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随想

交响音乐在中国：回顾与现状

李德伦

一、交响乐引入中国

　　中国很多的发明比欧洲早。中国人发现十二平均律（就是十二个半音），比欧洲早一百多年，声律上应该是很先进的，可惜没有十二平均律音乐作品。编钟十二个半音都有，虽不那么准，可那是两千年前的事了。中国人很了不起，在以农业为主的荒野时代，能有那么多的发明，说明我们的祖宗非常了不起，但我们这后代就不那么好了。

　　中国音乐过去也是很了不起的。稽康古琴弹得好，《广陵散》、《梅花三弄》，慷慨激昂，从那时起，就有给知识分子听的音乐了。和他们写的诗词歌赋一样，是很难懂的，思想境界达不到一定高度，不会有这个。

　　从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开始起步，中国那时是元朝。马可波罗到中国来，看见中国了不起，遍地是黄金，比起欧洲确实是先进得不得了。

　　乾隆三十五年，欧洲发生了产业革命，同时出现了交响乐。德国十八世纪中开始有交响乐，俄国是十九世纪中，比德国晚了多半个世纪。俄国在十九世纪开始时也有人写了很多交响乐，可拿谱子一看，不过是学德国人，模仿莫扎特，就是没人家写得好。后来，俄国出了格林卡，开始用俄罗斯的曲调写歌剧，但写作方法还是摆脱不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影响。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了俄罗斯五人集团，这五个人就了不起了，开始有了俄罗斯风格。同时代的还有柴科夫斯基，作品是世界一流的。现在在音乐界里，德国人和俄国人不相上下。

　　中国十九世纪还没有看见过管弦乐队是什么样的。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按外国教习来　，组建军乐队，派人到德国学习，之后有了中国最早的乐队。给慈禧太后奏的曲子竟是《马赛曲》，老佛爷听了特高兴，还赏了银子，但她并没听懂曲子的含义。以后建立新军，都有铜管乐队。北伐后，有些人失业，就只好为婚丧嫁娶助兴了。

　　当时中国海关不自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叫赫德。海关有钱，搞了个乐队，据说有弦乐。清朝末年，派八旗子弟学学器乐，有学拉提琴的，后来傅仪在长春建立宫廷乐队用的就是这些人。

　　知识分子搞乐队从五四时开始。北大的肖友梅是音乐传习所的所长。他从莱比锡获得音乐博士学位回来后，就想在中国办交响乐队。北大为什么办传习所呢？清朝时上大学的都是老爷，有听差伺候，不好好上学。下学之后打麻将、赌钱、看戏、嫖妓女。蔡元培为整顿校风搞课外活动，音乐传习所就是这么产生的。后来搞了个乐队，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星期音乐会，由肖友梅指挥，常演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乐队有多大呢？我看过一张照片，有十三个人，带瓜皮帽、穿马褂、穿布鞋、布袜、扎绑腿。旁边搁一架钢琴，坐着个外国人，叫嘉祉，是犹太人。乐器不全或声部不够都由钢琴补上。文革时个别队员还在，现在全过世了。

　　上海租界有一个工部局乐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办的，最初是军乐队。十月革命后，有好多俄国音乐家来到中国。到了1920年，因世界大战，很多音乐家跑到东方来。他们的水平相当高。那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很繁华。那时电影是无声的，每个电影院都有小乐队。

　　当时有个意大利有名的钢琴家马里奥·帕器（中文名字梅百器）来上海旅行，他是个赌徒，赌输了，分文不名，走不了了，只好留下来给上海工部局组成管弦乐队，搞音乐会，在上海南京路中段路南的市政大厅演出。每星期天都有免费音乐会，从下午开始到晚上，听众也来去自由。

　　这个乐队有些队员水平相当高，有个拉小提琴的叫亚历山大·辛茨伯格，二十年代末到美国，一直任费城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后来自己也成了指挥。上海去的！算得上是上海人的光荣了。

　　三十年代希特勒排犹，又给上海送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有个拉大提琴的，叫克劳斯，是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席。他除了手里的大衣和大提琴，什么都没有，来上海要饭来了。其它还有柏林来的著名小提琴教授威森伯格（奥尔的同学）、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阿德勒（战争后回到奥地利，仍为该乐团首席）、巴杜施卡（库茨维斯基乐团的成员）。他们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弦乐演奏家。

　　因此，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要感谢这些外国人。由于欧洲战争、十月革命、后来德国排斥犹太人，来了一批一流音乐家，他们把中国的音乐教育给开展起来了。他们有的把后半生献给中国，是有功的。要是没有他们，中国的交响音乐还需要很长时间。

二、“土”与“洋”的争论

　　建国以后，全国成立了很多音乐学院，并成立了交响乐团，但怎样演出还是个问题。当时有人提出“不能老演外国的，要以演中国的为主”，——怎么个为主法？它没作品！我1957年回国时，中国作品大约就十几个，我一月演一个，第二年还得演这些。外国作品则可以在贝多芬、勃拉姆斯等作品中换来换去。这样一来招来很多阻力。有很多人曾一度主张“取消交响乐”，斗争很复杂。1965年左右，曾流传一个“三十而立”的故事：音乐家从小拉提琴，到三十岁时，被迫改行拉二胡了！

　　帝国主义要打倒，但外来的文化不能说就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我们可以学。但完全做洋奴，全盘西化，也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很多好的东西，有很多思想感情，不都是坏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给这个民族增加了许多好的东西，有的作为糟粕给除掉了。外国有很多是好的，也作为糟粕给拒绝了，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全世界好的东西继承下来。

　　1961年，全国开了一个音乐家、舞蹈家会议，准备批判“崇洋”，把我们几个认为是“崇洋”的都安排在一天发言。他们也过分了一点：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家需要的，外国的不行。我们现在反对修正主义，要让民族的去打头仗。贝多芬？贝多芬就是资产阶级，交响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反对修正主义？没法反对。他们还提出口号说：以后搞“洋”的和搞“土”的不能坐在一块儿，不能平起平坐。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搞“洋”的。

　　到我发言时，我跟他们干了一仗，我说：好！不能平起平坐。以后再开会，你们都坐下，我站着，或者我坐地下！但是，你不能不让我革命。你不能做假洋鬼子，不许我革命，我们用外国乐器也可以革命……。

　　后来又有人说了：这学“洋”的人本来是要革命的，他觉得“洋”这东西很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就入虎穴了。入了之后发现虎穴也还很好，看看老虎也不错。但老虎不管那套，一口把就他吞进去了。进去之后觉得老虎肚子里的天地也还挺可以，就在老虎肚子里说话。知道的是你在老虎肚子里说话，不知道的以为老虎在说话，你变成老虎了！

　　我接着说：为了把外国技术学到手，虎穴还是要入的。不能因为怕被老虎吃了就胆小鬼不进去了。只要有马列主义武装起来，老虎就吃不了你了……。

　　经过一番争论，终于打一个平手。最后周扬支持我们，他在作结论时说：谁说搞“洋”的和搞“土”的不能平行工作？都是同志嘛，搞洋搞土就是分工不同嘛。怎么会不能平起平坐呢？不能搞封建嘛。我现在说话的这个话筒不就是洋的嘛？要不用这个我拿个大喇叭跟你们说话你们听得见吗？

　　1991年，中央召集文艺界的一些人讨论文艺问题。有位著名作家就说：我们中国人就要弘扬中国文化（这话没错），有些外国东西，拿来咱们中国人也不喜欢也不懂，这东西咱就应该不要！

　　这时，我就起来发言说：“我干的这个交响乐，就是外国的，不是中国的，它也…也是比较难懂的！但是我觉得……”

　　我这还没说完，江泽民赶紧接过话说：“是！对！交响乐不是中国的民族文化，但是它是地球上人类所创造的最好的文化的瑰宝。我们中国人也是地球上的人类，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接受地球上所创造的好的东西。”（大意如此，不是原话。）

三、中国音乐人才济济

　　中国现在虽然还不能算是生产小提琴的强国，但也不是弱国。从数量上看，在世界上中国的小提琴产量是比较高的，从广州、沿海，一直到北京、天津和东北的营口、沈阳、哈尔滨，到处都有小提琴作坊，大量的小提琴工厂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工业体系。中国的小提琴制造有个特点：做好了就出国！到外国以后，弄了一个洋牌子，粘在那儿就成外国琴了（众笑）。很多人买了琴以后，以为买了什么外国好琴，拿回来一看：——北京造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中国人是专门做好琴的，他们很多曾在国际比赛上得过奖，在国外卖一把琴卖出千把美金并不算回事。中国制作高档小提琴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因此，中国是个小提琴工业国。

　　中国人在小提琴演奏方面也相当出色，很多人在国际比赛上获奖，很多人得到头奖、金奖。例如吕思清获得帕格尼尼奖，胡坤也赢得弗莱斯奖、巴黎奖等等。不论是得第一或第二等奖，中国人能参加国际比赛，本身就是很不简单！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名的小提琴手发源地。国际奖的名单中经常可以发现有中国人的名字。

　　很多外国音乐学校的学生，本身不愿意拉琴（多苦啊，整天拉，累死啦！），那里的教授们跑到中国来参观时，大教授自然要受到当地学校的欢迎。他们手中拿着一大批助学金，从当地表演的学生中挑选了很多人到美国和欧洲。其实，这里边很多人已经相当不错了，现成的！国内有些年轻音乐家在国内出不了头，到国外成了名师的学生，可以有演出的机会，因而也有很多人得奖。同时，现在有一些小孩儿，中学还没毕业就出国，在加州接受培养，管吃管住。将来学生得了奖，老师脸上也有光！（老师有光，他只教了后半截，前半截都是中国人教的！）

　　中国音乐不是没有人。昨天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其中有很多中国孩子。多伦多的中国人表现出了相当有水平的演奏！其中有两个弹钢琴的，有一个拉小提琴的。那个小提琴拉得相当相当好，把拔了尖的难作品，拉得拔了尖的好！

　　全国各地有八、九个音乐学院，而各省都有艺术学院，其中设有音乐系。国家培养音乐人才的渠道很多。培养有人培养，但演出没人管。学生毕业后，要是不分到专业团体，他就没有活干。分到专业团体后，又有很多问题。有人演交响乐了，还得有人听。有人演没人听，更难受！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人才外流啊！他不外流怎么办？在国外有人听音乐会，在国内没人听。国内有广大群众听不到音乐，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才有音乐会，其它城市就没人管了，也没机会去人演出，捂上两年，这些青年人的专业不就荒废了？

　　人才外流问题吵了好几年了。音乐界人才外流很厉害，年轻小提琴手不等大学毕业就退学出国。怕等到毕业不让出国。后来干脆，中学毕业之后也不上大学了，直接出国。到国外可以学，还可以工作。而国内则只有教育机构，没有工作机构。工作机构都遇到以上提到的问题。

四、中国音乐事业面临改革

　　目前，国内有从事西洋歌剧演出的“中央歌剧院”，另有演出中国歌剧的“中国歌剧舞剧院”。后者演出过歌剧《白毛女》、舞剧《宝莲灯》、《雷锋塔》等。芭蕾舞的演出则归为“中央芭蕾舞团”。现在，国内正热闹着准备改组，有人主张将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合并，成为“国家歌剧舞剧院”（不叫“中央”了，“中央”这词在国内很大，在外国就不值钱了）。现在国内对改组的问题有很多争议，改组就意味着精简人员，麻烦很大。

　　　在管理方面，苏联、捷克、东德的管理方法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没什么两样。中国不一样，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搞政治挂帅，党的领导。如今，管理方法需要用艺术标准进行改革。

　　现在大家都比较趋向一致的是，要经过考核，要建立合同，根据每人能力定立级别，水平不行的就不要。中央乐团有五百人，其实两百人就足够了。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水平不行的到哪儿去啊？那三百人也不能赶到街上去。究竟谁是好的？谁来划这条线？谁敢？划得准确不准确？这都是问题。

　　“四人帮”刚粉碎之后，中国交响乐搞得相当好。在1980年，我们一年干了二十年的活。中央乐团从建团二十年后，演出了二十套节目。而80年一年搞了二十六套。前二十年中好多外国作品不能演，这二十六套节目中全世界不管什么流派的，现代派的、高难度的都演了。我们演出了最现代的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十二音体系的作品。早年演出一场观众只有一半人。演出都是送票。后来我说：不行，就卖票！送票的人他不好好听，坐在那里说话。花钱买票了以后他就好好听了，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买的票……。果然，后来的演出效果非常好。我就感觉到我在演出时，观众和我同样，在后面认真听，进入了情绪，连他们的呼吸、叹息都和我在一起！这种情绪反馈到台上以后，我也得到一种感染，我也就来劲儿了！我一来劲儿，乐队也就来劲儿了，下边就更来劲儿了！

　　有这种情绪上的相互感染，那才叫演出！正因为这样，“发烧友”代替不了演出。

　　听唱片过程中，互相没有交流，真正的演出是唱片、录音永远代替不了的，因为台上、台下有呼应。不仅是音乐，话剧也是这样。老舍的《茶馆》，我每次在剧场里看非常感动，但在电视里看同一场的录像就不行。电影也有这问题，虽然拍得更仔细，表情和台词都对，但如果演员的情绪不是一口气下来，就不能令人感动。现场中虽有念错词等毛病，但它是实际的感觉。我买唱片、录音带一般都买live recordings，现场虽有杂音，有咳嗽，但不要紧，那也比剪来接去的强。剪接的音乐没毛病，完整。但它的音乐是死的，不是活的。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是上去了，但是当时物价也上去了，而我们薪金没有上去。中国的交响音乐面临新的问题，当时出现的新鲜事务：盒式带。中国也由此加入了“音响世界”。中国当时没有轻音乐队，也没有摇滚乐队，录音多是交响乐队队员。录音一场是好几十块钱，而交响乐队演出的一个月最高只有八、九十块。我们的人不出国的后来大家都去录音，我成了全团最低的。搞轻音乐、摇滚乐，给歌星伴奏，可以收入很高，每月一般有几千或上万的收入。搞交响乐，往那儿一坐，贼难啊！吭哧吭哧地练，指挥“挺横”，还受气，原先只能拿几十块，现在收入也只是一千左右，与几千的盒式带录音收入不能比，演出节目变化减少。

　　今天演出“柴科夫斯基第五”，过了一个月之后，新的没时间练，还是得演“老柴第五”。“柴五”、“德八”（德沃夏克第八）成为乐团长期的曲目。外国交响乐队一年演出的节目三年以后才能再重复，而咱们上个月演过的节目这个月就得演，这样怎么能行？量的下降和场次的减少，使得观众热情下降。我们在1984年时，中央乐团演出场场客满。连续演出贝多芬九首交响乐曲时，观众熬夜排队买票。到了86年时到了顶点时，赚钱的矛盾就开始出现了。86年去香港、美国演出过之后，目的达到了，大家也就想休息休息了，质量也就下降了。观典音乐唱片。音响事业发展起来了，交响音乐演出事业受到损失。

　　93年以后，江泽民号召企业资助交响音乐。排练、演出给钱了，虽然收入赶不上录音，但也有一定效果。演出频率增加了点，节目也演“蓝色多瑙河”、“拉特斯基进行曲”、“春节序曲”、“梁祝”等通俗交响乐作品，这些可以。现在音乐会老是这种，我们叫“堂会”，——资本家出钱，他们卖票，请了一批人听。其他交响乐作品打入社会就得赔钱。目前的行情大概是：二十万块钱排十套节目，一套节目演两场。但是，以前最受欢迎的是大学，大学出不起钱。只有我们从资本家（不是，应该叫“企业家”）那里拿来钱，到大学演出。愿意这样做的企业家不多。希望大家将来在国外、国内企业中作事时，能给我们“吹一吹”，促进企业支持交响音乐的发展。

　　另外，一个五百人的音乐团体，还没改革好。拿了钱来之后，给谁不给谁若仍按原来的大锅饭的办法来分就不成了，无底洞！后来有的单位捐钱时提出要求：钱只给演出音乐会，并且只给演出质量高或演出新作品的音乐会。

　　后来我们想出了“基金会”的办法，由基金会支援演出。基金会中有一个艺术委员会，都是内行。支持质量好的演出。当时国内要成立基金会很困难，去年只批准了两个基金会。我们利用“通天干部”给国家领导写信，终于批了下来。基金会有了，但是没钱！拼了命找人凑了两百万，仅仅够注册基金（没有两百万不能注册）。注册之后再也找不到钱了。因此今后的活动只能从两百万中支出，要是这些钱也出光的话，这基金会就成问题了！

　　今年，面对国内弦乐四重奏已经绝种的状况，基金会决定在八、九月份举行一个四重奏比赛。今后也将对一些好的演出给一些资助，但给得不够。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的交响音乐正在一个困难时期。以前是政治挂帅，对交响音乐有很多政治上的要求。现在这些没有了，只是要求把艺术搞好。但是把艺术作为中心，实现艺术领导，目前还有很大困难，因为没有钱。尤其是现在老的一代骨干都退了，我当了艺术顾问，韩中杰、严良坤也都已退了下来。乐队没有指挥，从海外请指挥又需要好多钱。我的一个学生谭利华，指挥得不错，现在是北京交响乐团的团长兼总指挥，中央乐团实在不行了就把他借来，把他弄得整天忙得要死。

　　中国的交响乐队在国际上是很不错的，已经是国际水平。但是它的排练、演出都很不正常。外国的音乐团体规定了每周每天的排练、演出时间，一年的日程都排出来，每个人自己都很好安排，观众也好安排。而我们则是今天不知明天干什么，定了计划也时常被外来的录音机会所冲破。

　　中央乐团时时为各种音像制品、海外歌星或电影录音。现在很多电影是由中央乐团录的音。如果不是中央乐团的，就很可能是“散装乐队”（就是从中央乐团找几个队员，广播电台找几个，再从歌剧院找几个组成的乐队）。组成散装乐队就可以给队员现钱，不用给乐团团部交钱。这些乐队的招集人还有一外号，叫“棚头儿”，——录音棚的“头儿”。每个“棚头”有自己的一套班子，一有录音的机会，他就打电话到各团叫人。他们号召力很大，叫到张三李四，就乖乖去了。李四在团里拉第一小提琴，让他在“散装乐队”拉第二提琴，他乖乖地拉。但是团里要是搞改革，让第一小提琴改拉第二小提琴，他就要闹情绪。

　　乐团团员在外边给录音棚录音，时间长了要延，可以加钱，没问题。录音完了，到外边等车，大冬天刮着旋风，车老不来没事，要问冷不冷？“不冷！”可如果是中央乐团官办的录音，还没到两个钟头呢，就嚷着：“唉，指挥，快了，还有四十分钟，你那还多少段儿呵？还来得及来不及？”就催他了，就得快点，质量就得低点了。录完音到外边等车，“谁联系的车？岂有此理！”就骂起街来了。要是棚头，就不敢骂，怕下次不让来了。乐团如果定了合同，按资本主义的办法，领导就是棚头，那他们就没辙了。

　　乐团有多年来的大锅饭、铁饭碗，吃资格。现在怎么改革？就国内的国情出发，搞以艺术为中心的现代化交响乐管理，这一关不好过。但过了这一关，我们中国乐队进入世界一流是没问题的，水平在那摆着呐。小泽征尔说过：“中央乐团有许多演奏员到许多世界第一流乐团都是称职的”。当然还是有许多不称职的，没办法，咱铁饭碗，没辙！

　　我的想法是，中国现在必须开辟演出事业，这是解决人才外流问题的关键。目前在中国只有北京、上海有音乐会。傅聪81年回国内时，想住在北京，以北京为基地。可是在北京开了三场音乐会，然后到上海同样搞三场，就没戏了。其它城市，如南京、广州、郑州、沈阳等，听众少，没有演出机会，他只得走人。青年指挥汤沐海、邵恩在国外很忙、很受欢迎，但若回来，三个月轮一次，只能演奏《蓝色多瑙河》、梁祝、柴五，乐团团员在外面到处录音，你怎么团结人家？

　　我是怎么喜欢上音乐的？世界第一歌王夏里亚宾来北京演出时，票价六块袁大头，就是看了世界日报的半版宣传我就去了。他35年到北京，36年去世，到现在成了我一生的光荣。听了一次，觉得不错，然后听唱片，听音乐会，就变成音乐迷了。所以关键是要培养听众，文化部应该有人专搞普及宣传，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开展演出事业，组织巡回独奏演出，费用并不高。关键是要不断奋斗，我是到处游说，宣传交响乐，全国各地走了二十多个城市。中国太大了，把事情搞好不是一句话的事，怨天尤人也没用。

五、音乐与人生

　　为什么要听严肃音乐？人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要生活，脑筋也要活动，不能光读书，光谈生意经。还该想想怎么才叫人，怎么样活，活着干什么，活着要像人样，对得起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听音乐可以把人的精神状态搞对了，让人们更爱这个世界、更爱生活、更爱人类，活着更像人样，活得更有趣味，精神上、感情上更有寄托，让世界更美更好。

　　作曲家写作品写的是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贝多芬时代的德国四分五裂，腐败黑暗，他受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希望改变现实，他的音乐散发出火一样的力量，催人奋进，豪迈向上。音乐给人以启示。伟大的作曲家的思想、感情非常敏锐，他能看到我们凡人所没发现的问题，特别是音乐家，当面骂都不知道他骂谁。前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就是个例子，苏共中央也拿他没辙。老肖挨过好几次批，他是个有良心的音乐家。现代派的作品，我一般地不喜欢，但像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作曲家，虽然用现代音乐语言，他的作品会把你的心掏出来。而现代生活、现代社会，不那么美，不能用莫扎特来歌颂，它就是冷的、残酷的，让你承受。

　　我1953年到苏联，看到苏联贪污泛滥，到处拍马屁，很不顺眼。斯大林53年春去世，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曲》年底在我们学校公演。怎么回事？交响曲怎么这么压抑啊，第一乐章痛苦、压抑、阴暗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第二乐章狂飘，像疯了一样，快；第三、四乐章……总觉得社会主义不能这样描写。第二天上课，有人说好，我听不出好来，觉得没法理解，又不好撒谎。在苏维埃社会到处充满阳光，我是懂音乐的，社会主义应该充满阳光，不能这么低沉，这里怎么没阳光？老师就笑。

　　57年回国，音乐家协会请我介绍老肖的第十交响曲，我把总谱翻开，分析呀解剖呀，写笔记，做报告，没说好也没说坏，主要从形式上分析。过了一些日子，反修了。批这个，批那个，我一琢磨，这老肖啊，肯定是修正主义。他看着社会主义不满意，所以人家看着是充满阳光，他觉得是黑的。但这么想，心里也没想一定，也含糊。后来文化大革命，我当黑帮了。批苏修，我就把老肖当修正主义了，他的交响乐就表现了苏联是修正主义的，很多人跟着贴大字报，我也赞成。

　　75年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开始忧国忧民了；76年总理死了，这下完了，我那时说话不注意，人家已经开始对我关心了。怎么办呢？我就在家自己先收拾收拾吧。顺手翻出了老肖第十的总谱和自己的分析笔记，看了起来。这时才发现老肖太伟大了！他1953年就看到了我此时此地所想的。看完了，和好朋友谈起老肖。不是修正主义吗？咳，老肖伟大啊，伟大的修正主义！

（汇泽、林川根据李德伦95年6月在多伦多大学的讲座录音整理）

枫华园特刊第四期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