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垂危的时候，北洋系虽已四分五裂，可是段祺瑞和冯国璋却都各有千秋，要取袁 而代之，段祺瑞在北京成立责任内阁，把握了政治的主流，可是在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 坏处是行动要受到许多牵制；冯国璋在南京行动就可以自由得多，但也有坏处，坏处是 距离北京的政治中心远了一点。

袁死前，冯国璋正在南京召开“南京会议”，冯召集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袁和 反袁派中间，造成第三力量，以便挟袁以对付西南的护国军，又挟护国军以对付袁。这 时袁对冯已不放心，所以他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派张勋督理安徽军务，仍然驻守徐州， 袁的死党倪嗣冲为安徽省长，袁并且暗示张勋如果能驱逐冯，就派张督苏。这一来，张、 倪联合起来捣乱南京会议，使南京会议变成无结果而散的局面。

袁死后，张勋把参加南京会议的各省军阀代表邀往徐州开会，参加的有奉天、吉林、 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安徽七省代表，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山东五省代表 则因旨趣不同而没有参加，福建代表则没有及时赶到。

这是5年6月7日，也就是袁死后的第二天，张勋发表了“保境卫民”的通电，并在招 待各省代表洗尘的宴会上，向各省代表高谈阔论地谈到“大清朝的深仁厚泽”。6月9日， 徐州会议正式开始，张勋派参谋长万绳栻宣布《会议要纲》十条，以“固结团体，巩卫 中央”作为烟幕，骨子里却是想组织北洋军阀的各省军事攻守同盟，用以挟制北京政府 对抗西南护国军，保全他们的权力地位。不要看张勋是个老粗，他却把握了一个最好的 时机，让自己成为当时的政治宠儿。原来袁死后，北洋军阀们正感前路茫茫，后顾皇皇，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是，他们在袁最后时期都是各为自己利益，四分五裂，怎知袁一死， 他们却感到如果不团结，北洋系便会解体，因此求生的要求就是要团结。恰好在这个时 机张勋召集了徐州会议，正符合了当时的需要。

张勋代表北洋系中最顽固和守旧的一派，他和他的部下都留了辫子，这便表示他仍 向往清王朝，所以他驻节徐州时，清朝的复辟派人物纷纷投奔他，把他当做了希望。袁 的帝制失败后，洪宪帝制派的人物也求张庇佑，倚靠他的保护。因此，他竟际会风云， 成为北洋系各路诸侯的“大盟主”。

段祺瑞得知张勋召集徐州会议，马上派段芝贵秘密到徐州活动，段既然以北洋系正 统自居，当然看不起北洋系中的杂牌如张勋之流，可是他既然继承北洋系领袖，对北洋 系所属的各种杂牌军也有拉拢的必要，所以他赶快对张勋暗送秋波。认为张勋在徐州的 行动，可以牵制冯国璋，因为冯国璋才是段的对手，所以拉拢张勋便是打击冯国璋。至 于张勋呢？他本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老粗，他对袁尚且不买帐，当然更不会把段祺瑞放在 眼中了，可是张勋和冯国璋不和，为了利害，拉拢段可以抵制冯，所以也乐得和段祺瑞 联络。

徐州会议议决了十条，是：

一、尊重清室优待条件；二、保全袁大总统家属生命财产及其身后一切荣誉；三、 要求政府依据正当选举手续，速行组织国会，施行完全宪政；四、电劝独立八省取消独 立，否则准备以武力对待；五、绝对抵制送次倡乱一般“暴烈分子”（指国民党员）参 预政权；六、严整兵卫，保全地方；七、抱定正当宗旨，维持国家秩序，设有用兵之处， 所需军械饷项，仍当通力合筹；八、拟俟国事稍定，联名电请政府罢除苛佃杂捐，以苏 民困；九、嗣后中央设有弊政足为民害者，务当合力电争，以尽忠告之义；十、中央实 行减政，固结团体，遇事筹商，对于国家前途，务取同一态度。

这十条决议案，其实都不是各省代表的意见，也未讨论或引起争论，完全根据张勋 的《会议纲要》照写下来的。

徐州会议结束后，张勋以大盟主自居，公然发出哿电（6月20日），反对惩办帝制祸 首。电报说：

“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 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 已，万一战端再起，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 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断不承认。而报纸 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 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这真是千古绝唱，张勋把包庇帝制祸首说成是：“公论”、“公道”；把南方反对 帝制说成是“南北之争”，更且用瓜分和误国等名词来威胁人。

在这次徐州会议召开时，外间盛传是讨论复辟，因此全国大哗，张勋乃于6月10日给 北京陆军部次长田中玉、巡警总监吴炳湘公开否认是讨论复辟，原电云：

“勋在前清受恩深重，而袁大总统二十年知遇之感，尤非恒泛，故居常每对人言， 君恩不可忘，知遇之感不可负，第此纯系私感。至大势所趋，则勋素以国家为重，万不 肯以一毫私见属于其间，今者国家多故，变出无常，适勋邀集各省代表在徐集会，并有 谣传谓勋主张复辟，实无其事。勋蒸印。”

参加徐州会议的原来只有奉、吉、黑、直、豫、晋、皖七省代表，会议后张勋继续 吸收各省北洋军阀参加，因之九省同盟及十三省区大同盟的传说盛行一时。加入同盟的 军阀，尽管抱有各种不同的目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利用这个同盟来保障个人的权 利和地位。除了参加的军阀而外，还有帝制派和政治阴谋家在幕后兴风作浪。他们也各 有目的，有的企图推翻共和制度，以便恢复个人自由，有的则是利用军人作为政治斗争 的武器。除徐州而外，天津也是一个策动政治阴谋的大本营，其中有推举段祺瑞为副总 统、以徐世昌为内阁总理以及驱逐黎元洪、拥戴溥仪复位的各种不同主张。天津、徐州 之间经常有秘密人物往来，传说徐世昌也曾秘密到过徐州。

8月间，众议院议员赵炳麟提出军人不得干涉议会案，张勋就联合多人通电予以痛斥。 9月间，众议员陈允中等质问督军同盟的问题，张勋等又有第二次排斥国会的通电发表。

8月5日，司法总长张耀曾由云南到上海，下榻孟渊旅馆。正当其时，上海海关在轮 船中查获大宗烟土，据说张的随员孙世奇有重大嫌疑，可是张否认随员中有孙世奇其人。 张是属于国民党右翼的阁员之一，国民党参加内阁本来是段所不喜的。8月13日，北京政 府忽然发表一道重申烟禁的命令，命令指出：“不法之徒，巧假护符，暗中贩卖”。这 道命令显然是影射西南人物而借以打击他们的。不久查明，上海烟土案牵涉到唐继尧的 兄弟唐继禹，而与张耀曾无关。张于8月25日到达北京。上海烟土案发生后，张勋不管与 张耀曾有关无关，就发表冬电（9月2日）说：

“张耀曾贩土营私，丧权辱国。国务院为一国最高行政机关，岂容有此败类厕足其 间。……勋敢代表大多数之国民曰，此等阁员，此等议院，我辈国民断难承认。”

这时国会已经通过了内阁总理同意案，并且通过了全体阁员名单，因此段不能不出 面来替国会讲几句话。他劝告张勋勿再干涉国会。张勋回答说，他不是干涉国会而是 “监督国会”。九月中旬，黎也派张勋的老朋友阮忠枢到徐州来疏通。不料通过劝告和 疏通，张勋反而更加猖狂，公然联合北洋军阀多人发表元电（9月13日），用更大的火力 攻击张耀曾说：

“……政府隐忍而不言，国会盲从而通过。……国会为立法之地，总长为执法之人。 法若不行，何以服众。自兹以后，勋等何能再以禁烟法律强令国民，惟有任其自种自运 自吸，不过问而已。勋等料各省法庭引为奇耻，忍无可忍，必有与法部断绝关系之一日。…… 张于此案为嫌犯之一，无论有罪无罪，均应停职付诸法庭。……如以勋等所言为是，请 即日罢斥司法总长张耀曾，即交法庭公开审判，以谢天下。如以张耀曾所行为是，即请 立罢勋等之职，以谢张耀曾。倘政府仍有为难，即请将勋等与张耀曾一律罢斥，以平其 气。……坐衣冠于涂炭，勋等所不屑为，甘缄默以终身，勋等所不忍出。敢援匹夫有责 之义，不辞武人干政之嫌。期在必行，伫候明训。”

列名这个电报的有倪嗣冲、姜桂题、张作霖、冯德麟、孟恩远、毕桂芳、许兰洲、 王占元、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基、田中玉、杨善德等。

张耀曾忿忿不平地向北京政府辞职。在辞呈中说他“无罪可言，无责可负”。并建 议：“张勋目无中央，威逼政府，请严加惩治以安国本，”他说张勋既为“原告”，应 当到法庭来和他对质，如果是诬告，应当加以反坐。黎安慰他“不必计较”。段也只说 了一句不负责任的话：“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9月21日张勋公然召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徐州会议，并将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 省区联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山东督军张怀芝、第五师长张树元、奉天督军张作霖、 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毕桂芳、江苏督军冯国璋、河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 元、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朱家宝、浙江督军杨善 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七师长张敬尧、衮州镇守使施从滨、两广矿务督办龙济光、 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北京步军统领江朝宗等所派的代表。当这些军阀代表到徐州时， 张勋派绿呢大轿前往车站迎接，并包定徐州四大旅馆为招待所。会议在巡阅使署大客厅 举行，门禁森严，代表入场亦须通过人身检查。会议决定：推举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 主，并制定《省区联合会章程》十二项如下：

一、本团体以联络国防、巩固势力、拥护中央为宗旨；二、本团体为防止暴动分子 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如有借故扰乱与各省区为难者，本团体得开会集议为一致 之行动，联合公讨之；三、本团体为维护国家安宁起见，如不得已用兵时，关于联合区 域作战事宜，得公推领袖一人总指挥之；四、本团体对于所公推之领袖，认为盟主，凡 事经开会公决后，即由领袖通告遵行；五、本团体推张上将军为领袖，遇有重要事体发 生，应行主持争执。其不及往返电商者，经由张上将军代为列名，但事后应将原电事由 电告；六、本团体如有必须集议之事，应由各省区各派代表到会与议，其集议地点临时 决定之；七、本团体联合以后，各方面如有妨害国家统一之行为及对于政治有非理之要 求，为公论所不容者，本团体即以公敌视之；八、本团体以外各省区如有反抗中央、破 坏大局者，本团体即辅助中央以制服之；九、本团体为主持公道起见，凡有扶持私忿、 假借它项名义倾陷报复者，本团体应仗义执言，加以保护；十、各方面对于本团体如有 存心破坏及谋削弱本团体之势力者，本团体当协力抵制之；十一、本团体应需经费，由 各省区酌量担任；十二、本节略仅具钢要，所有一切未尽事宜，均由众议随时规定。

这些条款说明：徐州会议的目的不仅在于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 军事同盟，而且也在于防止北京政府的中央集权，为各省军阀割据打下更有力的基础。 这也就是说，无论任何方面，包括北京政府在内，凡有损害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都认为 是共同敌人而以武力对付。

9月22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由蚌埠赶到徐州来，亲自参加会议。在倪的建议下，当天 的会议改为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认为仅仅制定章程而不采取行动是不够的， 因此建议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孙洪伊、谷钟秀、陈锦涛、 张耀曾五总长，并将此项决议通告北京政府，限于三日内答复。这些建议，实际上就是 要把中华民国一脚踢翻，改为中华军国，并向西南各省采取战斗姿态，因此引起了各省 代表的顾虑，认为没有取得本省督军的授权，不能擅自同意。倪退一步地想把“解散国 会”改为“除去国会中暴乱分子”，但是大家仍然作不得主，因此当天的会议没有结果 就散了。

24日，国务院秘书曾毓隽从北京带来一个电稿，因此会议以讨论这个电稿为主题， 张勋、倪嗣冲都竭力主张照原稿通过。25日，便用张勋、冯国璋、王占元、李纯、倪嗣 冲、张作霖，孟恩远、郭宗熙、毕桂芳、许兰洲、曹锟、张怀芝、赵倜、田文烈、李厚 基、张广建、田中玉、杨善德、卢永祥、陈光远、李进才、李长泰、张敬尧、范国璋、 蔡成勋、张永成、张树元、王金镜、鲍责卿、唐天喜、施从滨、徐占凤、陆锦、杨以德 等三十四人的名义，照北京带来的原稿发出通电说：“唐绍仪学识凡庸，材智猥下，素 行不检，秽德彰闻。……唐绍仪曾借比款，以六百万元之巨款，竟与少数人朋比分肥。 及其任内阁总理，国会以比款用途相诘，唐恧颜结舌，无可为词，竟至弃职潜逃。唐之 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倘竟不察，使长外交，必 至佥壬误国，华夏蒙兼。勋等于唐署名签押之件，一律不敢预闻。除公举代表与唐清算 比款外，合词电呈。”

这个电报比起攻击张耀曾的电报来，火力更加猛烈。列名者由15人增至34人，除山 西、陕西、新疆三省督军未列名外，几乎是用北洋派的全体名义与一个手无寸铁的北洋 老官僚作战。列名者有督军、省长、师长、都统、护军使、镇守使、最后一名是直隶警 务处处长，堪称角色齐全。攻击张耀曾的事实虽不正确，但还有些牵连，这个电报列举 的事实却都是凭空捏造的，例如比款是用以解散南方的民军，唐绍仪辞内阁总理是由于 受到袁世凯的压迫，而“要结外援，阴图不轨”也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攻击张耀曾的电 报，仅仅假设到各省司法机关将与“私运烟土”的司法总长脱离关系，而这个电报却明 显地指出列名各省都要与“凡庸猥下”的外交总长脱离关系。以前海军独立，宣言“不 接受北京海军部的命令”，这次列名各省准备与北京外交脱离关系，也就是对北京政府 的变相独立，他们还怕电报吓不退唐绍仪，准备采取派人到天津查帐的实际行动，威胁 他不敢到京就职。实际上，这个电报是由张勋、倪嗣冲两个人包办的，各省军阀代表有 些是随声附和，有些表示了不同意的态度。江苏、江西、湖北三省代表表示要向本省长 官请示后才能决定签名与否，倪嗣冲就站起来大声地说：“你们不能代表，就让我来代 表吧”，即提笔代为签名。因此，冯国璋、李纯、王占元都通电否认同意列名，并且撤 回了他们的代表。冯国璋派代表到北京声明此电未经本人同意。这是长江三督在北洋派 中另树一帜的一个开始。

9月25日，唐绍仪通电辞去外交总长。他在电文中痛斥张勋说：

“张勋盘踞徐州，形同割据，弁髦中央命令，官吏由其任免，赋税由其征收。近且 搜集逋逃，号召徒党，以悖谬不法之言论，干犯国会尊严，以无稽之谈，肆诋司法总长， 勒令解职。”

电文附带指责北京政府对广东问题处理不公：

“龙济光督粤三年，纵兵殃民，奸淫抢掠，甚于盗贼，以为政府曾奖以有世界眼光， 故虽奉明令解官，而延不交代，肆为无理之要求。近虽交印，而仍占据孤山，勒索巨款， 以各独霸琼岛之需……。李烈钧以肇造共和、矢忠民国之人，滇南起义，投袂而兴，间 关万里，转战名城，乃其结果不及一残暴冤酷之龙济光，烈士灰心，端人解体。”

唐绍仪的辞职电发表后，黎派府秘书长丁世峄到天津加以挽留。唐本来无意于到北 京参加段内阁，其外交总长一职，是由黎提名，他由上海动身到天津来，也是受黎的邀 请。他一到天津，就知道北方的空气对他十分不利。段认为：黎坚决邀请唐入阁，只是 为了夺取内阁总理，因此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止唐到北京来就职。

段利用徐州会议打击了政敌唐绍仪，但是这个武器反过来又伤了自己。在督军团猛 烈攻击唐绍仪的同时，徐州会议还讨论到内阁问题，张勋主张推举徐世昌组织内阁，段 应退为徐内阁中的陆军总长。张勋排斥段内阁具有两种用意，第一是与段争夺北洋派领 袖的地位，第二是要利用徐世昌为清室复辟开辟道路。因此，徐州会议在北洋派内部产 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张勋与段祺瑞之间的矛盾。

徐州会议还存在张勋与冯国璋之间的矛盾，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好的。冯派 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并不是甘心充当张勋的助手，而是利用徐州会议酝酿政变，企图夺 取总统的地位。但张勋自为盟主而把他看作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卒，没有取得他的同意， 冒名签发电报，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与自己一系的李纯、王占元等都撤回了代 表，表示了长江三督和徐州之间的不合作的态度。

张勋与其他各省军阀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的，由于张勋妄自尊大和独断独行，各省 军阀敢怒而不敢言。张勋每发表一次意见，各省军阀只能随声附和。一次，福建督军李 厚基的同意电报来迟了一步，他就大骂李破坏北洋团体，影响盟主威信，吓得李来电谢 罪，并且委过于秘书办稿太迟。后来北京选举副总统，张勋命令各省盟员通电为徐世昌 捧场。李很快地就有回电说：“与其推戴东海（徐），毋宁推戴我帅”。

这时候各省北洋军阀纷纷仿照前清督抚的成例。称为“某帅”，只有张勋一个人称 为“大帅”。由于大盟主的威风越来越大，除了退盟的长江三督而外，各省盟员逐步地 下降为他的应声虫。其中有些恬不知耻地建议以后不必召集会议征求同意，一切问题经 由盟主决定，大家无不乐于服从。但是，甘心做奴才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盟员对 盟主的反对是越来越深了。

“大帅”驻节的徐州，有时成为政治避难所和各种各色政治野心家进行阴谋活动的 “市场”。被北京政府明令通缉的帝制犯顾鳌、薛大可都被“大帅”聘为机要秘书。张 勋还有电报邀请杨度、孙毓筠等全部被通缉的帝制犯都到徐州来，北洋派有关的下台军 人政客如陆建章、阮忠枢、龙觐光等都被“大帅”礼聘为高等顾问。暗杀宋教仁的主犯 洪述祖也在徐州做了“大帅”的座上客。9月27日，号称“文圣”的保皇党魁康有为应 “大帅”的邀请，也到徐州来进行活动。

徐州由“中华军国”向前更迈进了一步，成为复活“大清帝国”的半公开活动场所 了。因此，全国人民对徐州会议一致表示愤慨，南方五省督军也有通电加以斥责，黎一 再促请段内阁制止督军团目无法纪的行为。

9月29日，北京政府才下了一道禁止军人开会干政的命令。命令说：

“近有少数之人，每囿一隅之见，或组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逋逃亡，托言自固。 甚至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之名，实召亡国之渐。……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 国法具在，公论胥存，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这是北京政府敢于公开谴责各省军阀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是同一天，北 京政府下令解除了唐绍仪的外交总长，这就说明北京政府对制止军人干政是外强中干的。

同一天，段以内阁名义发表艳电（29日）说：

“近阅迭次通电，热诚所激，间有过情，道路传闻，并有约期集议之举。嗣后国家 大计，诸公有所献替，幸其各抒所见，剀切直陈；其或关系重要，亦可专员来京申意。 苟利于国，敢不拜嘉。至于逾轨之行，举非国家统一所利，诸公躬膺重寄，务乞以身率 属，共济艰虞。”

这个电报把他们干涉国会、排斥阁员、威胁政府、图谋不轨种种不法行为说成是 “热诚所激”，把公开举行的徐州会议说成是“道路传闻”，并且委婉其词地教导他们， 只要干政不表面化而采取较为隐蔽的形式，仍是可以容许的。这个电报发表，就使制止 军人干政的命令成为空文。

第二天，段另有卅电（30日）分致各师、旅长说：

“各师、旅长以治军为专责，于国家用人行政，自不应越权参预。近阅上大总统有 电，竟有该师长等联名其中，殊背军人之义。各该师、旅长于整顿军队计划有所建言， 尽可到部或派员陈述。至于私约会议，有淆听闻，甚非国家之利，宜切戒之。”

9月30日，段在国务会议上声明他并未预闻徐州会议。他说：

“当项城（袁）病情险恶的时候，张勋要带五千兵到北京来，我打电报警告他说， 你如果敢于带兵到北京，我就派兵打你。同时我还电约华甫（冯），如果张勋敢于调兵 北上，请他派兵和我的军队两面夹攻。”

北京政府对禁止军人干政发表命令后，那些“唯大帅之马首是瞻”的各省军阀纷纷 电呈不再参加会议，并且撤回了他们派往徐州的代表。冠盖往来的徐州顿然呈现了人去 楼空的冷落场面。张勋电问段，艳电是否出自总理本人的意志？回电说：“吾辈私交虽 厚，公谊难容”。因此，张勋牢骚满腹地通电有关各省说：“去河北贼易，去朝廷党难！” 尽管张勋的气焰被压低，徐州会议不能继续召开，但是帝制派、政治阴谋家和投机政客 仍然十分重视张勋的军事实力，段的策士徐树铮仍然与他密电往来，梁启超也曾到过徐 州。因此，张勋还敢于以个人名义继续发出攻击财政总长陈锦涛的电报。当国会提出关 于徐州会议的质问案时，他还敢去电恫吓国会说：“部下健儿阅报后，群情愤激，拟入 京面较曲直，然后待罪阙廷。”

民国6年1月4日，倪嗣冲和北方各省军阀代表到南京来向冯国璋祝寿。这一时期，北 洋军阀常借各种酬应方法接触，祝寿便是其一。到南京祝寿的名单中，有段祺瑞的亲信：

徐树铮、靳云鹏、吴光新、曾毓隽、丁士源等。

此后王占元的五十二岁寿诞，倪嗣冲的50整寿，都是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而北洋 军阀们自冯国璋领衔的规劝电发出后，纷纷大做文章，什么“拥设论”、“国会不良论”、 “责任内阁制论”。这一期间的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军阀们的“高见”。

6年1月7日倪嗣冲邀请到南京祝寿的代表们到徐州举行会议，这就是第三次徐州会议。 国务院听说徐州又在开会，乃发出了三个电报，一致冯国璋，请他就近劝告各省代表取 消这个会议；一致各省军阀，请撤回他们所派的代表；一致靳云鹏，劝其勿出席徐州会 议并应迅速回京，其实，这次会议，段是暗中鼓励的，因段系要人都参加这个会议，同 时因为一般空气都支持段，而段自己不愿意蒙受驱黎或者压迫国会的恶名，所以段希望 借刀杀人，假手于一个老粗张勋。

1月9日徐州会议开幕第三天，决定了五点：一、请总统罢斥“佞人”；二、取缔国 会；三、拥护总理；四、淘汰阁员；五、促成宪法。

这次会议是段的胜利，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有利于段。而在这个期间，研究系领袖梁 启超于1月5日抵北京，解散国会之说甚嚣尘上。研究系是个温和妥协派，现在他又和北 洋实力派携手，正如民国2年进步党支持袁世凯一样，梁这次入京，对府院问题主张调和， 他且以调人自居。黎对梁说：“政治上总统立于高拱无为的地位，我是可以做得到的； 《约法》上陆海军大元帅之权，我是不能放弃的。”黎的意思是他可以不反对内阁制， 而各省督军在《约法》上应受大总统的管辖，不应受内阁总理的指挥而为攻击总统的工 具。

梁启超劝段在礼貌上对总统让步，有话尽好商量。段说：“我生平就是不会说话， 不会敷衍人，不会应酬人。前天公府召宴蒙古王公的时候，我进府向总统一鞠躬，退出 时又一鞠躬，筵席中我实在无话可说，这是多年生性。”

梁启超做调人并没有达到目的，因为段的个性既不肯敷衍，又在实权上一点不放松， 面子也不给黎，黎、段之间如何能够化戾气为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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