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本有其他议题：讨论经济问题；陈云提出六条意见，击中要害；十一
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以后100年的方向。

    1．中央工作会议方向改查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它对
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促进了从理论上、思
想上对林彪、“四人帮”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清算；同时，也深深地触动了人们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推动了对“左”的错误的纠正和各条战线的整顿，为大规
模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的召
开作了思想理论的准备。
    从此，解放思想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乐章的主旋律；从此，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上涌
动，其势不可阻挡。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中央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机关，各盛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共21
2人（应到会218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讨论，并召
开了3次全体会议。会期预定30天。按最初的设想，会议原订议题是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
搞上去，商定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
上的讲话。会议前夕，中央政治局又决定，在讨论上述议题之前，首先讨论从1979年1月
起实现全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会议的中心思想。党的工作
重点转移的建议最初是邓小平1978年9月提出的，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坚持的情
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为：一、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二、商定1979年、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
讲话。
    初看起来，华国锋宣布的三项议题与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心思想是一致的，但细一
思考，便不难发现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及教训，按照工作重点转移
这一任务的要求，首先需要解决的，应当是指导思想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工作任务。
    历史的经验表明，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是否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而是在什么样的指
导思想下，怎样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在是否转移的问题上，党内意见是比较一致的，
而在如何转移的问题上，党内实际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
    一种是以华国锋为代表，主张原封不动地继承毛泽东晚年所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指导思想。所以，他在开幕式上仍然强调：“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
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一毛泽东的观点。在他看来，工作重点转移，只需在工作部署
上变动一下就行了，不存在转变指导思想的问题。所以，他简单地设想只用两、三天讨
论一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就行了，整个会议准备开20天。
    另一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大多数人，主张把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将指导思想
转变一下。这一点，邓小平在1978年9月率先提议工作重点转移时就表述得十分清楚。当
时，他首先批评了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
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1982年9月，他在回忆这次谈话时又指出：“社会
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干革命
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
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要迅速地坚决
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可见，邓小平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已经考虑到了
要对过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进行否定，重新确立正确的理论指导。
    如果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两种主张尚未正面交锋的话，那么当中央工作会议
决定就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讨论时，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种交锋都是不可避免的
了。华国锋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会议进程中显得十分被动。而邓小平等老一
辈革命家不仅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既策略又主动地把讨论的议题引向了指导思想的
拨乱反正。

    2．陈云提出六个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进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首先需要的就是敢于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的勇气，敢于打破多年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多数人不敢讲话、不讲真活、不进行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沉闷局面，并引导大家充分认识“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邓小平在会议
之前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已经体现了这一点，而在会议开始后则率先做到了这一点。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不是简单地对工作重点转移表示拥护，而是抓住
了实现这一转移的前提条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提出既事关安定团结，又最能引
起全党大多数人共鸣的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他明确指出：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为此，对有些遗
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然后他提
出了经过深思熟虑的六大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
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
叛徒的一大批同志的问题。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
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三）陶铸、王鹤寿同
志也不是叛徒，应予平反。中央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
部。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四）关于
彭德怀同志的平反问题；（五）关于***事件问题。这是几百万人民悼念周总理，反
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应该肯定；（六）关于康
生的罪行问题。
    陈云所提的六个问题恰恰是涉及到“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
是当时党内外反映最强烈的几项要求，因而立即受到热烈拥护和响应。大家纷纷发言表
示：完全赞成陈云提出的这六个问题，这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人们的心情不会舒畅。受这六个问题的启发，人们于是进一步提出其
他一些重大案件的平反问题，如：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
武汉“百万雄师”问题、内蒙“新内人党”的问题，等等。还有的人提出：彭德怀同志
的问题不能算作一次路线斗争，因此案而受牵连的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邓华、洪
学智、万毅等同志也应给落实政策。彭真、陆定一等同志的问题，也是该解决的时候了。
这些过去遗留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安定团结、不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从而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家认为，一些影响
大的或全国性的重大案件，因为都是过去中央定的，所以中央不出来明确讲几句话不行。
中央如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会有抵触情绪。因此，最好能在工作重点转移之前，中央
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从大家发言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出，陈云所提的六个问题不光是推动了冤假错案的平
反，更重要的是唤起了人们的一种精神，一种在中央的会议上久未出现的解放思想、畅
所欲言、敢于冲破禁区的精神。因为这六个问题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错
误。解决这些问题，实际就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这就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
区。大家从陈云发言中感受最深的，正是这种敢于冲破禁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
神。实行工作重点转移、进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最需要的正是这种精神，邓小平自
1977年8月重新恢复工作后一直倡导的，也是这种精神。经过陈云的带动，这种精神很快
就在会议中形成一种越来越浓厚的气氛。
    这种气氛不仅感染着每一位与会者，而且还推动了中央领导核心终于采取了一系列
拨乱反正的措施。

    3．华国锋作了自我批评

    胡耀邦、万里、聂荣臻、康克清等在发言中，一致表示，赞成把尚未解决的“文化
大革命”中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完全同意陈云提出的6点意见。并建议，凡是林
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毕竟经过了一年多的拨乱反正，与一年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相比，这次会议的气氛显
然要民主得多。陈云和其他老干部离了轨的发言，全都在简报上登了出来。根据会议的
这种发展状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以总结工作，
肯定成绩，批评错误，分清是非。这样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
    11月25日，经过政治局认真研究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九条决定：
（1）关于***事件问题。中央认为，***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
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事件
是革命行动；（2）撤销中央过去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中央认为，反
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责任由中央负责；（3）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4）
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这一重大错案平反；（5）为彭德怀同志平反，骨灰应
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为陶铸同志平反；（7）为杨尚昆同志平反。对杨尚昆同
志要分配工作，恢复党的组织生活；（8）关于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他们有很大民愤，
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有关揭发他们的材料，送交中央组织部处理；（9）关于
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的问题。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盛市、自治区党
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此外，对于“三支两军”工作，中央认为要历史地看。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
中央承担。
    华国锋以为，老干部们提出的问题他都作了交代，现在会议进程该回到他的预定轨
道了。所以他要求从11月26日起转入经济工作的讨论。
    但是盖子一经揭开，就很难再关上了。谭震林发言说：九条决定集中了大家的意见，
但并不是把所有问题都讲了，大家在讨论中还可以提。接下来的讨论，必然就涉及到了
“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
    那时一讲“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就是挖出了所谓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
“文化大革命”至少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讨论中很多人提出，所谓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根本就不存在，林彪集团、“四
人帮”则正是“文革”期间形成的，打倒他们怎么也不能说是“文革”的功劳，所以对
“文革”要重新研究，重新评价。
    会上还有人对前一段的真理标准讨论表示担忧，认为其中的分歧只是思想问题，不
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更不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报刊上提“来一个思想
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有的文章在实际上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
误，这种做法不妥，等等。有这种看法主要是由于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缺乏认识，
但在客观上却维护了“两个凡是”设置的思想禁区，即不能触动毛泽东晚年的“左”倾
错误，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这表明在指导思想问题上党内的认识仍不一致，“两
个凡是”错误的影响依然存在。所以这一意见一提出立即受到了多数人的强烈批评，并
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为此，大家纷纷提出，可以暂不讨论经济工作，先议一下有关思想
路线的问题。于是，真理标准问题便迅速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
    有的人指出：目前出现的思想分歧恰恰说明，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很有必要。这一问
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但从前一段讨论的情况看，它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
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总结历史经验的问题。如不解决这
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判定思想理论是非？怎样得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所以这既是理论
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有的人指出：在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分歧，实质是两种指导思想的分歧。这种分
歧现在已经公开化、表面化了，已经不能回避。这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而是党内的一
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斗争的焦点，就在于是否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
而这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是非就搞不清，工作重点转移也无法顺
利进行。
    多数人则认为：这场争论的确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解放
思想，就没法拨乱反正。就会明明知道是错案，却因为是毛泽东批过的而不改正；明明
有利于四化的事，却因为毛泽东没有说过而不去办。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贯彻
正确的政治路线，就会影响我们的实际工作。我们当然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坚持毛泽
东思想。但决不能把毛泽东的每句话都永远不变地继承或照搬。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则。只有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我们做过的一切，只有按照
邓小平所说的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才是真
正的高举旗帜，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
    大家在讨论中纷纷要求党中央就这场讨论明确表个态，许多人还建议中央在会后专
门召开一个理论问题务虚会，让各种观点都充分摆出来，开展讨论、以彻底解决思想路
线问题。
    经过大家的批评、帮助，一些曾经受“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对这场讨论的意义
认识不足的人都先后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也
作了自我批评。华国锋谈道：“两个凡是”的提法过于绝对，是“不妥”的。“在不同
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
“责任主要应该由我承担。”这一检讨虽还不能证明华国锋已经改正了“两个凡是”的
错误，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宣布，党中央已坚决抛弃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因而
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欢迎。
    经过两种指导思想的交锋和争论，大家的认识终于在实事求是的观点上得到了统一，
从而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

    4．吹起改革开放之风

    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经济问题的讨论也就深入开展起来。
    1976年10月，以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人终于从长达10年的“文化
大革命”的恶梦中醒来。当我们睁开朦胧的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时，我们不能不震惊于
世界变化之大，不能不痛心于我们被耽误的时间之长。在世界新的一轮科技和经济发展
浪潮中，我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痛心和震惊之余，头脑又开始发热，搞起了一轮新的
“跃进”。这次跃进，同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求快之外，加
上了求洋，企图从国际市场上买进一个现代化。其结果，使被“文革”严重破坏的国民
经济雪上加霜，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在讨论农业问题时，一些干部尖锐地指出，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错误作怪。
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农民要放手一点。还有的提出，对农村
中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要认真研究，对包产到户等作法不能一棍子打死。
    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会议上，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
陈云提出了几成意见：第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2000万吨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
下来，7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第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
第三，要给各省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第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
缺口；第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
    早在会议之前，党中央就已经开始了对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
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
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我们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改革
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
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和管理制度。
    这篇讲话后来被作为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文件之一。
    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谈道：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
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世界天天发生变
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
后不行。”
    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会议上又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是一
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
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
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在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中，还对经济战线
提出了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要求：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
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
那种闭关自守或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
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状态上来。
    由于“两个凡是”的禁区此时尚未被彻底突破，全党还需要集中主要精力克服指导
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因此，这时对改革开放的酝酿只能是初步的，仅仅是提出了必
要性。而当此次会议冲破了“两个凡是”禁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后，与会人士对于改
革开放的酝酿就不仅仅是停留在必要性的探讨上，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明确、更为具
体的改革开放的主张。
    关于改革的主要目标，多数人都认为，首先是计划体制。因为计划是龙头，它不改
革，别的体制就不好改。现在的计划体制统得过死，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
算，经济效果，吃大锅饭。
    管理体制也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
重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改革从何处着手？许多人都提出，首先应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现在企业普遍反映苦得很，“婆婆”多，负担太重，精力分散，权力太小，办事困
难。尤其是经济权力太小，搞个1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都得经过上级管理部门的批准，这
怎么能有积极性呢？应当按照改革的精神，尽快下放经济管理权，减少层次，简化手续，
扩大企业自主权，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体制改革的关键。
    还有的人谈道：现在一方面是计划管得过细、统得过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相当严
重的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因此，在下放权力的时候，必须注意克服分散主义倾向，
该放的放，该管的要管祝计划管理不能没有，关键是要符合经济规律。
    有的人建议：管理体制的改革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一方面扩大企业权力，使企
业的领导和职工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关心自己工厂的产品，即不仅关心自己的福
利，而且关心企业的积累，关心企业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使各盛市、自
治区都能有适当的机动财力，使之把农业搞活、人民生活搞好有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二
步，按照方便生产，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经过充分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参
考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进行我们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陈云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发言中也提出，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
    关于对外开放，在当时最需要的首先是摆脱封闭，了解世界，开阔眼界。为此，经
邓颖超等人提议，李先念等批准，专门向与会者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
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
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
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等材料。这些材料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当今世界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要获得迅速发展，都不可能封闭自己，都离不开利用外国的资金
和技术，受此启发，大家纷纷感到，现在的国内外情况同毛泽东在世时比较已发生很大
变化，如果再囿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做法就显得太僵化了。在发展经济方面，
我们应当解放思想，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做法，很好地汲取别国成功的经验。
    一些在1978年出国访问过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领导以及一些做外交工作的人士都谈
到，他们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过
剩，资金过剩，开工不足，市场萧条。欧洲现在有5000亿美元的游资没有出路。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都希望中国强大起来，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们普遍地看好中国这个大
市场，纷纷向我们表示了愿向中国投资或同中国合作的愿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时
机，根据两利的原则，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多的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
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四化建设速度。
    王震在西北组发言时提出：我们应利用西欧、日本等国的新技术、成套设备和资金
急于找出路的条件，在平等互惠、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多搞些补偿贸易、合资企业，也可
以设想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对我国的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疏浚，建设梯级水电
站，并开采有色金属、贵重稀有金属等矿业，打开了这个大门，经济、科技等都会上得
快一些。他还向中央建议：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有关接受外国贷款、借款、投资等方
面的法律，对外商投资提供优惠，鼓励外商与我们合办企业，保证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要扩大各盛市、自治区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允许他们向外借款或与外资
合办企业，以加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福建省的与会者还提出：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应充分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
吸收外资、侨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开矿办厂建电站，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
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基础工业，搞农业机械化，以轻养重，以重促农，从而为
发展福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只要中央同意，我们就可以大胆干。为实现这一目标，
建议中央在具体政策上给予支持，外贸分成，应适当放宽，多给地方一点。开放港口和
加强码头建设，如福州的马尾港和厦门港。
    有人提出，在利用外资方面，我们应采取多种方式、齐头并进的办法，能合资就合
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还有人提醒大家：搞引进是必要的，但也不能什么都引进，不能有依赖思想，不能
忽视国内先进的东西。引进工作要突出重点，分轻重缓急。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
很多东西还不懂，如果不慎重，就可能吃亏上当，造成浪费。不能忘了自力更生依然是
我们的基本方针，不能靠花钱买进一个现代化。
    陈云在谈到经济工作时也指出：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
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
    以上意见和建议为改革开放勾画了一个初步的蓝图，其思路和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至今仍不失参考价值。这一方面反映了会议期间多数人的关注点，同时也代表了当时全
党大多数人的主要呼声，从而为党中央进一步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
依据。

    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与上一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邓小平的支持引导下，这次
会议开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一个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大会。邓小平对会议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会议开得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
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这次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
个重大政治问题，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
遗留问题和现在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
上层建筑，并再次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他提出要发扬政治民主和经
济民主。他提出要贯彻有错必纠的原则处理遗留问题，这是为了向前看，是解放思想和
安定团结的需要，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
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体制、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终其
一点。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的讲话是中央工作会议的集中体现和高度概括，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主题报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6．决定了今后一百年走向的中央全会

    经过一个多月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
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开幕！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共计281人。各地方和中央有关
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9人，共290人。韦国清、刘伯承等27人因事请假。另有25名中央委
员、候补中央委员有严重问题，中央政治局决定不通知他们参加会议。
    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
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
和1979、1980年两年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安排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决定：“鉴于中央在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
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上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
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揭开中国历史的新
的一页。在这最简洁不过的语言里，包含着对新中国曲折经历的深刻反思，寄托着对充
满希望的未来的美好憧憬。
    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
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
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全会还明确提出了开放的思想：“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
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必需的科学
和教育工作。”
    这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实现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的同时，又提出了后来被概
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邓小平后来回顾说：“二十年
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
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这些政策的“中心点是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
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全会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基本思路。
    在经济体制上，针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
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
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
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全会还提出：要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
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认真解决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加强管理机构
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全会还集中地讨论了农业问题，提出必须坚决地、完整地执
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必须克服
平均主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并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适当提高
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统购、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的价格。
    这些重要的决定，在当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方面是要彻底排除“左”倾指导思
想对经济工作的严重干扰，另一方面是要从根本上冲破苏联模式的重重束缚，其意义极
为深远。这些果敢的措施，成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的伟大开
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
    全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建设的任务，强调要吸取过去民主法制不健全的教训，努力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
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以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等9人为
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十二大追认。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决定人事问题。
    一是讨论新增选的4位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决定陈云主管中央纪委、公安、检察、法
院、民政等政治部门；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王震仍主管第三、
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二是接受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许多人的意见，通过以下一系列人事变动：
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协助中央领导处理日常工作。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
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姚依林为中
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命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不再兼任中组部
部长）；免去张平化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不久又调任国家农业
委员会副主任）；调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
（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后公布）；调中央党校副校长马文瑞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任
命冯文彬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任命杨德中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中央警卫师
师长、党委书记；姚依林原任的商业部部长一职，由金明接替；任命刘澜涛为中央统战
部第一副部长、全国政协秘书长，建议1979年全国政协会议时选他为副主席；免去汪东
兴的所有各项兼职（中共党校第一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
记，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委书记等）。以上一
系列的人事更动，为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组织保证。
在新的领导集体中，无论从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工作上，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第
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讲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
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
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
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
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代表人民的意愿，选择
了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选择了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从此，中国人民迈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步伐，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
春天。
    这次会议只召开了5天就胜利闭幕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功绩是巨大的。随
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越来越得到实践的检验和肯定，
它将功彪史册，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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