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见注164）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他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可惜没能写成。

    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过单行本，只有开头的几篇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过。

    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此外她还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9-456页）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

    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482。）

    ［五　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第510页◎政权，迫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18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样的成果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他们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考察这许多次起义的细节；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居民中各个阶级对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生意人阶级、全体工人，一致立即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支持它的极少数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刚刚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已使中间阶级在政治上无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对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关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那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衷心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可能产生任何分歧。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审判、新闻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他们至少在1848年3月，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而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第511页◎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中间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让步一旦付诸实行，并且能够坚持一个时期的话，就一定会保证中间阶级的统治。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生意人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战斗时，他们和大学生（注：指大学生军团，它是一个准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848年3月组建于维也纳。参加该团体的还有一些大学讲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它在1848年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该军团被解散。——512、535。）总是承担起战斗的全部重任；约4000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分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鼓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把自己的决议强加于安全委员会。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国家不得不花钱雇用他们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该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第512页◎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不断进行的鼓动和骚动，当然不是如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任”的办法。这样，中间阶级与不安分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关系，而这种冷淡关系之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关系，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不安分的活动是有道理的，并且甚至当着中间阶级的面，不断地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新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中间阶级、大学生、工人之间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由于意大利的战争（注：指1848-1849年的奥意战争。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版图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意大利居民掀起了反对奥地利的群众运动。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埃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于1848年3月底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的第一阶段，皮埃蒙特的军队于1848年7月25日在库斯托扎被击败，8月9日签订了奥地利-皮埃蒙特停战协定。1849年3月20日由于意大利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皮埃蒙特的君主被迫继续进行战争。但在21-23日，他的军队在摩尔塔拉和诺瓦拉又被彻底击溃。皮埃蒙特在军事上的失败及其统治集团的投降，使奥地利恢复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513。），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确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种种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还能够恢复别的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说奥地利目前又比较平静了，甚至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还因为不管业已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别的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第513页◎

    ［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中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运动根本不像在维也纳那样得到几乎所有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注：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316、497、514、516。） 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注：二月革命是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日至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248、254、263、317、331、376、389、500、514、582。），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万众一心。巴黎事变猛然促进了一切，但同时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中间阶级的革命，它宣告了中间阶级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人物正是被他们视为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热情马上一落千丈。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勇气。因此，当外地刚一出现零星的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组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跑去向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第514页◎可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军队向群众的进攻、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一直被资产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状态”那一场戏的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来的朋友和仇敌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了，虽然工人还并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都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可爱的立宪责任内阁的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其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在普鲁士除了阁员更换而外，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被告知：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第515页◎“自由派”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中间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奸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有时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的暴力变革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注：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集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316、497、514、516。），使之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新选出的议会应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应当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两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2 500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党，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法国已实行的那种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 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体制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第516页◎36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商人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在其政治活动中不同于小生意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外，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维护他们；第二，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三，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任何以小生意人为首并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动荡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进行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其劲头较小，因为这里的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厉害。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中间阶级立即转而反对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者一样被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吓坏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解放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之手恢◎第517页◎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中间阶级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直到维也纳3 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许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16、317、331、365、518、522。）。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或中间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为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所受的政治训练差得很远，自由派官僚们便上任就了职，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政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或者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上述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些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官僚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第518页◎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中间站。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各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么本来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限于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上述机构如此不正常，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注：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卢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到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见注172）。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见注164）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501、519。）。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应当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履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国民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它的职权未作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力量，它就会把联邦议会这个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机构立即解散，使之寿终正寝，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所组成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第519页◎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个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们组成的议会做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这个议会虽自称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国眼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甚于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法令，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些决议必须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坚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把人民的武装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而是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个国民议会眼看着美因茨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的高位，而且这不是由国民议会而是由联邦议会授予的。至于国民议会的法令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本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迫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人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无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第520页◎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中最无足轻重的君主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摧毁那分隔汉诺威和普鲁士、分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完全没有打算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捐杂税。但是，这个议会做得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一个纸面上的德国舰队；它兼并了波兰和石勒苏益格；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者，后者回国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出使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看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权限极不明确——当时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于是，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策划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阴谋；但事实证明，它们的幸运胜过聪明才智，因为这个议会替各邦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结果，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立法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中间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据多数，而且所有这些议会的工作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它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它通过了一些谁也不感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内阁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第521页◎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决断的远大见识；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了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是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注：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7章。——编者注）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的重要的部分，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至少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的热情冷却了。签订马尔默停战协定（注：马尔默停战协定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的停战协定。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居民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了这一协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事再起，结果，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522、533。）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从以上几篇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注：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许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16、317、331、365、518、522。） 后紧接着再来一次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试图略加阐述的历史问题，性◎第522页◎质非常复杂，因此，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1 000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10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劳西茨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武装骑士团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德国工商业中间阶级所实行的一个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德国，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中间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结果，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完全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么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与其说属于斯拉夫人，◎第523页◎不如说属于德意志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厂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在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实际情况是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审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仅跟随在由于社会发展而发生的缓慢的但是肯定无疑的非民族化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从第一次瓜分波兰（注：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的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524。）以后，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70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在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以内的国家。的确，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样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么，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体现他们同情心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应不应该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块大块的土地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一个从来没有证明自己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第524页◎族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如果在东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就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当权的自由派中间阶级党却很清楚地预见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即波兰革命鼓动的中心，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经政府批准而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击溃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就复活了。为俄国专制君主（注：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立下这场巨大的和无法估量的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辛辛苦苦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200万德意志人和300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第525页◎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15世纪的胡斯战争（注：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9页）。由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领袖胡斯而得名。胡斯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行为，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1415年7月胡斯作为异教徒被处以火刑。这一处决激起捷克人民更大的义愤，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发生起义，拉开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胡斯战争的参加者分为两大派，即代表农民和平民的塔博尔派和代表捷克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圣杯派。战争期间，塔博尔派军队击退了教皇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圣杯派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26。）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正确地、不带外国腔调地讲捷克语。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400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它是垂死的——于1848 年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足以证明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九　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第526页◎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2 200万，俄罗斯人有4 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 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爱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只要被每个俄国农民看作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沙皇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注：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的真正的府邸，这个帝国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过去150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在中欧，人所共知，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因此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他们为了民族性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然而必须对波兰人加以赞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第527页◎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注：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和沙法里克）为了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试图使之变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联盟，从而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持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12-17日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528。），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会遭到惨败。几种斯拉夫语言各不相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各不相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那些发言人都无法讲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于是，这些可怜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他们的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最后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即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利西亚人的轻骑兵、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波希米亚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24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这些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达尔马提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这个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发动了有计划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明确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下贱地同驱散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斯拉夫代表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第528页◎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他们如果再有所动作，就将被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问题还有任何疑问，那也一定会引起另一场争端。但是，幸亏没有任何口实，而且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证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年的头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军队。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曾经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发生了与丹麦的战争。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也是德国所需要的。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正义在他们方面。三月革命使他们与丹麦人发生公开冲突，德国援助了他们。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至少具有部分革命性的战争中，却采取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前进和后撤行动，甚至屈从外国的外交干涉，在进行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之后，导致了十分悲惨的结局。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由德意志志愿兵组成的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虽然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而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第529页◎的政府却扬扬得意。它们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的“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注：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编者注）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引导到石勒苏益格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真正的作战工具，却得到机会以战胜外国人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先进的党派的作战工具的军队，刚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翻脸反对自由派，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彼岸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大臣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大臣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洪流已经被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社会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挡◎第530页◎住了。在法国，小生意人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生意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党派，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注：宪章派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计划前往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派出大批军警阻止游行队伍。宪章派的许多领导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531。）。在法国，两次类似的运动（4月16日（注：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531、607。）和5月15日（注：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十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397、403、408、421、531、607。） ）也同样被击败了。在意大利，炮弹国王在5月15日一举而恢复了政权（注：1848年5月15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解散了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取消了1848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改革。1848年1月斐迪南炮轰巴勒莫，同年9月又炮轰墨西拿。所以被人们称为“炮弹国王”。——531。）。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那么这毕竟只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可以认为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党派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投入决定性的战斗。

    决定性的战斗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当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推动周围各国发生强烈震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 日巴黎的流血斗争（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开始的时候，当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为一方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阶级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件事实的时候，当战斗以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几天，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的时候，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会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第531页◎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被屠戮，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恢复元气。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压制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利用外地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任何细小事件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且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斗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党便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并制定明确的计划，甚至抛弃他们暂时的同盟者中间阶级，使德国恢复到三月事变以前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中间阶级而属于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又使这些理智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得到胜利而扬扬得意，羡慕法国士兵刚刚获得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中间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德国各党派夏季里所从事的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多◎第532页◎半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和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中间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结盟，明天又向比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界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受人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使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众同军队之间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初战斗发生在法兰克福277。虽然这次战斗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虚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这个协定270 不但把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横加报复，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在丹麦战争中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停战协定。在这次表决之后发生了虚假的内阁危机，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停战协定。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类似的但声势不大的运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党派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也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破产了。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意志的表现。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第533页◎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做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大臣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了。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278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写一篇通讯来加以阐述。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一　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即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它是巴黎六月起义（注：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执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政府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见注192）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日至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最后在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本卷第398页）——248、254、262、331、403、408、430、531、534、607。）在德国的革命的对应物，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党派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3月13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状况如何。我们也已经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交错在一起并受到后者的阻碍。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上层贵族和做证券生意的资产阶级是梅特涅政府的主要的官方的支柱，他们在三月事变后仍然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第534页◎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中间阶级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新闻出版法（注：指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新闻出版暂行条例。该新闻出版法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并规定“在新闻出版方面犯罪”的人必须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政府官员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535。）、不伦不类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注：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在选举议会方面实行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决定建立两院，即下院和上院，并保留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行政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对两院通过的法律的否决权。

    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短工和仆役等的选举权。上院议员一部分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实行两级制。——535。）。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 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注：指大学生军团，它是一个准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848年3月组建于维也纳。参加该团体的还有一些大学讲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它在1848年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该军团被解散。——512、535。） 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授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制定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谕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拥有代表的反动党派，不久就促使自己的“自由派”同僚向人民的胜利成果发动新的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 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是由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与此同时，皇帝（注：斐迪南一世。——编者注）和他的宫廷却于5月16日离开维也纳，逃到因斯布鲁克去了。在这里，他们被狂热的蒂罗尔人所包围，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自己国家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他们可以依靠驻在附近的拉德茨基的军队的支持，因斯布鲁克就在该军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里，反动党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第535页◎危险地集结自己已被击溃的力量，修补自己的阴谋之网，再次撒向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官僚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开始同斯拉夫族领袖们策划阴谋；这样一来，由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所掌握的一股真正的势力便形成了，而维也纳的无能的大臣们却只能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即将成立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败坏自己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党派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组织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中间阶级以为，宫廷党在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而且面临着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了，于是就越来越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遵守秩序和保持镇静；这个阶级在猛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只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爆发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政府组织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中间阶级的普遍呼声。7 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还都也受到同样的欢迎（注：根据约翰大公的决定，1848年7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会议。根据民主派议员的提议，奥地利议会1848年7月31日发出请愿书，要求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无条件地返回维也纳。当年8月12日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536。）；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进行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皇帝被安排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自己被公开承认为◎第536页◎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扬扬得意。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大臣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阶级举行了示威；中间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大臣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实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很快就给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 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大臣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做该国的军政首脑；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领袖，他实际上与匈牙利合法政权处于交战状态。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大臣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阻止部队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部队发生了短时间的冲突；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在施图尔韦森堡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总督，这时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的奥地利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逃到了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尔米茨。◎第537页◎

    宫廷在奥尔米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因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被成群流入奥尔米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所包围。在他们看来，这次战役应当是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一团一团的军队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施蒂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部队和原来的首都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底就集结了六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大胆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位了。

    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惊慌失措和束手无策。中间阶级刚刚获得胜利，就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生意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中间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君主专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公众思想混乱，各领导机构也是一片混乱。议会中剩下的人，即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自己在奥尔米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没完没了地开会。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全部时间消耗在能不能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和小生意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它采取坚决果敢的行◎第538页◎动路线。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显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刚刚解脱旧制度的精神枷锁，刚刚觉醒，但并不是认识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应当采取的政治行动路线。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编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士气大振，其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力，但至少总还有指挥官。在城内，人心惶惶，阶级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他们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蜚语；他们决心战斗，但是至少开始是没有武装，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它头上的屋顶的时候，它还在讨论一些琐碎的理论问题；领导委员会（注：指1848年10月6日成立的帝国议会常设委员会，最初有10名议员参加。该委员会由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阿·费希霍夫主持。——539。）既无魄力，又无能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不问可知的；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那么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