，纲领中不容许这种用语存在，它用在那里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它用在那里，就像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要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

    关于《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动，现在无法谈了，这份报纸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经到了发信的时间。

    党代表大会（注：指1891年10月14日至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党的革命核心反对大肆活动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思想斗争已经激化。这些分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造成了严重的党内危机。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面临着的首要任务，是克服党内危机、巩固德国党的队伍。

    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活动、党的策略、新纲领草案、组织问题。

    代表大会前的思想斗争也在代表大会上继续进行，特别是围绕着党的策略问题。奥·倍倍尔就这一问题作了报告。倍倍尔在自己的报告和发言中，以及其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的代表（首先是辛格尔、李卜克内西、费舍）给“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反击。大会的多数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绝不是意外的巧合，而是在群众中坚持不渝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的结果。决议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纳尔和维耳德贝格尔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进行了给党带来危害的分裂和诽谤活动。这个集团的一些积极活动的成员自动宣布脱离党，闭幕前即离开了大会。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李卜克内西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纲领的报告。

    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纲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此外，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严重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对纲领最初草案提出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的确立。——712。）在一个光荣的日子里开幕了。10月14 日是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的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革命前的旧普鲁士宣告崩溃。让1891年10月14日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来说，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内部耶拿”（注：显然恩格斯指的是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的结束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6页）。

    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的同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被击溃而告终，普鲁士（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投降了拿破仑法国。这次失败暴露了霍亨索伦封建王朝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全部腐朽性。——712。）的开端吧！

    你的　弗·恩格斯

    84.恩格斯致康·施米特

    　 1891年11月1日于伦敦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的版本，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演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亨宁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不懂。

    在导言中您会看到，首先是第26节等批判沃尔弗对莱布尼茨的修改（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次是第37节等批判英、法经◎第712页◎验主义，再其次是第40节及以下各节批判康德，最后是第61节批判雅科比神秘主义。在第一篇（《存在论》）中，您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在这里您随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弄清问题。例如，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我记得，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

    然而，您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的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重要得多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节）“灭亡了”，这样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注：“灭亡”的原文是“zu Grunde 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

    在黑格尔那里每一个范畴都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第713页◎只要您稍微读进去，您就会赞叹不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如果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就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为正确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制造出一打来……

    85.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

    ……1890年，俄国作为出口粮食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现在的经济和工业情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发展阶段。采用蒸汽发动机和工作机械，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至少是为了国内的需要），或迟或早，想必已经实现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第714页◎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印度，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受世界大工场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通过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也是一获得自治，就立即保护本国的工业，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代表英国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学习他们的自由贸易的榜样，而去实行保护关税。他们当然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普遍实行的这种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这同一个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手段，这种手段或多或少是明智的，而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例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就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的做法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更坏，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适宜的手段，是另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第715页◎

    86.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2年12月31日于伦敦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同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相比较，便也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这同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在那里，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变成了传统的遗产，而且同它的地方观念几乎不能分开。无论美国人多么神气和执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像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的现在主要是为这个未来作准备工作；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主要是物质性质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国有土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为私人占有，如果现在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么，你们那里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剧烈，而◎第716页◎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注：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纳、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717、719。）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付诸实践。而那些立宪君主国也无法以品行端正自诩，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公司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公司”，把一大批小存户从大约800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德国有巴雷丑闻（注：波鸿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巴雷因为企图漏税而隐瞒公司收入、伪造印章和提交质量低劣的铁轨而被控告。——717。）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注：勒韦公司兵工厂的厂主故意向国家提供劣质武器，同时对国家高级官员进行贿赂。海·阿耳瓦尔特在他写的小册子《新的揭露。犹太人的枪》（1892年德累斯顿版）中，揭露并谴责了这个犹太人工厂主。——717。）（这证明，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这是他们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丑闻（注：1892年对罗马银行检查的结果表明，这个银行违法发行了价值13300万的纸币（限额是7000万），并且用一大笔款项贿赂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以及其他接近政府的人员。参见恩格斯《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18—426页）。——717。），它几乎已经可以和巴拿马丑闻媲美了，这家银行收买了约150 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施留特尔应该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丑闻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在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丑闻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第717页◎

    18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