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在几年之内，便济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但就个人掌管的财产来讲，他们 与四大家族的名号颇不相符。

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被称为“中国的头号富翁”，宋蔼龄被称为“中 国的钱袋”。

在重庆，人们流行这样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子良不 良。”在上海，《大美晚报》登载了1939年8月6日香港电：“上周平淮会停止援助 法币前，渝某重要部长夫人电沪等外籍经纪人，嘱购入英金4万镑之巨额外汇。”这 里所说的“某重要部长夫人”就是宋蔼龄。

1947年秋天，孔祥熙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 由，匆匆忙忙离开上海，飞往美国。

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其助手们说：“今天肯定有10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 入中国个人的银行户头。”时隔不久，杜鲁门的助手就告诉他，这个估计太保守了， 美国银行界人士说，宋家和孔家确实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先仔细观察了关于宋家的战时档案，他们发现，宋子文“开 始担任公职的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子文在纽约大 通国民银行或花旗银行拥有7000万美元，宋蔼龄在其中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 宋美龄在这两家银行或其中一家银行存了1．5亿美元。

美国《镜报》编辑布朗发表一篇文章，说孔祥熙与宋子文两人在美国的私人财 产达8．5亿美元之巨。

孔祥熙、宋子文是名符其实的金融巨子，靠发国难财成了中国的亿万富翁。而 二陈虽在抗战以后也插手经济，并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他们却是个人囊中羞涩。

二陈掌握的金融、企业、事业虽规模宏大，但和孔祥熙、宋子文不同的是，这 些机构中，他们的个人股份非常之少。

陈果夫担任职务虽然多，但其收入主要是薪金收入，而不是资本收益。

陈果夫出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只收出席费，出任农行董事长，主动将薪金由 后来的1200元降为1000元，兼任交通银行董事也只拿出席费。兼任中央合作金库理 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合作金库只拿出席费，不支薪水，财委会则一文 不取。

按照当时的规矩，兼职兼薪，有多少个职位，领多少工资，人人如此，不以为 怪，陈果夫不仅不多拿，反而少拿。

陈果夫虽然颇能自制，但他手下的那帮喽罗们，却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阔了， 一时佳肴美酒，一掷千金，豪华淫奢，极尽排场，以至引起蒋介石的反感。

陈果夫注重抓实权，但一直自视清高，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他自称：“我看历 史，又看到亲友中的人，只有做事业的，其事业永远留存，其它遗钱给孩子，或个 人贪污的很多的钱，颇多不久消失。而且人总是会死，一朝消逝，存钱无意义，可 惜多人不懂这个道理。”

“当我在交易所的时候，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三年中没有一个人真实赚得钱的， 做生意亏本当然不好，有盈余者亦无好结果，因为他们不懂得用钱，赚钱亦无目的， 就做什么用的目的，当然难得有好结果了。”

“我管过许多的钱，又常看到有了钱，其人常常为钱所用，为了安置这些钱， 也是很麻烦的事，故不如无钱的好。所以，在民国21年以后，我决意把我的精力完 全放在事业上，31年以后，我把我的精力完全放在写作上，有事业，有写作，那么， 我的一生，无论对国家、对人类、对祖宗，以及自己的良心，可以无愧。”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说：“一般人的落伍观念，以为做官的 人一定有钱的，不贪污也贪污，民国19年，余任国府委员、中央组织部长时，就提 出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该年国民革命军在前线打了胜仗时，我因为到杭州开会，在”两湖饭店开上 房间，刚刚住下，即有杭州妇女会热心劝捐慰劳金的同志来找我。他们要我捐50元 至100元钱，当时我带的钱国沿路捐款，剩下不过30元。当时我在中央任组织部长， 每月薪水300元，除去所得捐等不过260余元，要顾家用。到杭州开会是自己贴钱的， 所以，向他们直说，而他们竟不相信我的话，并且说某部长拿出100元，某某出了5 0元，他们弄不清楚我是什么部长。

“后来弄得我发起火来，他们才捐得10元而去，但是在外面还说了许多闲话。

“第二天我在浙江省党部纪念周中谈了一番，就是要杜绝贪污，要先改变社会 观念，如果不问其钱之来历，而认为捐钱多者为善人，那么，就无人可做好人，又 无异鼓励贪污了，这事在我脑海中深植印象。”

陈果夫一生经千公款不计其数，但自诩清清白白，对于他的下属发现有贪污或 其他不轨行为，只要让他发现，便抓住不放。

陈果夫在《我的经济生活种种》一文中还讲道：“中财会自33年开始开展工作， 至36年夏，即有很多事业。外间知者甚多，才引起共党之注意。说我为官僚资本家 之一，其后又有经济通讯刊物，亦认为我有官僚资本，大致说我掌握若干金融及若 干事业机构等等，这很容易引起若干谋职不到的人心理不平衡，更会引起搞政治而 不规规矩矩的人眼红，就有许多政治上的暗攻。

“因此我们财会的工作，改变为整理原有事业，不再创造新事业的方针，其时 各种事业大都已具规模，也无须多创新的。我很想为党树立经济基础，但在是非难 分的环境中，恐怕做不到。我想来不是自己要舒服的，又不是自己要沾便宜，更不 想发财与做官，只是要做事业，所以有些人说要搞些政治资本以及为将来生活资本， 我从不去想。

“就是目前要借政治和经济力量，图一时之利，亦竭力避免。因为照我这样一 个人，有如此生活，在个人觉得也算满意，假使我们的政治、经济都使个个人都能 达到我这样的生活水准，也可以说是好到极点。”

陈果夫的收入，除了工薪外，最主要的就是稿费了。

陈果夫的稿费是颇高的。

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卫生之窗》、《儿童卫生歌》稿费16298．12元；《中国教 育改革之途径》67200元；《医生漫谈》3000元。

陈果夫一般不接受别人的赠金，“1948年，陈在上海治病，因费用过高，转经 医疗费相对低些的台湾治疗。

临行时，一些CC分子去看他，问是否需用钱，被他拒绝。

中央合作金库以出房租的名义，赠他4000美金，被他拒绝。

二陈没有什么家财，这为解放后清理四大家庭资产所证实。

建国后，曾专门在四川的重庆、成都、上海、南京等地严查“四大家族”所属 官僚资本，但查出来的属于二陈个人的，几乎没有。

二陈揽的主管的各种经济结构，基本上都属于官方所有，一旦离去，即无所留。

陈果夫的秘书袁英林曾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

二陈两家公馆，都各有秘书室。

陈立夫有四个秘书，都是他的同乡亲戚。

陈果夫有三个秘书，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陈世杰，是他的外甥，还有一个 梁渊，是他外甥女婿的弟弟。

秘书的日常工作是办理来往函电，转送来往文件，接待来访客人，随从外出记 录，我还另外办理中华教育电影制版厂指导委员会的事。各家秘书室，各自办理各 家的事，互不相干，必要时也有些联系。

据我三年多时间的观察，平日两家生活，都比较俭朴，没有铺张浪费的现象， 像一个普通家庭。门前无警卫，只有一名传达。外出时，一部小汽车，一个司机， 一个随从副官。不像孔祥熙那样，每一个行动，小包车几部，随行人员一群，前呼 后拥，夸耀示众。

陈果夫患肺病几十年，不管到哪里去，衣服袋里总是装一个特制的小痰盂，讲 话时就摆在讲台上，随时吐痰，完了又装进衣袋。

我在他家生活多年，总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每天吃饭总是一桌人，陈氏夫 妇，三个秘书，还有经常住在他家的小姨子朱畹芝，一个侄媳妇华慧君，一个外甥 俞惠芳。

陈果夫除吃一般饭菜而外，有时单独给他做碗鸡汤。这个鸡汤，别人不动，总 得两三顿才吃完。为了防止肺病传染，他们习惯地都是每人两副碗筷，一双是夹公 共菜用的，一双是自己直接吃饭用的。

每天晚饭后，陈果夫都习惯地到会客室坐一会儿，有时讲些往事和时事。听陈 果夫讲故事，这是他们家人点的节目，也是一天中最轻闲最悠闲的时间。

因为陈果夫是老肺病，延至抗战后期，肺已溃烂得厉害，并在左后背穿孔，每 天从穿孔处抽脓，所以，每天有医生来治疗下药，还有从西藏来的一个修道女名叫 于仞兰的给推拿按摩。

尽管如此，陈每天总是坚持工作，该开会就去开会，该讲话就去讲话。他的日 常工作中，除处理批阅函电文件外，每天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接待约定谈话或临时来 访的人员。

凡来访的人，都把名片递到秘书室，由秘书登记后把名片送给陈看，需要接见 的，就在候客室等候；不需要接见的，由我们婉言辞却。

陈在会客时，有时时间过长，感觉疲倦，有时客人讲话过于冗长，听得不耐烦， 陈往往利用名片背面，给谈话的人画像，这是消遣，也是不耐烦的表现。·

秘书室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第一是密电码，共有20几本，都是名省市 的主席、厅长或做其他工作的人，约好与陈果夫直接秘密联系使用的特定的电报本。

收发电报，都由我们翻译转出。这部分密电码本和陈果夫的私人印章，都装在 一个手提皮包里，由我们保管。

当时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空袭警报频繁，每次躲空袭，进防空洞， 密电码提包就是我们不离手的重要物件。

第二是处理文件的分等，因为陈果夫兼侍从室第三处（人事处）主任，来往文 件函电，大部分是有关人事更换制度及介绍工作的事，这里边有轻重缓急、重要次 要之分。除了机密文件我们拆封，直接送给陈果夫处理外，一般文件均由我们着手 处理，这些文件一般分三类，一是陈果夫的亲笔信；二是我们起稿誊清，陈果夫签 名；三是我们起稿誊清，盖陈果夫的印章，这就是重要次要的分寸。第三是特别费， 每逢年终，蒋介石就有一笔不公开的特别费，拨给陈果夫自由支配。凡是与陈果夫 有直接关系的人，陈的头脑中有一本无形的账，除夕前，陈把特别费中的一部分， 分别送给这些人，每人10元、20元、30元不等，不论多少，都由纸封好，送到每个 人的手里，名日“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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