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各方面机会迫使CC派彻底解体。

1958年7月，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上，蒋介石提出党员要重新登记。

蒋介石要制订党的“规约”，凡愿登记者必须宣誓，尊重组织，服从党魁。登 记后，党员重新编组并整顿纪律。登记的目的是使党员“执行中央党部的决定而不 再分歧，笃信革命的领导中心而不分派系。”

很明显，这次登记主要是冲CC派来的。

蒋介石声称：“这是本党对党员最低限度的要求，和我对全党同志最迫切的呼 吁。”

蒋介石劝谕全党：“今日我们在台湾已到了最后的地步，如果再退一步，只有 一齐跳海，同归于尽了……因此，大家必须不分彼此，不计恩怨，只要共同努力， 相互规劝，开诚布公，相忍为国。至少也可互助互谅，一致御侮，万不可发生摩擦， 自相矛盾，反被仇者所快，甚至被其乘虚抵隙，重蹈民元以来，本党的覆辙。”

蒋介石针对CC派的“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说：“我也知道有些在中央 级民意代表同志，以为其今日对党已无所望，更无所求，故其再作党员只有负担， 并无利益，所以我在今日决不怪大家对党失望或失态，亦不怪大家对主义和领袖失 去了信心。……所以，我总是不断为他们研究出路……最后研究结果，只有提出这 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凡是其有不满反共革命现状，或已失去其对党与领袖信心的， 都可在此登记时期，不再登记，就算是脱离本党，还他自由。”

显而易见，蒋介石已给CC派的老党员找好了出路，迫使他们就范。

当时，国民党中央很多党员都担心不登记的人过多会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把上 百名享有终身制的CC派“中央民意代表”推出去，对国民党简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蒋介石似乎早料到了这一点，他说：“预料这次登记，其不愿意登记、不参加 编组的人，当不在少数。”

但蒋介石执意要搞，并以孙中山关于“革命党员贵精不贵多”的话训勉全党， 可见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恰恰在这个时候，党外的自由分子发出“组织反对党”的呼声，并准备吸收国 民党内的“自由民主人士”参加其中。国民党不想为渊驱鱼，加之此时金马地区又 出现紧张局势，于是“登记”一事顺势搁起，CC派得以继续扮演其“忠诚反对派”。

1958年，陈诚“内阁”提出“电力加价案”，请“立法院”批准将台湾电费加 价54％，CC派的开明“立委”认为，此项涨价是为应付电力扩充资金，应从其他渠 道另辟财源，不能把负担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为此案，“立法院”内掀起争论，企图阻止“加价案”的通过。

实际上，电力加价是为了用经济杠杆刺激电业发展，从而为台湾工业进一步发 展打好基础，无可非议。

CC派“立委”之所以干预此案，一则是因为此项加价必将导致物价全面上涨， 一般老百姓的消费心理难以接受，故站在“民意代表”的立场上“为民请愿”，二 则也是因为前此不久在“出版法修正案”的辩争中，CC派被迫转变立场，招人非议。 故抓住这次机会，卷土重来，以便挽回面子，修补其政治形象。

斗争的结果是“行政院”被迫同意把电价上涨幅度从原定的54％降低到32％。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1960年，陈诚“内阁”再次提出“电力加价案”，要求电费上涨36％，CC派 “立委”则再次站出来干预。

对于CC派此次行动，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坚决。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议，开除领头闹事的CC派立委齐世英党籍，并严令党籍“立委” 必须执行“中央决议”，无论个人意向如何，表决时必须投票赞成，于是，“电力 加价案”强行通过。

齐世英被开除党籍前，曾于1959年3月，在“立法院”开会组织质询时，提出 “裁减军队”，“开放言路”、“从速召开反共救国会议”，“至少在台湾、澎湖 非临战地区，应先解除戒严今”等项要求；并陈述民间说法，称台湾省有五害： “党部、特务、司法、税务、警察。”

被开除党籍以后，齐世英加入雷震等人的组党活动，成为新党内定的5名“中央 常委”之一。

齐世英的这些举动，得到一部分CC成员的暗中同情和支持。当时雷震等人计划 由国民党内的开明派，党外知识分子，民、青两党成员在台湾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 共同组党。

新党内定的“中央秘书长”雷震代表党外知识分子，5名常委中的李万居、高玉 树代表台湾地方势力，杨金原代表民社党，杨毓滋代表青年党，而齐世英其实就是 国民党内开明派的代表。

这些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1960年9月4日，国民党逮捕了雷震。9月28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对党 内“不良分子”加以整肃。

蒋介石在会上作《党的基本工作和发展方向》的报告。

蒋介石指出：“时至今日，本党的现象，可以说是党德败坏，党纪废弛，已到 了极点……我们的党员，却仍然继续对党、对同志、对政府，攻击侮辱，不遗余力， 仿佛党一日不倒，他就一日不快。这些人在精神上本已脱离了党，背叛了党，但他 却还要留在党内，来搅乱革命，破坏主义，这就无疑于渗透了我们革命阵营里的敌 人，较之公开脱党叛党的，还要来得危险！”

当时，蒋介石曾想开除一批CC派党员，但终于在部属的劝说和本人反复思考之 后，改为党内解决的方案。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对曾在《自由中国》撰文的CC派“监委”曹德 宣，曾在“立法院”内为雷震抱不平的CC派“立委”费希平、胡秋原，以及出任雷 震律师，竟敢“同党打官司”的梁肃戎等分别处以党内警告、停止党权3个月、停止 党权1年等处分。

蒋介石怕CC派的立委们一下子接受不了，又对CC派的某些人“示思”。

蒋介石让CC老将陆京士出任“中央党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在”立法院、 监察院”和“国大”国民党党团中，也为CC派留出委员名额，以平息该派的对立情 绪。

国民党八届三中全会特意通过了《促进海内外反共爱国人士团结合作案》，强 调“从加强党内的团结来加强海内外反共人士的团结”。

为了收服CC派，蒋介石可谓费煞心机。

不久，CC派与主流派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冲突。

起因是蒋介石为加强对“立法院”的控制，决定接受CC派的张道藩辞去“立法 院长”职务，并提出由亲蒋经国的黄国书和倪文亚为新任“立法院”正、副院长。

张道藩是“改造”运动后仍保持了“中常委”地位的极少数CC要员之一。此后， 实际上他已改换门庭，但碍于本派系的历史关系且不满于本派系受压，他又不能完 全站在蒋氏父子一边压制CC派。

张道藩当“立法院长”9年，“立法院”可以说是一天也没平静过。以蒋氏父子 为代表的“中央党部”认为张道藩不能协调“立法委员”配合党的政策，而扮演 “忠诚反对派”角色的CC派开明分子则认为张道藩过于屈从上层压力。

张道藩两头挨骂，心里感到憋屈，几次想甩手不干，先后曾交了14份辞呈。

蒋介石毕竟老谋深算，他考虑到惟有张对CC派“立委”能施加影响，所以一直 没有批准张的辞呈。

1961年2月，蒋介石看时机已到，决定以强硬的手段彻底肃清CC派，所以批准了 张道藩辞职。

张道藩的下台，无疑是CC派的一大失败，从此，“立法院长”一席完全与CC派 绝缘。

CC派们并不甘心失败，既然失去了院长的宝座，便急功近利地争取副院长的位 置，以求得心理平衡。

这下，新的斗争又出现了。本来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副院长候选人是倪文亚，而 CC派却串通了民、青两党的立委，推出邓翔宇与倪文亚竞选。

蒋介石闻之勃然大怒，再次以党纪约束CC派，强令他们投票赞成倪文亚。

2月28日，在国民党中央的“保驾”下，黄国书、倪文亚分别当选“立法院”正、 副院长。‘

蒋介石特意点出CC派立委杯葛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他说：“在 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 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一个党员吗？这还能算革命干部吗？而中央纪律 委员会也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对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 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吗？”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但重新登记工作仍迟至一年以后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中，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力求平息CC派成员的对立情绪。

软硬交攻的结果，终于促成了CC派的分崩离析。

以莫营言、刘振东、潘廉方、刘锡五、蒋公亮等为代表的一批“立法委员”， 不愿意过分地得罪蒋氏父子，他们从CC派中分化出来，另组“中社”以标榜中立。

以后青年党的李公权、民社党的周树声、无党籍的战庆辉等也加入“中社”。 这批人与“立法院”的主流派“座谈会派”保持距离，但也不认同CC派开明“立委” 的“反对派”立场。由于他们办有《民主宪政》半月刊，因此也被称为“民主宪政 杂志社派”。

另外一些较年轻、政治野心较大的CC派“立委”，力求仕途发达，逐渐向主流 派靠拢。

这批人以潘衍兴、张斋哲、王大任、陈桂清、黄强、武誓彭、丑俊坡为主要成 员，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取积极的支持态度，与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的CC派成员 则日益疏远。由于这批人向国民党中央认同，故被称为“新中央派”。

这两派脱离CC派以后，还有以梁萧戎、吴延环、张子扬为代表的一批人，继续 坚持开明立场，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

但此时这些人在党外失去“自由分子”的呼应，在“立法院”也居于绝对少数， 实际上已成不了什么气候。在国民党不断加强党纪，不断逼他们在“忠诚”和“反 对”之间选择时，只有个别人如费希平在受到“停止党权一年”处分期满后，拒绝 重新办理登记，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62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

会议决定分3批进行党员总登记。第一批登记对象为“中央”从政党员，包括各 “部会”首脑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等，共约1800余人。

第一批登记期限为12月ZI日至年底。第二批登记对象是省级从政党员的省议员； 第三批是一般党员。预计分别于1963年1月和2月登记完毕。

这次登记规定，凡愿登记者必须在“实践规约”上签名，若有党员认为他对政 治方向的看法与党的路线不符合，可不登记，即为脱党。

如逾期不办理登记也以脱党记。

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为99．99％，只有0.01％没有登记，一般党 员登记率为99．36％，只有0．64％没有登记。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党员愿意接受重新登记。蒋介石称之为“获得了出人意料 之外”的成效，并称他本人从登记结果中“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的发现， 所以乃得转部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

原本蒋介石设想的“总登记”，是要每个登记都作在签署“实践规约”以外， 还要当众宣誓，后因许多党员反对，便把宣誓一项取销，而以“实践规约”为“信 誓之所在”。

“实践规约”的基本内容，除了“遵奉总理遗教”、“实现三民主义”等套话 外，主要是强调“服从中央”、“严守党纪”、“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实际上 是要求每个党员做蒋介石的驯服工具。

登记之后，国民党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和政治需要，对党员重新进行编组，并 注重党小组长的甄选和辅导，加强党小组的活动。

蒋介石还提出把每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之后，在小组会议 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

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当总登记以后．大家亦皆能遵守誓约，根据党的领导来 活动，这在各级组织，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蒋介石还讲道：“目前小组会议。据报半数由假记录所取代，小组一部分几乎 名存实亡。大批农工党员因为不会托人签名，不会制造记录，而被开除了党籍党员 规避小组义务，视小组活动为儿戏，小组长竟有连任到23次之久者。”

上两段话，充分表明“总登记”及其后国民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是使CC 派就范。即所谓：“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此后，CC派在“立法院”内的势力基本解体，梁肃戎。吴延环等虽仍被人称为 CC派，但其实应该说是CC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开明派”；而且他们既然签署了 “实践规约”，等于已向中央屈服。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批人的“反对派”角色日益淡化，有时在“立法院”内， 反对“行政院长”，搞搞‘叫、骂大帮忙”，有时在党内为“民主自由”呼号几声， 如此而已。

但在“监察院”内，CC派仍有一定能量。这是因为国民党“宪法”规定，只要 有一名“监委”提议，9名以上“监委”审察及决定，便可提出对“中央”及地方公 务人员的弹刻案。

因此，CC派“监委”的人数虽少，但还可以呼风唤雨。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CC派的曹德宣等5名“监委”对雷震进行复查，使国民 党中央颇为不快。

因此，这次复查虽然查出大量问题，但最后结论都仍维持原判的“确定性”与 “既判力”。

从主观上讲，这是CC派不愿与“中央”过分对立；从客观上讲，它也不具备否 定原判的实力。

此后，在蒋介石一连串的指责恐吓下，CC派的“监委”心惊胆战，实施总登记 时，他们全部参加。

“监察院”内的国民党党团，也加强了对本党籍“监委”的控制与监督。

1965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令开除“监察委员”曹德宣党籍。理由是 他在《自由晚报》上撰文，有鼓吹“两个中国”的倾向，有“违基本国策迎合分歧 分子”。这是对“监察院”内CC“开明派”的当头一棒。

10月，“监察院”副院长改选问题提人日程，国民党中央提出张维翰为候选人， 而CC派的于镇洲却公然抗拒党令，出头竞选。

10月16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张维翰以一票之差落选，而于镇洲也未得到法定 多数的赞成票。

蒋介石闻讯大怒，原投于镇洲的票的党内“监委”必须改选张维翰，否则一律 开除出党。

10月2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张维翰终于在“党鞭”的挥舞声中当选。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开除于镇洲党籍。

次年2月，又开除了帮于镇洲竞选的CC派“监委”曹启文党籍。

这些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对整顿党籍、压制CC派确实下了决心。

1966年8月，于镇洲等发起反击，在20天之内，相继弹劾“财政部长”陈庆瑜、 “经济部长”李国鼎、“台湾银行”董事长陈急修和总经理毛松年，造成全岛的巨 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连压带哄，阻止了“监委”们对另外三位政策性贷 款案的追究。

9月，台湾警方破获一起大量盗窃黄金案。

顺藤摸瓜，又发现在降低黄金进口税率的问题上，有若干“中央民意代表”总 受不法海商的贿赂而滥用职权，其中“监察委员”于镇洲、孙玉琳、郝遇林等涉嫌。

9月底，于镇洲等人被逮捕，次年判刑。

1968年1月，这些人因服刑被取销“中央民意代表”资格。

于镇洲、孙玉琳等“监察委员”被判刑，虽然有卷人“黄金案”的原因，但也 可视为台湾当局对“不听招呼”的“中央民意代表”开始大动干戈了。

此案以后，“监察院”年度纠弹数目直线下跌，所纠弹官职级也明显降低，派 系之间的分争也随之淡化。

至此，CC系的势力完全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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