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今日吕不韦拜会蔡泽，却恰恰因为蔡泽是外臣，是燕国人。两人对秦法缺失早有同感，说起话来便少了许多顾忌。然则，这一话题若与老秦人说起，是官是民都要黑着脸先打量你一番，接着便会是无休止地争辩。

即或与蒙骜论及，这位虽非老秦人的上将军却几乎与老秦人一般模样：只说甚事如何办尚可，若要总体涉及“秦法缺失”以及如何修补引导，便会沉下脸断然阻止。能论长远之道者，惟蔡泽也。此君历经坎坷，早已没有了争取重新为相的勃勃雄心，决意忠实辅佐吕不韦推行新政也成了人人皆知的事实。有此两者，吕不韦至少可以放开说话。

“果然文信侯也！”蔡泽摇着大芭蕉扇笑着迎了出来。

“纲成君有备而待？”吕不韦也笑了。

进得正厅，蔡泽当头便是一句：“此其时也！更待何时？”

吕不韦悠然一笑：“此时何时，尚请纲成君教我。”

蔡泽呷呷大笑：“天知地知也！左右你不来老夫便去。”

一夕畅谈，淅沥雨声滤出了蔡泽的十六字方略——大兴文华，广召贤良，修书立说，化秦戾气！末了蔡泽呷呷笑道：“此策也，可做不可说，文信侯当知其妙！”吕不韦却是摇头一叹：“纲成君方略无差，归宿却是偏颇矣！”蔡泽大笑：“何时修得如此计较，方略无差而归宿竟能偏颇？老夫未尝闻也！”吕不韦正色道：“君所谓化秦戾气者，六国偏见也！不韦多行新政，所图谋者，惟补秦法之缺失也，惟壮秦法之根基也，焉得有他哉！”蔡泽不禁呷呷长笑：“好说好说！戾气也好，缺失也罢，只要做去，左右一事也！”吕不韦淡淡一笑摇摇头，却也没有再争辩下去。

一番筹划，吕不韦开始了有条不紊地铺展。

蔡泽的方略被吕不韦简化为两件实事：一是兴建学宫，二是兴建门客院，两件事都以私学之法兴办。也就是说，无论是学宫还是门客院，都是吕不韦私政，与国府无关。其所以如此做法，吕不韦是反复权衡而后拍案的。

要得明白吕不韦的良苦用心，得先说说战国文明大势。

战国之世，秦国虽不断强大势压天下，然就文明风华而言，无论是根基还是形式，尚远远不如山东六国。这既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也是秦人认可的事实。其所以如此，并非秦国没有财力人力大兴文华，而是基于商鞅法治的根基理念：国无异俗，民务厚重，耕战为本，心无旁骛！基于如此理念，商鞅的治国方略非常明确：一赏，一刑，一教；一赏使兵无敌，一刑使法令行，一教使下听上。其中涉及文明风华的“一教”，商鞅归纳为：“务之所向（教化的努力方向），存战而已矣（只能是强化人民战心）！”从而达到“富贵之门出于战（富贵门庭只能通过战功获得），精壮者务于战（精壮男子只求上战场），老弱者务于守（老弱者只求守御家园），死者不悔（战死不后悔），生者务劝（生还则激励国人求战），阖棺而后止（直到躺进棺材为止）！民闻战而相贺，起居饮食歌谣者，无非战也！”为达到如此贯彻举国上下的求战风习，对一切涉及文华风尚而有可能涣散战心的士人，诸如“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以出力保护他人为誉的任侠）、清浊”之士，秦法皆做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流入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入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入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阳尚商坊经营，不能进入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淫！惟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勃生机。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从远处说，尧舜为部落邦国首领之时，华夏各部族便有“谤木”与“谏鼓”制度。谤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做诸般抨击建言；谏鼓者，殿堂官府门口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子官员说，便可击鼓求见，天子官员闻鼓得出，不得拒绝。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的古老传统。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浓厚的遗风，除了奴隶阶层，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春秋战国之世，奴隶随着变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潮流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之风再度大起。于是乎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天下汹汹，中原大国的庶民议政之风成为左右各国政局的强大势力，遂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庙堂训诫。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阶层的论战风尚，民众心声通过士人阶层的过滤与再度创造，逐渐演变为各种各样的治国主张、治学之道、治事之学，此所谓诸子百家也。于是乎天下言论更见深彻，诽谤论战蔚然成风，其势之盛一时成空前绝后之奇观！

其次是私学大兴。诸子百家出，议政议国立学立言，煌煌大著汹汹言论不绝于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华夏文明，纷纷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治学但成一说，士子便成一家。其时除法儒墨道四大显学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阴阳家、计然家、农家、医家、水家、方术家、堪舆家、营国家（建城术）、工家、乐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举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门生追随，师生便自谋生计周游天下，弘扬自家学说，流播天下学问，为民生奔走呼号，为邦国针砭时弊，为自家寻觅出路，移风易俗大开民智，责己责人多方救世，堪称华夏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三是大规模官学横空出世。战国之世，七大战国皆有官学。秦国官学之规模，自然远远不若山东六国。而山东六国之官学，则以汇聚天下名士的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自齐威王后期兴办稷下学宫，至齐湣王学宫衰落，历经威王、宣王、襄王、湣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学宫始终是天下学问之驱动中心，是无可替代的文明渊薮。其间根本，便是齐国始终没有将稷下学宫作为官吏来源，而是真正的养士兴学培植士风，大兴论辩学风，使学宫士子在衣食无忧的闲适之中相互砥砺，积细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后世所有王朝无法企及的文明奇迹！

四是文华名臣大兴养士之风，生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门客”高峰。门客者，私门之士也。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从天下各阶层游离过滤出来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为主流，此所谓布衣之士也。布衣之士多出寒门，以其能才寻觅出路，难免鱼龙混杂甚或多有各国逃犯与鸡鸣狗盗之徒，其第一要务自然便是生计衣食。于是，投靠豪门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而贵胄权臣为培植私家势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实效命于私门的士人。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便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在战国之世达成高峰。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多少权贵门客盈缩，多少门客朝夕成名，此间故事实在不胜记数也！而门客数以千计者，则当数战国四大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此四人先后在本国成为一时权臣，又同时襄助苏秦发动第一次合纵抗秦，之后更成为合纵主导人物，名满天下权倾一国，所养门客缩则三两千，盈则五七千，几成一旅之众，私家势力之盛令人咋舌！

有此四端，山东之朝野风习自然大异于秦国。

其时，山东风习之最鲜明处是商风浓郁崇尚浮华，而秦国民风却是重农重战简约质木。诸多为当时名士所指责的糜烂世风，都源于山东六国弥漫朝野深植国人的商业营生。从根源上说，自春秋商旅大起，历经四百余年，中原各国的商人商业之盛已成空前高峰。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气候。临淄之齐市、大梁之魏市领风气之先，交易之盛几无任何禁忌。陈城之楚市、新郑之韩市、邯郸之赵市、蓟城之燕市，虽先后曾有盈缩，然也不乏浮华繁盛之风。若再加上曾经闪烁流风的宋市、卫市、鲁市、吴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说商风弥漫天下亦不为过。是时也，人无论穷富，官无论大小，尽皆千方百计钻营商道以富家。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诚如是也！历史地说，战国商风之盛，其后两千余年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之前，始终无法望其项背。

此等浓烈商风之下，珠宝、娱乐、博彩、赛马、娼优、珍奇器物、珍禽异兽、奴隶交易、贵胄酒店诸般奢靡行业大起，浮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侈糜之风弥漫朝野，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其间根本处，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国人”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史记??货殖列传》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胜”之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所谓奇胜之法，便是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奇胜”之业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借以起家；博戏为恶业，桓发操其致富；串街叫卖（行贾）乃贱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雍伯却累积了千金；卖浆为小业，张氏却富至千万；替人磨刀（洒削）本是薄技，郅氏却至鼎食之家；马医药方浅陋，寻常医家不屑为之，张里却大富起来……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也就是说，致富无恒常之业，财货无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财富，平庸者崩溃产业；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素封）的王者贵胄！难道不是么？

人皆求商，邦国风习自然无敦厚可言。

后世史书对各地风俗虽都有详略不同之记载，然对战国风习的分国概括描述，仍当以《史记》与《汉书》最为贴近翔实。诸位看官且来看看前述文献对各国民风民俗的描述：

纵横家苏秦描述齐国云：“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货殖列传》的描述则是：“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彩，好贾趋利……齐人宽缓阔达，贪粗好勇。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聚）五民……游子乐其俗不复归，故有五方之民也！”《汉书??地理志》则描述云：“齐俗多靡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楚国风俗之描述云：“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其俗剽轻，易发怒，寡于积聚（很少有人积累财货）。南楚多竹木金铁，民好辞，巧说少信，与江南大同俗……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

赵国风俗之描述云：“地薄人众，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砧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代地人民不事农商，矜懻忮（强直刚愎），好气，任侠为奸。邯郸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燕国风习之描述云：“地广民稀，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宾客相过，以妇带宿，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

韩国风习之描述云：“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好争讼分异…………俗杂好事，业多贾，任侠。”

魏国风习之描述云：“有盐铁之饶，民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俗刚强，多豪桀侵夺，薄恩礼，好生分（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财产）。”当时有名士吴札赞颂魏风曰：“美哉沨沨乎！”沨沨者，华贵中庸貌也。可见魏国文明之盛。

洛阳周人之风习描述云：“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才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东贾齐、鲁，南贾梁、楚。”

秦国风俗之描述则云：“其民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不敢为奸邪）……民务本业，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才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民俗质木，不耻寇盗……汉兴，立都长安，五方杂处，风俗不纯，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嫁娶尤崇侈糜，送死过度。”显然，战国秦风与后世秦风是有很大差异的。

如此活生生风俗画，赫然可见天下民风之一斑！

谚云：“政久成俗。”民风酿政道，政道生民风，自古皆然。秦国民风以商鞅变法为分水岭而为之大变，此乃政道生民风之典型也。山东民风之所以截然不同，直接原由亦在政道。这个政道，便是源远流长的崇商之道。秦国重农而山东崇商，植业根基之不同，终致民风大相径庭。就实而论，非秦人天生恶商，亦非六国之民天生崇商。其所以有如此差别，根本原因在两种治国之道的激励督导不同，更深远处则在两种治国理念之差别。

商鞅治国理念已经说过，再来看看山东治国理念。

仅说商风最浓的齐国。春秋之世，齐立国的第一任国君姜尚，便开了与周道不同的治国之道：“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通工商之业，因其俗，简其礼，而人民多归齐。”《前汉书》则云：“初太公（姜尚）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不出来做实事）；其失（缺点是）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遇到急难便四散），缓之则放纵（寻常时日则放纵享受）。”两则记载，前者说齐国开首便以激励（劝）通商、简化礼制吸引人民，后者说齐国开首便放纵士风。两者相互浸润，国风始得放纵。

后来，管仲开新政变革之先河，对民众经商之风更有明确立论，他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尚简约，所以使民贫也；美垄墓（兴建豪华的田宅坟墓），所以文明也；巨棺椁，所以起木工也；多衣衾，所以起女工也。犹不尽，故有此，浮也。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作此相食，然后民相利。”

姜尚之道，管子之论，实际上一直是山东六国的立民之道与治国理念，战国之世依然被奉为圭臬。有此理念，商风大起民风奢华，遂成传统衍生的必然。到了战国之世，纵然是震撼最大的魏国李悝变法，也依然将壮大商旅利用商道作为基本国策。李悝保障不伤农事的法令不是限制商人，而是以商市手段调节谷价。稍后的魏国丞相白圭，更是以天下大商之身入仕，动辄便以经商之道论述治国，以治国之道论述经商，直将商道政道融为一体。与商鞅以重农而保障激励农战的秦法相比，这显然是另一种更具深远意义的治国理念。假如六国能法商并重，对变法能如崇商那般持之以恒，历史也许会是另一番面目。

尽管六国民风多受指责，然却依然是文明风华之渊薮。

吕不韦要做得，便是在秦国大开文明之风，使秦国文明与山东六国比肩而立，也使自己心中的化秦方略得以成就。而这第一步之力所能及者，便是兴办私学、广召门客，依靠大量进入自己门下的治学士人酿成文明大势，进而著书立说，渐渐诱导朝野之风。吕不韦很清楚，在秦国要使官府做此事，必然难免一场庙堂论争，操持不好便会引起举国震荡！目下惟一的可行之策，便是借自己权倾朝野的势力，以私家之道行事，纵有朝野非议，最多也是私下指责自己歆慕虚名而已，决然不会使国人生乱；只要秦国不乱，自己便可从容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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