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的一生，是幸运也是不幸，他在辛亥起义时糊涂地做了民国元勋，又在袁世 凯称帝失败后，莫名其妙地坐上了总统宝座。袁世凯在做民国总统时，感觉到做得很不 舒服，因此逐渐产生了总统不如皇帝的错误观念，一念之差演成“洪宪称帝”的悲剧。 黎元洪则是在总统任内没有过一天舒服的日子，因为黎、段之间势成水火，遂致总统府 与国务院之间也无法调和。

黎、段两人有新仇，也有旧恨，旧恨是当黎以副总统身份兼领湖北都督时，段奉袁 的密令以绑票方式来武汉，押他上火车，结束了黎在湖北的局面，从此黎在北京做了袁 世凯的政治俘虏；新仇是段虽拥黎继任总统，可是在袁死后段去见黎时，一言不发，面 孔冷酷有如对待一个陌生的政敌，加上张镇芳又从中挑拨。张镇芳是袁临终时四个接受 顾命大臣之一，可是段祺瑞却最瞧不起张，由于张是袁的表弟，洪宪帝制时，张在大典 筹备处办事，贪污舞弊，所以段经常骂他是“黄带子”、“掌柜的”。张自然也恨段入 骨。黎继任总统后，张在黎的军事智囊哈汉章面前放了一把野火，他说：“我们在项城 （袁）的灵前讨论总统问题时，老段反对黄陂（黎）继任，是东海（徐世昌）竭力促成 的。”这句话很让黎相信，所以黎非常恨段，对徐世昌则有好感。

至于段呢？压根就瞧不起黎，因为在清朝时，段曾做过统制（等于师长地位）、军 统（等于军长地位）和提督，并且署理过湖广总督，可是黎那时才不过是一个协统（等 于旅长地位）；到了袁世凯时代，段则是北洋系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虽是副总统，在 段眼中，不过因缘时会，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北京后只是个政治俘虏；袁死后，黎的 总统是段一手“提拔”起来的，如果段不支持黎，黎根本登不上总统的宝座。他在袁死 的当天晚上告诉黎派来探听消息的张国淦说：“我姓段的支持黎，就是一句话，不会让 姓黎的落空。”

因为段有这些观念，所以完全不把黎放在眼中，黎则看段有如芒刺在背。黎、段之 间便因此无法谐合。

黎接任总统后，对当时的各项问题由不问而要问，由要问而多问，他认为小事可以 不问，大事必须过问，这对段是无法忍受的。段本已苦于国会给他的困扰，使他不能独 断独行，再加上黎元洪遇事总是掣他的肘，使他感到非常受不了。他有时向他的亲信抱 怨说：“我是要他来盖章签字的，不是请他来压在我的头上！”

段拥黎为总统只是叫他盖章，这一点可以从段的秘书长徐树铮的一句话中证实。有 一天徐树铮拿了三个人事命令到总统府请黎盖大印，黎偶然问到这三人的出身和历史， 徐树铮就很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 情还忙得很哩。”黎听了这话真是气得头上要冒出火来，他脸上发青地对手下人说： “我本来不要做这样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黎任总统后调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后来张辞职，改由丁士峄），以林长民、贾 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施泰祺八人为秘书。军事幕僚有哈 汉章、金永多、蒋作宾等。

军事幕僚们经常建议黎必须掌握兵权，他们的理由是：“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 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军事，大元帅没有军权，总统有什 么做的价值？”这些话黎很听得进去，他把自己的总统地位和袁世凯做总统时候一比， 觉得袁当时何等威风，自己今日何等可怜，自己虽不想大权独揽，可是要制止军人的跋 扈擅专，则应该把军权抓在自己手上。黎这个意图和段完全对立。段认为袁世凯当年最 大的错误就是成立“全国陆军统率办事处”以集中军权，段的解释是：他以内阁总理身 份而掌握全国政权，又以陆军总长身份而掌握全国军权。段今日的地位是建筑在军事独 裁上，他之所以能控制住北洋系，就因为他有军权，如果让总统管军权，他岂不是手无 寸铁，总统一纸命令就可以撤换了他吗。所以这一点他是誓死必争的。

当陈宦带了一师部队离开四川时，黎的军事幕僚擅自打了一个电报劝陈宦自动解散 军队，陈宦居然不向内阁请示就奉总统命而行。段为此恨黎的几个军事幕僚入骨入髓， 他公开指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段认为黎竟然过问到督军问题 （陈宦督湘是黎所坚决主张的），以及解散北洋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段一直要 对付陈宦，“杀鸡给猴子看。”

民国元年宋教仁所致力且因此而丧生的理想——责任内阁制，到了袁死后，竟在段 祺瑞组阁时实现。因此，这一期间的总统府和国务院的权力，恰恰和袁时代相反，黎虽 能忍让，可是也有限度。段的强项，在袁世凯末期已表现出来，他对袁都敢使气，何况 他平素就瞧不起黎元洪，如今两人共事，他更不把黎放在眼中了。

北洋时代军阀割据局面，是逐渐形成的，其实凭心而论，袁并不愿见军阀割据，尾 大不掉。无奈军人霸占地盘后，袁的利益和他们的一致时，他们就奉行命令，不一致时， 他们就可以不理睬，因此割据的形势是自然形成的。

在袁世凯时代，他曾授意黎元洪发出主张各省军民分治，和废督裁兵的通电，袁希 望借此试探能否在各省行得通，只要各省不坚决反对，袁意思是先将都督和民政长两个 职务分开，然后着手裁兵，各省都督一律裁撤，各省军队一律直属中央，把各省军阀割 据的局面转变成中央（袁一个人）集权的局面。当然，这个计划是得不到各省军阀的支 持，不过这是一股正流，全国明达之士都支持废督裁兵的计划。这个计划虽孕死腹中， 然而黎却因此而获得虚名。

黎自己当总统后，自然而然更想贯彻这个主张，所以他极力推行这个计划，他虽然 是个没有实权的总统，可是他并不甘以没有实权而自居，他认为当年他提出这个主张时， 全国都有共鸣，袁死后天下大变，在此时旧调重弹，或者可以行得通的。在裁兵这一点 上，段祺瑞是完全站在黎这一边的，这当然由于利害上的一致，而非见解上的雷同。所 以北京政府在军务院撤销后，立即发出“收束军队”的号召，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 派出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从战事发生后扩充的新编军队， 北京要求所有军队都应接受北京政府的直接管理。

黎、段虽然对裁兵问题意见一致，可是在目的上则显然不同。黎的意思是全国普遍 裁兵，无论南北，不厚此薄彼；段则是要大量裁减南方的军队，对自己所能控制的北洋 军则不愿裁减，相反地还想继续扩充。黎的目的是：总统和总理应该分权分工，总统以 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管理军事，内阁总理则专管政务。军权既要集中于中央，总统的权力 就要提高，使总统在实际上具有指挥全国军队和任免全国军事长官的大权；段的目的是： 全国军权都应该由陆军部掌握，所谓中央就是责任内阁，并不是总统。

至于废督问题，段认为当袁权势最盛时，曾把都督一律改称将军。同时计划废省改 道，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可是废省改道计划完全行不通。段有鉴及此，乃想出一条 比废省更为巧妙的方法，拟将全国行政区改革，缩小省区，把全国划分更多的省。北京 内务部根据段的特别指示，制定了全国划分为49个省和特别行政区，只有东三省因外交 关系暂不更动。缩小省区计划，在北方各省都一致反对，于是只好束之高阁了。

在护国倒袁期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以南北双方都尽量扩充军队，当时全国军队 究竟有多少数目，谁也无法统计，因为如果调查人数，是为了达到扩充的目的，自然尽 量夸大。可是袁死后，全国重归和平，当务之急，在于复员，减小军队员额是复员的第 一步，但这却是极其困难的问题。

段拟就了一套裁兵计划，是规定全国陆军为40师，每师1万人，另编20个独立旅，每 旅5000人，合共50万人。此外各省可以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 得超过200营，每营500人，合共10万人。在这个计划中，陆军和警备队的区别是陆军有 一定的番号而无固定的防地，可以调来调去。警备队则以维持地方治安为职责，其调动 范围不出省境。这与袁在时的计划并无两样，袁是把全国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规 定中央军是正规军；中央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地方军，同时在素质上也优于地方军。这 时，北洋军多已有了正式番号，西南各省的军队则被列入暂编性质，其番号是××省暂 编陆军第××师。暂编的含意就是等候整编，整编后可以编为中央军，也可以编为地方 军。北洋军既然是正规的中央军，自然可以随时调赴各省驻防，可是地方军就不能任意 活动。根据这个原则，段祺瑞在袁死后，还想继续北洋军留驻西南境内的已成之局，这 便造成了更混乱的情势。如在四川和湖南两省，尤其是四川。

段祺瑞要求西南各省裁军也未达到目的，因为这时只是表面上的和平和统一，事实 上西南各省对北京仍采取一种貌合神离的态度，继续把持税款，扩充军队。

不只是各省不肯听命中央，甚至平素以笔杆为武器的进步党也想在西南地区建立私 有武力，这可以从梁启超给他信徒的信中看出这种野心：“吾侪自命为稳健派者，曾无 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不为人所利用。” 进步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组织，只是通过梁启超和蔡锷的关系，在四川和贵州有点力量， 后来由于岑春煊和陆荣廷的关系而在两广有点力量。梁启超很想把四川、贵州和云南变 成进步党的根据地，建立武力基础，把进步党变成一个有实力、有根据地的党派，以便 在中央争取更大的权力。

军阀和割据的局面就是在这些问题中逐渐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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